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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外国赚到钱，拿回中国，有什么不好？身为中国人，回想起我生长于抗日战争期间，国家被侵略，面对贫病、失学，于是发誓要终我一生，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这就是对我最女的回报。
我深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2013年11月22日下午两点半，香港黄金地段之巅。长江集团中心顶层70楼。雄踞华人首富宝座15年的李嘉诚在会议室接受专访。一开口就对《南方周末》2013年11月7日有关其“撤资”风波的专题报道作出了回应。一墙之隔就是李嘉诚的办公室，横跨52个国家的李氏商业帝国的指挥中心，俯瞰着整个维多利亚港。已经85岁的李嘉诚只要在香港，每周一至周五均在此办公，周六也上半天班。办公桌上。干净得没有一张纸，他说这是因为多年来习惯了“今日事今日毕”。桌头的水晶相框中，是一幅他自己写的小笺：求万事之荣，不如免一事之辱；邀千人之欢，不如释一人之怒。
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李嘉诚的平静让人印象深刻。除了开场和另一个瞬间，其余时间里他都语速平缓，声调平和，即使被直接问到对于死亡的看法。这个从二战的战乱中走过来的85岁老人，多次反复表达他对国家与民族的感情。他说他不是一个完人。但“从过去到现在。问心无愧”。
现在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经济更开放
李嘉诚：说长和系“撤资”是一个大笑话。我告诉大家，以2013年为例，长和系总毛收入约为4300亿港元。投资海外（新西兰和荷兰）基建项目则是130亿港元（17亿美元），实际动用的资金只有80亿港元（10亿美元）。仅占长和系总毛收入不足2%；同时，我们2013年在香港的货柜码头项目也投资了40亿港元，这样怎能说是“撤资”？真是天方夜谭的笑话。“撤资”这个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成立的。我们在世界52个国家都有投资和营运，包括地产在内，集团曾经在不同国家出售业务，有的赚了超过1000亿港元。赚数百亿元的也有不少，别人一句批评都没有。以在新加坡投资为例：这二三十年来。我们与当地政府关系非常融洽，而出售物业总值以百亿元计。过去两年多园地价上涨。在当地买不到合适的土地，现时只余不足1%的住宅单位尚未出售，也没持有任何收租物业，却从未被新加坡方面批评我们“撤资”。有时在某国家出售业务后，有新机会时又再重新加大投资，当地亦视为平常事，绝无引起任何传言。企业按照法律经营，赚得盈利后再投资其他任何地区。或因经营不善亏损、业务回报低或前景欠佳而退出，均属纯商业决定。在香港，如价钱合理。会继续买。也可能会卖掉外国一些资产，或将资产上市，并不稀奇。高卖低买本来就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但我经营国际性业务超过30年，今次是第一次听到来自香港所谓的“撤资”评论，在全球其他地方前所未有，然后又传到内地去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撤资”这两个字是用来打击商界、扣人帽子的一种说法。不合时宜，对政府和营商者都是不健康的。
记者：但是最近你的确在连续出售内地和香港的一些物业和资产，这是作何考虑？
李嘉诚：用出售物业和资产作为“撤资”的例子，是可笑的。地产是我们核心业务之一，但集团收租物业所占比例不高，在香港的最佳地段如中区，用作长期收租的写字楼物业总面积约有380万平方英尺（约为四十余万平方米——编者注），总市值不少于1300亿港元。包括自用或曾用作总部的华人行、长江集团中心、和记大厦、中环中心和其他重要地段的商场等；内地方面，位于最佳地段的收租物业包括上海、北京如东方广场等亦约有500万平方英尺（约55万平方米——编者注），总市值至少400亿港元，内地、香港两地收租物业市值共1700亿港元，此外集团和我私人持有的全部海外收租物业市值只是内地、香港两地的千分之五。然而。与其他大型地产发展商相比，我们无论在国内或国外，所持的收租物业规模都属较小，其他全属于大型住宅发展项目，建成后90%以上会出售。余下商业部分如商场即使留作收租用途，也会在将来时机成熟时出售。酒店及服务式住宅则属长期经营项目，但中间亦会出售。一切地产买卖都是正常商业行为。没有“撤资”的事，日后出售业务也都跟“撤资”没有关系。如果我真要“撤资”，那么最容易的就是“迁册”（香港人将公司迁移注册地称为“迁册”——编者注）。我一定不会“迁册”。长和系永远不会离开香港。不过规模的大小是另一回事，主要看情况而定，我有百分之百的责任保护股东的利益。作为一家国际性综合企业和负责任的上市公司，对经济发展循环及业务回报条件常常要带高度警觉思维，灵活调整是很正常和重要的运作。否则，如果你是投资者，也不会投资一家对股东不负责的公司吧。
记者：如果股东利益和国家的情况出现分歧呢？
李嘉诚：不会有什么分歧。现在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经济更开放，我这么爱自己的国家，一定会留意经济怎样改革，农民生活因土地变成资产而改善，还有国企盈利上缴30%以改善人民生活，这些绝对是好事。国家鼓励企业到外地投资，我在外国投资方面算是走前一点，可以说成功吧！
我一生的原则是不会去赚最后一个铜板
记者：你目前出售的资产多为地产，你怎么看香港和内地楼市？
李嘉诚：内地房地产过去持续上涨，往往以高于市值的价格也无法投得土地。内地政府部门都说要对房地产进行打击，价格太高。不听他们的话。还可以听谁的话？现在价格的确涨得太高。一般老百姓买不到，投资地产的公司也有危险。过去两三年我们买入的项目较少。香港地价高，已看到不健康的趋势……内地的地价也飞涨，我们也无法成功投得土地。若地产业务继续艰难地经营，高价投地而亏本，就是对不起股东。我们是一家小心经营的公司，长实今天的负债比例是4%，和黄是21%，还有在加拿大的Husky，负债比例只有12%，以这么大规模的公司而言。属于低的比例。这是我做生意的原则，对于债务和贷款问题，非常小心处理，如履薄冰。我从1950年开始做生意，到今天已经六十多年，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也一路走过来。我一生的原则是不会去赚最后一个铜板，就是最后那分钱，要很小心。 记者：关于包括李家在内的几大富豪家族，香港有个流行的说法叫“地产霸权”。你认为是吗？
李嘉诚：“地产霸权”实在是一个笑话。我们是国际综合企业，地产只是其中一类业务，别人借地产攻击我们。但我们买（土地）少了，大家高兴才对！大家都知道香港地产市场一直由政府政策主导，不论从土地供应到投地条件的设计、房地产税务政策等等，并非地产商决定，因此“地产霸权”并非属于地产商。
记者：你曾经说过，财富的增加到了一个程度，便不会带来更多安全感。但如果财富继续增加。是否带来不安全感？
李嘉诚：不会。
记者：这是你最艰难的时候吗？
李嘉诚：不是。我的最艰难时候是十三四岁。12岁时，日本侵华，我和家人从潮州来到香港，后来日本入侵香港，母亲带着弟妹回到潮州，我与父亲留在香港。日本统治香港期间，没有什么好日子可以过，13岁父亲因肺病住进医院，不够一年，他去世。照顾父亲这段时间我因为喜欢看书，发现自己也有肺病，病情接近危险阶段，但我告诉自己不能死。身为大儿子，为了母亲和弟妹，为了前途，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时也不停抢学问，到旧书摊买旧书看，其中包括老师使用的教科书，跟谋生有关的书。三年零八个月的岁月，知识比得上一个中学毕业生，这段日子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病看过一次医生。即使是最艰难的日子，我也是充满信心。
我在外国赚到钱，拿回中国。有什么不好？
记者：财富对你意味着什么，你曾经表达过对内心的高贵的向往。
李嘉诚：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寐，内心萦绕着很多问题。思潮起伏，结果直至凌晨，直到一个答案涌上心头，令我豁然开朗：我顿悟了把基金会视作我第三个儿子的道理，这样我会全心全意爱护他，给他分配财产，使他获得所需资源，落实一切公益项目，把我的心愿永远延续下去。在财富要代代相传的传统观念中，将基金会视为自己的孩子，可以鼓励传承，期望这种想法能在中国人社会扩大和延续。基金会并不向外募捐，捐款人只有我一人，资金的大部分是基金会现有已投资项目的固定收入，另有部分是来自我个人从香港和外国投资所获收入、缴完税后再注入的。我订明基金会所有收益，绝不惠及本人、家族或董事等等，也就是说他们都不能从中获得收入。基金会已拥有我三分之一的资产，至今我已捐出145亿港元，如有良好的项目，将不断地继续支持，希望能对我们民族有贡献。2013年，基金会在内地及香港已捐付及承诺之数目达40亿港元，是历来最高的一年。虽然我在全球不少国家经营业务，大部分收入都从外国赚取而来，每一分毫都是税后才注入（基金会）的。但我规定基金会80%以上的捐款用于大中华地区，不超过20%的用在海外。我在外国赚到钱，拿回中国，有什么不好？
记者：对于基金会。你不仅出钱，还出力，这是为什么？
李嘉诚：我对赚钱的重视程度不及捐钱。身为中国人，回想起我生长于抗日战争期间，国家被侵略，面对贫病、失学，于是发誓要终我一生，让基金会拥有旺盛的生命，有能力继续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我视教育、医疗和公益慈善是终生不渝的事业。基金会主要做两大范畴：教育、医疗。在内地，我们有很多个项目在不同地方做了十多年，现在仍继续做，我们守信重诺，承诺的捐款均100%如期或提前捐付。除了捐钱，也亲力亲为，投入不少时间心血，使得来之不易的金钱用得其所，令项目受助人受惠最大，能如此，是我最大的快乐。我喜欢简单生活，我追求的是付出个人力量，协助社会进步。有能力从事公益事业，是一种福分，从中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有能力的人，要为人类谋幸福，这是“任务”。如果是为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有益的事，即使卑躬屈膝我也在所不辞；但若是为个人名利或公司利益，我绝对不会这样做。也以捐建汕头大学为例，成立至今三十多年来，我坦然面对任何困难甚至是忍受屈辱，对汕大也不离不弃。
记者：你是重视声誉的人，做慈善是否求名声？
李嘉诚：我不理别人怎么说，我的决心就是继续做下去。投入公益慈善事业是我终生职志，绝不求名利。在汕大，即使基建、设备90%款项由我支付，任何一个角落也找不到“李嘉诚”三个字，我捐建汕大只想做出成绩。很久以前捐款支持潮州两所大型医院，市政府领导曾游说写上我的名字，我不肯。他们于是建议写上我父亲名字，我也不肯，我回答说：先人如果有知，父亲一定认同我的做法；如果并不知道，那么写也没有意义。而且我更说笑，如果真的写上父亲的名字，将来拆掉更不好。
记者：你投资了包括Facebeok在内的许多高科技企业。你已经85岁了，怎么投资高科技？
李嘉诚：85岁，就不能爱科技吗？我对新科技深感兴趣，令我的心境年轻化。18世纪工业革命由英国开始；21世纪则是科技革命，不少行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水利、能源、医疗、生命科技、电讯、互联网等均有突破性的发展，投资机会数之不尽，应接不暇。我喜欢新科技，私人参与投资的科技公司有60家，也越来越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有一项关于农业的项目，一样的土壤、一样的水源，不改农作物的基因，可以增加三分之一的产量，若这不是新科技，那是什么？现在已证明这项新科技是成功的，并在国内进行试验。我非常喜欢看书，追求最新的科技知识。我非常留意与自己从事行业有关的新信息和发展转变，无论做什么生意，你一定要喜欢它和爱它，这样才有进步。
记者：你这一生经历很多，到现在还在勤奋工作，是什么支撑你的一生？
李嘉诚：我12岁因战乱来到香港，一直好好地做自己应做的事。假如我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便无法活到现在。
记者：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
李嘉诚：走正路，有理想，作为中国人，对自己民族作出贡献。有理想地做生意，有理想地做自己。
记者：你内心最重要的是什么？
李嘉诚：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可以站得牢，挺得腰。有人问我这么忙碌，为什么仍然那么精神？除了运动，我内心安稳，精神没有困扰，自己没有特别的要求，做对人类和民族好的事，便感到开心。 记者：有没有退休计划？
李嘉诚：没有。世界波动很大……但我已做好退休准备，大儿Victor随时可以接棒，很多同事跟随我工作很多年，我没有担心。
记者：你如何评判自己对香港的贡献？
李嘉诚：不要问这些问题，我仍然很活跃，对未来充满期盼。
记者：85岁回首过去，你觉得自己做得好与不好的地方有哪些？如果从头开始，会有哪些变化？
李嘉诚：我一生勤奋，不停地抢学问，面对不开心的事仍然保持愉快心境，因而此生无憾，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拥有的资产一分一毫均从正途而来；即使有容易赚钱的机会，但对有些行业也坚决不参与。遗憾的事是不早点成立基金会。我自问无论如何努力，仍发现没有一个人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可以重新开始，我可能会考虑选择参政（笑）。
记者：你在内地开展对癌症病人提供临终关怀项目，你怎么看待生命的终结？
李嘉诚：内地喜欢做这类服务的人并不多（因为病人会去世），反而其他如儿童项目较多人喜欢做，因为回报高。一个非常冷的冬天，一个朋友患肿瘤，进了私家医院，我探望他，他看见我非常高兴，双手拉着我的双手，要我坐在床边；朋友后来睡着，拉着我的双手也没有放开。我心里想，这个朋友很富有，得到很好的医疗照顾，但因肿瘤而痛楚不已。内地贫穷的癌症病人没钱接受治疗，生活怎样过？于是立即想到开展宁养服务，我不喜欢“临终关怀”，改为“宁养服务”。汕头大学医学院设立第一家宁养院。我告诉所有宁养院的负责人，现在使用的药可帮助病人减少80%的痛楚，假如新药可帮助病人减少90%痛楚，即使价格贵一倍，他们也不用问我，立即转用新药。能够帮助贫困病人减轻痛楚，实在是有意义的事。宁养计划已做了十多年，在内地及香港至今已有42所宁养院。日后若国家愿意做这类的事，我可以停下来；否则，虽然没有回报，我还是会继续支持这类服务。
记者：你害怕死亡吗？
李嘉诚：我不惧怕死亡。假如我是一盏灯，能够照着一条路，还有留下有生命的基金会，只有政治可以破坏它，因为不是我所能控制，不然没有人可以破坏这个基金会，我的儿孙及董事不能从基金会得到任何利益。
记者：百年之后，你希望后人如何评价？
李嘉诚：不会想这些事情，更加不会自我评价。从过去到现在，我都是问心无愧。世界没有完人，我只是尽量用知识和感觉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如果真的要写墓志铭，我会选择一直支持我每天充满斗志的两句话：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我深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2013年11月22日下午两点半，香港黄金地段之巅。长江集团中心顶层70楼。雄踞华人首富宝座15年的李嘉诚在会议室接受专访。一开口就对《南方周末》2013年11月7日有关其“撤资”风波的专题报道作出了回应。一墙之隔就是李嘉诚的办公室，横跨52个国家的李氏商业帝国的指挥中心，俯瞰着整个维多利亚港。已经85岁的李嘉诚只要在香港，每周一至周五均在此办公，周六也上半天班。办公桌上。干净得没有一张纸，他说这是因为多年来习惯了“今日事今日毕”。桌头的水晶相框中，是一幅他自己写的小笺：求万事之荣，不如免一事之辱；邀千人之欢，不如释一人之怒。
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李嘉诚的平静让人印象深刻。除了开场和另一个瞬间，其余时间里他都语速平缓，声调平和，即使被直接问到对于死亡的看法。这个从二战的战乱中走过来的85岁老人，多次反复表达他对国家与民族的感情。他说他不是一个完人。但“从过去到现在。问心无愧”。
现在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经济更开放
李嘉诚：说长和系“撤资”是一个大笑话。我告诉大家，以2013年为例，长和系总毛收入约为4300亿港元。投资海外（新西兰和荷兰）基建项目则是130亿港元（17亿美元），实际动用的资金只有80亿港元（10亿美元）。仅占长和系总毛收入不足2%；同时，我们2013年在香港的货柜码头项目也投资了40亿港元，这样怎能说是“撤资”？真是天方夜谭的笑话。“撤资”这个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成立的。我们在世界52个国家都有投资和营运，包括地产在内，集团曾经在不同国家出售业务，有的赚了超过1000亿港元。赚数百亿元的也有不少，别人一句批评都没有。以在新加坡投资为例：这二三十年来。我们与当地政府关系非常融洽，而出售物业总值以百亿元计。过去两年多园地价上涨。在当地买不到合适的土地，现时只余不足1%的住宅单位尚未出售，也没持有任何收租物业，却从未被新加坡方面批评我们“撤资”。有时在某国家出售业务后，有新机会时又再重新加大投资，当地亦视为平常事，绝无引起任何传言。企业按照法律经营，赚得盈利后再投资其他任何地区。或因经营不善亏损、业务回报低或前景欠佳而退出，均属纯商业决定。在香港，如价钱合理。会继续买。也可能会卖掉外国一些资产，或将资产上市，并不稀奇。高卖低买本来就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但我经营国际性业务超过30年，今次是第一次听到来自香港所谓的“撤资”评论，在全球其他地方前所未有，然后又传到内地去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撤资”这两个字是用来打击商界、扣人帽子的一种说法。不合时宜，对政府和营商者都是不健康的。
记者：但是最近你的确在连续出售内地和香港的一些物业和资产，这是作何考虑？
李嘉诚：用出售物业和资产作为“撤资”的例子，是可笑的。地产是我们核心业务之一，但集团收租物业所占比例不高，在香港的最佳地段如中区，用作长期收租的写字楼物业总面积约有380万平方英尺（约为四十余万平方米——编者注），总市值不少于1300亿港元。包括自用或曾用作总部的华人行、长江集团中心、和记大厦、中环中心和其他重要地段的商场等；内地方面，位于最佳地段的收租物业包括上海、北京如东方广场等亦约有500万平方英尺（约55万平方米——编者注），总市值至少400亿港元，内地、香港两地收租物业市值共1700亿港元，此外集团和我私人持有的全部海外收租物业市值只是内地、香港两地的千分之五。然而。与其他大型地产发展商相比，我们无论在国内或国外，所持的收租物业规模都属较小，其他全属于大型住宅发展项目，建成后90%以上会出售。余下商业部分如商场即使留作收租用途，也会在将来时机成熟时出售。酒店及服务式住宅则属长期经营项目，但中间亦会出售。一切地产买卖都是正常商业行为。没有“撤资”的事，日后出售业务也都跟“撤资”没有关系。如果我真要“撤资”，那么最容易的就是“迁册”（香港人将公司迁移注册地称为“迁册”——编者注）。我一定不会“迁册”。长和系永远不会离开香港。不过规模的大小是另一回事，主要看情况而定，我有百分之百的责任保护股东的利益。作为一家国际性综合企业和负责任的上市公司，对经济发展循环及业务回报条件常常要带高度警觉思维，灵活调整是很正常和重要的运作。否则，如果你是投资者，也不会投资一家对股东不负责的公司吧。
记者：如果股东利益和国家的情况出现分歧呢？
李嘉诚：不会有什么分歧。现在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经济更开放，我这么爱自己的国家，一定会留意经济怎样改革，农民生活因土地变成资产而改善，还有国企盈利上缴30%以改善人民生活，这些绝对是好事。国家鼓励企业到外地投资，我在外国投资方面算是走前一点，可以说成功吧！
我一生的原则是不会去赚最后一个铜板
记者：你目前出售的资产多为地产，你怎么看香港和内地楼市？
李嘉诚：内地房地产过去持续上涨，往往以高于市值的价格也无法投得土地。内地政府部门都说要对房地产进行打击，价格太高。不听他们的话。还可以听谁的话？现在价格的确涨得太高。一般老百姓买不到，投资地产的公司也有危险。过去两三年我们买入的项目较少。香港地价高，已看到不健康的趋势……内地的地价也飞涨，我们也无法成功投得土地。若地产业务继续艰难地经营，高价投地而亏本，就是对不起股东。我们是一家小心经营的公司，长实今天的负债比例是4%，和黄是21%，还有在加拿大的Husky，负债比例只有12%，以这么大规模的公司而言。属于低的比例。这是我做生意的原则，对于债务和贷款问题，非常小心处理，如履薄冰。我从1950年开始做生意，到今天已经六十多年，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也一路走过来。我一生的原则是不会去赚最后一个铜板，就是最后那分钱，要很小心。 记者：关于包括李家在内的几大富豪家族，香港有个流行的说法叫“地产霸权”。你认为是吗？
李嘉诚：“地产霸权”实在是一个笑话。我们是国际综合企业，地产只是其中一类业务，别人借地产攻击我们。但我们买（土地）少了，大家高兴才对！大家都知道香港地产市场一直由政府政策主导，不论从土地供应到投地条件的设计、房地产税务政策等等，并非地产商决定，因此“地产霸权”并非属于地产商。
记者：你曾经说过，财富的增加到了一个程度，便不会带来更多安全感。但如果财富继续增加。是否带来不安全感？
李嘉诚：不会。
记者：这是你最艰难的时候吗？
李嘉诚：不是。我的最艰难时候是十三四岁。12岁时，日本侵华，我和家人从潮州来到香港，后来日本入侵香港，母亲带着弟妹回到潮州，我与父亲留在香港。日本统治香港期间，没有什么好日子可以过，13岁父亲因肺病住进医院，不够一年，他去世。照顾父亲这段时间我因为喜欢看书，发现自己也有肺病，病情接近危险阶段，但我告诉自己不能死。身为大儿子，为了母亲和弟妹，为了前途，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时也不停抢学问，到旧书摊买旧书看，其中包括老师使用的教科书，跟谋生有关的书。三年零八个月的岁月，知识比得上一个中学毕业生，这段日子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病看过一次医生。即使是最艰难的日子，我也是充满信心。
我在外国赚到钱，拿回中国。有什么不好？
记者：财富对你意味着什么，你曾经表达过对内心的高贵的向往。
李嘉诚：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寐，内心萦绕着很多问题。思潮起伏，结果直至凌晨，直到一个答案涌上心头，令我豁然开朗：我顿悟了把基金会视作我第三个儿子的道理，这样我会全心全意爱护他，给他分配财产，使他获得所需资源，落实一切公益项目，把我的心愿永远延续下去。在财富要代代相传的传统观念中，将基金会视为自己的孩子，可以鼓励传承，期望这种想法能在中国人社会扩大和延续。基金会并不向外募捐，捐款人只有我一人，资金的大部分是基金会现有已投资项目的固定收入，另有部分是来自我个人从香港和外国投资所获收入、缴完税后再注入的。我订明基金会所有收益，绝不惠及本人、家族或董事等等，也就是说他们都不能从中获得收入。基金会已拥有我三分之一的资产，至今我已捐出145亿港元，如有良好的项目，将不断地继续支持，希望能对我们民族有贡献。2013年，基金会在内地及香港已捐付及承诺之数目达40亿港元，是历来最高的一年。虽然我在全球不少国家经营业务，大部分收入都从外国赚取而来，每一分毫都是税后才注入（基金会）的。但我规定基金会80%以上的捐款用于大中华地区，不超过20%的用在海外。我在外国赚到钱，拿回中国，有什么不好？
记者：对于基金会。你不仅出钱，还出力，这是为什么？
李嘉诚：我对赚钱的重视程度不及捐钱。身为中国人，回想起我生长于抗日战争期间，国家被侵略，面对贫病、失学，于是发誓要终我一生，让基金会拥有旺盛的生命，有能力继续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我视教育、医疗和公益慈善是终生不渝的事业。基金会主要做两大范畴：教育、医疗。在内地，我们有很多个项目在不同地方做了十多年，现在仍继续做，我们守信重诺，承诺的捐款均100%如期或提前捐付。除了捐钱，也亲力亲为，投入不少时间心血，使得来之不易的金钱用得其所，令项目受助人受惠最大，能如此，是我最大的快乐。我喜欢简单生活，我追求的是付出个人力量，协助社会进步。有能力从事公益事业，是一种福分，从中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有能力的人，要为人类谋幸福，这是“任务”。如果是为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有益的事，即使卑躬屈膝我也在所不辞；但若是为个人名利或公司利益，我绝对不会这样做。也以捐建汕头大学为例，成立至今三十多年来，我坦然面对任何困难甚至是忍受屈辱，对汕大也不离不弃。
记者：你是重视声誉的人，做慈善是否求名声？
李嘉诚：我不理别人怎么说，我的决心就是继续做下去。投入公益慈善事业是我终生职志，绝不求名利。在汕大，即使基建、设备90%款项由我支付，任何一个角落也找不到“李嘉诚”三个字，我捐建汕大只想做出成绩。很久以前捐款支持潮州两所大型医院，市政府领导曾游说写上我的名字，我不肯。他们于是建议写上我父亲名字，我也不肯，我回答说：先人如果有知，父亲一定认同我的做法；如果并不知道，那么写也没有意义。而且我更说笑，如果真的写上父亲的名字，将来拆掉更不好。
记者：你投资了包括Facebeok在内的许多高科技企业。你已经85岁了，怎么投资高科技？
李嘉诚：85岁，就不能爱科技吗？我对新科技深感兴趣，令我的心境年轻化。18世纪工业革命由英国开始；21世纪则是科技革命，不少行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水利、能源、医疗、生命科技、电讯、互联网等均有突破性的发展，投资机会数之不尽，应接不暇。我喜欢新科技，私人参与投资的科技公司有60家，也越来越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有一项关于农业的项目，一样的土壤、一样的水源，不改农作物的基因，可以增加三分之一的产量，若这不是新科技，那是什么？现在已证明这项新科技是成功的，并在国内进行试验。我非常喜欢看书，追求最新的科技知识。我非常留意与自己从事行业有关的新信息和发展转变，无论做什么生意，你一定要喜欢它和爱它，这样才有进步。
记者：你这一生经历很多，到现在还在勤奋工作，是什么支撑你的一生？
李嘉诚：我12岁因战乱来到香港，一直好好地做自己应做的事。假如我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便无法活到现在。
记者：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
李嘉诚：走正路，有理想，作为中国人，对自己民族作出贡献。有理想地做生意，有理想地做自己。
记者：你内心最重要的是什么？
李嘉诚：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可以站得牢，挺得腰。有人问我这么忙碌，为什么仍然那么精神？除了运动，我内心安稳，精神没有困扰，自己没有特别的要求，做对人类和民族好的事，便感到开心。 记者：有没有退休计划？
李嘉诚：没有。世界波动很大……但我已做好退休准备，大儿Victor随时可以接棒，很多同事跟随我工作很多年，我没有担心。
记者：你如何评判自己对香港的贡献？
李嘉诚：不要问这些问题，我仍然很活跃，对未来充满期盼。
记者：85岁回首过去，你觉得自己做得好与不好的地方有哪些？如果从头开始，会有哪些变化？
李嘉诚：我一生勤奋，不停地抢学问，面对不开心的事仍然保持愉快心境，因而此生无憾，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拥有的资产一分一毫均从正途而来；即使有容易赚钱的机会，但对有些行业也坚决不参与。遗憾的事是不早点成立基金会。我自问无论如何努力，仍发现没有一个人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可以重新开始，我可能会考虑选择参政（笑）。
记者：你在内地开展对癌症病人提供临终关怀项目，你怎么看待生命的终结？
李嘉诚：内地喜欢做这类服务的人并不多（因为病人会去世），反而其他如儿童项目较多人喜欢做，因为回报高。一个非常冷的冬天，一个朋友患肿瘤，进了私家医院，我探望他，他看见我非常高兴，双手拉着我的双手，要我坐在床边；朋友后来睡着，拉着我的双手也没有放开。我心里想，这个朋友很富有，得到很好的医疗照顾，但因肿瘤而痛楚不已。内地贫穷的癌症病人没钱接受治疗，生活怎样过？于是立即想到开展宁养服务，我不喜欢“临终关怀”，改为“宁养服务”。汕头大学医学院设立第一家宁养院。我告诉所有宁养院的负责人，现在使用的药可帮助病人减少80%的痛楚，假如新药可帮助病人减少90%痛楚，即使价格贵一倍，他们也不用问我，立即转用新药。能够帮助贫困病人减轻痛楚，实在是有意义的事。宁养计划已做了十多年，在内地及香港至今已有42所宁养院。日后若国家愿意做这类的事，我可以停下来；否则，虽然没有回报，我还是会继续支持这类服务。
记者：你害怕死亡吗？
李嘉诚：我不惧怕死亡。假如我是一盏灯，能够照着一条路，还有留下有生命的基金会，只有政治可以破坏它，因为不是我所能控制，不然没有人可以破坏这个基金会，我的儿孙及董事不能从基金会得到任何利益。
记者：百年之后，你希望后人如何评价？
李嘉诚：不会想这些事情，更加不会自我评价。从过去到现在，我都是问心无愧。世界没有完人，我只是尽量用知识和感觉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如果真的要写墓志铭，我会选择一直支持我每天充满斗志的两句话：建立自我，追求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