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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世人瞩目之地，大批满怀抗日救亡热情的文艺工作者来到这里。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电影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红军长征途中，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而未能建立自己的电影机构，直到1938年秋天，党中央决定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隶属下建立“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延安电影团”。这是党直接领导下的、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电影制片组织。延安电影团拍摄了几部新闻纪录片和一些新闻素材，这些影片的拍摄，珍贵、形象地记录和折射了中共领导下的军民在抗日战争时期奋战抗敌的点滴印痕。
未能完成的《延安与八路军》
延安电影团成立之初，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亲自领导，他选派了曾经参加过宁都起义的长征干部李肃为指导员，袁牧之负责艺术创作。全团共6位成员：李肃、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叶苍林、魏起，其中懂得电影业务的只有3位同志。当时抗日战争还处在严重困难的防御阶段，根据地的人力物力非常困难，电影事业要大搞是不可能的，只能实事求是、因陋就简地逐步做起来。因此，党中央同意袁牧之的方案，先把新闻纪录片的拍摄工作搞起来，这也是当时宣传上最需要的。
于是，具体主持电影团创作活动的袁牧之，在人力不足和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开始马上着手拍摄第一部反映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青年冲破险阻奔赴延安、延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和抵达延安的青年学习及开赴各地工作的情景等内容的影片——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延安与八路军》由袁牧之编导，吴印咸等摄影。尽管此片最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但从当时的拍摄情况和编导的总体构思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气势恢弘的影片。
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摄影队在陕北中部县（今黄陵县）黄帝陵前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的第一组镜头，揭开了中共领导下的延安电影团创作的最新一页。随后，摄制组深入到延安的各个方面去体验生活，拍摄素材。1939年1月下旬，延安电影团即将奔赴华北敌后根据地拍摄前夕，毛泽东邀请电影团主要成员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到他家做客。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电影团的工作情况，风趣地鼓励大家说：“你们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充分发挥你们的作用和专长，将来胜利以后工作会很多的。比方说，现在拍摄长征就不可能，没有条件，将来胜利以后你们就有可能拍了。”会见后，毛泽东还留大家在他那里吃了顿便饭。
随即，电影团成员东渡黄河，进入晋绥抗日根据地。在晋绥根据地，他们拍摄了八路军一二○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等人在前线视察、谋划作战，以及一二○师三五八旅活动的许多镜头。在兴县、临县、岚县一带，电影团拍摄了该地区人民群众支援八路军作战的大量资料，还兴致勃勃地拍摄了晋西北地区民兵制造地雷、埋地雷的情况，甚至拍摄了地雷和石雷的镜头。电影团到达晋察冀根据地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建议电影团拍摄白求恩大夫的模范事迹。为此，摄影队跟随白求恩从冀西转战冀中，前后将近两个月。包括当白求恩弯着腰、聚精会神地在手术台上为一个腹部受了重伤的战士做缝合手术，这些鲜活生动、细致感人的场景，吴印咸都及时跟进拍摄。吴印咸拍摄的白求恩大夫的照片，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珍贵文献和中国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后来，这些珍贵影像资料于1962年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辑成纪录片《纪念白求恩》，在国内外发行放映。
1940年2月，李肃、徐肖冰、吴本立来到了晋东南太行山区，在八路军总部拍摄了朱德、彭德怀、罗瑞卿、左权等八路军总部高级将领，以及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首长和指战员在前线的活动和战斗资料。4月初，摄制组接到袁牧之自延安发来的电报，催要在太行地区所拍摄的资料。晋东南摄影组在这时已经完成了预定的拍摄任务，按照袁牧之的要求，准备派李肃和吴本立先期将片子送回去。恰在此时，朱德接到中央来电，请他到洛阳见卫立煌后即经西安返回延安。朱德决定让李肃与吴本立两人随自己一起行动。一路上，朱德不忘关心电影团的各位成员和那些珍贵的胶片。行近到洛阳的时候，鉴于洛阳是国民党占领区，朱德夫人康克清对吴本立说：“吴同志，总司令让你把影片放在他的文件箱子里，以防国民党特务强行检查随行人员。放在他的箱子里，特务是不敢检查的，这样就绝对不会失落这部分材料了。”电影团的成员们很为朱总司令想得如此周到和关爱有加感动不已。5月17日，朱德一行从洛阳乘火车抵达西安。在朱德和康克清的保护下，李肃、吴本立安全抵达西安，把电影底片交给了先期抵达的
袁牧之。
鉴于延安不具备电影制作条件，中央决定派遣袁牧之和音乐家冼星海前往苏联，完成《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袁牧之等人赴苏联之前，毛泽东特意在家里设宴为他们饯行。5月4日，袁牧之和冼星海带着已拍好的《延安与八路军》部分底片及有关材料离开延安，踏上赴苏之路。由于国民党的阻挠，袁牧之和冼星海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1940年11月，袁牧之和冼星海到达莫斯科。苏联方面很快将《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全部洗印出来。然而，正当工作接近尾声时，令人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进攻。由于初期战事失利，苏联实行战略撤退，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及其他一些电影机构也纷纷向后方撤退。在慌乱的撤退过程中，已基本制作好的《延安与八路军》的底样片不知去向。袁牧之得到消息后十分焦急，尽最大努力打听和寻找，最终也没有消息。
袁牧之离开延安前，为了胶片的安全，带走了大部分拍摄好的底片，而一部分内容相近的底片则留在延安。正是由于他们的明智决定，吴印咸在前线拍摄的部分八路军历史资料才得以保留，其中就包括白求恩大夫的宝贵资料。这部分电影资料后来由延安电影团在延安用手工冲洗出来，随东征纵队千辛万苦带到东北的兴山（鹤岗），新中国成立后又被带到北京保存起来。
制成并放映的《南泥湾》
袁牧之赴苏学习后，吴印咸主持电影团工作，拍摄了一些新闻素材。1942年，延安电影团拍摄了一部长篇幅的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即《南泥湾》），反映了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和生产的情况。这是延安电影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第一次按照毛泽东讲话精神，实践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方针创作的影片；也是电影团在延安摄制完成并普遍放映的唯一一部影片。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能把它摄制成功，确实是近乎奇迹。 拍摄这部影片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最严重的困难就是没有电影底片。当时电影团仅有几千英尺过期的16mm柯达正片，能把正片当底片代用吗？从胶片的性能来说是绝对不能的，但是当时舍此没有别的出路，只能被“逼上梁山”走这条路了。吴印咸和徐肖冰运用自己丰富的摄影经验，摸索出这批正片感光的特性，在摄影技术上狠下工夫。实践表明，影片拍出的效果，虽然人物肤色及质感上有些失真，画面反差较大，层次少、出不来底片那样丰富的色调，但是比预料的效果要好多了。其次的严重困难是影片的后期制作。它是用原始的方法加工制作出来的。影片的洗印制作，在缺乏现代水电条件的延安也是一大困难，只能从延河里挑水洗片，以小摄影机印片，用简陋的工具、原始的方法进行制片加工。拍成的几千英尺胶片，要分切成20英尺长的小段，一段一段地分开显影冲洗，并要保持洗出的每段胶片的色调浓淡一致。印片是用摄影机代替印片机，把洗出的底片和未曝光的正片合在一起，通过镜头在日光下曝光，这样印出样片来。剪接也很不容易，16mm影片的画幅很小，没有编辑机，连一块放大镜也没有，只能用一面镜子，把阳光反射到影片上，透视画面的内容进行选择镜头，确定影片的剪接点。电影团没有录音设备，影片配不上声音，电影团的同志们又不甘心放映哑巴电影，席珍等同志就又开动脑筋，想办法从部队电讯部门借来扩音器和手摇马达，从鲁艺音乐系借来留声机，并请他们帮助选配了适合画面效果的音乐唱片。放映时在现场用手摇小马达带动扩音器，用留声机放音乐唱片，用小喇叭当话筒播送音乐和解说词，放映时配合得十分和谐。这种土法“有声电影”放映出的效果与真的有声影片不相上下。
钱筱璋对这部影片进行了编辑并执笔撰写了解说词。影片经过编辑，内容结构大致如下：一是在满目贫瘠荒凉的南泥湾，部队于荆棘丛中进军，战士们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在荒山野岭上开垦、播种；二是发展各种副业生产，种植蔬菜，养殖牲畜；三是农闲人不闲，战士们开挖窑洞，建筑房舍，修桥筑路，便利交通运输，改变着荒凉萧条的自然面貌；四是发展手工业生产，建设工厂作坊，烧炭造纸，纺纱织布，制作服装，活跃经济；五是丰收的黄金季节，各种作物果实累累，丰产丰收，一片喜人景象，如诗如画；六是荒芜的南泥湾变成了美丽富饶的陕北江南，战士们丰衣足食，积极学文练武，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创造条件。影片在摄影上是很有艺术特色的。许多场面虽然都是表现繁重的艰苦劳动，但却拍得富于诗情画意。影片拍完后，应吴印咸的要求，毛泽东亲自为影片挥笔写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
影片完成后，首先在中央直属机关放映。党中央领导同志都以极大的兴趣观看了这部影片，对它倍加赞扬，认为终于看到了“我们自己摄制的影片了”。在中央大礼堂放映的那个晚上，影片放映后，观众都散场了，可是周恩来没有走，余兴未尽地来到银幕后面，欣喜、好奇而关心地看看他们是怎样配音的，微笑着亲切地向他们问好，并热情地赞扬他们的土法“有声电影”。1943年1月27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这部影片制成放映的消息，引起边区各界的关注。重庆《新华日报》及时给以转载，在国统区也产生了影响。
中共七大上既拍电影又拍照
延安电影团另一个值得大书的拍摄活动，就是党的七大上许多难忘的瞬间和珍贵点滴，也被电影团永恒定格了下来。
中共七大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而为大会摄影的任务就落在了延安电影团的肩上。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胶片的来源在几年前就已经断绝了，但吴印咸一向节约使用胶片，并特意留有备用，所以，每当中共中央的重要会议召开时，他仍能使用仅有的一些胶片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记录下来。 为节约胶片，吴印咸首先了解了大会的主要议程，精打细算胶片的数量，从开幕到闭幕做了仔细而周密的拍摄安排。
会议期间，吴印咸和电影团的同志们忙得不亦乐乎，有的盯着电影机、有的拿着照相机，担当起为大会既拍电影又拍照片的双重任务。电影团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使拍摄的照片既反映了人物的真实面貌，又突出了每个人物发言时的不同特点。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时，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吴印咸一边聆听着毛泽东充满智慧的话语，一边不停地忙碌着，他既用摄影机又用照相机，多角度拍摄下了毛泽东富有表现力的手势和神情。在拍摄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吴印咸从侧面取像，将刘少奇身旁的一束鲜花纳入照片中，使这幅简单的人像摄影具有了艺术的美感。几十年后，这张照片被印制成邮票，成为人们收藏的珍品。当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时，吴印咸将朱老总置于画面的左方，使主席台上的领袖群像巧妙地成为照片的背景，不但突出了人物，而且显示了拍摄的事件背景。当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时，吴印咸大胆地采用了仰拍的手法，画面上部留出了大面积的空白，顶上一盏明亮的灯光进入了照片的左上角，使照片带上了浓厚的象征意义：中国人民的革命是在指路明灯——中国共产党的照耀下前进的。
众多照片中，“党的七大”全景的那张照片最费心思，也是流传最广的照片之一：醒目的标语和横幅，庄严隆重的大会场面，毛泽东主席在主席台上讲话，党的领导整齐地端坐在台上，代表们在台下认真聆听…… 这张全景照片，看起来好像是用广角镜头拍摄的，其实，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吴印咸手中只有几部老式相机，而且都是固定的标准镜头，根本不可能拍出如此宽阔的场景。吴印咸就想了两套招数：第一种方法是拍单幅的照片，第二种方法是用接片的方法来对照片进行处理。后来进行照片对比，人们一致认为还是接片的效果较好。
历时50天的会议，吴印咸天天泡在会场上，就连吃饭、睡觉也想着拍摄工作。当他拍摄完最后一个镜头时，整个人足足瘦了一圈。吴印咸率领电影团的同志们终于成功地把“党的七大”的全部过程记录了下来，使今天的人们能够看到这些珍贵的历史画面。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党的代表大会的影片资料。
不仅延安电影团克服重重困难，一丝不苟地拍摄记录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的一些重大活动和事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还吸引了不少外国新闻记者来到陕北，拍摄了表现延安生活的新闻纪录片和素材。如：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时拍过一些新闻电影素材；1938年，美国摄影师哈利·邓汉姆在这里拍摄了纪录片《中国要给予还击》；1938年，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的纪录片《中国在战斗》和《在中国》也拍摄了延安的场面。1938年，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在中国拍摄纪录影片《四万万人民》期间，由于未能实现去延安拍摄的愿望，便将一台摄影机和数千英尺胶片通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赠送给延安电影团。
受延安电影团的影响，1945年起，拍摄新闻纪录电影的活动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起来。新四军拍摄了新闻片《彭雪枫师长追悼会》，纪录片《新四军骑兵团》、《新四军的部队生活》。新四军在拍片的同时还开展了电影放映活动，为战士和群众服务。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这些活动的规模还很小，但取得的成绩是极其宝贵的。
未能完成的《延安与八路军》
延安电影团成立之初，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亲自领导，他选派了曾经参加过宁都起义的长征干部李肃为指导员，袁牧之负责艺术创作。全团共6位成员：李肃、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叶苍林、魏起，其中懂得电影业务的只有3位同志。当时抗日战争还处在严重困难的防御阶段，根据地的人力物力非常困难，电影事业要大搞是不可能的，只能实事求是、因陋就简地逐步做起来。因此，党中央同意袁牧之的方案，先把新闻纪录片的拍摄工作搞起来，这也是当时宣传上最需要的。
于是，具体主持电影团创作活动的袁牧之，在人力不足和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开始马上着手拍摄第一部反映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青年冲破险阻奔赴延安、延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和抵达延安的青年学习及开赴各地工作的情景等内容的影片——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延安与八路军》由袁牧之编导，吴印咸等摄影。尽管此片最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但从当时的拍摄情况和编导的总体构思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气势恢弘的影片。
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摄影队在陕北中部县（今黄陵县）黄帝陵前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的第一组镜头，揭开了中共领导下的延安电影团创作的最新一页。随后，摄制组深入到延安的各个方面去体验生活，拍摄素材。1939年1月下旬，延安电影团即将奔赴华北敌后根据地拍摄前夕，毛泽东邀请电影团主要成员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到他家做客。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电影团的工作情况，风趣地鼓励大家说：“你们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充分发挥你们的作用和专长，将来胜利以后工作会很多的。比方说，现在拍摄长征就不可能，没有条件，将来胜利以后你们就有可能拍了。”会见后，毛泽东还留大家在他那里吃了顿便饭。
随即，电影团成员东渡黄河，进入晋绥抗日根据地。在晋绥根据地，他们拍摄了八路军一二○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等人在前线视察、谋划作战，以及一二○师三五八旅活动的许多镜头。在兴县、临县、岚县一带，电影团拍摄了该地区人民群众支援八路军作战的大量资料，还兴致勃勃地拍摄了晋西北地区民兵制造地雷、埋地雷的情况，甚至拍摄了地雷和石雷的镜头。电影团到达晋察冀根据地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建议电影团拍摄白求恩大夫的模范事迹。为此，摄影队跟随白求恩从冀西转战冀中，前后将近两个月。包括当白求恩弯着腰、聚精会神地在手术台上为一个腹部受了重伤的战士做缝合手术，这些鲜活生动、细致感人的场景，吴印咸都及时跟进拍摄。吴印咸拍摄的白求恩大夫的照片，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珍贵文献和中国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后来，这些珍贵影像资料于1962年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辑成纪录片《纪念白求恩》，在国内外发行放映。
1940年2月，李肃、徐肖冰、吴本立来到了晋东南太行山区，在八路军总部拍摄了朱德、彭德怀、罗瑞卿、左权等八路军总部高级将领，以及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首长和指战员在前线的活动和战斗资料。4月初，摄制组接到袁牧之自延安发来的电报，催要在太行地区所拍摄的资料。晋东南摄影组在这时已经完成了预定的拍摄任务，按照袁牧之的要求，准备派李肃和吴本立先期将片子送回去。恰在此时，朱德接到中央来电，请他到洛阳见卫立煌后即经西安返回延安。朱德决定让李肃与吴本立两人随自己一起行动。一路上，朱德不忘关心电影团的各位成员和那些珍贵的胶片。行近到洛阳的时候，鉴于洛阳是国民党占领区，朱德夫人康克清对吴本立说：“吴同志，总司令让你把影片放在他的文件箱子里，以防国民党特务强行检查随行人员。放在他的箱子里，特务是不敢检查的，这样就绝对不会失落这部分材料了。”电影团的成员们很为朱总司令想得如此周到和关爱有加感动不已。5月17日，朱德一行从洛阳乘火车抵达西安。在朱德和康克清的保护下，李肃、吴本立安全抵达西安，把电影底片交给了先期抵达的
袁牧之。
鉴于延安不具备电影制作条件，中央决定派遣袁牧之和音乐家冼星海前往苏联，完成《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袁牧之等人赴苏联之前，毛泽东特意在家里设宴为他们饯行。5月4日，袁牧之和冼星海带着已拍好的《延安与八路军》部分底片及有关材料离开延安，踏上赴苏之路。由于国民党的阻挠，袁牧之和冼星海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1940年11月，袁牧之和冼星海到达莫斯科。苏联方面很快将《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全部洗印出来。然而，正当工作接近尾声时，令人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进攻。由于初期战事失利，苏联实行战略撤退，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及其他一些电影机构也纷纷向后方撤退。在慌乱的撤退过程中，已基本制作好的《延安与八路军》的底样片不知去向。袁牧之得到消息后十分焦急，尽最大努力打听和寻找，最终也没有消息。
袁牧之离开延安前，为了胶片的安全，带走了大部分拍摄好的底片，而一部分内容相近的底片则留在延安。正是由于他们的明智决定，吴印咸在前线拍摄的部分八路军历史资料才得以保留，其中就包括白求恩大夫的宝贵资料。这部分电影资料后来由延安电影团在延安用手工冲洗出来，随东征纵队千辛万苦带到东北的兴山（鹤岗），新中国成立后又被带到北京保存起来。
制成并放映的《南泥湾》
袁牧之赴苏学习后，吴印咸主持电影团工作，拍摄了一些新闻素材。1942年，延安电影团拍摄了一部长篇幅的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即《南泥湾》），反映了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和生产的情况。这是延安电影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第一次按照毛泽东讲话精神，实践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方针创作的影片；也是电影团在延安摄制完成并普遍放映的唯一一部影片。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能把它摄制成功，确实是近乎奇迹。 拍摄这部影片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最严重的困难就是没有电影底片。当时电影团仅有几千英尺过期的16mm柯达正片，能把正片当底片代用吗？从胶片的性能来说是绝对不能的，但是当时舍此没有别的出路，只能被“逼上梁山”走这条路了。吴印咸和徐肖冰运用自己丰富的摄影经验，摸索出这批正片感光的特性，在摄影技术上狠下工夫。实践表明，影片拍出的效果，虽然人物肤色及质感上有些失真，画面反差较大，层次少、出不来底片那样丰富的色调，但是比预料的效果要好多了。其次的严重困难是影片的后期制作。它是用原始的方法加工制作出来的。影片的洗印制作，在缺乏现代水电条件的延安也是一大困难，只能从延河里挑水洗片，以小摄影机印片，用简陋的工具、原始的方法进行制片加工。拍成的几千英尺胶片，要分切成20英尺长的小段，一段一段地分开显影冲洗，并要保持洗出的每段胶片的色调浓淡一致。印片是用摄影机代替印片机，把洗出的底片和未曝光的正片合在一起，通过镜头在日光下曝光，这样印出样片来。剪接也很不容易，16mm影片的画幅很小，没有编辑机，连一块放大镜也没有，只能用一面镜子，把阳光反射到影片上，透视画面的内容进行选择镜头，确定影片的剪接点。电影团没有录音设备，影片配不上声音，电影团的同志们又不甘心放映哑巴电影，席珍等同志就又开动脑筋，想办法从部队电讯部门借来扩音器和手摇马达，从鲁艺音乐系借来留声机，并请他们帮助选配了适合画面效果的音乐唱片。放映时在现场用手摇小马达带动扩音器，用留声机放音乐唱片，用小喇叭当话筒播送音乐和解说词，放映时配合得十分和谐。这种土法“有声电影”放映出的效果与真的有声影片不相上下。
钱筱璋对这部影片进行了编辑并执笔撰写了解说词。影片经过编辑，内容结构大致如下：一是在满目贫瘠荒凉的南泥湾，部队于荆棘丛中进军，战士们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在荒山野岭上开垦、播种；二是发展各种副业生产，种植蔬菜，养殖牲畜；三是农闲人不闲，战士们开挖窑洞，建筑房舍，修桥筑路，便利交通运输，改变着荒凉萧条的自然面貌；四是发展手工业生产，建设工厂作坊，烧炭造纸，纺纱织布，制作服装，活跃经济；五是丰收的黄金季节，各种作物果实累累，丰产丰收，一片喜人景象，如诗如画；六是荒芜的南泥湾变成了美丽富饶的陕北江南，战士们丰衣足食，积极学文练武，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创造条件。影片在摄影上是很有艺术特色的。许多场面虽然都是表现繁重的艰苦劳动，但却拍得富于诗情画意。影片拍完后，应吴印咸的要求，毛泽东亲自为影片挥笔写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
影片完成后，首先在中央直属机关放映。党中央领导同志都以极大的兴趣观看了这部影片，对它倍加赞扬，认为终于看到了“我们自己摄制的影片了”。在中央大礼堂放映的那个晚上，影片放映后，观众都散场了，可是周恩来没有走，余兴未尽地来到银幕后面，欣喜、好奇而关心地看看他们是怎样配音的，微笑着亲切地向他们问好，并热情地赞扬他们的土法“有声电影”。1943年1月27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这部影片制成放映的消息，引起边区各界的关注。重庆《新华日报》及时给以转载，在国统区也产生了影响。
中共七大上既拍电影又拍照
延安电影团另一个值得大书的拍摄活动，就是党的七大上许多难忘的瞬间和珍贵点滴，也被电影团永恒定格了下来。
中共七大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而为大会摄影的任务就落在了延安电影团的肩上。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胶片的来源在几年前就已经断绝了，但吴印咸一向节约使用胶片，并特意留有备用，所以，每当中共中央的重要会议召开时，他仍能使用仅有的一些胶片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记录下来。 为节约胶片，吴印咸首先了解了大会的主要议程，精打细算胶片的数量，从开幕到闭幕做了仔细而周密的拍摄安排。
会议期间，吴印咸和电影团的同志们忙得不亦乐乎，有的盯着电影机、有的拿着照相机，担当起为大会既拍电影又拍照片的双重任务。电影团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使拍摄的照片既反映了人物的真实面貌，又突出了每个人物发言时的不同特点。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时，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吴印咸一边聆听着毛泽东充满智慧的话语，一边不停地忙碌着，他既用摄影机又用照相机，多角度拍摄下了毛泽东富有表现力的手势和神情。在拍摄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吴印咸从侧面取像，将刘少奇身旁的一束鲜花纳入照片中，使这幅简单的人像摄影具有了艺术的美感。几十年后，这张照片被印制成邮票，成为人们收藏的珍品。当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时，吴印咸将朱老总置于画面的左方，使主席台上的领袖群像巧妙地成为照片的背景，不但突出了人物，而且显示了拍摄的事件背景。当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时，吴印咸大胆地采用了仰拍的手法，画面上部留出了大面积的空白，顶上一盏明亮的灯光进入了照片的左上角，使照片带上了浓厚的象征意义：中国人民的革命是在指路明灯——中国共产党的照耀下前进的。
众多照片中，“党的七大”全景的那张照片最费心思，也是流传最广的照片之一：醒目的标语和横幅，庄严隆重的大会场面，毛泽东主席在主席台上讲话，党的领导整齐地端坐在台上，代表们在台下认真聆听…… 这张全景照片，看起来好像是用广角镜头拍摄的，其实，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吴印咸手中只有几部老式相机，而且都是固定的标准镜头，根本不可能拍出如此宽阔的场景。吴印咸就想了两套招数：第一种方法是拍单幅的照片，第二种方法是用接片的方法来对照片进行处理。后来进行照片对比，人们一致认为还是接片的效果较好。
历时50天的会议，吴印咸天天泡在会场上，就连吃饭、睡觉也想着拍摄工作。当他拍摄完最后一个镜头时，整个人足足瘦了一圈。吴印咸率领电影团的同志们终于成功地把“党的七大”的全部过程记录了下来，使今天的人们能够看到这些珍贵的历史画面。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党的代表大会的影片资料。
不仅延安电影团克服重重困难，一丝不苟地拍摄记录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的一些重大活动和事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还吸引了不少外国新闻记者来到陕北，拍摄了表现延安生活的新闻纪录片和素材。如：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时拍过一些新闻电影素材；1938年，美国摄影师哈利·邓汉姆在这里拍摄了纪录片《中国要给予还击》；1938年，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的纪录片《中国在战斗》和《在中国》也拍摄了延安的场面。1938年，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在中国拍摄纪录影片《四万万人民》期间，由于未能实现去延安拍摄的愿望，便将一台摄影机和数千英尺胶片通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赠送给延安电影团。
受延安电影团的影响，1945年起，拍摄新闻纪录电影的活动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起来。新四军拍摄了新闻片《彭雪枫师长追悼会》，纪录片《新四军骑兵团》、《新四军的部队生活》。新四军在拍片的同时还开展了电影放映活动，为战士和群众服务。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这些活动的规模还很小，但取得的成绩是极其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