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朱小三儿，老朱家的三丫头。
　　上台面儿的名字叫朱迅，男女通用。
　　我出生在北京黄亭子大院。小时候，一到饭点儿，院子里总会响起街坊们的大呼小叫：“红红、昉昉、三儿——你妈叫你们回家吃饭！”一般此时，红红正站在大树下把风，昉昉跨在树杈间接应，而我则趴在树梢上，偷袭知了或摘别家的果子。
　　回家也不消停，三姐妹玩得最多的就是演戏。大姐姐长得好看，演特务;二姐姐力气大，演敌人;我淘得跟小土匪似的，卻只演英雄。刚看完《红色娘子军》，进家门就见二姐披着毛巾被，威风凛凛地站在床头，“说！你把人藏哪儿了？”“不知道！”我英勇不屈。“敌人”二话不说，挥枪射击，我应声倒地。一声闷响，头结结实实地撞上了桌角，顿时血流如注。桌上的收音机也砸在地上，壮烈“牺牲”了。
　　妈妈闻声进屋，见我一脸的血，吓得抱起我就往医院跑。消毒、缝针、包扎，累到半夜才回家。
　　晕晕乎乎地躺在床上，我听着妈妈在一旁骂二姐，觉得自己能为艺术献身，特别“崇高”。继续忍着疼，咬着牙：“妈……如果我不行了，等爸爸回来，把他给我的巧克力分给姐姐们吧。”说完倒下，又强撑起，“还有——我存钱罐里的钢镚儿，留给爸爸交党费吧。”
　　说起爸爸，只为了勾出妈妈的泪，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根本没有他的影子。听说爸爸是新华社的记者，我还在妈妈肚子里时，他就被派驻国外，一去六年。每当妈妈要教训我们，只要姐妹们怯生生地说句“等爸爸回来……”，妈妈高高冶起的手总会无奈地放下。
　　刚上中学，爸爸被派驻香港新华分社。当时中英关于1997年香港回归已经开始谈判，正是“图穷匕首见”的关键时期，社里同意妈妈随行。爸妈因工作已经分居十多年，这次任务重大且能携手同行当然兴奋.当他们把最担心的目光投向我这个老疙瘩时，我哭丧着脸，心里却乐得冒泡：“以后开家长会，不用挨骂了。”
　　北京家中，姥姥照顾着我们三姐妹。初三暑假，我被选去担任中央电视台《我们这一代》的小主持人，这是我的第一次“触电”。开场前，我躲在大幕后，偷偷往下看。只见其他同学的家长都坐在台下，脸上用笑容写满了自豪。可我家里没一人到场，我突然好想妈妈，扯着大幕呜呜哭，凄惨的哭声响彻后台。老师急得一脑门子汗，“完了完了，这孩子情绪失控了！”这时只听开场铃声响起，我拽过大幕抹去一大把鼻涕眼泪，笑容灿烂地登场。
　　老师在幕后跺着脚说：“成！这孩子长大能成！”
　　李雪源据CCTV看点公众号、《阿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