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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上午，桥桥打来电话说：“医生说我爸爸熬不过今天夜里了，您来见最后一面吧……”
我听了心里一惊，老汤虽有冠心病、房颤等慢性病，前些天还和我电话聊天呢，思维一如往常清楚，言语一如往常幽默，怎么一下子就……桥桥说他要去接从青岛赶来的亲属们，我们约好下午3点在医院见面。不料，中午他又打来电话：“阿姨您别来了，10分钟之前我爸爸走了……”
我拿着电话听筒呆坐良久，总觉着老汤家的电话那一头儿还能听到他那一贯的揶揄嘲笑……屈指算来我们相识快40年了，记得初次见面是住在北京某宾馆开会时我去河北省作家团串门，熟人一一给我介绍河北作家及其作品。只见一位头发乌黑的大个子神气十足地自报家门：“汤吉夫！”听那口气在河北不知道汤吉夫就跟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似的。不知为何我竟然指着他的脑袋问：“你这头发是真的吗？”他好笑地反问：“不是真的难道是猪鬃、羊毛？！”我忍住笑解释：“我想问是不是染了头发？”他得意地声明：“既不是假发，也没染，爹娘给的！”
后来他在《汤吉夫中篇小说选》封面画的自画像，就是突出了头发浓密满脸络腮胡茬儿的特点。没听说过他会画别的画，这幅自画像却线条准确惟妙惟肖。当年那喜剧式的开场白恍如昨日历历在目，可是他已经用生命的线条简练地勾勒出自画像便匆匆地走了！
《天津文学》执行主编张映勤说得好：“汤先生是一位纯粹的作家。”
纯粹，不仅仅指汤吉夫作品文学性很强，我们这些过来人听了还会别有一番滋味。除了1984年—1988年他当过短暂校长之外，他只是个教书先生，教学之余先爬格子后敲键盘，既非“官样的文人”也非“商样的文人”，就是个纯粹的文人，单靠一支生花之笔从事写作以及教书育人。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过一桩功德无量的事，编撰出版了《天津文学史》。资深评论家张春生受邀写了近两万字的论文《“笔冷心热”的教授作家—汤吉夫论》，对汤先生的作品予以系统评介，并对他的文学之根做了追溯。
1937年他出生于山东省黄县，父辈在闯关东之后把家安在青島。他的中小学时代是在那座绮丽的海滨城市度过的，这也是他文学梦萌芽之地。后来他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的“海派”文化氛围、自成一格的近现代文学实绩及活跃的大学生活，使他接触大量的文学名著，积淀了他的文学准备。
他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发表小说、散文，不料这给他带来了灾难。“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多次批斗、惨遭毒打，关进“牛棚”，他不得不搁笔了。在那场浩劫即将结束时他调到廊坊，转年就盼来了粉碎“四人帮”。迎着改革开放的潮汐，他“感到自己心中忽然间积满了许许多多要讲的话，有爱有憎，也有眼泪和温热；在整个国家和民族重新从泥淖中走出来以后”，“才真正地拿起了笔”。
1980年8月他在《上海文学》发表了影响很大的短篇小说《老涩外传》，随后发表了一系列以高校生活为背景的中篇小说《本系无牢骚》《新闻年年有》《上海阿江》等佳作，收入《汤吉夫短篇小说集》《汤吉夫中篇小说选》《遥远的祖父》等书中。他的长篇小说《朝云暮雨》《大学纪事》也属少见的高校题材。另有杂文随笔集《津门乱弹》《湖边记忆》《书斋内外》也多以大学校园为底色。他太熟悉别人很少涉猎的高校教师的生活了，哪怕是偏安一隅，也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一道冷僻的风景。
张春生一语中的地指出“笔冷心热”是汤吉夫在其作品里呈现的典型心态，以近乎系列的方式“写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且多是如我一样平凡之极的小事小人物”，这是他创作历程的一个鲜明特色。冷中有热，这是他的追求，也是他创作的特色。春生以饱蘸感情的笔墨感叹：“汤吉夫在天津文坛以其‘不热闹’而略显孤寂地产生着影响。他扎扎实实并且不断地发展着自己，特别是写高校生活和知识分子中的小人物，使他在全国的小说创作里也有自己明显的一席。”
汤兄猝然辞世，冯骥才在唁电中说：“我们失去了一位宽厚的好友，一位文学的知己，文坛失去了一位有担当精神的赤子，他为中国小说事业做出的贡献永不磨灭。”
文友们都知道这段评价绝非溢美之词，大家都想到了“中国小说学会”。早在1985年天津师范大学有个能人辛宪锡创办了中国小说学会，热闹过一阵。辛先生离职学会无人操持只好花落他乡了，不久即处于休眠状态。本来天津就缺少“国字头”学术团体，无奈难觅扛鼎力士。上世纪80年代末汤先生调至天津师大，中文系的教授们也正年富力强，为了提高天津中文教育的知名度，于1995年把学会总部迁回海河之畔。王蒙、冯骥才、雷达先后出任会长，汤吉夫三任副会长兼秘书长。这下子可把这位执着较真儿实诚不惜力的老兄给害了！他在授课、带研究生、写作几层重压下又背负了一项全国性文学活动，事无巨细秘书长都得操办妥帖。
对于文科教授夫子们来说最难的是筹措经费，汤老兄不得不拿出当过校长的看家本领大显身手了。
后来听说小说学会计划每年组织评论家评出“小说排行榜”，长篇5部、中篇短篇各10部，颁发重奖，并为每一部作品配以评论文章结集出版。我着实吃惊，这得花费多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呀！
作为老朋友我劝告汤兄：“你最好别干这种受累不讨好的事情，搭上自己的人情面子去化缘给别人发奖？”
老汤却满腔凛然正气：“我不在意他们对我个人的态度。新时期文学以来小说势头这么好，就差一个小说家与评论家对话的平台了，大学中文教学就该把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实践结合起来。以大学的眼光评‘排行榜’，突出学术性而区别于商业性媒体炒作，只要能够吸引大众多读书就好。有许多文学新星只要助推一下就高飞啦！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这个教书匠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晓以大义，反倒显得我不懂学术、没文化、世俗气。得，免谈，受累去吧您哪！
不料，这老兄把山东彪子的蛮劲儿发挥得淋漓尽致，竟然全力辅佐“学会”搞了十几年以大学为主体的评奖活动，做到了每年都评出“小说排行榜”并颁发重奖，还出版了10大本“作品+评论”文集！ 直到廉颇老矣汤老牛实在拉不动犁了，“学会”又花落他乡了，令人扼腕慨叹！
如今面对商业化的视听读物、网络文学的冲击，回顾“纯文学”那道风景，我终于意识到汤先生和他的学究夫子同人们做出的贡献，是精英学者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经典文学的自觉担当。
“汤先生”是各方人士对他的“官称”，因为他从1958年起当了一辈子教书先生。大学毕业后他服从分配到河北省香河中学任教17年；1975年调至廊坊师专（今廊坊师范学院）任教9年后升任校长；1988年调至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直至退休一干又是20多年。
他在廊坊当校长兼作家班系主任时，曾邀我去作家班讲课。我这才领教了他作为一校之长的威风，学生们对他那叫崇敬！作家班的学员们都是河北文学新星，深造之前大多有作品问世了，仍然是他的忠诚拥趸。他到了天津师大之后也找我去讲过课，以后我再也不去了，稍有自知之明的作家都知道，你站在讲台上侃一两堂文学讲座还能应付，若是长年累月系统地教授中文，肚里若无渊博丰厚的学养那是万万不能的。
像汤先生这样的“三栖文人”并不多，学生们都爱听他讲课。他兼做文学评论与创作，广读博览，语言也生动鲜活，能够给学生传授理论联系写作实际的知识。如今的大学生受外来文化影响深，再怎么刁钻古怪的提问也问不倒他。
汤先生还有一手功夫—大量阅读作品，他说研究当代文学就得看作品。天哪，即使不算散文、诗歌、传记、报告文学、剧本等体裁，单是中国当代小说就多如牛毛，而且风格迥异花样翻新良莠不齐，花多少功夫也看不过来呀！他却说：“不看作品怎么做文学研究？怎么给学生讲课？”
这还只是为了教学和研究，还不包括为中国小说学会驾辕拉套呢！試想每年评出5部长篇20部中短篇，那么海选、初评又得看多少作品呢！
关于他和学校师生们的故事我知道的不多，连他儿子也知之甚少。桥桥沉痛地告诉我：“这些天我知道了老爸生前许多好人好事！香河、廊坊的老同事老学生纷纷来电话说，当年他出资帮助生活困难的同事，把自己家的电视机送人，看见一个贫困学生没有棉衣，他叫我妈把他的棉大衣改小了送给学生，叔叔阿姨们说起往事都失声痛哭……”
这位文曲星归天的噩耗传出，河北省作家协会的花圈第一个送到，那里有许多当年作家班的学员。燕赵各地的学生们连夜赶来天津，天津师大的学生们举办了追思会……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他所到之处皆人缘极好口碑极佳。孰是孰非，功过评说，公道自在人心。
好一位为人师表的汤先生啊！
汤先生在文化界“朋友圈儿”里官称“老汤”，在朋友们心目中他确实如大冯所言是“一位宽厚的好友”，但不知为什么这个校园里的尊严之师来到作家群中却成了大家的取笑对象开心果儿。当年还有“作家群”一说，文友们时有聚会。起初他仗着自个儿有一副伶牙俐齿到处树敌招鹐，很快就寡不敌众了。看样子他对自己这一被打趣儿的角色很享受，在大学里总是被学生尊敬着，而严严肃肃一本正经并非他的本性。喧笑神侃的作家Party（聚会）和他日常生活反差很大，是一种调剂和放松，于是他比谁都爱说笑话。
香港回归前一年，我们一行人赴香港去采访慈善家，住在中资机构招待所。有老板赞助接待费，为了给大家节省点钱去购物，我们决定晚上自己开伙做饭。大家都下厨，只有教授不但不干活还说三道四，当然屡遭奚落。归途路过澳门，到了住处他就蔫不溜儿地进了厨房，以前的住客留下许多没有刷洗的餐具，他卖力地把肮脏的灶具和一大堆锅碗瓢盆碟子勺子筷子刀叉洗刷一净。待我跟接待方商谈采访事宜回来一看就笑了个肚子疼，因为在澳门只住两日我们决定下馆子品尝澳门美食。这下子大家都笑喷了，封他为“澳门雷锋”！
汤先生晚年生活很不幸，四年前老伴患脑梗抢救过来成了植物人。他每天都要去疗养院看望老伴，期盼有一天她能苏醒。其实医生早就断言她的脑细胞只残留了三分之一，绝无奇迹会发生了。陷入绝望中的老教授，从精神、身体到经济都被拖垮了，儿子工作忙，他独自一人苦挨时光。考虑到他动作不灵便，逢年过节我便送去一些鱼肉之类塞进冰箱。
有一天刘悦来电话说：“妈妈，汤大大打电话叫我立刻去一趟，不知什么事情。”我焦急地说：“准是他犯病了，桥桥可能出差了，你快去吧，去医院，多带些钱！”不料，半小时以后刘悦来电话说：“汤大大太逗啦，别人送他一箱酒，他说他不会喝酒，送给我爸爸。”我听了哭笑不得，这个老山东都病成那样了还恪守“还情”老礼儿，耿直到不近人情的程度！
11月19号桥桥来电话叫我去和他爸爸见最后一面时，我忽然发现跟汤兄这么熟的老朋友这辈子竟然没有握过手！我一定要在他临终时握别相送，不料未等我赶到他就急着走了……“文化大革命”中有篇小说叫《第二次握手》，我们竟然未能做到“第一次握手”。
挚友谢世本该悲恸，我却回忆起往昔的欢乐。我知道汤兄不会怪罪，他的孤苦晚年太需要欢乐了。我相信他会看到这篇不伦不类的追思文章，传来天堂里的笑声……
（选摘自《文艺报》2018年1月12日）
我听了心里一惊，老汤虽有冠心病、房颤等慢性病，前些天还和我电话聊天呢，思维一如往常清楚，言语一如往常幽默，怎么一下子就……桥桥说他要去接从青岛赶来的亲属们，我们约好下午3点在医院见面。不料，中午他又打来电话：“阿姨您别来了，10分钟之前我爸爸走了……”
我拿着电话听筒呆坐良久，总觉着老汤家的电话那一头儿还能听到他那一贯的揶揄嘲笑……屈指算来我们相识快40年了，记得初次见面是住在北京某宾馆开会时我去河北省作家团串门，熟人一一给我介绍河北作家及其作品。只见一位头发乌黑的大个子神气十足地自报家门：“汤吉夫！”听那口气在河北不知道汤吉夫就跟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似的。不知为何我竟然指着他的脑袋问：“你这头发是真的吗？”他好笑地反问：“不是真的难道是猪鬃、羊毛？！”我忍住笑解释：“我想问是不是染了头发？”他得意地声明：“既不是假发，也没染，爹娘给的！”
后来他在《汤吉夫中篇小说选》封面画的自画像，就是突出了头发浓密满脸络腮胡茬儿的特点。没听说过他会画别的画，这幅自画像却线条准确惟妙惟肖。当年那喜剧式的开场白恍如昨日历历在目，可是他已经用生命的线条简练地勾勒出自画像便匆匆地走了！
评论家眼中的汤吉夫
《天津文学》执行主编张映勤说得好：“汤先生是一位纯粹的作家。”
纯粹，不仅仅指汤吉夫作品文学性很强，我们这些过来人听了还会别有一番滋味。除了1984年—1988年他当过短暂校长之外，他只是个教书先生，教学之余先爬格子后敲键盘，既非“官样的文人”也非“商样的文人”，就是个纯粹的文人，单靠一支生花之笔从事写作以及教书育人。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过一桩功德无量的事，编撰出版了《天津文学史》。资深评论家张春生受邀写了近两万字的论文《“笔冷心热”的教授作家—汤吉夫论》，对汤先生的作品予以系统评介，并对他的文学之根做了追溯。
1937年他出生于山东省黄县，父辈在闯关东之后把家安在青島。他的中小学时代是在那座绮丽的海滨城市度过的，这也是他文学梦萌芽之地。后来他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的“海派”文化氛围、自成一格的近现代文学实绩及活跃的大学生活，使他接触大量的文学名著，积淀了他的文学准备。
他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发表小说、散文，不料这给他带来了灾难。“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多次批斗、惨遭毒打，关进“牛棚”，他不得不搁笔了。在那场浩劫即将结束时他调到廊坊，转年就盼来了粉碎“四人帮”。迎着改革开放的潮汐，他“感到自己心中忽然间积满了许许多多要讲的话，有爱有憎，也有眼泪和温热；在整个国家和民族重新从泥淖中走出来以后”，“才真正地拿起了笔”。
1980年8月他在《上海文学》发表了影响很大的短篇小说《老涩外传》，随后发表了一系列以高校生活为背景的中篇小说《本系无牢骚》《新闻年年有》《上海阿江》等佳作，收入《汤吉夫短篇小说集》《汤吉夫中篇小说选》《遥远的祖父》等书中。他的长篇小说《朝云暮雨》《大学纪事》也属少见的高校题材。另有杂文随笔集《津门乱弹》《湖边记忆》《书斋内外》也多以大学校园为底色。他太熟悉别人很少涉猎的高校教师的生活了，哪怕是偏安一隅，也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一道冷僻的风景。
张春生一语中的地指出“笔冷心热”是汤吉夫在其作品里呈现的典型心态，以近乎系列的方式“写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且多是如我一样平凡之极的小事小人物”，这是他创作历程的一个鲜明特色。冷中有热，这是他的追求，也是他创作的特色。春生以饱蘸感情的笔墨感叹：“汤吉夫在天津文坛以其‘不热闹’而略显孤寂地产生着影响。他扎扎实实并且不断地发展着自己，特别是写高校生活和知识分子中的小人物，使他在全国的小说创作里也有自己明显的一席。”
文坛上的汤吉夫
汤兄猝然辞世，冯骥才在唁电中说：“我们失去了一位宽厚的好友，一位文学的知己，文坛失去了一位有担当精神的赤子，他为中国小说事业做出的贡献永不磨灭。”
文友们都知道这段评价绝非溢美之词，大家都想到了“中国小说学会”。早在1985年天津师范大学有个能人辛宪锡创办了中国小说学会，热闹过一阵。辛先生离职学会无人操持只好花落他乡了，不久即处于休眠状态。本来天津就缺少“国字头”学术团体，无奈难觅扛鼎力士。上世纪80年代末汤先生调至天津师大，中文系的教授们也正年富力强，为了提高天津中文教育的知名度，于1995年把学会总部迁回海河之畔。王蒙、冯骥才、雷达先后出任会长，汤吉夫三任副会长兼秘书长。这下子可把这位执着较真儿实诚不惜力的老兄给害了！他在授课、带研究生、写作几层重压下又背负了一项全国性文学活动，事无巨细秘书长都得操办妥帖。
对于文科教授夫子们来说最难的是筹措经费，汤老兄不得不拿出当过校长的看家本领大显身手了。
后来听说小说学会计划每年组织评论家评出“小说排行榜”，长篇5部、中篇短篇各10部，颁发重奖，并为每一部作品配以评论文章结集出版。我着实吃惊，这得花费多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呀！
作为老朋友我劝告汤兄：“你最好别干这种受累不讨好的事情，搭上自己的人情面子去化缘给别人发奖？”
老汤却满腔凛然正气：“我不在意他们对我个人的态度。新时期文学以来小说势头这么好，就差一个小说家与评论家对话的平台了，大学中文教学就该把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实践结合起来。以大学的眼光评‘排行榜’，突出学术性而区别于商业性媒体炒作，只要能够吸引大众多读书就好。有许多文学新星只要助推一下就高飞啦！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这个教书匠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晓以大义，反倒显得我不懂学术、没文化、世俗气。得，免谈，受累去吧您哪！
不料，这老兄把山东彪子的蛮劲儿发挥得淋漓尽致，竟然全力辅佐“学会”搞了十几年以大学为主体的评奖活动，做到了每年都评出“小说排行榜”并颁发重奖，还出版了10大本“作品+评论”文集！ 直到廉颇老矣汤老牛实在拉不动犁了，“学会”又花落他乡了，令人扼腕慨叹！
如今面对商业化的视听读物、网络文学的冲击，回顾“纯文学”那道风景，我终于意识到汤先生和他的学究夫子同人们做出的贡献，是精英学者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经典文学的自觉担当。
讲台上的汤吉夫
“汤先生”是各方人士对他的“官称”，因为他从1958年起当了一辈子教书先生。大学毕业后他服从分配到河北省香河中学任教17年；1975年调至廊坊师专（今廊坊师范学院）任教9年后升任校长；1988年调至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直至退休一干又是20多年。
他在廊坊当校长兼作家班系主任时，曾邀我去作家班讲课。我这才领教了他作为一校之长的威风，学生们对他那叫崇敬！作家班的学员们都是河北文学新星，深造之前大多有作品问世了，仍然是他的忠诚拥趸。他到了天津师大之后也找我去讲过课，以后我再也不去了，稍有自知之明的作家都知道，你站在讲台上侃一两堂文学讲座还能应付，若是长年累月系统地教授中文，肚里若无渊博丰厚的学养那是万万不能的。
像汤先生这样的“三栖文人”并不多，学生们都爱听他讲课。他兼做文学评论与创作，广读博览，语言也生动鲜活，能够给学生传授理论联系写作实际的知识。如今的大学生受外来文化影响深，再怎么刁钻古怪的提问也问不倒他。
汤先生还有一手功夫—大量阅读作品，他说研究当代文学就得看作品。天哪，即使不算散文、诗歌、传记、报告文学、剧本等体裁，单是中国当代小说就多如牛毛，而且风格迥异花样翻新良莠不齐，花多少功夫也看不过来呀！他却说：“不看作品怎么做文学研究？怎么给学生讲课？”
这还只是为了教学和研究，还不包括为中国小说学会驾辕拉套呢！試想每年评出5部长篇20部中短篇，那么海选、初评又得看多少作品呢！
关于他和学校师生们的故事我知道的不多，连他儿子也知之甚少。桥桥沉痛地告诉我：“这些天我知道了老爸生前许多好人好事！香河、廊坊的老同事老学生纷纷来电话说，当年他出资帮助生活困难的同事，把自己家的电视机送人，看见一个贫困学生没有棉衣，他叫我妈把他的棉大衣改小了送给学生，叔叔阿姨们说起往事都失声痛哭……”
这位文曲星归天的噩耗传出，河北省作家协会的花圈第一个送到，那里有许多当年作家班的学员。燕赵各地的学生们连夜赶来天津，天津师大的学生们举办了追思会……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他所到之处皆人缘极好口碑极佳。孰是孰非，功过评说，公道自在人心。
好一位为人师表的汤先生啊！
“朋友圈”里的汤吉夫
汤先生在文化界“朋友圈儿”里官称“老汤”，在朋友们心目中他确实如大冯所言是“一位宽厚的好友”，但不知为什么这个校园里的尊严之师来到作家群中却成了大家的取笑对象开心果儿。当年还有“作家群”一说，文友们时有聚会。起初他仗着自个儿有一副伶牙俐齿到处树敌招鹐，很快就寡不敌众了。看样子他对自己这一被打趣儿的角色很享受，在大学里总是被学生尊敬着，而严严肃肃一本正经并非他的本性。喧笑神侃的作家Party（聚会）和他日常生活反差很大，是一种调剂和放松，于是他比谁都爱说笑话。
香港回归前一年，我们一行人赴香港去采访慈善家，住在中资机构招待所。有老板赞助接待费，为了给大家节省点钱去购物，我们决定晚上自己开伙做饭。大家都下厨，只有教授不但不干活还说三道四，当然屡遭奚落。归途路过澳门，到了住处他就蔫不溜儿地进了厨房，以前的住客留下许多没有刷洗的餐具，他卖力地把肮脏的灶具和一大堆锅碗瓢盆碟子勺子筷子刀叉洗刷一净。待我跟接待方商谈采访事宜回来一看就笑了个肚子疼，因为在澳门只住两日我们决定下馆子品尝澳门美食。这下子大家都笑喷了，封他为“澳门雷锋”！
汤先生晚年生活很不幸，四年前老伴患脑梗抢救过来成了植物人。他每天都要去疗养院看望老伴，期盼有一天她能苏醒。其实医生早就断言她的脑细胞只残留了三分之一，绝无奇迹会发生了。陷入绝望中的老教授，从精神、身体到经济都被拖垮了，儿子工作忙，他独自一人苦挨时光。考虑到他动作不灵便，逢年过节我便送去一些鱼肉之类塞进冰箱。
有一天刘悦来电话说：“妈妈，汤大大打电话叫我立刻去一趟，不知什么事情。”我焦急地说：“准是他犯病了，桥桥可能出差了，你快去吧，去医院，多带些钱！”不料，半小时以后刘悦来电话说：“汤大大太逗啦，别人送他一箱酒，他说他不会喝酒，送给我爸爸。”我听了哭笑不得，这个老山东都病成那样了还恪守“还情”老礼儿，耿直到不近人情的程度！
11月19号桥桥来电话叫我去和他爸爸见最后一面时，我忽然发现跟汤兄这么熟的老朋友这辈子竟然没有握过手！我一定要在他临终时握别相送，不料未等我赶到他就急着走了……“文化大革命”中有篇小说叫《第二次握手》，我们竟然未能做到“第一次握手”。
挚友谢世本该悲恸，我却回忆起往昔的欢乐。我知道汤兄不会怪罪，他的孤苦晚年太需要欢乐了。我相信他会看到这篇不伦不类的追思文章，传来天堂里的笑声……
（选摘自《文艺报》2018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