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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00203
[作者简介]姜国钧(1962),男,湖南宁乡人,教育学博士,湖南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史、大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现代大学的理念
1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大学。如果正如霍尔丹勋爵所说的“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那么期望大学适应一种单一的模式是很荒谬的。[p2]
2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只要以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为基础,而不仅仅依赖于习惯,那么惰性和阻力也有其特定的用处。……适量的、基于价值判断的批判性阻力,可使大学免犯荒唐的乃至灾难性的错误。[p3-4]
3不管有多大的余地以考虑民族传统或性格的不同,我们都会注意到学者和科学家们主要关心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p4]
有创见的思想家和研究者并不是大学教授的惟一类型。他们向来是杰出人物,其影响通常也是最深远的。但即使是大学,是现代大学,也需要并使用不同类型的人——有的教师对学问的贡献作用有限,但善于激励学生,或善于将其它人的研究成果融会贯通。[p5]
4我们的世界并不只是民主和科学的问题。要实现某种文化平衡,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必然会逐渐增加而不是减少。所谓人文学科,我不仅是指传统的人文学科,还包括深奥的科学知识本身所固有的人文价值。在科学突飞猛进之时,哲学和人文主义的发展却阴云笼罩。……除了追求一种科学精神外,世界没有失去--除非它失去自己的趣味——将来也决不会失去纯洁的、欣赏性的和人文的精神:对美的热爱,关注由勇于主宰命运而非消极服从的理想所确立的种种目标。科学虽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增加了我们的满足感并且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所特有的种种危险。知识的进步和控制力的增强会冲昏我们的头脑,使我们失去眼力,失去历史感,失去哲学观,失去对各种有关的文化价值的洞察力。……我认为我国一些比较年轻的科学家常常表现出已丧失人性,一些人文主义者也是如此。[p15-16]
5真实之理念放任自流和技术得以发展之时,也即平庸之辈兴高采烈之日。学术从未免于迂腐或肤浅。现代世界一方面由于出版手段发达,一方面出于对“习得的”学位过分钟爱,在假象肆虐面前痛苦呻吟。为了扭转这种倾向,阻止机械性或技术性专门化趋势的发展,我们必须记住大学靠的是思想,靠的是伟人。[p20]
6根据我所阐述的基本观点,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属于大学。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属于大学?毫无疑问,中等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不属于大学,普及教育也不属于大学。这些教育当然都很重要,社会当然必须为实施这些教育建立适当的机构,但不能让它们使大学分心。[p22]
在我看来,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区别是未成熟与成熟之间的区别。中等教育需要密切关心学生,关心他所学的教材,甚至关心他的学习方式和行为方式——包括他的礼貌、道德和思想。大学不关心如此复杂的事情。大学生必须对自己、对所学学科、对自己的学习方式负责。大学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教授不关心学生,或学生一开始就应独立地承担一项研究工作。恰恰相反,虽然学生有自由,但他需经历一段艰难的学徒期后才能获得独立地位。同样,中等教育的性质也不必千篇一律。随着青少年的成长,他们的自由和责任也随之增加。接近大学时,中学的特征会以某种方式逐渐消失,结果总会出现一次突变、一次震动、一次危机,正如孩子长大离家时出现的突变一样。避免每一次突变、每一次震动、每一次危机并非教育的事情。相反,孩子长大成人,就要经受勇气的考验。除非他能经受住考验并获得道德和智慧的力量,否则大学不会有位子留给他,因为大学哪怕部分是中学的情况也不存在。[p22-23]
7我们怎样区别属于大学的专业和不属于大学的职业?标准不难确定。从历史上看,专业指“学问高深的专业”,这是完全正确的。没有学问的专业是不存在的。不含学问的专业——这一说法自相矛盾——只能是各种职业。专业是学术性的,因为它深深扎根于文化和理想主义的土壤。此外,专业的本性来自理智。[p23]
7我们怎样区别属于大学的专业和不属于大学的职业?标准不难确定。从历史上看,专业指“学问高深的专业”,这是完全正确的。没有学问的专业是不存在的。不含学问的专业——这一说法自相矛盾——只能是各种职业。专业是学术性的,因为它深深扎根于文化和理想主义的土壤。此外,专业的本性来自理智。[p23]
专业首先具有客观的、理智的和利他的目的。因此一个专业是一种等级、一种地位,虽然事实上它并非完全没有自私的目的,但至少在理想上它献身于实现比较普遍、比较崇高的目标,而不是满足个人的野心。它有一种荣誉准则,有时就像希波克拉底誓言那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历史印象。[p24]
美国的大学
8大学,就我所使用该术语的含义而言,是指有意识地致力于追求知识、解决问题、审慎评价成果和培养真正高层次人才的机构。而这个意义上的大学我们直到1876年霍普金斯大学谨慎地打开它的校门时才拥有。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因此,半个世纪以前,在美国受高层次或严谨训练的机会是极为稀少和有限的。自那时以来,不过几代人时间,一个民族就征服了一个大陆,创立了一种社会和政治秩序,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创建了教育的、慈善的、卫生的和其它种种能够发挥作用的机构,使美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p33]
9“众神称赞的是灵魂的深沉而不是灵魂的喧闹。”而美国的大学正变得越来越喧闹。[p35]
10没有理想,没有努力,没有学术,没有哲学的连续性,就没有教育,没有文化。师范学院对这些观点越来越缺乏敏感性。它已淹没于各种过分、浅薄和眼前的事务之中,满足于急功近利。对那些还不知道“是什么”(what)的人,它要告诉他们“怎么做”(how)。[p31]
11幼稚的和缺乏教养的人是很容易被愚弄的,现实应在最大程度上受到指摘。幼稚的和缺乏教养的人不可能知道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育、信息、训练、诀窍与技巧等之间的区别。理想是受大学保护的。大学在理智上和道德上必然具有诚实性和一致性。如果它们带错路,它们决不能请求谅解。[p111]
12美国的问题不是存在崇尚实利主义的典型的小城镇观念,这种观念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美国的致命伤在于知识界不能和不愿对真正的文化与浅薄的东西作出区分,在于将本应展示学术优势的机构降格为专卖药贩子的水平。[p133]
13在美国许多大学从事的“服务性“活动中,我将某些“学院”或“系科“划入职业性一类,如家政科学或家务技术学院、新闻学院、商学院、图书馆学或图书馆管理员学院、验光配镜术学院、旅馆管理学院等等,它们中应没有一个属于大学。[p134]
14断言现在只有少量的美国人能够在师资优秀的学院和大学学习,并且可能成为有教养的、有学问的或有才能的人才,肯定不会错。如果这少数学生能够集中在少数学术中心学习,他们也许会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或一种重要的带动发展的因素。然而不幸的是,由于他们分散在各大学,相互之间缺少联系,他们的影响被削弱了。他们不但没有带动其他人上升到较高的趣味和思想水平,反而自己也被拉了下来。因此平庸之辈充斥美国决不是什么秘密。[p172]
英国的大学
15当英国由于宗教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偏执而近乎死亡时,杰出的学者们便避世隐居,做自己的学问。同样,在英国的各个历史阶段,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有哲学家和科学家独行其是,与学术机构根本没有什么联系。[p195]
16很多18~22岁的青年更适合于就业而不是读大学。英国人正是通过开办技术学校和其它学校,努力为这一批学生——也是大部分学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和所能吸收的知识。但英国也和美国及世界其它国家一样,财富仍然胜于理智;我们也好,他们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未找到将懒惰愚蠢的富人子弟归入适当场所的有效办法。[p199]
17在英国,现代化并没有消除学术活动与低级活动的区别。因此,在职业性和实用性危及所有正确的教育观念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一直是致力于维护其纯洁性的机构。[p199]
18很清楚——前面我已经指出这一点——容忍无所事事、心不在焉或敷衍塞责的环境,也同样是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类理智作用所需的必要环境。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十分幸运,能够提供各种环境。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游手好闲者可以无所事事,认真做事者可以埋头工作,勇于创新者可以开拓创新。[p233]
19令学院感到骄傲的是有才华的绅士而不是有独创能力的学生。它挑选学生时也经常听取一些中学教师和牛津人或剑桥人的建议,这些人十分关注寻找这两所大学所珍重的特殊人才。风度是公学、贵族乡宅、学院的集体生活以及周期性出现与消失的俱乐部的产物。最终的产品是令人敬佩的——即有教养的绅士,他思维清晰,善于写作,行动敏捷,能够充分适应情趣广泛的英国人迟早要面临的实际环境。……当然,这部分要归功于社会的和政治的经验,但确定无疑的是,部分也要归功于英国人在中小学和学院受到的那种教育。我们在美国无休无止地谈论教育技艺。我不否认这样做具有某种意义。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本科生与导师之间确立的人际关系,尽管可能存在种种个人的局限性,却是世界上最有效的教学关系。课堂教学的稀少,师生间每周的面谈,有时延伸至漫长假期的非正式的关系,促使学生独立自主,也使他直接受到教师的影响。[p240]
20只有在一个耀眼而年轻的新世界——不管是美国还是澳大利亚——成长起来的外国人,才能充分感受到那静悄悄的四方校园、学院图书馆、大学图书馆(这些图书馆拥有丰富的珍本和善本书籍)以及院士花园的魅力和教育价值。它们是民主与传统、禁欲主义和高贵奢侈的奇异结合。没有任何一所美国的或德国的大学享有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那样无可估量的优势,能够以高尚而博学的方式与各界名流建立丰富的联系——这不仅带来愉悦,而且是产生一种深刻的精神激励的源泉。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学者不管收入多么微薄,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一名政府部长、著名科学家或哲学家的座上客。[p252-253]
德国的大学
21德国的大学起源于中世纪。但从我们的角度考虑,它们则发端于19世纪。……柏林大学的兴建,使旧瓶装上了新酒,旧瓶也因此破裂。古老的学府如此彻底地按照一种理念进行重塑,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这一事件也是长期酝酿的结果,追根溯源,人们不难发现莱布尼茨、康德、歌德及其他人的影响——他们都积极参与了民族文化的创造。但具体说来,这一新时代与稍后出现的一批人物有关,他们是黑格尔、费希特、施莱尔马赫和洪堡。这一事件旨在倡导民族精神,反抗暴力统治。[p271-272]
新大学的首要目的是发展知识,次要目的——或许是一种让步——是在能够增进知识的层次上训练专业人员和公务员。洪堡认为要拯救德意志民族,就必须将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时间证明他是正确的。当然,基础是前几个世纪的哲学家打下的,而且,19世纪的军人和政治家对德意志的思想统一也作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p272-273]
1机器生产中有“模具”,那东西很管用,可以高效率地复制出同样性能的机器。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管理学家喜欢建立“模型”,用以分析类似的事件,有时也还管用。于是,一些人期望教育乃至国家的发展也能按照某种“模式”去做,希望取得与他人、他国同样的效果,然而总是不管用。有灵魂的东西和没有灵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科学主义者不懂得这一差别。
2纽曼、赫钦斯、巴克莱,特别是提出《耶鲁报告》的教授们,当时都被视为保守主义者。然而正是这些人使欧美大学免犯了科学主义的、实用主义的荒唐的错误。中国的近现代史上,尽管“批判性阻力”越来越弱,但始终是存在的,因此大学虽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荒唐的错误,但还不至于陷入灾难中。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没有了“批判性阻力”,大学屡屡陷入灾难性的危机。
3保存、解释、追求、训练,四件事情都是不可或缺的,四件事情都离不开善于激励学生和将知识融会贯通的所谓“教学型”的教师。因此,对于大学来说,这些教师更加需要得到重视。否则,大学就成了研究所、研究院。我们把大学分成“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和“研究型”三个能级,其中隐含着对教学的轻贱和对研究的推崇,显然是不恰当的。
推崇研究是后进国家的必然选择。但推崇过了分则适得其反。洪堡的伟大之处是在德国民族陷入危机时适当地推崇了研究。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学仍然只重视教学的时候,他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大学理念。试想,忽视了教学,研究成果如何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只有当科学的力量成为人的力量时,它才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即使大学没有任何研究成果,假如它能把已有的成果转化为学生的实践能力,也比研究出一大堆成果却不能把这些成果教给学生要好。
4在科学与人文的价值选择方面,我们犯了同样的错误。一旦丧失了人文精神,失去了对美的追求,不再关注人类的命运之后,不仅年轻的科学家,就连所谓的人文主义者也会丧失人性。
5无论技术在我们的生活中多么的重要,只懂技术的技术工作者永远都是平庸之辈。不需要运用理性论证,凭经验就可判断出这一观点的正确性。说到某一个时期或是某一个国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哪些人呢?一定是那个时期、那个国家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和少数几个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发明家。
技术时代由于机械性的、技术性的、专门化的制作屡屡获得成功,从生命中流淌出的思想因其个人的体验性反而被排除在实证科学之外。又由于制作出的作品数量惊人而且如此地耀眼,那些原本如同夜空中的星光的思想的火花现在只是阳光中的一星爝火。于是我们陷入了被假象所包围的痛苦中,却看不到那照亮心灵、指引人类前行的不息的爝火。
6区分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依据是什么?区分大学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依据是什么?是个体身心的发展和个体的个性特征,而不是社会的生产力、社会的职业需要和国家的财力物力。人性是一切教育活动的依据。中国古代十五岁读大学,为什么?因为“女子十四天癸至,男子十六始通情”,“十五成童志明”,生理和心理都趋于成熟了。大学是研究自由学术的地方,自由是逐步获得的而非给予的,更非可以计划安排的。经过选拔性的公平竞争,一部分有创造力的、适合研究自由学术的年轻人进入大学,大部分只能掌握一门技术的年轻人进入职业技术学院。
经过选拔进入到大学的学生尽管仍然处在获得创造力的成长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永远处在这一没有止境的过程中——但大学应该给予他们学习和探讨学术的自由,要把
他们当成成熟的成年人看待,让他们自我完善自身的不成熟、不完善的个性。仍然像对待中学生甚至像对待小学生那样严格管束大学生,如果不是因为对大学之大的无知,就是因为对大学之大的恐惧!
7专业具有学术性、利他性、理想性,职业具有操作性、利己性和现实性。因此,从事专业的学习和研究是一种荣誉,具有崇高的地位。
几十年来学术性的、利他性的、理想性的专业教育深陷危机,大学教育越来越职业教育化。当西方国家努力通过教育把工人和农民培养成为知识分子,从而提高他们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却在通过专政手段把有地位、有体面的知识分子改造成工人和农民。“专业的本性来自理智”,消灭专业的手段必定是非理性的暴力。当专业不复存在,像希波克拉底誓言那样的荣誉准则也就不复存在。于是我们陷入了深刻的职业道德危机中。
8这样评价霍普金斯大学一点也不过分。它完全有资格拥有这样的荣誉。牛津和剑桥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对于它们所属的国家来说,也拥有这样的荣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曾经拥有这样的荣誉。大学能成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由大学所创造的文化引领,应由大学所培养的真正的高层次人才所组成的精英集团领导和管理。正因为如此,专制的国家最不放心的是大学,首先要控制的是大学。当北京大学再次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的时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露出了光明的曙光。
9儒家所推崇的是心灵的淡泊与宁静,而不是心灵的浮躁与不安。而中国的大学正变得越来越浮躁和不安。
10如果仅仅是师范学院没有理想,没有努力,没有学术,没有哲学的连续性,淹没在各种过分、浅薄和眼前的事物之中,满足于急功近利,只教给学生怎么做的技能技巧,那也无甚大碍。如果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是如此这般,整个国家就没有了真正的大学教育,没有了文化。
11一代又一代人长期受到愚弄之后,就连大学人也变得幼稚和没有教养了,他们不再明白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养,认为信息、诀窍和技巧的训练和掌握就是教育的全部。他们根本就不认为自己带错了路,他们非但不会请求谅解,还要邀功请赏,并且继续愚弄幼稚和缺乏教养的可怜的年轻人。
12中国的问题不是存在崇尚实利主义的观念,也不是知识界不能和不愿对真正的文化与浅薄的东西作出区分。中国的致命伤在于将本应展示学术优势的大学折腾成专卖药贩子的水平也在所不惜。
13弗莱克斯纳所列的系科和专业在中国的大学中也比比皆是。其中的某些学院,如新闻学院和商学院,不但毫无疑义地属于大学,而且还是大学的最走俏最红火的学院。
14多年以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是大学一步步走向平庸的过程。院系调整把许多综合性大学改造成了单科性技术学院,高校合并又把一些低层次的技术学院合并到80年代以后逐渐成长起来的、具有较高水平的大学。为了谋生,大学也在办高职、成教、自考,与职业技术学院争生源。90年代末以来的扩招再一次伤害了大学。扩招是在高等学校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拉动经济而实行的政策。几年的时间里就走完了其他国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走过的路程。条件相对较好的大学承担了主要的扩招任务。扩招中职业技术类的专业再一次膨胀。真是愧为大学!因此,我们必须保守一个秘密。
15治出乱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儒家的生活准则。与英国一样,正是那些在乱世中避世隐居,做自己的学问的人,使斯文不坠于地。因为避世隐居维护了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如果连隐居做学问的权利也没有了,那就是彻底的暴政,文化也将因此消亡。
16英才读大学,做学问;凡人读职院,学技术。这是各国通常的做法。不存在任何偏见与歧视。人是有个性差异的,尊重人的个性差异才是真正的尊重人,让不同个性差异的人各得其所才真正体现了正义。
最伤脑筋的是那些懒惰的富家子弟。就其智力潜能和家庭条件来说,他们应该读大学;就其理智水平和个人品质来说,除了游手好闲,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17牛津和剑桥大学能始终保持其纯洁性,有两个条件:一是这两所学校真正在研究自由学术,学校上下都是有理智的人;二是英国政府给了大学真正的自治权。二者缺一不可。
18老子说过,“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老子·二章》)牛津剑桥,几不知有老子,而得老子真髓。天下致理,东西而一。
19教育是一个整体,它的基本精神贯穿于各个层次的教育中,体现在民族的文化中。没有贵族和绅士,没有伊顿、哈罗、温彻斯特这些著名的公学,也就没有牛津和剑桥大学。另一方面,没有牛津和剑桥大学,也就没有英国的绅士和公学,是牛津和剑桥源源不断地为英国输送了公学的教员和各界精英。想从前,中国的教育也是一个有精神的、完整的体系。普通农民家的堂屋里帖的对联是“耕织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积德百年元气厚,读书三代善人多”,书院太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以培养有斐君子为职志,中华民族的文明赖此绵绵不绝。
不仅如此,教学方法也有诸多一致。书院和太学里课堂教学稀少,学生以自学为主,交游甚广;师生关系密切,师法家法相传。
套用托尔斯泰的一句话:成功的教育都是相似的,失败的教育各有各的失败。
20有谁还会向往牛津和剑桥那静悄悄的四方校园?徐志摩那一轻轻的挥手,已经作别了那一片西天的云彩。我们不需要那样的民主与传统、禁欲主义与高贵奢侈的精神激励,我们甘愿拜倒在政府官员的脚下,只要他们能给我们经费和课题。
也不再有人想起古代的书院和太学。那些书院的山长,有“吾道南来尽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的自信;那里的学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
天下事事事关心”。不光是学者可以轻易地成为官员家里的座上客,皇帝皇太子视学时,也要坐在下面听课,当学生。
21第一所近代大学首先在德国产生有多个原因。第一,是德国当时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德国人有很强烈的变革需要。是拿破仑激发了一盘散沙的德国人空前地团结起来,立志改变德国的命运。第二,是这之前德国完成了思想启蒙,从莱布尼茨到歌德,经过几代哲学家的努力,奠定了德国的人文主义传统。第三,洪堡的改革得到了同时代一批优秀的哲学家的支持。第四,德国的古老大学并不像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的古老大学那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对比一下便知道,近代中国大学的改革明显地缺少这些条件,除了和德国民族一样陷入了深刻民族危机这一点。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成熟的思想家,或者这些思想家被打倒了,这个国家的教育必然要受到政治家的操弄。
关于洪堡的大学理念,需要强调两点:第一,是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而不是科研重于教学。第二,首要目的是发展知识,而不是训练专业人员。
(责任编辑 李震声)
[作者简介]姜国钧(1962),男,湖南宁乡人,教育学博士,湖南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史、大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现代大学的理念
1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大学。如果正如霍尔丹勋爵所说的“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那么期望大学适应一种单一的模式是很荒谬的。[p2]
2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只要以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为基础,而不仅仅依赖于习惯,那么惰性和阻力也有其特定的用处。……适量的、基于价值判断的批判性阻力,可使大学免犯荒唐的乃至灾难性的错误。[p3-4]
3不管有多大的余地以考虑民族传统或性格的不同,我们都会注意到学者和科学家们主要关心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p4]
有创见的思想家和研究者并不是大学教授的惟一类型。他们向来是杰出人物,其影响通常也是最深远的。但即使是大学,是现代大学,也需要并使用不同类型的人——有的教师对学问的贡献作用有限,但善于激励学生,或善于将其它人的研究成果融会贯通。[p5]
4我们的世界并不只是民主和科学的问题。要实现某种文化平衡,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必然会逐渐增加而不是减少。所谓人文学科,我不仅是指传统的人文学科,还包括深奥的科学知识本身所固有的人文价值。在科学突飞猛进之时,哲学和人文主义的发展却阴云笼罩。……除了追求一种科学精神外,世界没有失去--除非它失去自己的趣味——将来也决不会失去纯洁的、欣赏性的和人文的精神:对美的热爱,关注由勇于主宰命运而非消极服从的理想所确立的种种目标。科学虽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增加了我们的满足感并且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所特有的种种危险。知识的进步和控制力的增强会冲昏我们的头脑,使我们失去眼力,失去历史感,失去哲学观,失去对各种有关的文化价值的洞察力。……我认为我国一些比较年轻的科学家常常表现出已丧失人性,一些人文主义者也是如此。[p15-16]
5真实之理念放任自流和技术得以发展之时,也即平庸之辈兴高采烈之日。学术从未免于迂腐或肤浅。现代世界一方面由于出版手段发达,一方面出于对“习得的”学位过分钟爱,在假象肆虐面前痛苦呻吟。为了扭转这种倾向,阻止机械性或技术性专门化趋势的发展,我们必须记住大学靠的是思想,靠的是伟人。[p20]
6根据我所阐述的基本观点,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属于大学。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属于大学?毫无疑问,中等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不属于大学,普及教育也不属于大学。这些教育当然都很重要,社会当然必须为实施这些教育建立适当的机构,但不能让它们使大学分心。[p22]
在我看来,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区别是未成熟与成熟之间的区别。中等教育需要密切关心学生,关心他所学的教材,甚至关心他的学习方式和行为方式——包括他的礼貌、道德和思想。大学不关心如此复杂的事情。大学生必须对自己、对所学学科、对自己的学习方式负责。大学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教授不关心学生,或学生一开始就应独立地承担一项研究工作。恰恰相反,虽然学生有自由,但他需经历一段艰难的学徒期后才能获得独立地位。同样,中等教育的性质也不必千篇一律。随着青少年的成长,他们的自由和责任也随之增加。接近大学时,中学的特征会以某种方式逐渐消失,结果总会出现一次突变、一次震动、一次危机,正如孩子长大离家时出现的突变一样。避免每一次突变、每一次震动、每一次危机并非教育的事情。相反,孩子长大成人,就要经受勇气的考验。除非他能经受住考验并获得道德和智慧的力量,否则大学不会有位子留给他,因为大学哪怕部分是中学的情况也不存在。[p22-23]
7我们怎样区别属于大学的专业和不属于大学的职业?标准不难确定。从历史上看,专业指“学问高深的专业”,这是完全正确的。没有学问的专业是不存在的。不含学问的专业——这一说法自相矛盾——只能是各种职业。专业是学术性的,因为它深深扎根于文化和理想主义的土壤。此外,专业的本性来自理智。[p23]
7我们怎样区别属于大学的专业和不属于大学的职业?标准不难确定。从历史上看,专业指“学问高深的专业”,这是完全正确的。没有学问的专业是不存在的。不含学问的专业——这一说法自相矛盾——只能是各种职业。专业是学术性的,因为它深深扎根于文化和理想主义的土壤。此外,专业的本性来自理智。[p23]
专业首先具有客观的、理智的和利他的目的。因此一个专业是一种等级、一种地位,虽然事实上它并非完全没有自私的目的,但至少在理想上它献身于实现比较普遍、比较崇高的目标,而不是满足个人的野心。它有一种荣誉准则,有时就像希波克拉底誓言那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历史印象。[p24]
美国的大学
8大学,就我所使用该术语的含义而言,是指有意识地致力于追求知识、解决问题、审慎评价成果和培养真正高层次人才的机构。而这个意义上的大学我们直到1876年霍普金斯大学谨慎地打开它的校门时才拥有。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因此,半个世纪以前,在美国受高层次或严谨训练的机会是极为稀少和有限的。自那时以来,不过几代人时间,一个民族就征服了一个大陆,创立了一种社会和政治秩序,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创建了教育的、慈善的、卫生的和其它种种能够发挥作用的机构,使美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p33]
9“众神称赞的是灵魂的深沉而不是灵魂的喧闹。”而美国的大学正变得越来越喧闹。[p35]
10没有理想,没有努力,没有学术,没有哲学的连续性,就没有教育,没有文化。师范学院对这些观点越来越缺乏敏感性。它已淹没于各种过分、浅薄和眼前的事务之中,满足于急功近利。对那些还不知道“是什么”(what)的人,它要告诉他们“怎么做”(how)。[p31]
11幼稚的和缺乏教养的人是很容易被愚弄的,现实应在最大程度上受到指摘。幼稚的和缺乏教养的人不可能知道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育、信息、训练、诀窍与技巧等之间的区别。理想是受大学保护的。大学在理智上和道德上必然具有诚实性和一致性。如果它们带错路,它们决不能请求谅解。[p111]
12美国的问题不是存在崇尚实利主义的典型的小城镇观念,这种观念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美国的致命伤在于知识界不能和不愿对真正的文化与浅薄的东西作出区分,在于将本应展示学术优势的机构降格为专卖药贩子的水平。[p133]
13在美国许多大学从事的“服务性“活动中,我将某些“学院”或“系科“划入职业性一类,如家政科学或家务技术学院、新闻学院、商学院、图书馆学或图书馆管理员学院、验光配镜术学院、旅馆管理学院等等,它们中应没有一个属于大学。[p134]
14断言现在只有少量的美国人能够在师资优秀的学院和大学学习,并且可能成为有教养的、有学问的或有才能的人才,肯定不会错。如果这少数学生能够集中在少数学术中心学习,他们也许会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或一种重要的带动发展的因素。然而不幸的是,由于他们分散在各大学,相互之间缺少联系,他们的影响被削弱了。他们不但没有带动其他人上升到较高的趣味和思想水平,反而自己也被拉了下来。因此平庸之辈充斥美国决不是什么秘密。[p172]
英国的大学
15当英国由于宗教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偏执而近乎死亡时,杰出的学者们便避世隐居,做自己的学问。同样,在英国的各个历史阶段,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有哲学家和科学家独行其是,与学术机构根本没有什么联系。[p195]
16很多18~22岁的青年更适合于就业而不是读大学。英国人正是通过开办技术学校和其它学校,努力为这一批学生——也是大部分学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和所能吸收的知识。但英国也和美国及世界其它国家一样,财富仍然胜于理智;我们也好,他们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未找到将懒惰愚蠢的富人子弟归入适当场所的有效办法。[p199]
17在英国,现代化并没有消除学术活动与低级活动的区别。因此,在职业性和实用性危及所有正确的教育观念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一直是致力于维护其纯洁性的机构。[p199]
18很清楚——前面我已经指出这一点——容忍无所事事、心不在焉或敷衍塞责的环境,也同样是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类理智作用所需的必要环境。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十分幸运,能够提供各种环境。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游手好闲者可以无所事事,认真做事者可以埋头工作,勇于创新者可以开拓创新。[p233]
19令学院感到骄傲的是有才华的绅士而不是有独创能力的学生。它挑选学生时也经常听取一些中学教师和牛津人或剑桥人的建议,这些人十分关注寻找这两所大学所珍重的特殊人才。风度是公学、贵族乡宅、学院的集体生活以及周期性出现与消失的俱乐部的产物。最终的产品是令人敬佩的——即有教养的绅士,他思维清晰,善于写作,行动敏捷,能够充分适应情趣广泛的英国人迟早要面临的实际环境。……当然,这部分要归功于社会的和政治的经验,但确定无疑的是,部分也要归功于英国人在中小学和学院受到的那种教育。我们在美国无休无止地谈论教育技艺。我不否认这样做具有某种意义。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本科生与导师之间确立的人际关系,尽管可能存在种种个人的局限性,却是世界上最有效的教学关系。课堂教学的稀少,师生间每周的面谈,有时延伸至漫长假期的非正式的关系,促使学生独立自主,也使他直接受到教师的影响。[p240]
20只有在一个耀眼而年轻的新世界——不管是美国还是澳大利亚——成长起来的外国人,才能充分感受到那静悄悄的四方校园、学院图书馆、大学图书馆(这些图书馆拥有丰富的珍本和善本书籍)以及院士花园的魅力和教育价值。它们是民主与传统、禁欲主义和高贵奢侈的奇异结合。没有任何一所美国的或德国的大学享有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那样无可估量的优势,能够以高尚而博学的方式与各界名流建立丰富的联系——这不仅带来愉悦,而且是产生一种深刻的精神激励的源泉。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学者不管收入多么微薄,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一名政府部长、著名科学家或哲学家的座上客。[p252-253]
德国的大学
21德国的大学起源于中世纪。但从我们的角度考虑,它们则发端于19世纪。……柏林大学的兴建,使旧瓶装上了新酒,旧瓶也因此破裂。古老的学府如此彻底地按照一种理念进行重塑,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这一事件也是长期酝酿的结果,追根溯源,人们不难发现莱布尼茨、康德、歌德及其他人的影响——他们都积极参与了民族文化的创造。但具体说来,这一新时代与稍后出现的一批人物有关,他们是黑格尔、费希特、施莱尔马赫和洪堡。这一事件旨在倡导民族精神,反抗暴力统治。[p271-272]
新大学的首要目的是发展知识,次要目的——或许是一种让步——是在能够增进知识的层次上训练专业人员和公务员。洪堡认为要拯救德意志民族,就必须将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时间证明他是正确的。当然,基础是前几个世纪的哲学家打下的,而且,19世纪的军人和政治家对德意志的思想统一也作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p272-273]
1机器生产中有“模具”,那东西很管用,可以高效率地复制出同样性能的机器。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管理学家喜欢建立“模型”,用以分析类似的事件,有时也还管用。于是,一些人期望教育乃至国家的发展也能按照某种“模式”去做,希望取得与他人、他国同样的效果,然而总是不管用。有灵魂的东西和没有灵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科学主义者不懂得这一差别。
2纽曼、赫钦斯、巴克莱,特别是提出《耶鲁报告》的教授们,当时都被视为保守主义者。然而正是这些人使欧美大学免犯了科学主义的、实用主义的荒唐的错误。中国的近现代史上,尽管“批判性阻力”越来越弱,但始终是存在的,因此大学虽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荒唐的错误,但还不至于陷入灾难中。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没有了“批判性阻力”,大学屡屡陷入灾难性的危机。
3保存、解释、追求、训练,四件事情都是不可或缺的,四件事情都离不开善于激励学生和将知识融会贯通的所谓“教学型”的教师。因此,对于大学来说,这些教师更加需要得到重视。否则,大学就成了研究所、研究院。我们把大学分成“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和“研究型”三个能级,其中隐含着对教学的轻贱和对研究的推崇,显然是不恰当的。
推崇研究是后进国家的必然选择。但推崇过了分则适得其反。洪堡的伟大之处是在德国民族陷入危机时适当地推崇了研究。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学仍然只重视教学的时候,他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大学理念。试想,忽视了教学,研究成果如何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只有当科学的力量成为人的力量时,它才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即使大学没有任何研究成果,假如它能把已有的成果转化为学生的实践能力,也比研究出一大堆成果却不能把这些成果教给学生要好。
4在科学与人文的价值选择方面,我们犯了同样的错误。一旦丧失了人文精神,失去了对美的追求,不再关注人类的命运之后,不仅年轻的科学家,就连所谓的人文主义者也会丧失人性。
5无论技术在我们的生活中多么的重要,只懂技术的技术工作者永远都是平庸之辈。不需要运用理性论证,凭经验就可判断出这一观点的正确性。说到某一个时期或是某一个国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哪些人呢?一定是那个时期、那个国家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和少数几个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发明家。
技术时代由于机械性的、技术性的、专门化的制作屡屡获得成功,从生命中流淌出的思想因其个人的体验性反而被排除在实证科学之外。又由于制作出的作品数量惊人而且如此地耀眼,那些原本如同夜空中的星光的思想的火花现在只是阳光中的一星爝火。于是我们陷入了被假象所包围的痛苦中,却看不到那照亮心灵、指引人类前行的不息的爝火。
6区分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依据是什么?区分大学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依据是什么?是个体身心的发展和个体的个性特征,而不是社会的生产力、社会的职业需要和国家的财力物力。人性是一切教育活动的依据。中国古代十五岁读大学,为什么?因为“女子十四天癸至,男子十六始通情”,“十五成童志明”,生理和心理都趋于成熟了。大学是研究自由学术的地方,自由是逐步获得的而非给予的,更非可以计划安排的。经过选拔性的公平竞争,一部分有创造力的、适合研究自由学术的年轻人进入大学,大部分只能掌握一门技术的年轻人进入职业技术学院。
经过选拔进入到大学的学生尽管仍然处在获得创造力的成长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永远处在这一没有止境的过程中——但大学应该给予他们学习和探讨学术的自由,要把
他们当成成熟的成年人看待,让他们自我完善自身的不成熟、不完善的个性。仍然像对待中学生甚至像对待小学生那样严格管束大学生,如果不是因为对大学之大的无知,就是因为对大学之大的恐惧!
7专业具有学术性、利他性、理想性,职业具有操作性、利己性和现实性。因此,从事专业的学习和研究是一种荣誉,具有崇高的地位。
几十年来学术性的、利他性的、理想性的专业教育深陷危机,大学教育越来越职业教育化。当西方国家努力通过教育把工人和农民培养成为知识分子,从而提高他们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却在通过专政手段把有地位、有体面的知识分子改造成工人和农民。“专业的本性来自理智”,消灭专业的手段必定是非理性的暴力。当专业不复存在,像希波克拉底誓言那样的荣誉准则也就不复存在。于是我们陷入了深刻的职业道德危机中。
8这样评价霍普金斯大学一点也不过分。它完全有资格拥有这样的荣誉。牛津和剑桥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对于它们所属的国家来说,也拥有这样的荣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曾经拥有这样的荣誉。大学能成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由大学所创造的文化引领,应由大学所培养的真正的高层次人才所组成的精英集团领导和管理。正因为如此,专制的国家最不放心的是大学,首先要控制的是大学。当北京大学再次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的时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露出了光明的曙光。
9儒家所推崇的是心灵的淡泊与宁静,而不是心灵的浮躁与不安。而中国的大学正变得越来越浮躁和不安。
10如果仅仅是师范学院没有理想,没有努力,没有学术,没有哲学的连续性,淹没在各种过分、浅薄和眼前的事物之中,满足于急功近利,只教给学生怎么做的技能技巧,那也无甚大碍。如果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是如此这般,整个国家就没有了真正的大学教育,没有了文化。
11一代又一代人长期受到愚弄之后,就连大学人也变得幼稚和没有教养了,他们不再明白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养,认为信息、诀窍和技巧的训练和掌握就是教育的全部。他们根本就不认为自己带错了路,他们非但不会请求谅解,还要邀功请赏,并且继续愚弄幼稚和缺乏教养的可怜的年轻人。
12中国的问题不是存在崇尚实利主义的观念,也不是知识界不能和不愿对真正的文化与浅薄的东西作出区分。中国的致命伤在于将本应展示学术优势的大学折腾成专卖药贩子的水平也在所不惜。
13弗莱克斯纳所列的系科和专业在中国的大学中也比比皆是。其中的某些学院,如新闻学院和商学院,不但毫无疑义地属于大学,而且还是大学的最走俏最红火的学院。
14多年以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是大学一步步走向平庸的过程。院系调整把许多综合性大学改造成了单科性技术学院,高校合并又把一些低层次的技术学院合并到80年代以后逐渐成长起来的、具有较高水平的大学。为了谋生,大学也在办高职、成教、自考,与职业技术学院争生源。90年代末以来的扩招再一次伤害了大学。扩招是在高等学校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拉动经济而实行的政策。几年的时间里就走完了其他国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走过的路程。条件相对较好的大学承担了主要的扩招任务。扩招中职业技术类的专业再一次膨胀。真是愧为大学!因此,我们必须保守一个秘密。
15治出乱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儒家的生活准则。与英国一样,正是那些在乱世中避世隐居,做自己的学问的人,使斯文不坠于地。因为避世隐居维护了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如果连隐居做学问的权利也没有了,那就是彻底的暴政,文化也将因此消亡。
16英才读大学,做学问;凡人读职院,学技术。这是各国通常的做法。不存在任何偏见与歧视。人是有个性差异的,尊重人的个性差异才是真正的尊重人,让不同个性差异的人各得其所才真正体现了正义。
最伤脑筋的是那些懒惰的富家子弟。就其智力潜能和家庭条件来说,他们应该读大学;就其理智水平和个人品质来说,除了游手好闲,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17牛津和剑桥大学能始终保持其纯洁性,有两个条件:一是这两所学校真正在研究自由学术,学校上下都是有理智的人;二是英国政府给了大学真正的自治权。二者缺一不可。
18老子说过,“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老子·二章》)牛津剑桥,几不知有老子,而得老子真髓。天下致理,东西而一。
19教育是一个整体,它的基本精神贯穿于各个层次的教育中,体现在民族的文化中。没有贵族和绅士,没有伊顿、哈罗、温彻斯特这些著名的公学,也就没有牛津和剑桥大学。另一方面,没有牛津和剑桥大学,也就没有英国的绅士和公学,是牛津和剑桥源源不断地为英国输送了公学的教员和各界精英。想从前,中国的教育也是一个有精神的、完整的体系。普通农民家的堂屋里帖的对联是“耕织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积德百年元气厚,读书三代善人多”,书院太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以培养有斐君子为职志,中华民族的文明赖此绵绵不绝。
不仅如此,教学方法也有诸多一致。书院和太学里课堂教学稀少,学生以自学为主,交游甚广;师生关系密切,师法家法相传。
套用托尔斯泰的一句话:成功的教育都是相似的,失败的教育各有各的失败。
20有谁还会向往牛津和剑桥那静悄悄的四方校园?徐志摩那一轻轻的挥手,已经作别了那一片西天的云彩。我们不需要那样的民主与传统、禁欲主义与高贵奢侈的精神激励,我们甘愿拜倒在政府官员的脚下,只要他们能给我们经费和课题。
也不再有人想起古代的书院和太学。那些书院的山长,有“吾道南来尽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的自信;那里的学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
天下事事事关心”。不光是学者可以轻易地成为官员家里的座上客,皇帝皇太子视学时,也要坐在下面听课,当学生。
21第一所近代大学首先在德国产生有多个原因。第一,是德国当时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德国人有很强烈的变革需要。是拿破仑激发了一盘散沙的德国人空前地团结起来,立志改变德国的命运。第二,是这之前德国完成了思想启蒙,从莱布尼茨到歌德,经过几代哲学家的努力,奠定了德国的人文主义传统。第三,洪堡的改革得到了同时代一批优秀的哲学家的支持。第四,德国的古老大学并不像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的古老大学那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对比一下便知道,近代中国大学的改革明显地缺少这些条件,除了和德国民族一样陷入了深刻民族危机这一点。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成熟的思想家,或者这些思想家被打倒了,这个国家的教育必然要受到政治家的操弄。
关于洪堡的大学理念,需要强调两点:第一,是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而不是科研重于教学。第二,首要目的是发展知识,而不是训练专业人员。
(责任编辑 李震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