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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3日，由宁都县博物馆郭跃峰、曾晨英，宁都县电视台卢春宁、叶志龙组成的“宁都起义亲历者——103岁老红军赵世新采访摄制组”赴四川成都采访。为取得较好的效果，采访之前，采访组先和赵世新之子赵渝平进行了电话联系。不巧的是，赵老前一天因血压升高正住院疗养，为不影响赵老的健康，赵渝平与我们约定采访时间控制在两个小时。考虑到宁都起义距今已整整85年的历史了，为使赵老在短时间内能尽快打开记忆的闸门，我们先期准备了与宁都起义相关历史的人物、建筑和风景照片，以便于老人回忆这段久远的历史。
24日下午3时，我们采访组一行如约而至赵老家中，赵老家住成都市恒德路6号，这是赵老离休前所在单位华西集团的家属大院。赵渝平告诉我们，这家属大院曾有20多位老红军居住于此，所以又称红军大院，但时至今日仅剩包括他父亲在内的两位老红军了。
赵老听说宁都采访摄制组一行专程赴成都采访他，便早早地在客厅等候。赵老居住的楼房，是一幢建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普通楼房。他家中陈设极为简朴，但却井然有序，墙上一个个镜框里的照片告诉我们，楼房的主人是一位戎马一生的老红军，今天正安享着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初见赵老，如果不是早已对他有所了解，眼前所见一位满头银发、中等身材、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的老人，根本不敢相信他就是103岁高龄的宁都起义亲历者。赵老热情而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这有力的一握，让我们不仅感受到赵老身体的力量明显强于常人，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赵老身体的硬朗，甚至让我们瞬间感悟到这力量其实就是赵老一生对革命信念的无比坚定。
采访开始前，笔者代表宁都起义纪念馆全体同志向赵老赠送《客家福》剪纸艺术品，以通过这个火红的“福”字，表达大家对赵老革命一生的崇高敬意和深深祝福，祝福赵老健康长寿、洪福齐天。
采访就在这热烈欢快的气氛中慢慢拉开。我们随即把事先准备好的一摞相关人物照、旧址照、风景照递给赵老观看，尽管赵老的视力不算好，但他还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张照片，看着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这一张张亲切的面孔，还有“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城北门外拱辰桥”，以及当年他们习惯叫“赤面寨”的一处处熟悉的景象，赵老记忆的闸门渐渐打开。
赵老拿着“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照片告诉我们：“这个房子我知道，它就在宁都县城河边上，1931年，那年我17歲，跟随部队从南昌步行到达宁都县城，参加国民党军对红军的‘围剿’，当年我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旅第一团第二营第七连当司号兵，团部和营部都驻在城北门外的‘赤面寨’，城内只有第七十四旅为防卫旅驻防，我们第七十五旅和第七十三旅都驻城外，记得有次进城我就从这幢房子经过，这幢房子后来也成为宁都起义的指挥部，赵博生就住在这幢楼里。”
听着赵老这么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历史，我们见机插问：“您作为一位北方人，随军到南方以后，部队驻扎宁都，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生活上一定给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说起在宁都驻军的生活，赵老更是记忆犹新，嗓门洪亮地说道：“我们这些北方人大多是陕西、甘肃、河南的，到南方后不仅水土不服，加上饮食习惯又不相同，吃的都是糙米，菜就是藤藤菜（蕹菜）、角豆、冬瓜，油就是花生油，这些都吃不惯，吃着想吐，很多人都不适应，拉肚子。直到现在我也不喜欢吃大米，喜欢吃面食。由于生活条件不适应，生病的人很多，有的打摆子（疟疾），发冷发热，高烧40多度，有的长疥疮，大家黄皮瓜瘦，又流鼻血。因为南方蚊虫多，雨水也多，蚊虫咬了雨水一浇，便化脓溃烂，很多人都染了这些病，部队的医疗保障又很差，得不到治疗，这样就死了很多人。当时宁都县城北门山坡上埋满了病死的第二十六路军士兵的尸体，一开始，还插个牌子写名字，后来死的人多了，都不写名字了。我记得我所在的七连初到宁都时有90多人，最后只剩了50多人，而有的连只剩下30多人。”
说到这，赵老语气有点低沉，稍停后，又继续回忆道：“开始，部队为解决吃面粉问题，把所有马匹集中起来，从南昌运面粉，后来由于骡马也不服水土，差不多都死光了。运面粉时因为路途远，而且雨水多，面粉被雨水淋湿，等运到宁都后，好些都发霉了，我们就吃这些发霉的面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生病的人就更多了，差不多每天都要死人，导致部队情绪非常低落，当时二十六路军有许多高级军官多次请求蒋介石换防，蒋介石只是口头答应，却不见行动。后来听说有3名共产党员在二十六路军中秘密开展活动，但具体是谁就不知道了。”
赵老作为我们目前所知唯一健在的宁都起义亲历者，在采访中，我们希望作为一名普通士兵的赵老，能够谈谈当年来自士兵底层的思想动态，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想境界，使一支17000多人的部队能够兵不血刃地参加起义？但我们也知道，这对于一位103岁的老人，当时又是年仅17岁的普通士兵，要回忆和深谈85年前的那段惊世壮举，也许题目有点大了。赵老告诉我们说：“因为当时生活条件的恶劣，物资条件、医疗条件都得不到保证，大部分士兵军心涣散浮动。当时，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能吃上一顿白面，回不回家都没有想过。”一句朴实而真实的内心直白，虽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但却清楚地反映了这支部队起义前的生存状态，告诉我们国民党军队是如何对待士兵的，这和后来赵老回忆到起义参加红军后，受到苏区百姓和红军热情欢迎，红军在饮食上尽量照顾这些大多来自北方士兵的习惯，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许，这就是大多数士兵参加起义的最朴素思想。
“起义前一段时间，我们营部去南昌领军衣，就把我们二三十个病号留下来留守，因为当时红军经常在城外袭击我们，为了安全，营部就安排我们这些人住进了城内，以后，他们回来，我们也在城内住。起义的当天晚上，我正发着高烧，睡在地铺上，我看到弟兄们拿回好些生活用品说是店铺拿的不要钱，我烧得迷迷糊糊，只听得一会儿枪响，一会儿嘈杂声。后来听说，赵博生在城里那座小洋楼请客，宴请一些军官，总指挥部警卫连制服了一些不愿起义的军官，警卫连士兵都是一些高个头，装备也强，每人有三大件：手枪、冲锋枪和马刀。第二天早上，起义成功了，我们就随部队集结。” 赵老边回忆边不时停下来翻看手中的照片，当看到宁都县城南水口塔当年的旧貌照片，和一幅赵博生率部队集结在城南水口塔下沙滩上撕毁青天白日旗的创作油画时，挥动他那有力的手说：“这就是当年部队起义成功后的第二天清晨集结的场景，在总指挥赵博生的带领下，我们都把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扯掉扔在地上，后跟随部队向苏区开拔。在奔赴苏区的路上，我看见一些臂上戴着写有‘赤卫队’红袖章的人，因为是第一次看到这些，便不解地问连长‘什么叫赤卫队’？连长说，他也不知道。我还看到有约一个排的队伍，他们身着灰布军衣，拿着用纸做的小红旗，列队夹道喊着‘欢迎新同志’等口号。”苏区的景象，让刚刚加入红军队伍的赵老，一切都感到那么的好奇而新鲜。
我说：“赵老，您和我们谈谈在宁都固厚宣布成立红五军团的事吧。”
“固厚？”赵老有点茫然。对这一地名，在赵老的记忆中一下难以调出。但他的思路却很清晰指向了这段历史：“起义部队开到一个河滩上集结，记得还搭了个台子，红军代表就站在台上和我们讲，你们为什么要起义，你们现在是红军了，又为什么要当红军，台上的红军代表就和我们讲这些道理。加入红军后，部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都在对我们加强类似这方面的政治教育和学习。”显然，赵老对红五军团成立初期的历史还是印象深刻。
赵老起义前后都是一名司号兵，他对号谱的记忆熟悉程度让我们啧啧称奇，尽管是位103岁老人了，依然能如数家珍的一一口诵出来：“嗒嗒嘀哒，嘀哒哒哒，嗒嗒嘀哒，嘀哒哒哒——起床了”；“哒哒哒铛铛铛，嘀嘀哒嘀铛铛铛——吃饭了”；“哒哒铛铛，铛铛哒哒——上课了”；“铛铛哒哒，哒哒铛铛——下课了”；“嘀嘀哒哒，嘀嘀哒嘀铛铛——集合了”；“嘀嘀哒嘀嘀，哒哒嘀嘀嘀——冲锋号”。赵老一气诵出六种号谱，并强调这就是当年红军的号谱，脸上露出格外高兴的笑容，足以看出这名老号兵的至深至爱的军旅情结。
赵老告诉我们说：“参加红军后，我们五军团第一场战斗就是配合红三军团攻打赣州，这以后还接连参加了攻打漳州、水口、南城等战斗，还有第四次反‘围剿’的黄陂、草台岗战斗，我都参加了。”赵老如数家珍地说起那些远去的战斗，他思绪沉浸在遥远的回忆当中，一幅幅惨烈的战斗场景在我们面前铺开。在说起1932年7月的水口战斗时，赵老连连摇头说：“那可是一场最惨的战斗啊！死的人漫山遍野……”语气中饱含着无尽的痛惜，赵老不忍再回忆下去。忆起第四次反“围剿”前的南城黄狮渡战斗，赵老悲痛地说道：“这次战斗，我的老首长赵博生同志牺牲了，我当时就在战场，赵博生同志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战斗快结束时，突然一颗流弹击中赵博生同志右额，我亲眼看见了赵博生同志的牺牲。”
参加红军后的赵老，在党和部队的政治教育下，很快成长为一名信念坚定的红军战士。1933年8月，他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又光荣地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生跟随毛主席、朱总司令干革命的赵老，记忆中留存着一段段难以忘记的革命经历。采访中，赵老向我们讲述了他和朱总司令之间的一段经历：“1932年7月，红军在广东南雄的水口打了一仗，这次战役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指挥的。由于红军错将敌10个团当做4个团来打，致使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前沿阵地上有一个连队因支持不住撤了下来，情况十分危险。在这紧急关头，我们警卫连发挥了作用，把敌人的一个防线冲破，夺回阵地，其他部队也发起反击，才稳住了阵脚。第二天，朱总司令来到我们连阵地上，见了面就问我：‘小鬼，你吃饭了吗？’我一看是总司令，就回答说：‘吃过了，总司令您吃了吗？’总司令说没吃，我就去弄了些饭，又从一个水坑里舀了一缸子水，给总司令吃，总司令吃了几口。临走时总司令对我们连长说‘好好坚持’。最后我们终于打败了敌人10个团，取得了水口战役的胜利。”
长征前，赵老被编入红三军团炮兵营任司号员。长征中，赵老随红三军团行军。虽然长征胜利已整整80周年，但赵老说起长征往事，一桩桩，依然那么清晰，那么生动，就好像发生在昨天的事一样。他先谈及长征前完成送电台至赣东北的红十军，使这支部队得以和党中央联系，沿途所经建宁、泰宁、邵武等地，胜利完成任务，往事历历在目。再谈长征中的故事。他说，长征中，部队“经四川甘孜州、凉山州、阿坝州这三个州吃尽苦头，没吃没喝，粮食极其匮乏，只要能吃的都吃尽，就连背枪的皮带也成果腹之物，以致槍无背带，只好砍树藤当背带”。“爬雪山，我就用一双赤脚，翻越海拔4300米的夹金山，最后两只脚冻得完全失去知觉。”“过草地，从四川毛儿盖至甘肃腊子口，整整七天七夜啊！我们那时都是白天行军，晚上露营。说是露营，其实就是在水里站，有时一打盹，人往下蹲，就喝上了一口脏水。天一亮就开始行军。”历经了长征中千难万险、艰苦卓绝的赵老，无论是思想还是生理都经历了一场人生最为严峻的考验，在革命的熔炉中，赵老淬炼出钢铁般的意志和体魄，铸就了他革命信念坚如磐石。
两小时的采访很快就要结束了，赵老仍然沉浸在悠远的回忆之中。但为了不影响老人的休息，我们怀着难舍的心情请赵老为宁都人民说上几句祝福的话，以此结束我们的采访。面对镜头，赵老略加思索，激动地说道：“宁都是我走向革命生涯的起点，我感谢宁都，感谢宁都的人民，感谢宁都县委、县政府，希望宁都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建设得更好，宁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声声祝福，情见乎言。赵老随即又欣然提笔写下“宁都起义精神万岁！——宁都起义参加者赵世新，时年103岁”。采访结束，我们即将离开赵老家，一次次不舍的握手，一句句祝福的话语，彼此传递着一份真情。当我们下楼行至院中，回首仰望时，赵老正站在三楼阳台和我们挥手道别。此情此景，除了感动，我们采访组一行更是衷心祝福赵老幸福安宁，健康长寿！
责任编辑 / 梁发明
24日下午3时，我们采访组一行如约而至赵老家中，赵老家住成都市恒德路6号，这是赵老离休前所在单位华西集团的家属大院。赵渝平告诉我们，这家属大院曾有20多位老红军居住于此，所以又称红军大院，但时至今日仅剩包括他父亲在内的两位老红军了。
赵老听说宁都采访摄制组一行专程赴成都采访他，便早早地在客厅等候。赵老居住的楼房，是一幢建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普通楼房。他家中陈设极为简朴，但却井然有序，墙上一个个镜框里的照片告诉我们，楼房的主人是一位戎马一生的老红军，今天正安享着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初见赵老，如果不是早已对他有所了解，眼前所见一位满头银发、中等身材、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的老人，根本不敢相信他就是103岁高龄的宁都起义亲历者。赵老热情而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这有力的一握，让我们不仅感受到赵老身体的力量明显强于常人，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赵老身体的硬朗，甚至让我们瞬间感悟到这力量其实就是赵老一生对革命信念的无比坚定。
采访开始前，笔者代表宁都起义纪念馆全体同志向赵老赠送《客家福》剪纸艺术品，以通过这个火红的“福”字，表达大家对赵老革命一生的崇高敬意和深深祝福，祝福赵老健康长寿、洪福齐天。
采访就在这热烈欢快的气氛中慢慢拉开。我们随即把事先准备好的一摞相关人物照、旧址照、风景照递给赵老观看，尽管赵老的视力不算好，但他还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张照片，看着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这一张张亲切的面孔，还有“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城北门外拱辰桥”，以及当年他们习惯叫“赤面寨”的一处处熟悉的景象，赵老记忆的闸门渐渐打开。
赵老拿着“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照片告诉我们：“这个房子我知道，它就在宁都县城河边上，1931年，那年我17歲，跟随部队从南昌步行到达宁都县城，参加国民党军对红军的‘围剿’，当年我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旅第一团第二营第七连当司号兵，团部和营部都驻在城北门外的‘赤面寨’，城内只有第七十四旅为防卫旅驻防，我们第七十五旅和第七十三旅都驻城外，记得有次进城我就从这幢房子经过，这幢房子后来也成为宁都起义的指挥部，赵博生就住在这幢楼里。”
听着赵老这么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历史，我们见机插问：“您作为一位北方人，随军到南方以后，部队驻扎宁都，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生活上一定给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说起在宁都驻军的生活，赵老更是记忆犹新，嗓门洪亮地说道：“我们这些北方人大多是陕西、甘肃、河南的，到南方后不仅水土不服，加上饮食习惯又不相同，吃的都是糙米，菜就是藤藤菜（蕹菜）、角豆、冬瓜，油就是花生油，这些都吃不惯，吃着想吐，很多人都不适应，拉肚子。直到现在我也不喜欢吃大米，喜欢吃面食。由于生活条件不适应，生病的人很多，有的打摆子（疟疾），发冷发热，高烧40多度，有的长疥疮，大家黄皮瓜瘦，又流鼻血。因为南方蚊虫多，雨水也多，蚊虫咬了雨水一浇，便化脓溃烂，很多人都染了这些病，部队的医疗保障又很差，得不到治疗，这样就死了很多人。当时宁都县城北门山坡上埋满了病死的第二十六路军士兵的尸体，一开始，还插个牌子写名字，后来死的人多了，都不写名字了。我记得我所在的七连初到宁都时有90多人，最后只剩了50多人，而有的连只剩下30多人。”
说到这，赵老语气有点低沉，稍停后，又继续回忆道：“开始，部队为解决吃面粉问题，把所有马匹集中起来，从南昌运面粉，后来由于骡马也不服水土，差不多都死光了。运面粉时因为路途远，而且雨水多，面粉被雨水淋湿，等运到宁都后，好些都发霉了，我们就吃这些发霉的面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生病的人就更多了，差不多每天都要死人，导致部队情绪非常低落，当时二十六路军有许多高级军官多次请求蒋介石换防，蒋介石只是口头答应，却不见行动。后来听说有3名共产党员在二十六路军中秘密开展活动，但具体是谁就不知道了。”
赵老作为我们目前所知唯一健在的宁都起义亲历者，在采访中，我们希望作为一名普通士兵的赵老，能够谈谈当年来自士兵底层的思想动态，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想境界，使一支17000多人的部队能够兵不血刃地参加起义？但我们也知道，这对于一位103岁的老人，当时又是年仅17岁的普通士兵，要回忆和深谈85年前的那段惊世壮举，也许题目有点大了。赵老告诉我们说：“因为当时生活条件的恶劣，物资条件、医疗条件都得不到保证，大部分士兵军心涣散浮动。当时，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能吃上一顿白面，回不回家都没有想过。”一句朴实而真实的内心直白，虽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但却清楚地反映了这支部队起义前的生存状态，告诉我们国民党军队是如何对待士兵的，这和后来赵老回忆到起义参加红军后，受到苏区百姓和红军热情欢迎，红军在饮食上尽量照顾这些大多来自北方士兵的习惯，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许，这就是大多数士兵参加起义的最朴素思想。
“起义前一段时间，我们营部去南昌领军衣，就把我们二三十个病号留下来留守，因为当时红军经常在城外袭击我们，为了安全，营部就安排我们这些人住进了城内，以后，他们回来，我们也在城内住。起义的当天晚上，我正发着高烧，睡在地铺上，我看到弟兄们拿回好些生活用品说是店铺拿的不要钱，我烧得迷迷糊糊，只听得一会儿枪响，一会儿嘈杂声。后来听说，赵博生在城里那座小洋楼请客，宴请一些军官，总指挥部警卫连制服了一些不愿起义的军官，警卫连士兵都是一些高个头，装备也强，每人有三大件：手枪、冲锋枪和马刀。第二天早上，起义成功了，我们就随部队集结。” 赵老边回忆边不时停下来翻看手中的照片，当看到宁都县城南水口塔当年的旧貌照片，和一幅赵博生率部队集结在城南水口塔下沙滩上撕毁青天白日旗的创作油画时，挥动他那有力的手说：“这就是当年部队起义成功后的第二天清晨集结的场景，在总指挥赵博生的带领下，我们都把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扯掉扔在地上，后跟随部队向苏区开拔。在奔赴苏区的路上，我看见一些臂上戴着写有‘赤卫队’红袖章的人，因为是第一次看到这些，便不解地问连长‘什么叫赤卫队’？连长说，他也不知道。我还看到有约一个排的队伍，他们身着灰布军衣，拿着用纸做的小红旗，列队夹道喊着‘欢迎新同志’等口号。”苏区的景象，让刚刚加入红军队伍的赵老，一切都感到那么的好奇而新鲜。
我说：“赵老，您和我们谈谈在宁都固厚宣布成立红五军团的事吧。”
“固厚？”赵老有点茫然。对这一地名，在赵老的记忆中一下难以调出。但他的思路却很清晰指向了这段历史：“起义部队开到一个河滩上集结，记得还搭了个台子，红军代表就站在台上和我们讲，你们为什么要起义，你们现在是红军了，又为什么要当红军，台上的红军代表就和我们讲这些道理。加入红军后，部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都在对我们加强类似这方面的政治教育和学习。”显然，赵老对红五军团成立初期的历史还是印象深刻。
赵老起义前后都是一名司号兵，他对号谱的记忆熟悉程度让我们啧啧称奇，尽管是位103岁老人了，依然能如数家珍的一一口诵出来：“嗒嗒嘀哒，嘀哒哒哒，嗒嗒嘀哒，嘀哒哒哒——起床了”；“哒哒哒铛铛铛，嘀嘀哒嘀铛铛铛——吃饭了”；“哒哒铛铛，铛铛哒哒——上课了”；“铛铛哒哒，哒哒铛铛——下课了”；“嘀嘀哒哒，嘀嘀哒嘀铛铛——集合了”；“嘀嘀哒嘀嘀，哒哒嘀嘀嘀——冲锋号”。赵老一气诵出六种号谱，并强调这就是当年红军的号谱，脸上露出格外高兴的笑容，足以看出这名老号兵的至深至爱的军旅情结。
赵老告诉我们说：“参加红军后，我们五军团第一场战斗就是配合红三军团攻打赣州，这以后还接连参加了攻打漳州、水口、南城等战斗，还有第四次反‘围剿’的黄陂、草台岗战斗，我都参加了。”赵老如数家珍地说起那些远去的战斗，他思绪沉浸在遥远的回忆当中，一幅幅惨烈的战斗场景在我们面前铺开。在说起1932年7月的水口战斗时，赵老连连摇头说：“那可是一场最惨的战斗啊！死的人漫山遍野……”语气中饱含着无尽的痛惜，赵老不忍再回忆下去。忆起第四次反“围剿”前的南城黄狮渡战斗，赵老悲痛地说道：“这次战斗，我的老首长赵博生同志牺牲了，我当时就在战场，赵博生同志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战斗快结束时，突然一颗流弹击中赵博生同志右额，我亲眼看见了赵博生同志的牺牲。”
参加红军后的赵老，在党和部队的政治教育下，很快成长为一名信念坚定的红军战士。1933年8月，他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又光荣地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生跟随毛主席、朱总司令干革命的赵老，记忆中留存着一段段难以忘记的革命经历。采访中，赵老向我们讲述了他和朱总司令之间的一段经历：“1932年7月，红军在广东南雄的水口打了一仗，这次战役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指挥的。由于红军错将敌10个团当做4个团来打，致使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前沿阵地上有一个连队因支持不住撤了下来，情况十分危险。在这紧急关头，我们警卫连发挥了作用，把敌人的一个防线冲破，夺回阵地，其他部队也发起反击，才稳住了阵脚。第二天，朱总司令来到我们连阵地上，见了面就问我：‘小鬼，你吃饭了吗？’我一看是总司令，就回答说：‘吃过了，总司令您吃了吗？’总司令说没吃，我就去弄了些饭，又从一个水坑里舀了一缸子水，给总司令吃，总司令吃了几口。临走时总司令对我们连长说‘好好坚持’。最后我们终于打败了敌人10个团，取得了水口战役的胜利。”
长征前，赵老被编入红三军团炮兵营任司号员。长征中，赵老随红三军团行军。虽然长征胜利已整整80周年，但赵老说起长征往事，一桩桩，依然那么清晰，那么生动，就好像发生在昨天的事一样。他先谈及长征前完成送电台至赣东北的红十军，使这支部队得以和党中央联系，沿途所经建宁、泰宁、邵武等地，胜利完成任务，往事历历在目。再谈长征中的故事。他说，长征中，部队“经四川甘孜州、凉山州、阿坝州这三个州吃尽苦头，没吃没喝，粮食极其匮乏，只要能吃的都吃尽，就连背枪的皮带也成果腹之物，以致槍无背带，只好砍树藤当背带”。“爬雪山，我就用一双赤脚，翻越海拔4300米的夹金山，最后两只脚冻得完全失去知觉。”“过草地，从四川毛儿盖至甘肃腊子口，整整七天七夜啊！我们那时都是白天行军，晚上露营。说是露营，其实就是在水里站，有时一打盹，人往下蹲，就喝上了一口脏水。天一亮就开始行军。”历经了长征中千难万险、艰苦卓绝的赵老，无论是思想还是生理都经历了一场人生最为严峻的考验，在革命的熔炉中，赵老淬炼出钢铁般的意志和体魄，铸就了他革命信念坚如磐石。
两小时的采访很快就要结束了，赵老仍然沉浸在悠远的回忆之中。但为了不影响老人的休息，我们怀着难舍的心情请赵老为宁都人民说上几句祝福的话，以此结束我们的采访。面对镜头，赵老略加思索，激动地说道：“宁都是我走向革命生涯的起点，我感谢宁都，感谢宁都的人民，感谢宁都县委、县政府，希望宁都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建设得更好，宁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声声祝福，情见乎言。赵老随即又欣然提笔写下“宁都起义精神万岁！——宁都起义参加者赵世新，时年103岁”。采访结束，我们即将离开赵老家，一次次不舍的握手，一句句祝福的话语，彼此传递着一份真情。当我们下楼行至院中，回首仰望时，赵老正站在三楼阳台和我们挥手道别。此情此景，除了感动，我们采访组一行更是衷心祝福赵老幸福安宁，健康长寿！
责任编辑 / 梁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