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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1945年5月到1964年谈过十次遵义会议(见《遵义会议材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内容涉及面很广，本文就毛泽东评说王明和博古作一些分析。
在《遵义会议材料汇编》中，毛泽东有四次说到王明，第一次是在1961年6月21日同外宾谈话时。他说：“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在十年内战时期产生的。……第三次是王明路线，时间最长，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这条路线是共产国际制造的。当时，王明发展了李立三的错误，在军事、政治、组织等一系列问题上，坚持错误的冒险主义，结果把南方根据地丢掉了，只好两条腿走路，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
第一次说王明说了两处：一处是“王明路线”，一处是“王明发展了李立三的错误”，这里毛泽东没有说博古。博古在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要说明十个问题”时，说“两个时期路线是错误的，错误造成的恶果。是不可估量的，是不可胜计的。我个人在上面负着重大责任的，尤其是内战时期的”。“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博古的“说明”，毛泽东是知道的，可是他没有提，博古对路线错误不仅承认，而且个人全包了。
毛泽东第二次说王明是在1961年6月21日同外宾谈话时。他说：“在长征路上，我们开始克服王明‘左’倾路线。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开会，但未完全解决问题。抗日初期又出现了王明路线，但这次是右的。以后我们用了三年半时间进行整风运动，研究党的历史，学习两条路线，终于说服了犯过错误的同志，然后才能在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七次大会上，团结了全党。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仍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些同志大多数改好了。只有王明，虽然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但是不承认错误。他现在住在莫斯科。”这次说王明也有两处：一处是长征路上，克服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一处是抗战初期，克服王明右的错误路线。
毛泽东第三次说王明是在1963年4月17日同外宾谈话时。他说：“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才开始批评这些错误，改变路线，领导机构才独立考虑自己的问题。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采取帮助的态度，所以我们团结了党的绝大多数，除个别的人跑到敌人那里去了以外，另有个别的人死不承认错误，如王明。”
毛泽东第四次说王明是在1964年3月23日同外宾谈话时。他说：“我们得到一条经验，任何一个党的纲领或文件。只能有本国党来决定，不能有外国党决定。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吃过亏。我们为什么走了二万五千里，军队由三十万变成二万五千人，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白区的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这就是由于王明路线。一九三一年我们党的四中全会决议，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起草的，并强加于我们。这个决议也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以后我们独立自主。在长征路上，我们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从那时起，即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的十年中，我们进行过整风，用说服的方法把全党团结起来。我们的军队又由二万五千人发展到一百二十万，根据地的人口有一亿。”这次说由于王明路线，革命受到很大损失。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四次说到王明，都是直接点名的。博古说自己两次犯路线错误，毛泽东都不提。毛泽东回忆遵义会议与长征时，两次说了博古，却都不指名。
毛泽东第一次说博古是在1945年5月24日中共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时。他说：“我们在十个年头之内——从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五月现在的七次大会，这十个年头之内的中央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中央主要的成分，是四中全会选举的、五中全会选举的，不是六次大会选的；六次大会选的现在只剩下四个。二十五个人里头，绝大多数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就是翻筋斗的两次会选的。我们和这样一个中央里面的这些同志一道共事；恰恰在这十年中，筋斗翻得少了一点，乱子闹得少了一点，我们工作还算有进步。这一条经验是不是很重要的经验?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现在大家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这里说的“很重要的同志”是谁呢?我想首先是博古。遵义会议后两天，博古主持会议，请大家向自己“开炮”提意见，他同意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张闻天起草的“常委再分工”，将总书记的职务让给张闻天，自己只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革军委委员的职务。
毛泽东另一次不指名地说到博古是在1964年3月23日同外宾谈话时。他说：“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的十年中，我们进行过整风，用说服的方法把全党团结起来。我们的军队又由二万五千人发展到一百二十万，根据地的人口有一亿。”这个“把全党团结起来”，包括博古，领导人中有博古，一般党员中也有博古。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上是周恩来下作战决心的助手；在长征路上，张闻天、博古与周恩来又主张成立军事指挥三人小组：周恩来、王稼祥与毛泽东。接着，又改组中革军委，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从此组成“毛正周副”。到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时，张、博、周等又赞同毛当了“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张闻天、陈云、王明、康生为书记，博古为一般政治局委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作为中共代表之一的博古向中央作总结报告。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在南京等地与蒋介石谈判，使蒋介石发表与中共合作宣言；多次要求蒋介石释放陶铸、钱瑛等100多名中共党员；重组与新建南方13个省的省委和省工委；发展党员67780人；把南方根据地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要国民党批准在国统区创办党的大型日报《新华日报》。1942年，他又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并担任社长兼新华社社长，与毛泽东一起统率新闻大军，创建党的新闻事业的高峰。国民党在抗战时期阴谋进攻延安，制造第三次反共高潮，《解放日报》发表朱德致蒋介石信，又连发三个头版新闻，揭穿国民党阴谋。蒋介石与国民党连喊“误会”、“误会”，并撤退进攻大军。各中央局向中央请示“一年打败希特勒，二年打败日本”怎么解释，中央答复：“看《解放日报》怎么说。”
上述情况，毛泽东亲眼所见，亲身所历，记在心里。但回忆遵义会议时，他又强调：“挫折、失败也有好的一面，教育了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没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是不可能取得真正的经验的。”毛泽东那时是心里有数的，他在回忆遵义会议时，对王明、博古的评说客观、公正。
在《遵义会议材料汇编》中，毛泽东有四次说到王明，第一次是在1961年6月21日同外宾谈话时。他说：“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在十年内战时期产生的。……第三次是王明路线，时间最长，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这条路线是共产国际制造的。当时，王明发展了李立三的错误，在军事、政治、组织等一系列问题上，坚持错误的冒险主义，结果把南方根据地丢掉了，只好两条腿走路，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
第一次说王明说了两处：一处是“王明路线”，一处是“王明发展了李立三的错误”，这里毛泽东没有说博古。博古在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要说明十个问题”时，说“两个时期路线是错误的，错误造成的恶果。是不可估量的，是不可胜计的。我个人在上面负着重大责任的，尤其是内战时期的”。“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博古的“说明”，毛泽东是知道的，可是他没有提，博古对路线错误不仅承认，而且个人全包了。
毛泽东第二次说王明是在1961年6月21日同外宾谈话时。他说：“在长征路上，我们开始克服王明‘左’倾路线。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开会，但未完全解决问题。抗日初期又出现了王明路线，但这次是右的。以后我们用了三年半时间进行整风运动，研究党的历史，学习两条路线，终于说服了犯过错误的同志，然后才能在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七次大会上，团结了全党。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仍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些同志大多数改好了。只有王明，虽然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但是不承认错误。他现在住在莫斯科。”这次说王明也有两处：一处是长征路上，克服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一处是抗战初期，克服王明右的错误路线。
毛泽东第三次说王明是在1963年4月17日同外宾谈话时。他说：“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才开始批评这些错误，改变路线，领导机构才独立考虑自己的问题。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采取帮助的态度，所以我们团结了党的绝大多数，除个别的人跑到敌人那里去了以外，另有个别的人死不承认错误，如王明。”
毛泽东第四次说王明是在1964年3月23日同外宾谈话时。他说：“我们得到一条经验，任何一个党的纲领或文件。只能有本国党来决定，不能有外国党决定。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吃过亏。我们为什么走了二万五千里，军队由三十万变成二万五千人，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白区的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这就是由于王明路线。一九三一年我们党的四中全会决议，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起草的，并强加于我们。这个决议也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以后我们独立自主。在长征路上，我们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从那时起，即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的十年中，我们进行过整风，用说服的方法把全党团结起来。我们的军队又由二万五千人发展到一百二十万，根据地的人口有一亿。”这次说由于王明路线，革命受到很大损失。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四次说到王明，都是直接点名的。博古说自己两次犯路线错误，毛泽东都不提。毛泽东回忆遵义会议与长征时，两次说了博古，却都不指名。
毛泽东第一次说博古是在1945年5月24日中共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时。他说：“我们在十个年头之内——从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五月现在的七次大会，这十个年头之内的中央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中央主要的成分，是四中全会选举的、五中全会选举的，不是六次大会选的；六次大会选的现在只剩下四个。二十五个人里头，绝大多数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就是翻筋斗的两次会选的。我们和这样一个中央里面的这些同志一道共事；恰恰在这十年中，筋斗翻得少了一点，乱子闹得少了一点，我们工作还算有进步。这一条经验是不是很重要的经验?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现在大家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这里说的“很重要的同志”是谁呢?我想首先是博古。遵义会议后两天，博古主持会议，请大家向自己“开炮”提意见，他同意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张闻天起草的“常委再分工”，将总书记的职务让给张闻天，自己只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革军委委员的职务。
毛泽东另一次不指名地说到博古是在1964年3月23日同外宾谈话时。他说：“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的十年中，我们进行过整风，用说服的方法把全党团结起来。我们的军队又由二万五千人发展到一百二十万，根据地的人口有一亿。”这个“把全党团结起来”，包括博古，领导人中有博古，一般党员中也有博古。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上是周恩来下作战决心的助手；在长征路上，张闻天、博古与周恩来又主张成立军事指挥三人小组：周恩来、王稼祥与毛泽东。接着，又改组中革军委，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从此组成“毛正周副”。到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时，张、博、周等又赞同毛当了“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张闻天、陈云、王明、康生为书记，博古为一般政治局委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作为中共代表之一的博古向中央作总结报告。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在南京等地与蒋介石谈判，使蒋介石发表与中共合作宣言；多次要求蒋介石释放陶铸、钱瑛等100多名中共党员；重组与新建南方13个省的省委和省工委；发展党员67780人；把南方根据地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要国民党批准在国统区创办党的大型日报《新华日报》。1942年，他又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并担任社长兼新华社社长，与毛泽东一起统率新闻大军，创建党的新闻事业的高峰。国民党在抗战时期阴谋进攻延安，制造第三次反共高潮，《解放日报》发表朱德致蒋介石信，又连发三个头版新闻，揭穿国民党阴谋。蒋介石与国民党连喊“误会”、“误会”，并撤退进攻大军。各中央局向中央请示“一年打败希特勒，二年打败日本”怎么解释，中央答复：“看《解放日报》怎么说。”
上述情况，毛泽东亲眼所见，亲身所历，记在心里。但回忆遵义会议时，他又强调：“挫折、失败也有好的一面，教育了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没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是不可能取得真正的经验的。”毛泽东那时是心里有数的，他在回忆遵义会议时，对王明、博古的评说客观、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