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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长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作家。由于他曾与鲁迅发生过冲突,以及他孤独的性格,在一段时期内,文坛上并不被太多提到,有时提起,也是作为研究鲁迅时的反面例子。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高长虹文集》和《高长虹研究文选》的编辑出版,人们才重新认识到他对中国现代文学所做的贡献,并逐步恢复他应有的地位。
从山西走出去的作家
高长虹是山西盂县人,1898年2月出身于一个以耕读为本的小康之家。本名高仰愈,长虹是他的笔名。1905年,8岁的长虹入小学堂读书。在读盂县第一高小时,由于他成绩优秀,县知事还专门奖赏过他一枚银牌。他不光功课好,思想也进步,当听说武昌起义成功后,自作主张剪掉了头上的辫子。1914年,高长虹考入太原的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各门功课俱佳,尤其国文与英语突出。课余,他热衷于参加各项活动,并有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到了二年级时,他拒不参加学校组织的为阎锡山投靠袁世凯搞的“提灯会”,得罪了校方。于是,他逃离了学校,去北京靠亲戚的帮助在一家图书馆读书并旁听一些大学的课。1918年之后他回到盂县家里,埋头自学了5年。他选定文学创作为方向,博览群书,练习写作,为后来驰骋文坛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1年年初,高长虹的父亲希望已经20多岁的儿子能赚钱养家,长虹却坚持要走自己的路,其父一气之下说:“我的粮食是不能够给游手好闲的人吃的!”这话伤了他的自尊心,决心自食其力,离开家到了太原,在文庙博物馆谋得一份资料保管员的差事。工作之余,他开始了文学创作,在一些杂志上发表杂文等作品。
发起狂飙运动
1924年8月,高长虹约集好友高沐鸿、段复生、籍雨农等进步文学青年,组织“贫民艺术团”,并筹备出版《狂飙》月刊。他索性辞掉了工作,全力投入到“狂飙运动”中,决心“把文艺界团结起来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9月初,《狂飙》创刊号出版,主要刊载的是高长虹的作品。不久,他感觉到山西的文化氛围不浓,于是,下旬即把刊物交给同仁,自己只身到了北京,为山西籍人景梅九主持的《国风日报》编副刊,仍然起名为《狂飙》(周刊)。起初,只是他一个人筹办,到11月出刊后,他的才气与能力也充分展示出来,不断有文学青年加入进来,包括向培良、尚钺、郑效洵等人,他的“狂飙运动”进入了一个高潮。正如他在周刊14期的《本刊宣言》中所说:“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做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打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一滴小泉可以作江河的始流,一张树叶之飘动可以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周刊,便叫做狂飙。”
《狂飙》周刊出版后,得到了鲁迅的肯定。高长虹从孙伏园处听说这个消息后,于1924年12月10日首次拜访了鲁迅。在此后的近两年中,他与鲁迅交往密切,经常去鲁迅家,并有书信来往。
1925年3月,《狂飙》周刊出至17期时,由于景梅九离开《国风日报》,经费有了问题,被迫停刊。恰好鲁迅组织“莽原社”,筹办《莽原》周刊,高长虹和向培良、荆有麟、章衣萍等便加入了“莽原社”。而他是投入最多精力的,做编辑事务,提供稿件。据有人统计,《莽原》周刊共出版32期,发表作品261篇,其中高长虹35篇,居首位。鲁迅曾说过,《莽原》周刊时期“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
高长虹后来在《一点回忆》中曾追述他同鲁迅最初的交往:“我初次同他谈话的印象,却不但不是人们传说中的鲁迅,也不很像《呐喊》的作者鲁迅,却是一个严肃、诚恳的中年战士……鲁迅那时仿佛像一个老人,年岁其实也只四十三四岁。他的中心事业,是文艺事业,思想事业。不过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好,常持一种消极态度。写文章的时候,态度倔强,同朋友谈起话来,却很和蔼谦逊。”
鲁迅在《两地书》中也曾谈到对高长虹的看法:“长虹……乃我今年所认识的,意见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而似是安那其主义者(为音译,意为无政府主义者——本刊注),他很能做文章,但大约因为受了尼采的作品的影响之故罢,常有太晦涩难解处。”
高长虹的第一本杂感和诗的合集《心的探险》,是经鲁迅亲手选编、校正、画封面,编入《乌合丛书》与读者见面的。
与鲁迅的矛盾冲突
然而,由于高长虹和鲁迅两个人都是个性非常强烈之人,不到一年,友谊就出现了裂痕。
起因是由《民报》的一则广告引发的。1925年8月5日,该报刊登广告说:“现本报自8月5日起增加副刊一张,专登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玄伯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稿,实学术界大好消息也。”高长虹对这个“以权威献人”的广告深为不满,他在《1926,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一文中写道:“于是,‘思想界之权威者’的大广告便在民报上登出来了。我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其时,他在一次与鲁迅的谈话中,鲁迅曾说过:“就说权威者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这句话又让高长虹误解为鲁迅默认了这种提法。这样,就让高长虹对鲁迅产生了不满,关系逐步由热变冷。
到1926年10月,两人的冲突终于公开化了,导火线是有名的“压稿事件”。8月,鲁迅离北京到厦门任教,将《莽原》杂志交韦素园编辑。韦接手后,压了高长虹的好朋友向培良的戏剧《冬天》,并退了其弟高歌的小说《剪刀》。高长虹得知,深为不满。于是在10月17日出版的《狂飙》周刊上发表了《给鲁迅先生》和《给韦素园先生》两封公开信,言辞激烈地指责韦素园和鲁迅。远在厦门的鲁迅起初并没有表态,而高长虹却认为他是在袒护韦素园,进而又写了好几篇文章攻击鲁迅。如此,鲁迅不得不应战,先后写了《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新的事故》《〈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时期的放债法》等文章。这样,演绎成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场事件,高、鲁两人的关系再没有缓和。
高长虹跟鲁迅公开冲突时,已经从北京到了上海。他同“狂飙运动”的一些同仁继续编辑出版《狂飙》周刊,同时出版了多种《狂飙丛书》,还成立了“狂飙演剧部”,在上海、南京等地演出进步剧作。他自己还在1928年10月创办了纯粹个人的刊物《长虹周刊》,一直办到次年6月,共出版20期,主要是刊登他自己的文章,配发一些别人评论他作品的稿件及信件。如果说北京时期的高长虹是在拼命打碎旧的思想与制度,那么,到了上海这个时期,他就主要是探讨建立新秩序了。他这个时期写了大量文章,对于当时上海的思想文化运动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投奔延安
1929年冬,持续了近6年的“狂飙运动”开始衰落。高长虹感觉无力回天,于是,决定出国。从1930年初起,在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他漂泊于日本、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等亚、欧国家,或研究文学,或搞翻译,或做别的文化工作。
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决心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6月他回到国内,去了大后方重庆等地,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他写了100多篇20余万字的诗歌、杂感、论文,表达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1年4月,高长虹不满意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离开重庆,只身徒步奔向陕北。经过艰难跋涉,11月初到了延安。在延安,他受到边区政府的尊重和信任,还被聘担任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他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勤奋写作。他还参加大生产运动,种菜、纺线、积肥。
后来,延安开展的极“左”的“抢救运动”,差一点整到他,由于张闻天等高层人物的保护,才幸免于难,他也逐渐从社会活动中消失了,一心只是读书。期间,毛泽东主席曾找一些知名作家、艺术家谈话,他也是其中之一,却谈得很僵,闹了个不欢而散。
从山西走出去的作家
高长虹是山西盂县人,1898年2月出身于一个以耕读为本的小康之家。本名高仰愈,长虹是他的笔名。1905年,8岁的长虹入小学堂读书。在读盂县第一高小时,由于他成绩优秀,县知事还专门奖赏过他一枚银牌。他不光功课好,思想也进步,当听说武昌起义成功后,自作主张剪掉了头上的辫子。1914年,高长虹考入太原的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各门功课俱佳,尤其国文与英语突出。课余,他热衷于参加各项活动,并有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到了二年级时,他拒不参加学校组织的为阎锡山投靠袁世凯搞的“提灯会”,得罪了校方。于是,他逃离了学校,去北京靠亲戚的帮助在一家图书馆读书并旁听一些大学的课。1918年之后他回到盂县家里,埋头自学了5年。他选定文学创作为方向,博览群书,练习写作,为后来驰骋文坛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1年年初,高长虹的父亲希望已经20多岁的儿子能赚钱养家,长虹却坚持要走自己的路,其父一气之下说:“我的粮食是不能够给游手好闲的人吃的!”这话伤了他的自尊心,决心自食其力,离开家到了太原,在文庙博物馆谋得一份资料保管员的差事。工作之余,他开始了文学创作,在一些杂志上发表杂文等作品。
发起狂飙运动
1924年8月,高长虹约集好友高沐鸿、段复生、籍雨农等进步文学青年,组织“贫民艺术团”,并筹备出版《狂飙》月刊。他索性辞掉了工作,全力投入到“狂飙运动”中,决心“把文艺界团结起来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9月初,《狂飙》创刊号出版,主要刊载的是高长虹的作品。不久,他感觉到山西的文化氛围不浓,于是,下旬即把刊物交给同仁,自己只身到了北京,为山西籍人景梅九主持的《国风日报》编副刊,仍然起名为《狂飙》(周刊)。起初,只是他一个人筹办,到11月出刊后,他的才气与能力也充分展示出来,不断有文学青年加入进来,包括向培良、尚钺、郑效洵等人,他的“狂飙运动”进入了一个高潮。正如他在周刊14期的《本刊宣言》中所说:“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做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打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一滴小泉可以作江河的始流,一张树叶之飘动可以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周刊,便叫做狂飙。”
《狂飙》周刊出版后,得到了鲁迅的肯定。高长虹从孙伏园处听说这个消息后,于1924年12月10日首次拜访了鲁迅。在此后的近两年中,他与鲁迅交往密切,经常去鲁迅家,并有书信来往。
1925年3月,《狂飙》周刊出至17期时,由于景梅九离开《国风日报》,经费有了问题,被迫停刊。恰好鲁迅组织“莽原社”,筹办《莽原》周刊,高长虹和向培良、荆有麟、章衣萍等便加入了“莽原社”。而他是投入最多精力的,做编辑事务,提供稿件。据有人统计,《莽原》周刊共出版32期,发表作品261篇,其中高长虹35篇,居首位。鲁迅曾说过,《莽原》周刊时期“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
高长虹后来在《一点回忆》中曾追述他同鲁迅最初的交往:“我初次同他谈话的印象,却不但不是人们传说中的鲁迅,也不很像《呐喊》的作者鲁迅,却是一个严肃、诚恳的中年战士……鲁迅那时仿佛像一个老人,年岁其实也只四十三四岁。他的中心事业,是文艺事业,思想事业。不过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好,常持一种消极态度。写文章的时候,态度倔强,同朋友谈起话来,却很和蔼谦逊。”
鲁迅在《两地书》中也曾谈到对高长虹的看法:“长虹……乃我今年所认识的,意见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而似是安那其主义者(为音译,意为无政府主义者——本刊注),他很能做文章,但大约因为受了尼采的作品的影响之故罢,常有太晦涩难解处。”
高长虹的第一本杂感和诗的合集《心的探险》,是经鲁迅亲手选编、校正、画封面,编入《乌合丛书》与读者见面的。
与鲁迅的矛盾冲突
然而,由于高长虹和鲁迅两个人都是个性非常强烈之人,不到一年,友谊就出现了裂痕。
起因是由《民报》的一则广告引发的。1925年8月5日,该报刊登广告说:“现本报自8月5日起增加副刊一张,专登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玄伯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稿,实学术界大好消息也。”高长虹对这个“以权威献人”的广告深为不满,他在《1926,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一文中写道:“于是,‘思想界之权威者’的大广告便在民报上登出来了。我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其时,他在一次与鲁迅的谈话中,鲁迅曾说过:“就说权威者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这句话又让高长虹误解为鲁迅默认了这种提法。这样,就让高长虹对鲁迅产生了不满,关系逐步由热变冷。
到1926年10月,两人的冲突终于公开化了,导火线是有名的“压稿事件”。8月,鲁迅离北京到厦门任教,将《莽原》杂志交韦素园编辑。韦接手后,压了高长虹的好朋友向培良的戏剧《冬天》,并退了其弟高歌的小说《剪刀》。高长虹得知,深为不满。于是在10月17日出版的《狂飙》周刊上发表了《给鲁迅先生》和《给韦素园先生》两封公开信,言辞激烈地指责韦素园和鲁迅。远在厦门的鲁迅起初并没有表态,而高长虹却认为他是在袒护韦素园,进而又写了好几篇文章攻击鲁迅。如此,鲁迅不得不应战,先后写了《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新的事故》《〈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时期的放债法》等文章。这样,演绎成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场事件,高、鲁两人的关系再没有缓和。
高长虹跟鲁迅公开冲突时,已经从北京到了上海。他同“狂飙运动”的一些同仁继续编辑出版《狂飙》周刊,同时出版了多种《狂飙丛书》,还成立了“狂飙演剧部”,在上海、南京等地演出进步剧作。他自己还在1928年10月创办了纯粹个人的刊物《长虹周刊》,一直办到次年6月,共出版20期,主要是刊登他自己的文章,配发一些别人评论他作品的稿件及信件。如果说北京时期的高长虹是在拼命打碎旧的思想与制度,那么,到了上海这个时期,他就主要是探讨建立新秩序了。他这个时期写了大量文章,对于当时上海的思想文化运动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投奔延安
1929年冬,持续了近6年的“狂飙运动”开始衰落。高长虹感觉无力回天,于是,决定出国。从1930年初起,在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他漂泊于日本、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等亚、欧国家,或研究文学,或搞翻译,或做别的文化工作。
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决心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6月他回到国内,去了大后方重庆等地,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他写了100多篇20余万字的诗歌、杂感、论文,表达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1年4月,高长虹不满意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离开重庆,只身徒步奔向陕北。经过艰难跋涉,11月初到了延安。在延安,他受到边区政府的尊重和信任,还被聘担任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他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勤奋写作。他还参加大生产运动,种菜、纺线、积肥。
后来,延安开展的极“左”的“抢救运动”,差一点整到他,由于张闻天等高层人物的保护,才幸免于难,他也逐渐从社会活动中消失了,一心只是读书。期间,毛泽东主席曾找一些知名作家、艺术家谈话,他也是其中之一,却谈得很僵,闹了个不欢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