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学诗，无以言”，文字表达应有审美的考虑。苏东坡形容吴山：“朝见吴山横，暮见吴山纵，吴山故多态，转折为君容。”写文章亦应顾及读者的阅读感受，摇曳生姿、情韵宛然才能吸引读者，益智之外可获愉快的读感。评判文学作品用的是审美的维度，一般文章也不能割断与审美的联系。自古及今，但凡著述，当事人似都有提升文章审美品位的自觉。辞达而已，只是浅层次的要求;论说类文章也应情理俱佳、意深文美，在让读者接受学理启发、开阔眼界、增长知识的同时感受到语言、文字的美，古人因有“无文藻，不能成篇”的说法。
　　周作人是较早强调一般文章应在知性的论述中融入诗性因子的文人。在《美文》一文中他说，“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认为“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美文的一类”。《美文》没有具体篇名的指示，但按图索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苏轼的《思堂记》，这些脍炙人口的文章语言活泼生动、文意跌宕起伏，感情真挚、引人入胜。五四之后现代白话文迅速普及，周作人认为此时的文章存在一个普遍的“缺陷”，就是不讲究文章之美。在《燕知草序》中，周作人说到了美文的两大关键，即“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还特别提出文字语言的问题，倡导“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从而打造出“雅致的俗语文”。周作人自己的文章在知识与趣味两个方面均有不俗的表现。
　　重视声调、节奏、音韵也是提高文章审美品位的重要方法。好读、上口，读感必能得到优化。“感情返到正常状态是宫体诗的又一重大阶段。唯其如此，所以烦躁与紧张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晶莹的宁静。就在此刻，恋人才变成诗人，憬悟到万象的和谐，与那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的神秘的不可抵抗的美……”闻一多的《唐诗札记》有意避免学术论述中思辨的晦涩，以诗性的语言阐发对文学现象的学理见解，文气跌宕起伏，让读者得到良好的阅读感受。我们知道诗歌是吟诵的，节奏、声调、音韵的要求极高，古人因有“三分诗，七分读”的说法。《齐东野语》说：“盖读书者其声正自可听耳。”可见供人阅读的文章也不是声调及音韵要求的例外。曾国藩在给长子曾纪泽的信里，也特别提到声调，说“声调铿锵，耐人百读不厌”，说诗成后必要吟咏，“自觉琅琅可颂”，即能“引出一种兴会来”。曾氏说的是诗，但诗体之外的散文，写成后倘能“琅琅可颂”，我想也必能得到读者的肯定。写作学有一个专门用语“流畅”，说的其实就是好读、上口。朗读与默读是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朗读的发声是可感的，默读发声于心底，其实也有声调、节奏、音韵的要求。默读枯燥更容易厌倦，富有乐感、抑扬顿挫的文句，可以增加阅读的兴趣与效率。平时所说的文字流畅，实质是节律、音调的表现。“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规整的句式中不时出现对仗的安排，加上高低起伏的声调搭配，读来十分动听。“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排比、顶针、回文、连绵，随着文意层层推进，语速跟着加快，感觉铿锵有力。闻一多认为，诗歌音乐美主要体现在格式、音尺、平仄、韵脚这样几个方面，散体文章虽然并无严格的规定，但既要获得音乐效果，也必须在这些方面多下功夫。中国的正史著作也非常注重文采，《三国志》大量采用对偶、排比的句式，如：“往者董卓作逆，英雄并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乱，翼戴天子，奉辞伐罪，所向必克。”白居易重视诗的读感，经常将他的新作读给邻居老太听，文意晓畅明白，听着入耳，得到老妪的首肯，才会放心地向公众传播。“新诗改罢自长吟”“锻诗未就且长吟”，由吟诵验证读感，诗文名家的经验值得借鉴。
　　文言文受骈文的影响，文句中多有对偶、排比，音调、节奏的有序变化，读起来悦耳，白话文也自有其提高阅读感受的有效方法。譬如句尾少用单音节词可以给读者留出品味文意的顿挫便是一例。汉语组词，可以多字，也可以单字，根据阅读经验，句尾的单音词让人有仓促中作结的不良感觉，句尾用双音词更能把握作者叙事时的心律律动，也能让读者在绵长的阅读中有顿的间歇。周作人《译诗的困难》说汉语的单音词“没有文法的变化，没有经过文艺的淘炼和学术的编制”，翻译时不能让人领略原诗的美。这是从表意效果考虑，从阅讀感受看，双音节词读来上口、入耳，能给读者较深的印象。古诗中“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窥人鸟唤悠扬梦，隔水山供宛转愁”，连绵、双声叠韵，这些增加文章气势、影响声音效果的修辞方法早就受到古人的注意与运用。
　　写文章叙事、议论要注意节奏，该急促时急促，该舒缓时舒缓，张弛有度，平铺直叙读来枯燥无味。鲁迅比较中、日两种语言的特点，认为汉语文字稍嫌急促，与日本文字的悠缓形成对比。他说：中国文是急促的文，话也是急促的话。文章一味急促，就不免单调。此外，文章语气应当亲切平易、循循善诱。胡适写文章不大依赖技巧和修辞，下笔时平心静气，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写论说文，学殖深厚而有底气固然重要，但发声平实、随和，让读者能感受到作者平和的心态也至为关键。《红楼梦考证》对红学研究中索隐、附会派多有批评，胡适没有因为握有充足的理据而倚势压人，心态平和、实话实说，绝不让人有盛气凌人的压迫感。
　　学理文章一涉论辩，语气不免生硬。咄咄逼人，不能增加作者说事的理据。摆事实、讲道理，才能让人信服。“辱骂与恐吓绝不是战斗”。鲁迅的杂文大多是针砭的文字，但读者不大能见到一般论辩文章常有的戾气。《忆刘半农君》悼亡怀人，作者摒弃了此类文章尽说好话的老例，精心挑选了与亡友过从的一些片断与感受，让人物性格中可爱或不那么可爱的两面都摆明在纸上，由读者品评。鲁迅与刘半农关系由密转疏的深层次原因虽只有寥寥几笔，但相信读者对其中微妙的底里亦会有所感悟。用生活实例说话，形象、生动，复杂的人物关系无需直接言说就能让人知晓，这就是大家的风范。与刘半农相关，该文还有对两个名头响亮的大人物的评骘。臧否人物，不免唐突，若评点中含着批评，弄不好，还会让当事人陷入没完没了的笔墨官司。有趣的是作者巧妙地以“武库”作比，既表达了作者对人物的爱憎，又策略地软化了批评的语气。
　　行文富于变化，文字充满活力，宛曲多姿也是文章引发读者兴趣、提升审美品格的重要手段。王安石《读孟尝君传》一文不足百字，语意竟有三转：孟尝君能得士，孟尝君未谓得士，孟尝君不能得士。三转之后，孟尝君失去了得士之名，怎样才能得士则成了读者充满兴趣愿意深长思之的课题。金圣叹称王安石此文第一句“斗然举起”，第二句“斗然劈落”，第三句“斗然转变”，第四句“斗然断定”，斩钉截铁，不可动摇，文章虽短，极能彰显作者千钧不拔的气概。短文数转文意，王安石的《读柳宗元传》又是一例，该文先正说，明言时人对柳及八司马负面评价的原因——因受利诱而陷不义;复微转，表达对柳氏的同情，肯定八司马困后思奋，遭贬后“穷且益坚”，其人生散发烨烨的光彩;尾反诘，批评者（所谓君子），“见其初，不能善其终”，论人品与八司马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文意层层深入，内含极强的导引意味。说理文对比手法的运用也能优化读者的阅读感受。柳宗元的《谤誉》与方苞的《原过》分析两种对立的情形，谤与誉，君子与小人，此是彼非，分际应定何处？柳宗元通过复杂情形的论列，将“君子在下位则多谤，在上位则多誉”“小人在下位则多誉，在上位则多谤”及“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的道理说得透彻明白，读者则能从作者充满机智的论列分析中体会到思辨的乐趣。《原过》君子与小人对举，分析君子、小人犯错的不同情形，引发读者的关注，针对各种犯错误的情形提出防错的方法，则又是一种有益的建议，文章能给人以极大的帮助。
　　人称庄子文章最富变化，“无端而来，无端而去”，刘熙载形象地称说庄子的文章“能飞”，能飞的文章必是充满魅力的文章。百字文章能够数转文意，“吴山故多态，转折为君容”，宛曲多变的文章能够吸引人，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