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生活，选择工作，选择家庭，选择一本书。
　　选择健康，选择起点，选择朋友，选择一本书。
　　你选择你的未来，旅途，仕途，前途，宏图。
　　我干吗？我选择一本书。
　　理由呢？没有理由。
　　1992年5月的一天，安·帕奇特陪父亲一起看电视，电视上正在报道“罗德尼·金骚乱事件”：金被一群洛杉矶警察殴打，经过漫长的庭审，警察被宣判无罪，洛杉矶的一些地区因此火光冲天。
　　帕奇特的父亲退休前，在洛杉矶警察局工作了32年，她从小就相信警察是勤劳勇敢的人，像她父亲一样，可现在，当她穿着洛杉矶警察局的旧T恤衫去冰淇淋店时，却被店里的每个人用冷冷的目光驱逐出来。尽管如此，帕奇特依然坚信：“晚间新闻播放的录像带讲述的是真实的故事，但不是唯一的故事”。
　　那其余的故事在哪里呢？帕奇特决定写一本纪实类著作，深入剖析：为什么“全国人民的怒火都针对警察部门，洛杉矶警察学院仍是全美最抢手的去处”。为了写好这本书，她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报考洛杉矶警察学院。
　　尽管十年后，安·帕奇特凭借小说《失落的秘境》获选《时代周刊》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一跃而成为美国当代最受瞩目的小说家，但我最喜欢的仍是1992年的她：只是大学里一名普通的研究员，业余时间在《十七岁》这样的杂志发发小说，在“大头针尖上那么大的地方”写写书评，与那时的帕奇特同为杂志撰稿人的我，尤其认同她对随笔的定义：“我将不同长度的随笔看作各种田径项目：900字的随笔是推铅球，1200字的是跳高，2000字的是跳远。每一种都有特殊的步调和形式……”
　　当我的笔一天天地在“跳高”和“跳远”之间运动着，时常感觉难以突破自己的局限，总写不出满意的作品时，特别想知道：帕奇特是如何找到那种特殊的步调从而跑出个人最好成绩的。一口气读完了她的散文集《剧院里最好的座位》，我好像找到了答案，而对其中的这篇《墙》更是久久难忘。
　　参加警察学院选拔的经历，被帕奇特写成散文《墙》，发表在《华盛顿邮报杂志》上。取名“墙”，是因为她对选拔考试的准备，就是从翻墙开始。
　　没有人天生会翻墙。起初，帕奇特总是撞得双手流血，胳膊和腿都是瘀伤，但天生会学习的她没有被墙吓倒，在用心观察后，她学会了：尽量以最快的速度冲到墙前，纵身一跃，手指扣住墙头粗糙的边缘，使劲往上拉，最后，她上到了墙头，征服了被认为是最大障碍的跳墙。
　　翻墙而过的帕奇特，很像迪士尼动画片《疯狂动物城》中的朱迪，这只坚信“每个动物都有无限的可能性”的小兔子，也一心想当警官，于是去报考动物城警察学校，她俩面临的测试十分相似：“冰山攀援”PK翻墙头，“高空云梯”PK单杠悬垂……而最相像的还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尽管一次次被宣判“死亡”，但朱迪仍依靠自己的身体优势，巧妙地借力，最终通过测试。
　　经历过笔试、口试、体能测试，帕奇特也留到了最后，期间她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小伙伴：有的拥有保险公司的股份，唯一想做的事却是来参加警察学院的选拔；有的已考入密西西比大学法学院，却因为想当警察而休学来到这里……他们总令帕奇特想到自己的父亲：当年他考了三年才进入警察学院，因为有心脏病，从警32年里他从没请过一次病假，因为害怕医生不再给他开可以回去工作的证明。
　　在参加考试期间，父亲安排帕奇特与旧同事一起出勤，她得知：在那两位警员的九平方英里辖区内，数得着的就有55个帮派，而其中一位警员遭人伏击，手和膝盖中了四枪，回来上班刚刚四天；因为管理层的沉默，当许多人指责警察时，没有一个人出来为他们辩护……
　　接触过这些对于警察这份职业有着深沉和持久渴望的人们，帕奇特意识到自己虽然通过了考试，但仅仅为了写作，是不配做警察的，她于是放弃了进入警察学院的机会，只将这次短暂的经历记录下来。
　　当人们都声讨洛杉矶警察时，帕奇特却讲述了她所了解的警察局的故事，她通过亲身经历告诉读者：好的故事，和警察一样，是复杂的。因此，随笔取名《墙》，又有翻越偏见之墙，去寻找真实的多义之深远寓意。
　　《剧院里最好的座位》被《纽约客》称赞为“一部光芒闪耀的散文集”，那光芒部分来自帕奇特创作时对获取第一手材料的坚持，“第一手材料是事物本身，第二手材料是对该事物的解读或报告”，2006年，帕奇特在为克莱姆森大学新生入学演讲时说道：你应当利用第一手资料作出判断，不要依赖别人的思想。运用自己的头脑，就像运动员运用他的身体一样。你们将伸展、增强和成长。
　　安·帕奇特鼓励无论是读书还是写字的人，都要翻越意识里那道无形的墙，尽可能近地去接近真实。很庆幸读到这本《剧院里最好的座位》，让我为自己找到了继续写作下去的好座位。正如她所说：“在文学上给我们最大影响的，不是我们喜爱什么，而是在我们心态特别开放的时期，恰好阅读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