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近现代中国关于西洋美术的收藏活动缘自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发展，近代留学风潮为近代西洋美术收藏带来契机。近现代西洋美术作品的收藏中有两大主体，一为个人收藏，二为机构。以上两种收藏主体所建构美育大众的收藏目的，使近代西洋美术收藏具有现代意义。
关键词：近现代中国；西洋美术；收藏；收藏主体
收藏是对于物质类文化遗存的一种集归集、整理、庋藏和研究于一体的行为，同时也是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过程。收藏活动的参与者与实施者就是收藏的主体，包括收藏爱好者、收藏家和收藏组织等，是收藏学和美术史的重要研究对象。收藏活动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买者与卖者的双边活动，同时也与掮客、中介等第三方人员有密切的关系。由于购买物品的特殊性，收藏活动又往往与鉴赏密不可分，收藏者往往本身具有丰厚的艺术学养和锐利的鉴定眼光。因此，收藏主体的构成与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发展情况。
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战乱频发，政局更迭。自唐宋以来形成的传统书画鉴藏活动在近代仍然沿革下来，由于中国文化底蕴深厚，加之设立通商口岸，国外资本兴办的企业和中国本土商业资本主义渐次发展起来，京津、江南、岭南地区是收藏活动最活跃的地区。缘自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发展，西洋美术教育的引入也促成了近代美术教育的转型。中国近代美术的留学风潮为近代西洋美术收藏带来契机。
收藏最基本的条件是经济基础，即资金的来源。按收藏历史上的出资情况而言包括个人收藏与国家收藏，即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公藏”和“私藏”。它对应着两个主体，即个人收藏和机构收藏。近代中国的西洋美术收藏也存有上述两个主体，分别具有不同特点。
其一是个人收藏。近代中国西洋美术收藏主体中，都有在海外留学的经历，且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其中代表人物是孙佩苍和吕霞光。孙佩苍（1890 ～ 1942），别号雨珊，辽宁辽阳人。曾任驻法公使、东北大学教授、中法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等职，被聘为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其个人收藏时期是们于驻注公使其中，得以畅游欧洲各大博物馆与美术馆，并与当地的艺术家建立联系。孙佩苍受蔡元培“美育代宗教”的影响，激发建造美术馆的构想，收藏了大量的西洋美术作品。蒋碧薇称孙佩苍与徐悲鸿“二人同在巴黎研习绘画，虽为穷苦学生，常常学费不继，却节衣缩食地购买艺术品和画册，观赏歌剧，在文化精神的富足上可比王公”。[1]以期将收藏到的艺术能在中国境内发挥更大的效应。孙佩苍在当时收购了包括库尔贝、苏里科夫、迪亚兹、卢梭等在内的西洋艺术家以及徐悲鸿、吴作人等中国艺术家的大量作品。此外还有六千多张西洋名画的原作印刷品。“孙佩苍本人在欧洲等地收集的近万张印刷精美的名画图片和中文图书1500余册，也先后转让给美院图书馆，这些外国名画印刷品在当时可谓仅下真迹一等，受到徐悲鸿的盛赞。”[2]郑逸梅也说，国人收藏西洋名画者，以孙佩苍为最。[3]
比孙佩苍稍晚一些的吕霞光也是个人收藏的代表。吕霞光，1906年出生于临泉县吕寨，旅居法国的著名画家、古董鉴赏家。先后就读于北京四中、南京市立美术专业学校，最后在上海艺术大学读完大学课程。随后，在徐悲鸿的推荐下，与著名美术家吴作人一同赴比利时和法国留学。20世纪90年代向国家捐赠177件艺术珍品，其中有藏品50件、珍贵文物85件以及个人绘画作品42件。其中有大量素描、油画、雕塑作品，以及一些珍贵的手稿。此批作品现藏于浙江美术馆，是近代中国西洋美术的重要财富。
个人收藏或是缘于绘画学习创作需可，或者是品味主导，因此在收藏中会呈现因不同阶段不同的差别。个人收藏西洋美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一些原本非收藏爱好者，由于某种机缘也会加入到收藏者的行列中来，但往往这种收藏持续的时间较短暂，也没有特别的目的性和持久性。如邵洵美在法国时也收藏了雕塑、绘画等作品，原因是当时的金镑升值，同行谢寿康等友人生活俭朴，他自觉花钱的机会并不多，因此才有余钱买一些雕塑与绘画。
其二是机构收藏。机构收藏即以一定的团体，或带有一定的国家意志的收藏主体，上溯历史，可能追溯到皇家收藏。由于近代行政机构的变革，形成了机构收藏的序列，从中央直属单位到省市一级，加之一些公办的教育和研究机构。近代的机构收藏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政府主导下的文化研究机构，如北平艺术研究院、天津美术馆、故宫等单位；二是由社团或美术学校为主体的收藏，如苏州私立美术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等。与个人收藏相比，机构收藏由于更雄厚的资金支持，收藏实力更佳。
北平艺术研究院对于艺术品的收藏，为机构收藏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北平艺术研究院成立于1930年，属于中央研究院的下属单位。据中央研究院划分的行政，为北平大学的一部分。建院初期由于经费和设备上的问题，北平研究院在筹备和刚建立的时候，就考虑同其他学术机关合作其，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其年拨款的数额为每年三万元，从北平大学中支出。以便节省部分经费，当时所拟定的合作学术机关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国立天然博物院、北平地质调查所等，此外还有国际学术机关世界学院、中法大学研究院、巴斯德学院等。①以下为北平研究院所发的征集令：
征集艺术陈列物品，平市府昨令教育局②：
平市府前接北平研究院函，以该院博物馆艺术陈列所征集艺术陈列物品，请饬属广为征集，市府据情昨已转令教育局遵照，原令如次：
案准国立北平研究院函开，本院博物馆为发扬文化起见，特设立艺术陈列所，凡关于古今字画金石雕刻等项，有足供研究之价值者，亟愿广为征求，以备陈列，而供众览。贵市政府提倡文化，谅表同情。拟恳鼎力赞助，转饬各教育局暨各学校代为征集或酌予寄赠或暂予寄陈，于精华荟萃之中，收同志观摩之益。兹附上艺术陈列征集物品表五十份，送请查收，分别转发以便依式填注，随同物品寄到，俾资陈列，而广宣传。至应需寄若干，概由本院担任，并请其先行代垫函示，立即汇还，相应函达查觉，见复等因。附表五十份准此，合行检发原表令仰该局遵照，征集径送该院陈列并将征集物品列单报查，此令。[4] 使用北平艺术研究的经费，当事诸人，重视油画，不惜巨金，遣使赴法，购得各各家作品。[5]1942年3月25日举办收藏展览，展出中外作品110余幅，堪称极为珍贵，此批作品现藏于中央美术学院。
学校机构中，颜文樑为首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他在留学时，非常节约，把省下来钱，不是买旧的美术书，就是收买石膏人体像，其中以希腊古罗马与文艺复兴时代的名作为夥。三三年间，竟得四百余件，这是他为苏州美专置备的，随购随交轮船公司托运回国。”[6]
再如1924年成立的“上海中国书画保存会”，以保存传统书画为任务，专门针对当时的中国书画外流，尤其是外流日本的现象，号召国人“无论何国人士，以重价购我国粹，一概勿卖，藉资保存。”此类收藏带有一定的文化保护或抢救意识。而另一方面，则由于教学的需要，收藏原作远不及印刷品、复制品更容易获得。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邵洵美的收藏并非具有目的性，而藏品的选择也取决于其个人偏好。同时可见，当时的法国巴黎，成为世界的美术中心，雕像的复制工坊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机制。
还有一种收藏处于上述两者的混合状态，即代机构收藏。鉴于当时的机构设置的非完善性，特别西洋美术收藏的难度，出现了一种新的收藏情况——代机构收藏，要指某机构委托某个人或某几人代为收藏的行为。孙佩苍为中（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央研究院收藏部分即为此性质。
代机构收藏集中了收藏者专业知识的优势，同时身处异国的收藏者具备地缘优势，使之有机会收藏到更有价值的作品。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问题，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的法律约束。代机构收藏是以个人旨趣为基础产生的收藏行为。收藏者代机构收藏与其个人收藏会发生冲突。代机构收藏者可以趁机以被盗或遗失等理由将作品据为己有，或才机构中断资金来源，代收藏者被迫中断收藏行为。因此，20世纪初孙佩苍代中央研究院收藏的行为，一方面为中国收藏了许多西洋美术作品，同时也为后来个人及其藏品的命运带来了诸多麻烦。
另一种情况，则是个人收藏非常容易转化为机构收藏。如据邵洵美记载：万花楼斜对面有一个卖石膏像的铺子，一切有名的雕刻都有模型；你还可以指定了罗府博物院某一个雕像，叫他们特地为你去仿造。我早就想买和原型大小的弥罗经纳像，现在钱太多了，于是便去定做一个。当时又买了许多名作家的半身像。我预备把他们送给国内随便哪一个艺术学校，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7]由此可见，近代中国人在国外的个体收藏活动不同于赞助制度，对于艺术创作没有直接的作用或影响，市场提供了什么，就从市场中筛选，也就是说并不影响创作者的创作方向、风格及内容。
帕慕克认为有两种收藏家，一种是以自己收藏为荣并希望藏品展出的骄傲者，另一种是把藏品藏在一边的害羞者。前一种观念来自于西方现代文明，以展示、展览将私人化的收藏和社会公共文化艺术的联系起来，成为公共文化资源。而后一种观念来自于后现代社会，收藏仅仅作为一种个体化的行为存在于世界，是一种为占有而占有的收藏行为。
显然，孙佩苍是属于前一种收藏家，他更注重收藏的结果，而非收藏的过程和行为，因为他还是希望将收藏的西洋作品展示在民众面前。“北平研究院博物院艺术陈列所之所以能够有系统地收购欧洲艺术品，固然与其‘发扬文化’的办所宗旨有关，同时也应看作是20世纪初期蔡元培倡导的艺术代宗教学说、李石曾等人创办中法大学为国家培养精英人才以及李石曾、李书华等主办北平研究院学术机构三者之间相互交融的最佳体现。从宏观发展到财力支撑，从精心搜购到具体展出，把握时机，顺应潮流，共同筑建国家艺术馆之梦想。”[4]
注释：①参见《本院各部会所组概况及要闻》，《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3卷第4期，1932年7月。《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双月刊，全年六期为一卷，自1930年至1936年，共出版七卷。
②1932年6月5日北平《京报》、《华北日报》。
参考文献：
[1] 蒋碧薇.蒋碧薇回忆录[M].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81.
[2] 沈宁.西谛与常任侠的一段书缘[N].中华读书报，2004-05-20.
[3] 郑逸梅.郑逸梅选集（第3卷）[M].黑龙（下转第页）（上接第页）江人民出版社，1991.
[4] 沈平子.孙佩苍为北平研究院收集油画考略[J].中国美术馆，2014（6）.
[5] 国立北京艺专举办古美术展览会[J].立言画刊，1942（183）：30.
[6] 郑逸梅.人物和集藏[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65.
[7] 邵洵美.邵洵美作品系列——儒林新史[M].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07）：106.
关键词：近现代中国；西洋美术；收藏；收藏主体
收藏是对于物质类文化遗存的一种集归集、整理、庋藏和研究于一体的行为，同时也是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过程。收藏活动的参与者与实施者就是收藏的主体，包括收藏爱好者、收藏家和收藏组织等，是收藏学和美术史的重要研究对象。收藏活动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买者与卖者的双边活动，同时也与掮客、中介等第三方人员有密切的关系。由于购买物品的特殊性，收藏活动又往往与鉴赏密不可分，收藏者往往本身具有丰厚的艺术学养和锐利的鉴定眼光。因此，收藏主体的构成与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发展情况。
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战乱频发，政局更迭。自唐宋以来形成的传统书画鉴藏活动在近代仍然沿革下来，由于中国文化底蕴深厚，加之设立通商口岸，国外资本兴办的企业和中国本土商业资本主义渐次发展起来，京津、江南、岭南地区是收藏活动最活跃的地区。缘自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发展，西洋美术教育的引入也促成了近代美术教育的转型。中国近代美术的留学风潮为近代西洋美术收藏带来契机。
收藏最基本的条件是经济基础，即资金的来源。按收藏历史上的出资情况而言包括个人收藏与国家收藏，即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公藏”和“私藏”。它对应着两个主体，即个人收藏和机构收藏。近代中国的西洋美术收藏也存有上述两个主体，分别具有不同特点。
其一是个人收藏。近代中国西洋美术收藏主体中，都有在海外留学的经历，且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其中代表人物是孙佩苍和吕霞光。孙佩苍（1890 ～ 1942），别号雨珊，辽宁辽阳人。曾任驻法公使、东北大学教授、中法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等职，被聘为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其个人收藏时期是们于驻注公使其中，得以畅游欧洲各大博物馆与美术馆，并与当地的艺术家建立联系。孙佩苍受蔡元培“美育代宗教”的影响，激发建造美术馆的构想，收藏了大量的西洋美术作品。蒋碧薇称孙佩苍与徐悲鸿“二人同在巴黎研习绘画，虽为穷苦学生，常常学费不继，却节衣缩食地购买艺术品和画册，观赏歌剧，在文化精神的富足上可比王公”。[1]以期将收藏到的艺术能在中国境内发挥更大的效应。孙佩苍在当时收购了包括库尔贝、苏里科夫、迪亚兹、卢梭等在内的西洋艺术家以及徐悲鸿、吴作人等中国艺术家的大量作品。此外还有六千多张西洋名画的原作印刷品。“孙佩苍本人在欧洲等地收集的近万张印刷精美的名画图片和中文图书1500余册，也先后转让给美院图书馆，这些外国名画印刷品在当时可谓仅下真迹一等，受到徐悲鸿的盛赞。”[2]郑逸梅也说，国人收藏西洋名画者，以孙佩苍为最。[3]
比孙佩苍稍晚一些的吕霞光也是个人收藏的代表。吕霞光，1906年出生于临泉县吕寨，旅居法国的著名画家、古董鉴赏家。先后就读于北京四中、南京市立美术专业学校，最后在上海艺术大学读完大学课程。随后，在徐悲鸿的推荐下，与著名美术家吴作人一同赴比利时和法国留学。20世纪90年代向国家捐赠177件艺术珍品，其中有藏品50件、珍贵文物85件以及个人绘画作品42件。其中有大量素描、油画、雕塑作品，以及一些珍贵的手稿。此批作品现藏于浙江美术馆，是近代中国西洋美术的重要财富。
个人收藏或是缘于绘画学习创作需可，或者是品味主导，因此在收藏中会呈现因不同阶段不同的差别。个人收藏西洋美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一些原本非收藏爱好者，由于某种机缘也会加入到收藏者的行列中来，但往往这种收藏持续的时间较短暂，也没有特别的目的性和持久性。如邵洵美在法国时也收藏了雕塑、绘画等作品，原因是当时的金镑升值，同行谢寿康等友人生活俭朴，他自觉花钱的机会并不多，因此才有余钱买一些雕塑与绘画。
其二是机构收藏。机构收藏即以一定的团体，或带有一定的国家意志的收藏主体，上溯历史，可能追溯到皇家收藏。由于近代行政机构的变革，形成了机构收藏的序列，从中央直属单位到省市一级，加之一些公办的教育和研究机构。近代的机构收藏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政府主导下的文化研究机构，如北平艺术研究院、天津美术馆、故宫等单位；二是由社团或美术学校为主体的收藏，如苏州私立美术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等。与个人收藏相比，机构收藏由于更雄厚的资金支持，收藏实力更佳。
北平艺术研究院对于艺术品的收藏，为机构收藏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北平艺术研究院成立于1930年，属于中央研究院的下属单位。据中央研究院划分的行政，为北平大学的一部分。建院初期由于经费和设备上的问题，北平研究院在筹备和刚建立的时候，就考虑同其他学术机关合作其，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其年拨款的数额为每年三万元，从北平大学中支出。以便节省部分经费，当时所拟定的合作学术机关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国立天然博物院、北平地质调查所等，此外还有国际学术机关世界学院、中法大学研究院、巴斯德学院等。①以下为北平研究院所发的征集令：
征集艺术陈列物品，平市府昨令教育局②：
平市府前接北平研究院函，以该院博物馆艺术陈列所征集艺术陈列物品，请饬属广为征集，市府据情昨已转令教育局遵照，原令如次：
案准国立北平研究院函开，本院博物馆为发扬文化起见，特设立艺术陈列所，凡关于古今字画金石雕刻等项，有足供研究之价值者，亟愿广为征求，以备陈列，而供众览。贵市政府提倡文化，谅表同情。拟恳鼎力赞助，转饬各教育局暨各学校代为征集或酌予寄赠或暂予寄陈，于精华荟萃之中，收同志观摩之益。兹附上艺术陈列征集物品表五十份，送请查收，分别转发以便依式填注，随同物品寄到，俾资陈列，而广宣传。至应需寄若干，概由本院担任，并请其先行代垫函示，立即汇还，相应函达查觉，见复等因。附表五十份准此，合行检发原表令仰该局遵照，征集径送该院陈列并将征集物品列单报查，此令。[4] 使用北平艺术研究的经费，当事诸人，重视油画，不惜巨金，遣使赴法，购得各各家作品。[5]1942年3月25日举办收藏展览，展出中外作品110余幅，堪称极为珍贵，此批作品现藏于中央美术学院。
学校机构中，颜文樑为首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他在留学时，非常节约，把省下来钱，不是买旧的美术书，就是收买石膏人体像，其中以希腊古罗马与文艺复兴时代的名作为夥。三三年间，竟得四百余件，这是他为苏州美专置备的，随购随交轮船公司托运回国。”[6]
再如1924年成立的“上海中国书画保存会”，以保存传统书画为任务，专门针对当时的中国书画外流，尤其是外流日本的现象，号召国人“无论何国人士，以重价购我国粹，一概勿卖，藉资保存。”此类收藏带有一定的文化保护或抢救意识。而另一方面，则由于教学的需要，收藏原作远不及印刷品、复制品更容易获得。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邵洵美的收藏并非具有目的性，而藏品的选择也取决于其个人偏好。同时可见，当时的法国巴黎，成为世界的美术中心，雕像的复制工坊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机制。
还有一种收藏处于上述两者的混合状态，即代机构收藏。鉴于当时的机构设置的非完善性，特别西洋美术收藏的难度，出现了一种新的收藏情况——代机构收藏，要指某机构委托某个人或某几人代为收藏的行为。孙佩苍为中（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央研究院收藏部分即为此性质。
代机构收藏集中了收藏者专业知识的优势，同时身处异国的收藏者具备地缘优势，使之有机会收藏到更有价值的作品。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问题，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的法律约束。代机构收藏是以个人旨趣为基础产生的收藏行为。收藏者代机构收藏与其个人收藏会发生冲突。代机构收藏者可以趁机以被盗或遗失等理由将作品据为己有，或才机构中断资金来源，代收藏者被迫中断收藏行为。因此，20世纪初孙佩苍代中央研究院收藏的行为，一方面为中国收藏了许多西洋美术作品，同时也为后来个人及其藏品的命运带来了诸多麻烦。
另一种情况，则是个人收藏非常容易转化为机构收藏。如据邵洵美记载：万花楼斜对面有一个卖石膏像的铺子，一切有名的雕刻都有模型；你还可以指定了罗府博物院某一个雕像，叫他们特地为你去仿造。我早就想买和原型大小的弥罗经纳像，现在钱太多了，于是便去定做一个。当时又买了许多名作家的半身像。我预备把他们送给国内随便哪一个艺术学校，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7]由此可见，近代中国人在国外的个体收藏活动不同于赞助制度，对于艺术创作没有直接的作用或影响，市场提供了什么，就从市场中筛选，也就是说并不影响创作者的创作方向、风格及内容。
帕慕克认为有两种收藏家，一种是以自己收藏为荣并希望藏品展出的骄傲者，另一种是把藏品藏在一边的害羞者。前一种观念来自于西方现代文明，以展示、展览将私人化的收藏和社会公共文化艺术的联系起来，成为公共文化资源。而后一种观念来自于后现代社会，收藏仅仅作为一种个体化的行为存在于世界，是一种为占有而占有的收藏行为。
显然，孙佩苍是属于前一种收藏家，他更注重收藏的结果，而非收藏的过程和行为，因为他还是希望将收藏的西洋作品展示在民众面前。“北平研究院博物院艺术陈列所之所以能够有系统地收购欧洲艺术品，固然与其‘发扬文化’的办所宗旨有关，同时也应看作是20世纪初期蔡元培倡导的艺术代宗教学说、李石曾等人创办中法大学为国家培养精英人才以及李石曾、李书华等主办北平研究院学术机构三者之间相互交融的最佳体现。从宏观发展到财力支撑，从精心搜购到具体展出，把握时机，顺应潮流，共同筑建国家艺术馆之梦想。”[4]
注释：①参见《本院各部会所组概况及要闻》，《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3卷第4期，1932年7月。《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双月刊，全年六期为一卷，自1930年至1936年，共出版七卷。
②1932年6月5日北平《京报》、《华北日报》。
参考文献：
[1] 蒋碧薇.蒋碧薇回忆录[M].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81.
[2] 沈宁.西谛与常任侠的一段书缘[N].中华读书报，2004-05-20.
[3] 郑逸梅.郑逸梅选集（第3卷）[M].黑龙（下转第页）（上接第页）江人民出版社，1991.
[4] 沈平子.孙佩苍为北平研究院收集油画考略[J].中国美术馆，2014（6）.
[5] 国立北京艺专举办古美术展览会[J].立言画刊，1942（183）：30.
[6] 郑逸梅.人物和集藏[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65.
[7] 邵洵美.邵洵美作品系列——儒林新史[M].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07）：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