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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硝烟弥漫、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老一辈革命家在繁忙的战事与经济建设之余，十分注重抓好思想政治工作，会经常为身边的党员、战士、甚或家人及群众讲党课，鞭辟入里、生动精彩，几乎场场赢得“满堂彩”，听课的同志大受其益，乃至受用终生。1927年毛泽东为红军规定了“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之后，红军的所有党员干部都要学会当教员的本领，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主张。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路程中，把长征变成宣传队、播种机。在延安“抗大”，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都亲自授课。毛泽东上党课所作的一些报告，如《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等我们耳熟能详的篇章，是领导干部开展党课教育的示范样本，至今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果回顾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都会感到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者，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困难条件下，都身先士卒带头宣传马克思主义，带头宣传党的思想、路线、方针、宗旨，带头讲党课。他们并不认为身为领导干部讲党课有什么不妥，或者产生其它的想法或者顾虑，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作为共产党人的职责和义务。因此说，领导干部上好党课讲好党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有必要发扬光大。以下所撷取的老一辈革命领导人不拘一格讲党课的生动事例，对当前党中央倡导开展的领导干部上好党课的工作要求，无疑是一种启示，起到了典范作用。
毛泽东在“抗大”引经据典风趣讲党课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是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毛泽东亲自倡导和主持创办的一所专门为抗日战争储存、培养、输送军政干部的学府，是革命的大熔炉。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抗大”创办9年，由最初的数百人，直至发展成为拥有12所分校、数万名学员，先后为各个抗日根据地输送了10万余名优秀儿女。当时的抗大物资经费困难、设备简陋，教员也是很缺的。为了使教学正常进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充当义务教员。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位。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为“抗大”的创办倾注了满腔心血，给予了极大的关怀。“抗大”创办初期，主要课程都由中央领导同志担任。毛泽东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杨尚昆讲授各国论；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等。为了帮学员们适应时局转换，毛泽东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备课，给学员们讲政治形势、党的政策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的演讲既高瞻远瞩，又细致入微，针对性强，分析问题精辟入理。
毛泽东这些大“教授”非常平易近人，他们来讲课，既不兴师动众，也不戒备森严。有一次，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走进教室时，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毛泽东微笑着摆摆手，让学员们坐下。他先介绍了跟随他来的几位领导同志，然后说：“我今天帮你们请来几位教员，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个。”当介绍到徐特立时，他说：“他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接着，他又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也走了两万五千里。要是会腾云驾雾，就不晓得会走到哪里去了。现在，我们红军从过去几十万人减为两万多人，要不是刘志丹帮我们安排好这个落脚点，我们不知要到哪里去呢！反正我不到外国去。中国的地方大得很，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还有北方。当前，党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就是要逼蒋介石走抗日的道路。”
1936年12月12日，在“抗大”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时，西安事变发生，中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了把学员和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上来，12月26日，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第二天，毛主席又亲自来到“抗大”，给学员和中央机关干部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他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個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略作停顿，他接着风趣地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赶毛驴上山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这就是我们党‘逼蒋抗日’的方针。”学员们听了毛主席的报告，思想豁然开朗。后来，毛泽东在“抗大”又讲了《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使学员们受益匪浅。他讲课的内容，不是从抽象的哲学概念出发，而是从长征和抗战初期的现实实践开始，信手拈来的话题，深入浅出的阐释，高屋建瓴的结论，或嬉笑怒骂、当头棒喝，或循循善诱、通俗易懂。
陈云别具一格在洞房里讲党课
1937年 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由于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许多红军老战士、老革命开始寻找人生的伴侣。陈云就是在延安与于若木相识、相知、相爱，喜结良缘的。到了1937年底1938年初，陈云与于若木从相识到相爱，就像陕北高原的春天到来那样自然。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来到延安，陈云把他作为于家的代表，郑重其事地向他说明打算结婚的想法，征求他的意见。于若木的二哥对陈云的印象甚佳，欣然同意。
1938年3月，陈云与于若木幸福地结婚了。那一年，陈云33岁，于若木19岁。他们的婚礼十分简朴。陈云只花了一块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央组织部的同志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婚礼了。
对于他们的结合，双方都很满意。婚后陈云在给于若木的大哥的信中写道：“我们在政治上与性格上一切均很合适。唯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35岁。”于若木则在信中写道：“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 颇别具一格和有意思的是，婚后不久，陈云专门用了几个晚上给于若木讲起了党史。
煤油灯映照着窑洞雪白的墙，窗户纸上的红喜字放着红光。
窑洞的炕上放着一张小炕桌，炕桌一边坐着陈云，一边坐着他的新娘于若木。
陈云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史。由于陈云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非常熟悉并有深刻的理解，因此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他讲大革命失败后盲动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讲向忠发、顾顺章叛变对党中央的威胁；讲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讲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挽救等等。
于若木则严肃认真，聚精会神地听着。虽然她不是新党员，但却是第一次如此系统地接受党史教育，而且陈云讲得那样的生动、那样的深刻。她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对敌斗争的故事，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党内斗争的情况，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性质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信念。
某个喜欢开玩笑的人本来想偷听洞房里面的悄悄话，没想到听到的却是严肃的党史课，非常惊讶。于是，“陈云同志在洞房给于若木上党课”，一时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传为佳话。
贺龙拿平常物件讲别开生面党课
1940年，抗日战争的烽火已熊熊燃烧了3个年头。持久战拖得日本侵略军气急败坏。日军开始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为了战胜困难，八路军将领不忘全面加强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特别是重视对党员干部的党课教育。
一天，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亲自给大家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党课。这堂党课十分奇特。
贺龙事先没有准备什么讲稿，也没有列出一个大概的提纲，只是安排通信员准备了三样大家都司空见惯的活教材：一碗小米，一双崭新的黑布鞋，一碗清水，水里还有一条活蹦乱跳的小鱼儿。八路军将士们瞅着放置在简易讲桌上的这三样东西，既觉得莫名其妙，又感到非常新鲜好奇。
不一会儿，贺龙微笑着走进了课堂。他开宗明义地讲：“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才能为群众所拥护。党群关系问题可是我们党应该时时注意的一个大问题呵。今天这堂党课，我就专讲密切党群关系问题。”
贺龙意味深长地指着桌上的那碗小米，讲道：“我们的军队要打仗，不吃饭行不行啊？这粮食哪来的？还不都是老百姓种的嘛。打胜仗就是要依靠群众哟！”缓了一口气，他又接着说：“大家想一想，这碗小米可来之不易啊，要耕、耙、种，还要选苗、锄草、割、捆，从地里背回来。还得打、晒，最后碾成米……要是忘了老百姓的血汗，我们一天也不能生存。”
贺龙又拿起那双新鞋说：“这鞋子也来之不易呵。这鞋底我数了数，有16层布，一针一线地纳。老百姓生活那样苦，吃黑豆穿破衣，哪来的东西，哪来的工夫做鞋哟！可别瞧不起这双鞋，没有它行军就走不动，打仗就冲不上。”
贺龙又端起碗，问台下的一个同志：“这碗里有水和鱼，你讲讲是什么意思？”
那位同志沉思了一下回答道：“鱼和水说明了党和群众鱼水深情。”
贺龙高兴得连连点头说：“讲得对！讲得对！”
接着，贺龙把碗里的那条鱼捞起来，放在桌子上。开始，小鱼还能蹦起来，过了一会儿就不动了。贺龙指着小鱼说：“大家看见了吗？我们和群众就好比这鱼和水的关系。没有水，鱼就活不下去，没有人民群众，我们就难以生存。”
贺龙上党课可谓是别出心裁、与众不同，没有照本宣科，没有高谈阔论，说的都是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讲课方式值得每位领导干部借鉴学习。
彭德怀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上党课
1943年春季的一天 ，山西省辽县 （今左权县） 云头底的一个山坡上，早饭之后便陆陆续续地坐上了人，八路軍野战政治部将在这里召开一次宣传教育工作会议。
当主持会议的野战宣传部副部长王东明宣布“今天由彭副总司令向大会 作报告”时，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安静起来。
彭德怀首先给大家分析了华北抗战的严峻形势，用了一些数字和具体事例，对整个华北敌我态势和发展趋势娓娓道来。大家竖耳聆听，心里亮堂了许多。
接下来，彭德怀明确地提出今后的两年是“最困难的两年”。他还进一步辩证地阐明形势发展的特点，是“胜利愈是接近，困难愈是增多”。
彭德怀通过对事实的剖析，引申出富有说服力的论断：“敌人越接近死亡，越会残暴、疯狂地对我根据地进行封锁，使今后斗争极为残酷。这不是敌人强大的表现，恰恰是敌人垂死挣扎没落失败的象征。”他还警告，“在今后物资困难增多、政治复杂的斗争中，有些人是会昏头昏脑地被淹死的”。
彭德怀讲到困难时一点都不掩饰，他说：“根据地人民旧有的社会积蓄和财富， 被日军不断摧毁，已到了相当程度的贫乏，同时整个根据地的生产又在锐减。敌后根据地游击性加强了，地区缩小了。”
当讲到军队要帮助农民春耕的时候，彭德怀说了一个故事：“我听说司令部机关有个规定：首长的乘马不参加运输和帮助农民耕种劳动。我就问作出这个决定的同志，他的理由是‘战马不能担任勤务劳动’。我说，‘我还要劳动，为什么马比我还要尊贵， 我去劳动，它也得干活。’现在我们处在严重困难的关头，战马也得下地！”说到这里，他和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大家被彭德怀的讲演吸引住了，不知不觉一上午就过去了。 直到附近单位的吃饭号吹响了，彭德怀才从容地结束了演讲：“困难尽管是极其严重的，但是，我们完全有力量战胜它。 我看，最大的困难不是别的，还是我们有的干部不认识困难。 同志啊，对困难要有足够的认识才对！”
刘伯承借打靶针对性地上特别政治课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形势一度扑朔迷离。中国是战是和，这是当时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早在1945年8月13日，即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的第5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后来定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他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毛泽东强调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对这一点都有清醒的认识，有少数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被“和平”麻痹了神经，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出现了许多教训。
刘伯承、邓小平高瞻远瞩，透过现象看本质，对毛泽东的讲话领会得极为准确深刻。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还在延安参加整风的刘伯承和邓小平就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发来电报，命令大家要加强战备，防止内战。刘邓首长一天也没放松对打内战的警惕。
不久，为了更好地统一领导思想，晋冀鲁豫军区在邯郸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的第一天，刘伯承把与会的纵队和各级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参谋长统统带到一个练兵场上。
集合完毕，刘伯承首先拿起战士使用的步枪，趴在地上，瞄准靶子，“啪、啪、啪”连续打了三枪。然后，站起身来，对大家说：“我年岁大了，又是一只眼睛，打的成绩不算理想。但今天打靶，既是技术上打靶，也是政治上打靶。我们要打掉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头脑里的和平麻痹思想。”他还强调：“全国性的内战箭在弦上了。和平、松懈、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是危险的，要死人的。”
刘伯承这一打一说，把与会者的心都揪紧了。
秦基伟感叹道：“司令员这么大年纪了，眼睛又不好，还如此身体力行，可谓用心良苦。他这是以自己的行动，警告我们不要松懈斗志，不要被‘和平’的假象销蚀了警惕性，要强化战斗观念。”他还继续感慨：“刘伯承同志的那三枪，充分反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敌斗争的敏感性，对于我们这些生于战争长于战争的老兵来说，不啻是一堂触及灵魂的政治课。后来的实践证明，谁做好了打仗的思想准备，谁的仗就打得主动。”
朱德饭桌上讲革命史教导子孙要同人民共艰苦
1962年，是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这一年的春节，朱德把孩子们召集到家里，打算利用中国传统佳节家人团聚的极好时机，进行一次集中家庭教育。
团圆饭开始之前，朱德对子女们说：“平时你们都在集中精力忙工作、忙学习，现在借节日团聚的机会，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家史，让你们知道为什么要革命。”
接下来，朱德就一五一十地给孩子们讲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和革命经历，告诫孩子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不要去追逐个人的名利。
然后，朱德语重心长地提醒孩子们说：“现在，国家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大家的生活应当艰苦朴素，要多想一想社会主义这个大家庭的困难。”
开饭时，朱德专门往饭桌上摆了一些马齿菜、苦苦菜、野苋菜等。
孩子们刚刚吃到嘴里就吐着舌头说：“这是什么菜呀？多难吃啊！”的确，这些野菜既苦又涩，口感很差，实在难以下咽。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一邊告诉他们是什么菜，一边耐心地说：“现在国家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非常艰苦，……”
朱德津津有味地嚼着些野菜，接过话头神情庄重地先给孙子们概要讲起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期间如何艰难困苦到没什么东西可吃时，如何到挖野菜充饥的往事。其间发生的一段朱德与警卫员新党员之间的小插曲也不啻是活生生的朱德善讲党课的反映。
长征途中，由于粮食奇缺，又吃不上青菜，许多战士得了“雀蒙眼”（即夜盲症）。而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多吃青菜。为此，朱德号召所有部队，只要有条件，都要种菜；没有条件的，也要多挖野菜吃。1936年，红军长征来到炉霍，总部决定部队在此作短期休整。朱德让警卫员到老乡家里买来一些菜籽，借来木犁，在驻地墙外的一块空地上种起了菜。半个月后，朱德种的菜已经冒芽了。不料就在这时，总部下达命令，说过几天部队就要开拔去甘孜。这天傍晚，朱德招呼警卫员一起，再去给菜浇浇水，施些肥。警卫员嘴上答应着，行动上却磨磨蹭蹭的，一边找水桶，一边小声嘟囔：“菜长得再好，我们也吃不上了。”朱德一听，笑了，耐心地开导他说：“同志啊，我们吃不上，有啥子关系么，只要后续部队来了能吃上就行。即使后续部队不经过这里，留给老乡们吃也好嘛！我们共产党人做事，就要有前人种、后人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精神。咱们今天干革命，挨冻受饿，流血牺牲，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给千百万人民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谋幸福。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警卫员是一个新党员，听朱德这么一说，心中豁然开朗。他提着水桶，高高兴兴地向菜地跑去。
最后，朱德语重心长地对子孙们说：“毛泽东主席领导人民渡过难关，带头不吃肉，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同人民共艰苦。你们以后就住到学校去，同学们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可不能特殊啊！”孙子们接受了爷爷的教导，第二天就高高兴兴地扛着行李住到了学校。
孩子们住校后，周末回去看望爷爷奶奶。朱德便让他们到机关大食堂去排队买饭，并且严格规定他们吃饭的定量。一有空，他便带他们到园子里学习劳动本领，手把手地教他们刨坑、施肥、浇水和点种。种下的南瓜、西红柿都长得很好。就这样，在朱德的教育、指导和督促下，孩子们学会了种菜、洗衣服，养成了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以后，孩子们成家了，朱德还经常教育他们要艰苦朴素，甚至还具体指导儿女们安排生活，力求节约。1963年12月26日，朱德给女儿朱敏亲笔题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为此，朱敏曾经说过：“父亲的这些教诲，是留给我们子女后代的最宝贵的遗产。”
周恩来：开家庭会讲党课严要求过好“五关”
周恩来没有子女。然而，由于他有两个弟弟和好几位堂兄弟，因此他的晚辈却很多。作为国家总理，周恩来和邓颖超对这些晚辈都十分爱护与关心，视如己出一般发自真心的爱。而这份亲情更多地表现在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他的侄儿、侄媳、侄女和侄婿等晚辈上。
1964年8月，周恩来在外地的一些亲属恰巧都因公停留在北京。他抓住这次难得聚在一起的机会，抽空给大家开了两次家庭会议。而且因为只有周日大家才都休息，所以这两次家庭会议都是吃过午饭后召集起来开的。 8月2日下午，作为中国“大家庭”的公仆，周恩来与普通家长一样，召集了一次“小家庭”会议。这次他主要给亲属们讲了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出身的封建家庭一事。
8月10日，周恩来召集的第二次家庭会议上，他语重心长地具体教育晚辈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
周恩来首先讲到过好思想关。他认为，必须树立正确的宇宙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他说，思想方法不对头，看一切问题都会看不准，甚至颠倒了是非。所以，一个人要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把亲属中的老少成员分为三类人：一是自己不能创造环境，要帮助的；二是可以自己创造环境，自觉改造自己的；三是党团员和青年们，要不断进步，并且帮助后进的亲属们共同进步。要求晚辈或青年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是周恩来一贯的想法。早在1939年3月，周恩来回原籍绍兴时，就曾给青年们题词：“青年是黄金时代，要学习，学习，再学习。”1963年5月，周恩来又对一个侄儿说过：“要永远感到不足，思想才能不断进步。我革命40年，难道没有一点旧思想了？要革命一辈子，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这番话，正是周恩来一生的思想写照。
接着，周恩来又在严肃和活泼相协调的气氛中讲了如何过政治关的问题。他教育大家，要站稳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他認为，只有立场正确，才能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讲到过亲属关的时候，周恩来使用了“投降”二字。他说：“我们是出身于旧家庭的，我要带领你们向无产阶级‘投降’。”略作停顿，周恩来继续讲道：“‘投降’这两个字不大好听。20年前延安整风时，文艺界人士也怕听这两个字。后来，朱总司令讲话，对自己的前半生作了自我批评以后，说：‘我现在才投降无产阶级。’那些人听了，才考虑到应该向无产阶级投降。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不是消灭他们，而是改造他们，拖着他们跟无产阶级走，把他们改造成新人。”随后，周恩来又给大家阐述了过社会关和生活关。
最后，周恩来对晚辈们强调：“这五关中，一头一尾，思想关和生活关最为重要。”
通过家庭会议，在与亲属和晚辈们的谈话中，周恩来不仅以一个普通家长或家庭成员的身份谆谆教导大家要过好这“五关”，同时他还以共和国总理的身份严格教育自己的家庭以身作则。周恩来个人的一言一行，无不与他对别人的要求相一致。正因为这样，他不仅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也受到晚辈们的崇敬。
毛泽东在“抗大”引经据典风趣讲党课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是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毛泽东亲自倡导和主持创办的一所专门为抗日战争储存、培养、输送军政干部的学府，是革命的大熔炉。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抗大”创办9年，由最初的数百人，直至发展成为拥有12所分校、数万名学员，先后为各个抗日根据地输送了10万余名优秀儿女。当时的抗大物资经费困难、设备简陋，教员也是很缺的。为了使教学正常进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充当义务教员。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位。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为“抗大”的创办倾注了满腔心血，给予了极大的关怀。“抗大”创办初期，主要课程都由中央领导同志担任。毛泽东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杨尚昆讲授各国论；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等。为了帮学员们适应时局转换，毛泽东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备课，给学员们讲政治形势、党的政策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的演讲既高瞻远瞩，又细致入微，针对性强，分析问题精辟入理。
毛泽东这些大“教授”非常平易近人，他们来讲课，既不兴师动众，也不戒备森严。有一次，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走进教室时，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毛泽东微笑着摆摆手，让学员们坐下。他先介绍了跟随他来的几位领导同志，然后说：“我今天帮你们请来几位教员，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个。”当介绍到徐特立时，他说：“他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接着，他又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也走了两万五千里。要是会腾云驾雾，就不晓得会走到哪里去了。现在，我们红军从过去几十万人减为两万多人，要不是刘志丹帮我们安排好这个落脚点，我们不知要到哪里去呢！反正我不到外国去。中国的地方大得很，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还有北方。当前，党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就是要逼蒋介石走抗日的道路。”
1936年12月12日，在“抗大”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时，西安事变发生，中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了把学员和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上来，12月26日，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第二天，毛主席又亲自来到“抗大”，给学员和中央机关干部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他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個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略作停顿，他接着风趣地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赶毛驴上山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这就是我们党‘逼蒋抗日’的方针。”学员们听了毛主席的报告，思想豁然开朗。后来，毛泽东在“抗大”又讲了《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使学员们受益匪浅。他讲课的内容，不是从抽象的哲学概念出发，而是从长征和抗战初期的现实实践开始，信手拈来的话题，深入浅出的阐释，高屋建瓴的结论，或嬉笑怒骂、当头棒喝，或循循善诱、通俗易懂。
陈云别具一格在洞房里讲党课
1937年 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由于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许多红军老战士、老革命开始寻找人生的伴侣。陈云就是在延安与于若木相识、相知、相爱，喜结良缘的。到了1937年底1938年初，陈云与于若木从相识到相爱，就像陕北高原的春天到来那样自然。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来到延安，陈云把他作为于家的代表，郑重其事地向他说明打算结婚的想法，征求他的意见。于若木的二哥对陈云的印象甚佳，欣然同意。
1938年3月，陈云与于若木幸福地结婚了。那一年，陈云33岁，于若木19岁。他们的婚礼十分简朴。陈云只花了一块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央组织部的同志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婚礼了。
对于他们的结合，双方都很满意。婚后陈云在给于若木的大哥的信中写道：“我们在政治上与性格上一切均很合适。唯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35岁。”于若木则在信中写道：“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 颇别具一格和有意思的是，婚后不久，陈云专门用了几个晚上给于若木讲起了党史。
煤油灯映照着窑洞雪白的墙，窗户纸上的红喜字放着红光。
窑洞的炕上放着一张小炕桌，炕桌一边坐着陈云，一边坐着他的新娘于若木。
陈云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史。由于陈云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非常熟悉并有深刻的理解，因此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他讲大革命失败后盲动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讲向忠发、顾顺章叛变对党中央的威胁；讲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讲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挽救等等。
于若木则严肃认真，聚精会神地听着。虽然她不是新党员，但却是第一次如此系统地接受党史教育，而且陈云讲得那样的生动、那样的深刻。她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对敌斗争的故事，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党内斗争的情况，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性质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信念。
某个喜欢开玩笑的人本来想偷听洞房里面的悄悄话，没想到听到的却是严肃的党史课，非常惊讶。于是，“陈云同志在洞房给于若木上党课”，一时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传为佳话。
贺龙拿平常物件讲别开生面党课
1940年，抗日战争的烽火已熊熊燃烧了3个年头。持久战拖得日本侵略军气急败坏。日军开始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为了战胜困难，八路军将领不忘全面加强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特别是重视对党员干部的党课教育。
一天，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亲自给大家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党课。这堂党课十分奇特。
贺龙事先没有准备什么讲稿，也没有列出一个大概的提纲，只是安排通信员准备了三样大家都司空见惯的活教材：一碗小米，一双崭新的黑布鞋，一碗清水，水里还有一条活蹦乱跳的小鱼儿。八路军将士们瞅着放置在简易讲桌上的这三样东西，既觉得莫名其妙，又感到非常新鲜好奇。
不一会儿，贺龙微笑着走进了课堂。他开宗明义地讲：“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才能为群众所拥护。党群关系问题可是我们党应该时时注意的一个大问题呵。今天这堂党课，我就专讲密切党群关系问题。”
贺龙意味深长地指着桌上的那碗小米，讲道：“我们的军队要打仗，不吃饭行不行啊？这粮食哪来的？还不都是老百姓种的嘛。打胜仗就是要依靠群众哟！”缓了一口气，他又接着说：“大家想一想，这碗小米可来之不易啊，要耕、耙、种，还要选苗、锄草、割、捆，从地里背回来。还得打、晒，最后碾成米……要是忘了老百姓的血汗，我们一天也不能生存。”
贺龙又拿起那双新鞋说：“这鞋子也来之不易呵。这鞋底我数了数，有16层布，一针一线地纳。老百姓生活那样苦，吃黑豆穿破衣，哪来的东西，哪来的工夫做鞋哟！可别瞧不起这双鞋，没有它行军就走不动，打仗就冲不上。”
贺龙又端起碗，问台下的一个同志：“这碗里有水和鱼，你讲讲是什么意思？”
那位同志沉思了一下回答道：“鱼和水说明了党和群众鱼水深情。”
贺龙高兴得连连点头说：“讲得对！讲得对！”
接着，贺龙把碗里的那条鱼捞起来，放在桌子上。开始，小鱼还能蹦起来，过了一会儿就不动了。贺龙指着小鱼说：“大家看见了吗？我们和群众就好比这鱼和水的关系。没有水，鱼就活不下去，没有人民群众，我们就难以生存。”
贺龙上党课可谓是别出心裁、与众不同，没有照本宣科，没有高谈阔论，说的都是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讲课方式值得每位领导干部借鉴学习。
彭德怀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上党课
1943年春季的一天 ，山西省辽县 （今左权县） 云头底的一个山坡上，早饭之后便陆陆续续地坐上了人，八路軍野战政治部将在这里召开一次宣传教育工作会议。
当主持会议的野战宣传部副部长王东明宣布“今天由彭副总司令向大会 作报告”时，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安静起来。
彭德怀首先给大家分析了华北抗战的严峻形势，用了一些数字和具体事例，对整个华北敌我态势和发展趋势娓娓道来。大家竖耳聆听，心里亮堂了许多。
接下来，彭德怀明确地提出今后的两年是“最困难的两年”。他还进一步辩证地阐明形势发展的特点，是“胜利愈是接近，困难愈是增多”。
彭德怀通过对事实的剖析，引申出富有说服力的论断：“敌人越接近死亡，越会残暴、疯狂地对我根据地进行封锁，使今后斗争极为残酷。这不是敌人强大的表现，恰恰是敌人垂死挣扎没落失败的象征。”他还警告，“在今后物资困难增多、政治复杂的斗争中，有些人是会昏头昏脑地被淹死的”。
彭德怀讲到困难时一点都不掩饰，他说：“根据地人民旧有的社会积蓄和财富， 被日军不断摧毁，已到了相当程度的贫乏，同时整个根据地的生产又在锐减。敌后根据地游击性加强了，地区缩小了。”
当讲到军队要帮助农民春耕的时候，彭德怀说了一个故事：“我听说司令部机关有个规定：首长的乘马不参加运输和帮助农民耕种劳动。我就问作出这个决定的同志，他的理由是‘战马不能担任勤务劳动’。我说，‘我还要劳动，为什么马比我还要尊贵， 我去劳动，它也得干活。’现在我们处在严重困难的关头，战马也得下地！”说到这里，他和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大家被彭德怀的讲演吸引住了，不知不觉一上午就过去了。 直到附近单位的吃饭号吹响了，彭德怀才从容地结束了演讲：“困难尽管是极其严重的，但是，我们完全有力量战胜它。 我看，最大的困难不是别的，还是我们有的干部不认识困难。 同志啊，对困难要有足够的认识才对！”
刘伯承借打靶针对性地上特别政治课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形势一度扑朔迷离。中国是战是和，这是当时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早在1945年8月13日，即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的第5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后来定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他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毛泽东强调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对这一点都有清醒的认识，有少数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被“和平”麻痹了神经，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出现了许多教训。
刘伯承、邓小平高瞻远瞩，透过现象看本质，对毛泽东的讲话领会得极为准确深刻。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还在延安参加整风的刘伯承和邓小平就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发来电报，命令大家要加强战备，防止内战。刘邓首长一天也没放松对打内战的警惕。
不久，为了更好地统一领导思想，晋冀鲁豫军区在邯郸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的第一天，刘伯承把与会的纵队和各级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参谋长统统带到一个练兵场上。
集合完毕，刘伯承首先拿起战士使用的步枪，趴在地上，瞄准靶子，“啪、啪、啪”连续打了三枪。然后，站起身来，对大家说：“我年岁大了，又是一只眼睛，打的成绩不算理想。但今天打靶，既是技术上打靶，也是政治上打靶。我们要打掉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头脑里的和平麻痹思想。”他还强调：“全国性的内战箭在弦上了。和平、松懈、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是危险的，要死人的。”
刘伯承这一打一说，把与会者的心都揪紧了。
秦基伟感叹道：“司令员这么大年纪了，眼睛又不好，还如此身体力行，可谓用心良苦。他这是以自己的行动，警告我们不要松懈斗志，不要被‘和平’的假象销蚀了警惕性，要强化战斗观念。”他还继续感慨：“刘伯承同志的那三枪，充分反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敌斗争的敏感性，对于我们这些生于战争长于战争的老兵来说，不啻是一堂触及灵魂的政治课。后来的实践证明，谁做好了打仗的思想准备，谁的仗就打得主动。”
朱德饭桌上讲革命史教导子孙要同人民共艰苦
1962年，是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这一年的春节，朱德把孩子们召集到家里，打算利用中国传统佳节家人团聚的极好时机，进行一次集中家庭教育。
团圆饭开始之前，朱德对子女们说：“平时你们都在集中精力忙工作、忙学习，现在借节日团聚的机会，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家史，让你们知道为什么要革命。”
接下来，朱德就一五一十地给孩子们讲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和革命经历，告诫孩子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不要去追逐个人的名利。
然后，朱德语重心长地提醒孩子们说：“现在，国家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大家的生活应当艰苦朴素，要多想一想社会主义这个大家庭的困难。”
开饭时，朱德专门往饭桌上摆了一些马齿菜、苦苦菜、野苋菜等。
孩子们刚刚吃到嘴里就吐着舌头说：“这是什么菜呀？多难吃啊！”的确，这些野菜既苦又涩，口感很差，实在难以下咽。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一邊告诉他们是什么菜，一边耐心地说：“现在国家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非常艰苦，……”
朱德津津有味地嚼着些野菜，接过话头神情庄重地先给孙子们概要讲起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期间如何艰难困苦到没什么东西可吃时，如何到挖野菜充饥的往事。其间发生的一段朱德与警卫员新党员之间的小插曲也不啻是活生生的朱德善讲党课的反映。
长征途中，由于粮食奇缺，又吃不上青菜，许多战士得了“雀蒙眼”（即夜盲症）。而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多吃青菜。为此，朱德号召所有部队，只要有条件，都要种菜；没有条件的，也要多挖野菜吃。1936年，红军长征来到炉霍，总部决定部队在此作短期休整。朱德让警卫员到老乡家里买来一些菜籽，借来木犁，在驻地墙外的一块空地上种起了菜。半个月后，朱德种的菜已经冒芽了。不料就在这时，总部下达命令，说过几天部队就要开拔去甘孜。这天傍晚，朱德招呼警卫员一起，再去给菜浇浇水，施些肥。警卫员嘴上答应着，行动上却磨磨蹭蹭的，一边找水桶，一边小声嘟囔：“菜长得再好，我们也吃不上了。”朱德一听，笑了，耐心地开导他说：“同志啊，我们吃不上，有啥子关系么，只要后续部队来了能吃上就行。即使后续部队不经过这里，留给老乡们吃也好嘛！我们共产党人做事，就要有前人种、后人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精神。咱们今天干革命，挨冻受饿，流血牺牲，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给千百万人民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谋幸福。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警卫员是一个新党员，听朱德这么一说，心中豁然开朗。他提着水桶，高高兴兴地向菜地跑去。
最后，朱德语重心长地对子孙们说：“毛泽东主席领导人民渡过难关，带头不吃肉，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同人民共艰苦。你们以后就住到学校去，同学们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可不能特殊啊！”孙子们接受了爷爷的教导，第二天就高高兴兴地扛着行李住到了学校。
孩子们住校后，周末回去看望爷爷奶奶。朱德便让他们到机关大食堂去排队买饭，并且严格规定他们吃饭的定量。一有空，他便带他们到园子里学习劳动本领，手把手地教他们刨坑、施肥、浇水和点种。种下的南瓜、西红柿都长得很好。就这样，在朱德的教育、指导和督促下，孩子们学会了种菜、洗衣服，养成了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以后，孩子们成家了，朱德还经常教育他们要艰苦朴素，甚至还具体指导儿女们安排生活，力求节约。1963年12月26日，朱德给女儿朱敏亲笔题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为此，朱敏曾经说过：“父亲的这些教诲，是留给我们子女后代的最宝贵的遗产。”
周恩来：开家庭会讲党课严要求过好“五关”
周恩来没有子女。然而，由于他有两个弟弟和好几位堂兄弟，因此他的晚辈却很多。作为国家总理，周恩来和邓颖超对这些晚辈都十分爱护与关心，视如己出一般发自真心的爱。而这份亲情更多地表现在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他的侄儿、侄媳、侄女和侄婿等晚辈上。
1964年8月，周恩来在外地的一些亲属恰巧都因公停留在北京。他抓住这次难得聚在一起的机会，抽空给大家开了两次家庭会议。而且因为只有周日大家才都休息，所以这两次家庭会议都是吃过午饭后召集起来开的。 8月2日下午，作为中国“大家庭”的公仆，周恩来与普通家长一样，召集了一次“小家庭”会议。这次他主要给亲属们讲了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出身的封建家庭一事。
8月10日，周恩来召集的第二次家庭会议上，他语重心长地具体教育晚辈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
周恩来首先讲到过好思想关。他认为，必须树立正确的宇宙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他说，思想方法不对头，看一切问题都会看不准，甚至颠倒了是非。所以，一个人要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把亲属中的老少成员分为三类人：一是自己不能创造环境，要帮助的；二是可以自己创造环境，自觉改造自己的；三是党团员和青年们，要不断进步，并且帮助后进的亲属们共同进步。要求晚辈或青年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是周恩来一贯的想法。早在1939年3月，周恩来回原籍绍兴时，就曾给青年们题词：“青年是黄金时代，要学习，学习，再学习。”1963年5月，周恩来又对一个侄儿说过：“要永远感到不足，思想才能不断进步。我革命40年，难道没有一点旧思想了？要革命一辈子，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这番话，正是周恩来一生的思想写照。
接着，周恩来又在严肃和活泼相协调的气氛中讲了如何过政治关的问题。他教育大家，要站稳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他認为，只有立场正确，才能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讲到过亲属关的时候，周恩来使用了“投降”二字。他说：“我们是出身于旧家庭的，我要带领你们向无产阶级‘投降’。”略作停顿，周恩来继续讲道：“‘投降’这两个字不大好听。20年前延安整风时，文艺界人士也怕听这两个字。后来，朱总司令讲话，对自己的前半生作了自我批评以后，说：‘我现在才投降无产阶级。’那些人听了，才考虑到应该向无产阶级投降。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不是消灭他们，而是改造他们，拖着他们跟无产阶级走，把他们改造成新人。”随后，周恩来又给大家阐述了过社会关和生活关。
最后，周恩来对晚辈们强调：“这五关中，一头一尾，思想关和生活关最为重要。”
通过家庭会议，在与亲属和晚辈们的谈话中，周恩来不仅以一个普通家长或家庭成员的身份谆谆教导大家要过好这“五关”，同时他还以共和国总理的身份严格教育自己的家庭以身作则。周恩来个人的一言一行，无不与他对别人的要求相一致。正因为这样，他不仅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也受到晚辈们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