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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把家搬到了团结路口，搬过去就发现回家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从单位到二道桥这五分之四的路程没什么可犹豫的，问题出在后面的五分之一，换一趟公交车吧，得绕一个挺大的圈子，和走路用的时间差不多。走路呢，就要穿过二道桥集贸市场，一个永远人头攒动的巴扎，路程也绝对不轻松。思来想去还是走路吧，就当煅炼身体，何况还能顺便买几样菜回家准备晚饭呢。
最初走过巴扎的时候，小贩们并不熟悉我这张脸，所有的商人都向我起劲地吆喝。过了几天，就不再有人理我了。大概他们已经从几天的经验中总结出我并不是他们的主顾。再过个把月，所有小贩的面孔我就都记在了脑子里，甚至走过巴扎后，我还能大致说出今天谁没出摊，或者谁穿了一件新衣裳。我能有这样的感觉，因此相信他们也能看出我每天的变化，我想区别只在于对于一个不买东西的路人，他们并不关心、并不记在心里就是了。然而后来的事证明，我的这种想法是错的。
最先让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是巴扎出口一个卖烤肉的维吾尔族小伙子。不知从第几天起，他开始和我打招呼，方式非常特别，也非常方便，就是两人对视的时候，他噘起嘴，两道眉毛一挑，然后一丝笑意在脸上荡漾开来，很调皮的样子。一开始，对他的招呼我不太适应，但没几天就学着他的样子，胡乱扔起了眉毛。学会了我才发现，这种表情在这里是极有用处的。譬如有一天，我又冲他扔出眉毛的时候，他并没看到，但隔壁的摊主却没让我的眉毛掉到地上，他接住了并且给我扔了回来，我就在这巴扎上又多了一个从未说过话的熟人。
在二道桥的市场里做生意的多是维吾尔族朋友。现在谈商人，人们大都会想到广东人或者浙江人，其实维吾尔人经商的历史和成就绝非他们可以比肩。早在唐朝，维吾尔人的祖先就大规模地在长安做生意，翻一翻唐代的笔记小说，就可以看到关于胡商的条目比比皆是。李商隐的《义山杂纂》记录了一条俗语，“穷波斯”，正好可以说明这种情况。穷波斯是指名不符实、空有大户人家的名声、日子却过得窘迫的意思。唐人把一切到长安做生意的西域民族都称为波斯人，可见在当时，西域人是富豪的代名词，维吾尔人其实却属于突厥民族，这在唐朝，老百姓根本不加分别。宋元时期，维吾尔人就凭着一句伊斯兰世界通行的“撒拉姆（你好）”，把生意做到了世界各地。即使在当代，很多维吾尔商人在改革开放后也比他们的内地同行更早完成了原始积累，开始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国际市场。如果你能走到阿拉山口或者霍尔果斯口岸，你就能看到很多维吾尔商人，从事着进出口贸易。如果你能和他们攀谈，你更会惊异地发现，他们做的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生意，都是大手笔的商业运作。
因为有如此漫长的商业史，所以维吾尔商人中奸商很少，我说很少的意思是一般能把自己的产业做到一定规模的维吾尔商人很少会强买强卖或以次充好。当然任何一个群体都有害群之马，但在维吾尔人中，这样的人一般都是包着三瓜俩枣到处转悠的小贩，成不了气候，有店有面、稍许形成规模的商人是不会那样做的。在我接触的人当中，哪怕是二道桥市场上一个卖烤肉的，也都极重信誉。就像那个给我扔眉毛的维吾尔青年——巴拉提，熟悉他的同时我熟悉了他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那个样子的话，明天我不卖烤肉了吗？”巴拉提的这句话出现最多的是每天早晨自己骑着摩托车去羊肉批发市场时。后来看到在《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和《真理的入门》这些古代维吾尔诗歌中，甚至在《古兰经》中都有相当的篇幅论及商业道德，我实实在在地认为这个民族商业心理是很成熟的。
二道桥是在乌鲁木齐的商人们聚集的地方，从有了乌鲁木齐它就是商人们的根据地。清代乌鲁木齐最大的车马店座落于它的西北角，从西安、太原、兰州等等大码头来的车户都在这歇脚。你应该可以想到那时候这里整天装卸着来自天南地北的货物，也传播着天南地北的各种消息。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叫作物流中心和信息中心。北面叫山西巷子，顾名思义，原来是山西人聚集的地方。晋商足迹遍天下，在清朝号称海内最富，山西巷子当然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地方。能证明这里自古繁华的另一个证据是紧贴着山西巷子的一片地方，现在的老乌鲁木齐人还称它为财神楼，原因是在清朝曾有一个木结构的财神庙坐落于此，按先人惯例，财神庙是从来不在冷僻之处落脚的。从山西巷子向北走过南门，就是乌鲁木齐的商业中心，大、小十字，那时候叫藩后街，是天津商人的根据地。乌鲁木齐最孚名望也最有实力的天津八大家的商铺就在这里，只是可惜清朝宣统二年，一场人为的火灾使八大家一蹶不振了。但这一片地方作为商业的中心却是从有城市起就再也没有变过。而从二道桥往南，则一直就是维吾尔族人做买卖的地方。
二道桥市场卖凉面、凉粉和凉皮儿的多是回族，但也有例外，维吾尔人艾山就卖凉面和凉皮儿。有一次我看到他和一个外地人争执，见我过去，他愤愤不平地说：“三块钱的凉皮子，他给了两块五，我的凉皮子不好吗？我的调料不好吗？”仔细听一听，却是人家以为他这里也是可以砍价的，不知道新疆的小吃价格来自约定俗成。人家付钱，摸出的是百元大钞，艾山没零钱找，说：“算了，你下次来给我吧。”人家告诉艾山晚上就要离开乌鲁木齐回关内去了。艾山又说：“那你下次来新疆的时候给我吧。”那外地客人愣了半天神。
我看着艾山只想笑，等人家走了，我说：“那人家要是再也不来了呢？”
“那他就吃去吧。”
“那你和人家又讲了半天价钱。”
艾山又认真起来：“好东西嘛，好价钱，两块五什么东西？三块钱，他给了也是三块钱卖了，不给还是三块钱卖了。那个不一样。”
我一下子没听懂，走在路上才醒过味来，原来五毛钱在他心中经过了如此一番思辨，真是生活无处不哲学。
艾山并不是一个特例。我家楼下住着一个在二道桥市场里卖水果的库车小伙子，星期天我开着朋友的车出门，看到他满头大汗地搬着货，就顺路载了他一程。第二天晚上他敲开我家门撂下一箱子小白杏，媳妇看得直眨巴眼睛：“晚上回来就在他那儿买的杏子，他还价格一点不让，这会儿又送来一箱子，什么毛病？”我学着小伙子的腔调说：“市场嘛，买卖，家里嘛，朋友，那个不一样。” 和维吾尔人交朋友，总会让我学到很多东西，甚至包括如何对待朋友，如何思考，如何说汉语。汉语是世界上公认的难以掌握的语言，但到了维吾尔人的嘴里，对生疏的词汇他们总能用出人意料的方式，准确地表达出来。乌鲁木齐人大都听过这个笑话，一个维吾尔人要买一只公鸡，他说：“同志，我要那个鸡蛋妈妈的爱人。”
路过二道桥的日子里，我得以有时间观察维吾尔人的音容笑貌，他们每天都能给我新的感受和新的话题。但我得说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要想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就必须和他们一起喝酒聊天。
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在门口遛达的时候又看到了那个库车小伙子，打了招呼就在路边的台阶上坐了，一人一支啤酒，慢慢地喝着聊着。都是一些生活的琐事，但屡屡被总结出人生的哲理。聊得时间不长，路边经过一位他认识的，站起身握了握手，再来一支啤酒。然后就不断地有人来，不断地握手，不断地要啤酒。人不断地加进来，话题却依然不变，还是昨天如何，前天如何，每件琐事之后大都有总结，总结出一些经典的句子，一群人就哈哈大笑。那天晚上我和他们一起坐到深夜，纵然是深夜还是有人加入，当然也有人离开，加入的欢迎，离开的却没有人挽留。我离开时，他们还没有散场的意思。所以我一直特别奇怪为什么我在这城市里生活了三十年，居然没有这个卖水果的库车人在一年里认识的人多。
几次下来，我大致听懂了的小伙子对生活的看法。他的追求在现阶段有三个，一是在大院门前的马路上画上一条人行横道线，这样过马路时就不绕大弯子了；二是附近能有一个广场或者一片树林草地，这样晚上他弹着都他尔唱歌时就没人打扰他，他也不会打扰别人；三是生意再好一点，让他能有钱买一个传统的维吾尔人用来榨石榴汁的机器，这样他就可以把留在库车的母亲接来，专门为顾客榨石榴汁。他说：“我妈妈打的馕是最好吃的，乌鲁木齐谁也比不上。”
有一次他给我带来了他母亲打的馕，有十来个，用一个包袱皮包着。不是乌鲁木齐卖的那种薄片的馕，而是厚厚的，外形上有点像西方的面包，我们家在上面涂上果浆，拿它顶了半个月的早餐。味道确实不错，但我没告诉他我认为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好吃。后来他又给我带来了库车出的无花果浆和果脯，这些比馕好吃，只是包装粗糙些。
有一次我在单位碰到了巴拉提，他的朋友到这儿办事，他陪着。看到我巴拉提眼前一亮，然后把嘴一努，扔出他的眉毛。我就笑了，问他到这有什么事，又带着他到了相关的部门。我得说从那以后，他对我就分外热情，还常常说要请我到家里做客。我以为他是说说而已，谁料到他说的竟然是真的，有一天他认真地拉住回家路上的我说：“明天我的侄子割礼了，你能不能来吃饭呢？”
我没有去，因为我觉得他的家人和朋友我都不熟悉，去了可能会尴尬。另外，我还以为他只是一种平常的客套。事实证明我辜负了人家的美意。第三天下午再碰到他时，他向我表达了他的不满：“唉，我给家里人都说了你要来。你不够朋友。”
巴拉提有一点好为人师，和他在一起时经常被他告诫要这样要那样，其实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做人的道理。我就经常称他为哲学家，坐在他的烤肉摊上听他讲道理。他说：“人要想事呢，长着脑袋不是专门戴帽子的。”我点头称是；他又说：“交朋友要用心呢，朋友不能像羊一样放，礼物不能像工资一样拿。”我再点头称是；他又说：“嗳，这个地方看一下，真正没有结过婚的小羊娃子肉。”我还点头称是，这回头点错了，他是招呼前面那位行人的。他盯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哇呀，你的头真是戴帽子用的。噢，你不戴帽子啊，那你的头是长头发用的。”
住在团结路口的日子里，除了那个库车小伙子和艾山、巴拉提，我还认识了很多维吾尔族小商贩。有卖干果的汉语言学家买买提，他能把汉语的词汇拆开来，重新组合成为匪夷所思的句子；有打馕的音乐家伊拉木江，他不但歌唱得像克里木一样好听，还能用音乐给一切带弦的东西以灵魂；有卖水果的机械学家吾守尔，他曾经将两辆自行车拆开，组合成为一辆四轮的古怪玩意，装上摩托车的马达每日里飞快地在街道上穿行；有卖牛羊肉的解剖学家哈斯木，他分解牛羊的动作就像庄子笔下的疱丁，举手投足间都“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还有开饭馆的宗教学者木拉提，他决不允许顾客在他的饭馆里喝酒，曾经有几个人点了一大桌子菜，然后又要酒，结果他说：“菜吃，酒不喝。”再说下去，他只加了一个字：“菜不吃，酒不喝。”几位先生到工商局去投诉木拉提，结果被工商干部训了个灰头土脸。
木拉提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每天都做礼拜，认认真真地研读《古兰经》，所有的节日都去清真寺听阿訇讲经。饭馆里不让顾客饮酒的规矩就来源于伊斯兰教义，因为穆斯林是严格禁酒的。突然有一天，他对传统汉学里的中庸有了兴趣，让我讲给他听。他既不知道孔夫子，也不知道孟夫子，天知道他打哪听来的这个词儿。我费了半天口舌，他一脸不以为然：“说那么多干什么，就是啥事情都不能过分嘛，穆罕默德早就说过了。”
我的交往非常杂，一大堆三教九流的朋友，干什么的都有，这很让周围的人费解。比如巴拉提在单位遇到我时就非常诧异：“你还在政府当官吗？”同事们看到我带着巴拉提也都很纳闷。新疆大学的一位教师那年去找我时，看到我和买买提在市场上喝啤酒，当新闻在圈子里说了很久。老婆概括说我是从五星酒店的老总一直认识到农家乐的跑堂，此言倒是不虚。因为从我的交往经验来看，你可以不喜欢某一类人，那是你的自由，但并不代表你不喜欢的那一类人就不怎么样，因此绝不能如某些翘着鼻子的白领少妇一般动不动就给别人帖上一张标签，从鼻子里哼出一句他们如何如何来。
在团结路口住着的日子总的加起来不过一年左右，然后我非常突然地搬到了阿勒泰路上，突然到甚至来不及和他们挨个打个招呼。阿勒泰路和团结路一个在城南，一个在城北，路途遥远，加上工作上事务繁杂，很长时间都不再到二道桥一带去了，买菜也改到了北园春市场。这里卖菜的小贩们都来自内地，走一趟菜市场，倒好像去了趟重庆或郑州，这让我尤其想念二道桥。心里一直牵挂着要去看一趟老朋友们。后来就又听说二道市场拆了，准备建起一系列的现代化的大型巴扎，据说准备超过土耳其的大巴扎，做到世界第一。我知道土耳其的大巴扎占地面积大约是三万多平方米，如果真有哪位富豪肯出钱，占地面积超过它其实并不是难事，但人家有三百多年的经营史，早就形成了自己的商业文化，想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人家，恐怕就比较难了。当然这事儿和我无关，与我有关的是市场一改建，我的朋友们都不知道上哪去了，想去看也没有了目的地。想到只因自己稍许懒了一些，可能有些朋友就永远联系不上了，禁不住怅然若失。 我知道他们中间大部分还会在附近讨生活，像巴拉提、艾山这样一类人，他们永远不会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倒是环境往往因他们的存在而产生一种独特的文化气息。每次路过那附近时，我都会瞪大眼睛四下里张望，希望能看到一个熟悉的影子，但结果却总是失望。
在怅然和找寻中，大巴扎终于建起来了，是一个占地近四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到十万平方米的超级建筑群。里面有现代化的各种各样的设施，每天晚上上演着盛大的晚会。我本来以为像这样号称世界第一的恢宏建筑和我那一班引车卖浆的朋友不会有什么联系，谁料到事实和想象相差得实在太遥远，到过一次大巴扎之后，给我最深刻印象的居然就是我的那班朋友。那次是天山区宣传部门主办广场文化活动，我第一次走近大巴扎，也是在三年后又一次看到他们。
建好的新疆国际大巴扎是一座我见过的规模最宏大的金色建筑。别的建筑物上用金色，大都是用在局部，成为整个建筑的一个点。大巴扎不同，它是通体的金色，中部出现的一点白色也构不成一个独立的色块，而是像线条一样成为对金色的一种分割，反而更映衬出金色的整体感觉。我去的时候是下午，金色的夕阳照耀下，整个大巴扎金光灿烂，再点缀些衣着鲜艳的女孩子，感觉上特别富丽堂皇。这种感觉让我吃惊，本来我以为既然冠以国际二字，建筑的风格可能会欧化一些，就像现在的一班什么什么人，一说到音乐就是理查德·克莱德曼，或者布兰妮，结果满耳朵听到的都是精致到了俗气的曲调；一说到美术就是欧洲的油画，结果满眼看到的都是南方某个油画村出品的技法拙劣的女人身体和千篇一律的风景；而一说要国际化，则每个城市里都有了一个大大的欧洲式样的广场或建筑。一件很有讽刺意味的事是欧洲人到中国来旅游，看到当地官员引以为自豪、极力推崇的竟然是自己家乡的一个拙劣的仿制品。所以当我看到国际大巴扎时，完全没想到看到的竟然是一个具有纯粹的民族风格的精美建筑，想来建筑师和投资者都是深谙“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个道理的。
在大巴扎广场上倘佯，我首先惊异于它的建造工艺，它竟然是一座完全用砖石砌筑的建筑，而在砖与砖的结合上，用的是最费工费料的磨砖对缝工艺。在维吾尔建筑史上，只有神圣的宗教建筑和以前王公大人们的府第才会用如此复杂的施工手段。这一点让我对大巴扎刮目相看，这至少说明大巴扎的建造者是想认真地做好一件事情，而不是毛毛糙糙地盖间房子来搂钱的。建筑的风格是完全伊斯兰的，特别是颜色，一色的金黄，一看就是中亚风格。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喜欢金色，但中亚的穆斯林对金色的痴迷程度可能是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比不上的。只要你在任何一个维吾尔商人的店里转上一圈，你就会发现金黄色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可能出现的地方。如果你有幸走入维吾尔人的家庭，你更可以领略他们对金色的喜好程度。木拉提的家里床头是金色的铜饰，窗帘印着金色的花边，床头的大木箱子是金色的铜皮上钉着装饰用的大铜钉。桌子上还放着几件镀金的铜器。走进他家，你就知道什么是金碧辉煌了。如此多的金色出现却并不让人感觉俗气，而是一下子领略到了主人家的富足和生活的幸福。大巴扎的金色所造成的这种富足感比任何一个维吾尔家庭来得更为强烈，更加和谐。所以当人家告诉我这是建筑大师王小东的作品时，我暗自寻思，大家出手，毕竟与众不同。
就在我欣赏大巴扎时，遇到了巴拉提。不，准确地说，是他叫住了我。那时，他正在烤全羊的摊子后面站着，头上斜斜地戴着一顶天蓝色的花帽，身上是雪白的衬衣，领口和袖口上都绣着花边。他两只手分开按在放烤全羊的案子上，模样像突厥可汗在巡视自己的王国。我是先听到那声熟悉的口哨，尔后才听到有人在大声叫我的名字的，转过头就看见了巴拉提撮起的嘴巴和飞扬的眉毛。他模样基本上还和以前一样，只是上嘴唇上多了一撇小胡子，两个胡子尖调皮地微微上翘，使他在生气时都露出些许笑意。
“老朋友，漂亮的很嘛。”一阵寒暄之后，我打趣他。
“小巴扎嘛，小巴扎的衣裳；大巴扎嘛，大巴扎的衣裳。”他依旧那么幽默。
我们就站在他那头上扎着红色绸带、无比骄傲地昂着脑袋的烤全羊的身后谈论原来那些朋友。吾守尔已不再驾驶着自己组装的机械装置在市场里穿行，他买了一辆正宗的汽车，是一辆微型客货两用汽车，前面坐老婆孩子，后面拉水果。摊子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哈斯木还在卖牛羊肉，只是自己已经很少动刀，具体的操作都交给伙计了。还有那个商业哲学家艾山，据说现在正在和一个有实力的老板合作，专门为大巴扎里的商家提供维吾尔族传统工艺品，因为他的东西货真价实，许多人都从他那里进货，生意很是红火。
我和巴拉提一直谈到节目开始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他说朋友们在一起喝啤酒时还经常提到我，后悔当初在一起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总觉得天天都能见面，分开了还真挺想念的。
我们聊天时身边有一个卖酸奶的维族小伙子一边吆喝，一边用冰铲敲打面前木案子上的大冰块。最后，他把手下的冰块雕成了一座山峰的模样。我怎么看都觉得冰块的形状非常眼熟，巴拉提一说，我就立即看出来了，他刻成的是慕士塔格峰的形状，那小伙子来自喀什。
后来，有朋友从北京来乌鲁木齐，我给巴拉提打电话，让他通知朋友们一起在大巴扎的夜市上喝啤酒。那天晚上到的人挺齐的，原来他们都在大巴扎里做生意，今天都提前收了摊或者把生意委托给了别人，来陪我和我的朋友。伊拉木江特地带来了都它尔，他的歌声响起，大家就端起了酒碗。大家都喝了不少酒，北京的客人更是喝得连东南西北都找不到了，我倒是又找回了几年前的感觉。
朋友在乌鲁木齐住了一个星期，我带他跑遍了周边的景点，临上飞机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宾馆的大堂吧里喝茶。绝不是我舍不得摆下一桌送行的酒宴，而是朋友说他实在是想在清醒状态下看一眼乌鲁木齐的夜色，我只能由他。临别时聊天，我当然会问到他对乌鲁木齐的感觉，问他对这座城市的什么地方印象最深刻。正如你想象的那样，他说出了大巴扎的那个夜晚。朋友是搞美学的，说话自然很上层次。在他看来，大巴扎的今天绝不是哪一个投资集团能够努力达到的。盖一幢楼简单极了，关键问题是要有人认可它，能够围绕着这幢建筑进行一些特定的含有丰富文化内容的活动。没有人，它就没有了灵魂，只是一幢楼而已。我似乎明白了。
朋友突然对我笑着说，你记不记得去年我曾经叫你到北京发展？其实这次来也有一点想说服你跟我走的意思。但我看到你带着我在大巴扎里闲逛的那个得意劲，我估计你是不会跟我走的。
我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让我颇感意外：“你没有感觉到你拿那个大巴扎当自己家的客厅了吗？”
“你坐在人家摊子上，讲艾得莱斯绸，讲什么样的英吉沙小刀是手工制造的，讲南北疆花帽的区别的时候，我总感觉那些摊子就是你的，那些摊子上的东西也都是你自己造的。如果我劝你，你可能会跟我走，但到了内地，你能安下心吗？你又能在内地待多久呢？”
我得承认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朋友走后没几天，伊拉木江打电话来，说是有单位在大巴扎搞文艺晚会，他要上台表演，让我如果有时间，回去看他演出。这次我敏锐地捕捉到一个词，伊拉木江叫我的时候，用的是“回来”。
最初走过巴扎的时候，小贩们并不熟悉我这张脸，所有的商人都向我起劲地吆喝。过了几天，就不再有人理我了。大概他们已经从几天的经验中总结出我并不是他们的主顾。再过个把月，所有小贩的面孔我就都记在了脑子里，甚至走过巴扎后，我还能大致说出今天谁没出摊，或者谁穿了一件新衣裳。我能有这样的感觉，因此相信他们也能看出我每天的变化，我想区别只在于对于一个不买东西的路人，他们并不关心、并不记在心里就是了。然而后来的事证明，我的这种想法是错的。
最先让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是巴扎出口一个卖烤肉的维吾尔族小伙子。不知从第几天起，他开始和我打招呼，方式非常特别，也非常方便，就是两人对视的时候，他噘起嘴，两道眉毛一挑，然后一丝笑意在脸上荡漾开来，很调皮的样子。一开始，对他的招呼我不太适应，但没几天就学着他的样子，胡乱扔起了眉毛。学会了我才发现，这种表情在这里是极有用处的。譬如有一天，我又冲他扔出眉毛的时候，他并没看到，但隔壁的摊主却没让我的眉毛掉到地上，他接住了并且给我扔了回来，我就在这巴扎上又多了一个从未说过话的熟人。
在二道桥的市场里做生意的多是维吾尔族朋友。现在谈商人，人们大都会想到广东人或者浙江人，其实维吾尔人经商的历史和成就绝非他们可以比肩。早在唐朝，维吾尔人的祖先就大规模地在长安做生意，翻一翻唐代的笔记小说，就可以看到关于胡商的条目比比皆是。李商隐的《义山杂纂》记录了一条俗语，“穷波斯”，正好可以说明这种情况。穷波斯是指名不符实、空有大户人家的名声、日子却过得窘迫的意思。唐人把一切到长安做生意的西域民族都称为波斯人，可见在当时，西域人是富豪的代名词，维吾尔人其实却属于突厥民族，这在唐朝，老百姓根本不加分别。宋元时期，维吾尔人就凭着一句伊斯兰世界通行的“撒拉姆（你好）”，把生意做到了世界各地。即使在当代，很多维吾尔商人在改革开放后也比他们的内地同行更早完成了原始积累，开始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国际市场。如果你能走到阿拉山口或者霍尔果斯口岸，你就能看到很多维吾尔商人，从事着进出口贸易。如果你能和他们攀谈，你更会惊异地发现，他们做的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生意，都是大手笔的商业运作。
因为有如此漫长的商业史，所以维吾尔商人中奸商很少，我说很少的意思是一般能把自己的产业做到一定规模的维吾尔商人很少会强买强卖或以次充好。当然任何一个群体都有害群之马，但在维吾尔人中，这样的人一般都是包着三瓜俩枣到处转悠的小贩，成不了气候，有店有面、稍许形成规模的商人是不会那样做的。在我接触的人当中，哪怕是二道桥市场上一个卖烤肉的，也都极重信誉。就像那个给我扔眉毛的维吾尔青年——巴拉提，熟悉他的同时我熟悉了他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那个样子的话，明天我不卖烤肉了吗？”巴拉提的这句话出现最多的是每天早晨自己骑着摩托车去羊肉批发市场时。后来看到在《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和《真理的入门》这些古代维吾尔诗歌中，甚至在《古兰经》中都有相当的篇幅论及商业道德，我实实在在地认为这个民族商业心理是很成熟的。
二道桥是在乌鲁木齐的商人们聚集的地方，从有了乌鲁木齐它就是商人们的根据地。清代乌鲁木齐最大的车马店座落于它的西北角，从西安、太原、兰州等等大码头来的车户都在这歇脚。你应该可以想到那时候这里整天装卸着来自天南地北的货物，也传播着天南地北的各种消息。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叫作物流中心和信息中心。北面叫山西巷子，顾名思义，原来是山西人聚集的地方。晋商足迹遍天下，在清朝号称海内最富，山西巷子当然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地方。能证明这里自古繁华的另一个证据是紧贴着山西巷子的一片地方，现在的老乌鲁木齐人还称它为财神楼，原因是在清朝曾有一个木结构的财神庙坐落于此，按先人惯例，财神庙是从来不在冷僻之处落脚的。从山西巷子向北走过南门，就是乌鲁木齐的商业中心，大、小十字，那时候叫藩后街，是天津商人的根据地。乌鲁木齐最孚名望也最有实力的天津八大家的商铺就在这里，只是可惜清朝宣统二年，一场人为的火灾使八大家一蹶不振了。但这一片地方作为商业的中心却是从有城市起就再也没有变过。而从二道桥往南，则一直就是维吾尔族人做买卖的地方。
二道桥市场卖凉面、凉粉和凉皮儿的多是回族，但也有例外，维吾尔人艾山就卖凉面和凉皮儿。有一次我看到他和一个外地人争执，见我过去，他愤愤不平地说：“三块钱的凉皮子，他给了两块五，我的凉皮子不好吗？我的调料不好吗？”仔细听一听，却是人家以为他这里也是可以砍价的，不知道新疆的小吃价格来自约定俗成。人家付钱，摸出的是百元大钞，艾山没零钱找，说：“算了，你下次来给我吧。”人家告诉艾山晚上就要离开乌鲁木齐回关内去了。艾山又说：“那你下次来新疆的时候给我吧。”那外地客人愣了半天神。
我看着艾山只想笑，等人家走了，我说：“那人家要是再也不来了呢？”
“那他就吃去吧。”
“那你和人家又讲了半天价钱。”
艾山又认真起来：“好东西嘛，好价钱，两块五什么东西？三块钱，他给了也是三块钱卖了，不给还是三块钱卖了。那个不一样。”
我一下子没听懂，走在路上才醒过味来，原来五毛钱在他心中经过了如此一番思辨，真是生活无处不哲学。
艾山并不是一个特例。我家楼下住着一个在二道桥市场里卖水果的库车小伙子，星期天我开着朋友的车出门，看到他满头大汗地搬着货，就顺路载了他一程。第二天晚上他敲开我家门撂下一箱子小白杏，媳妇看得直眨巴眼睛：“晚上回来就在他那儿买的杏子，他还价格一点不让，这会儿又送来一箱子，什么毛病？”我学着小伙子的腔调说：“市场嘛，买卖，家里嘛，朋友，那个不一样。” 和维吾尔人交朋友，总会让我学到很多东西，甚至包括如何对待朋友，如何思考，如何说汉语。汉语是世界上公认的难以掌握的语言，但到了维吾尔人的嘴里，对生疏的词汇他们总能用出人意料的方式，准确地表达出来。乌鲁木齐人大都听过这个笑话，一个维吾尔人要买一只公鸡，他说：“同志，我要那个鸡蛋妈妈的爱人。”
路过二道桥的日子里，我得以有时间观察维吾尔人的音容笑貌，他们每天都能给我新的感受和新的话题。但我得说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要想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就必须和他们一起喝酒聊天。
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在门口遛达的时候又看到了那个库车小伙子，打了招呼就在路边的台阶上坐了，一人一支啤酒，慢慢地喝着聊着。都是一些生活的琐事，但屡屡被总结出人生的哲理。聊得时间不长，路边经过一位他认识的，站起身握了握手，再来一支啤酒。然后就不断地有人来，不断地握手，不断地要啤酒。人不断地加进来，话题却依然不变，还是昨天如何，前天如何，每件琐事之后大都有总结，总结出一些经典的句子，一群人就哈哈大笑。那天晚上我和他们一起坐到深夜，纵然是深夜还是有人加入，当然也有人离开，加入的欢迎，离开的却没有人挽留。我离开时，他们还没有散场的意思。所以我一直特别奇怪为什么我在这城市里生活了三十年，居然没有这个卖水果的库车人在一年里认识的人多。
几次下来，我大致听懂了的小伙子对生活的看法。他的追求在现阶段有三个，一是在大院门前的马路上画上一条人行横道线，这样过马路时就不绕大弯子了；二是附近能有一个广场或者一片树林草地，这样晚上他弹着都他尔唱歌时就没人打扰他，他也不会打扰别人；三是生意再好一点，让他能有钱买一个传统的维吾尔人用来榨石榴汁的机器，这样他就可以把留在库车的母亲接来，专门为顾客榨石榴汁。他说：“我妈妈打的馕是最好吃的，乌鲁木齐谁也比不上。”
有一次他给我带来了他母亲打的馕，有十来个，用一个包袱皮包着。不是乌鲁木齐卖的那种薄片的馕，而是厚厚的，外形上有点像西方的面包，我们家在上面涂上果浆，拿它顶了半个月的早餐。味道确实不错，但我没告诉他我认为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好吃。后来他又给我带来了库车出的无花果浆和果脯，这些比馕好吃，只是包装粗糙些。
有一次我在单位碰到了巴拉提，他的朋友到这儿办事，他陪着。看到我巴拉提眼前一亮，然后把嘴一努，扔出他的眉毛。我就笑了，问他到这有什么事，又带着他到了相关的部门。我得说从那以后，他对我就分外热情，还常常说要请我到家里做客。我以为他是说说而已，谁料到他说的竟然是真的，有一天他认真地拉住回家路上的我说：“明天我的侄子割礼了，你能不能来吃饭呢？”
我没有去，因为我觉得他的家人和朋友我都不熟悉，去了可能会尴尬。另外，我还以为他只是一种平常的客套。事实证明我辜负了人家的美意。第三天下午再碰到他时，他向我表达了他的不满：“唉，我给家里人都说了你要来。你不够朋友。”
巴拉提有一点好为人师，和他在一起时经常被他告诫要这样要那样，其实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做人的道理。我就经常称他为哲学家，坐在他的烤肉摊上听他讲道理。他说：“人要想事呢，长着脑袋不是专门戴帽子的。”我点头称是；他又说：“交朋友要用心呢，朋友不能像羊一样放，礼物不能像工资一样拿。”我再点头称是；他又说：“嗳，这个地方看一下，真正没有结过婚的小羊娃子肉。”我还点头称是，这回头点错了，他是招呼前面那位行人的。他盯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哇呀，你的头真是戴帽子用的。噢，你不戴帽子啊，那你的头是长头发用的。”
住在团结路口的日子里，除了那个库车小伙子和艾山、巴拉提，我还认识了很多维吾尔族小商贩。有卖干果的汉语言学家买买提，他能把汉语的词汇拆开来，重新组合成为匪夷所思的句子；有打馕的音乐家伊拉木江，他不但歌唱得像克里木一样好听，还能用音乐给一切带弦的东西以灵魂；有卖水果的机械学家吾守尔，他曾经将两辆自行车拆开，组合成为一辆四轮的古怪玩意，装上摩托车的马达每日里飞快地在街道上穿行；有卖牛羊肉的解剖学家哈斯木，他分解牛羊的动作就像庄子笔下的疱丁，举手投足间都“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还有开饭馆的宗教学者木拉提，他决不允许顾客在他的饭馆里喝酒，曾经有几个人点了一大桌子菜，然后又要酒，结果他说：“菜吃，酒不喝。”再说下去，他只加了一个字：“菜不吃，酒不喝。”几位先生到工商局去投诉木拉提，结果被工商干部训了个灰头土脸。
木拉提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每天都做礼拜，认认真真地研读《古兰经》，所有的节日都去清真寺听阿訇讲经。饭馆里不让顾客饮酒的规矩就来源于伊斯兰教义，因为穆斯林是严格禁酒的。突然有一天，他对传统汉学里的中庸有了兴趣，让我讲给他听。他既不知道孔夫子，也不知道孟夫子，天知道他打哪听来的这个词儿。我费了半天口舌，他一脸不以为然：“说那么多干什么，就是啥事情都不能过分嘛，穆罕默德早就说过了。”
我的交往非常杂，一大堆三教九流的朋友，干什么的都有，这很让周围的人费解。比如巴拉提在单位遇到我时就非常诧异：“你还在政府当官吗？”同事们看到我带着巴拉提也都很纳闷。新疆大学的一位教师那年去找我时，看到我和买买提在市场上喝啤酒，当新闻在圈子里说了很久。老婆概括说我是从五星酒店的老总一直认识到农家乐的跑堂，此言倒是不虚。因为从我的交往经验来看，你可以不喜欢某一类人，那是你的自由，但并不代表你不喜欢的那一类人就不怎么样，因此绝不能如某些翘着鼻子的白领少妇一般动不动就给别人帖上一张标签，从鼻子里哼出一句他们如何如何来。
在团结路口住着的日子总的加起来不过一年左右，然后我非常突然地搬到了阿勒泰路上，突然到甚至来不及和他们挨个打个招呼。阿勒泰路和团结路一个在城南，一个在城北，路途遥远，加上工作上事务繁杂，很长时间都不再到二道桥一带去了，买菜也改到了北园春市场。这里卖菜的小贩们都来自内地，走一趟菜市场，倒好像去了趟重庆或郑州，这让我尤其想念二道桥。心里一直牵挂着要去看一趟老朋友们。后来就又听说二道市场拆了，准备建起一系列的现代化的大型巴扎，据说准备超过土耳其的大巴扎，做到世界第一。我知道土耳其的大巴扎占地面积大约是三万多平方米，如果真有哪位富豪肯出钱，占地面积超过它其实并不是难事，但人家有三百多年的经营史，早就形成了自己的商业文化，想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人家，恐怕就比较难了。当然这事儿和我无关，与我有关的是市场一改建，我的朋友们都不知道上哪去了，想去看也没有了目的地。想到只因自己稍许懒了一些，可能有些朋友就永远联系不上了，禁不住怅然若失。 我知道他们中间大部分还会在附近讨生活，像巴拉提、艾山这样一类人，他们永远不会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倒是环境往往因他们的存在而产生一种独特的文化气息。每次路过那附近时，我都会瞪大眼睛四下里张望，希望能看到一个熟悉的影子，但结果却总是失望。
在怅然和找寻中，大巴扎终于建起来了，是一个占地近四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到十万平方米的超级建筑群。里面有现代化的各种各样的设施，每天晚上上演着盛大的晚会。我本来以为像这样号称世界第一的恢宏建筑和我那一班引车卖浆的朋友不会有什么联系，谁料到事实和想象相差得实在太遥远，到过一次大巴扎之后，给我最深刻印象的居然就是我的那班朋友。那次是天山区宣传部门主办广场文化活动，我第一次走近大巴扎，也是在三年后又一次看到他们。
建好的新疆国际大巴扎是一座我见过的规模最宏大的金色建筑。别的建筑物上用金色，大都是用在局部，成为整个建筑的一个点。大巴扎不同，它是通体的金色，中部出现的一点白色也构不成一个独立的色块，而是像线条一样成为对金色的一种分割，反而更映衬出金色的整体感觉。我去的时候是下午，金色的夕阳照耀下，整个大巴扎金光灿烂，再点缀些衣着鲜艳的女孩子，感觉上特别富丽堂皇。这种感觉让我吃惊，本来我以为既然冠以国际二字，建筑的风格可能会欧化一些，就像现在的一班什么什么人，一说到音乐就是理查德·克莱德曼，或者布兰妮，结果满耳朵听到的都是精致到了俗气的曲调；一说到美术就是欧洲的油画，结果满眼看到的都是南方某个油画村出品的技法拙劣的女人身体和千篇一律的风景；而一说要国际化，则每个城市里都有了一个大大的欧洲式样的广场或建筑。一件很有讽刺意味的事是欧洲人到中国来旅游，看到当地官员引以为自豪、极力推崇的竟然是自己家乡的一个拙劣的仿制品。所以当我看到国际大巴扎时，完全没想到看到的竟然是一个具有纯粹的民族风格的精美建筑，想来建筑师和投资者都是深谙“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个道理的。
在大巴扎广场上倘佯，我首先惊异于它的建造工艺，它竟然是一座完全用砖石砌筑的建筑，而在砖与砖的结合上，用的是最费工费料的磨砖对缝工艺。在维吾尔建筑史上，只有神圣的宗教建筑和以前王公大人们的府第才会用如此复杂的施工手段。这一点让我对大巴扎刮目相看，这至少说明大巴扎的建造者是想认真地做好一件事情，而不是毛毛糙糙地盖间房子来搂钱的。建筑的风格是完全伊斯兰的，特别是颜色，一色的金黄，一看就是中亚风格。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喜欢金色，但中亚的穆斯林对金色的痴迷程度可能是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比不上的。只要你在任何一个维吾尔商人的店里转上一圈，你就会发现金黄色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可能出现的地方。如果你有幸走入维吾尔人的家庭，你更可以领略他们对金色的喜好程度。木拉提的家里床头是金色的铜饰，窗帘印着金色的花边，床头的大木箱子是金色的铜皮上钉着装饰用的大铜钉。桌子上还放着几件镀金的铜器。走进他家，你就知道什么是金碧辉煌了。如此多的金色出现却并不让人感觉俗气，而是一下子领略到了主人家的富足和生活的幸福。大巴扎的金色所造成的这种富足感比任何一个维吾尔家庭来得更为强烈，更加和谐。所以当人家告诉我这是建筑大师王小东的作品时，我暗自寻思，大家出手，毕竟与众不同。
就在我欣赏大巴扎时，遇到了巴拉提。不，准确地说，是他叫住了我。那时，他正在烤全羊的摊子后面站着，头上斜斜地戴着一顶天蓝色的花帽，身上是雪白的衬衣，领口和袖口上都绣着花边。他两只手分开按在放烤全羊的案子上，模样像突厥可汗在巡视自己的王国。我是先听到那声熟悉的口哨，尔后才听到有人在大声叫我的名字的，转过头就看见了巴拉提撮起的嘴巴和飞扬的眉毛。他模样基本上还和以前一样，只是上嘴唇上多了一撇小胡子，两个胡子尖调皮地微微上翘，使他在生气时都露出些许笑意。
“老朋友，漂亮的很嘛。”一阵寒暄之后，我打趣他。
“小巴扎嘛，小巴扎的衣裳；大巴扎嘛，大巴扎的衣裳。”他依旧那么幽默。
我们就站在他那头上扎着红色绸带、无比骄傲地昂着脑袋的烤全羊的身后谈论原来那些朋友。吾守尔已不再驾驶着自己组装的机械装置在市场里穿行，他买了一辆正宗的汽车，是一辆微型客货两用汽车，前面坐老婆孩子，后面拉水果。摊子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哈斯木还在卖牛羊肉，只是自己已经很少动刀，具体的操作都交给伙计了。还有那个商业哲学家艾山，据说现在正在和一个有实力的老板合作，专门为大巴扎里的商家提供维吾尔族传统工艺品，因为他的东西货真价实，许多人都从他那里进货，生意很是红火。
我和巴拉提一直谈到节目开始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他说朋友们在一起喝啤酒时还经常提到我，后悔当初在一起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总觉得天天都能见面，分开了还真挺想念的。
我们聊天时身边有一个卖酸奶的维族小伙子一边吆喝，一边用冰铲敲打面前木案子上的大冰块。最后，他把手下的冰块雕成了一座山峰的模样。我怎么看都觉得冰块的形状非常眼熟，巴拉提一说，我就立即看出来了，他刻成的是慕士塔格峰的形状，那小伙子来自喀什。
后来，有朋友从北京来乌鲁木齐，我给巴拉提打电话，让他通知朋友们一起在大巴扎的夜市上喝啤酒。那天晚上到的人挺齐的，原来他们都在大巴扎里做生意，今天都提前收了摊或者把生意委托给了别人，来陪我和我的朋友。伊拉木江特地带来了都它尔，他的歌声响起，大家就端起了酒碗。大家都喝了不少酒，北京的客人更是喝得连东南西北都找不到了，我倒是又找回了几年前的感觉。
朋友在乌鲁木齐住了一个星期，我带他跑遍了周边的景点，临上飞机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宾馆的大堂吧里喝茶。绝不是我舍不得摆下一桌送行的酒宴，而是朋友说他实在是想在清醒状态下看一眼乌鲁木齐的夜色，我只能由他。临别时聊天，我当然会问到他对乌鲁木齐的感觉，问他对这座城市的什么地方印象最深刻。正如你想象的那样，他说出了大巴扎的那个夜晚。朋友是搞美学的，说话自然很上层次。在他看来，大巴扎的今天绝不是哪一个投资集团能够努力达到的。盖一幢楼简单极了，关键问题是要有人认可它，能够围绕着这幢建筑进行一些特定的含有丰富文化内容的活动。没有人，它就没有了灵魂，只是一幢楼而已。我似乎明白了。
朋友突然对我笑着说，你记不记得去年我曾经叫你到北京发展？其实这次来也有一点想说服你跟我走的意思。但我看到你带着我在大巴扎里闲逛的那个得意劲，我估计你是不会跟我走的。
我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让我颇感意外：“你没有感觉到你拿那个大巴扎当自己家的客厅了吗？”
“你坐在人家摊子上，讲艾得莱斯绸，讲什么样的英吉沙小刀是手工制造的，讲南北疆花帽的区别的时候，我总感觉那些摊子就是你的，那些摊子上的东西也都是你自己造的。如果我劝你，你可能会跟我走，但到了内地，你能安下心吗？你又能在内地待多久呢？”
我得承认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朋友走后没几天，伊拉木江打电话来，说是有单位在大巴扎搞文艺晚会，他要上台表演，让我如果有时间，回去看他演出。这次我敏锐地捕捉到一个词，伊拉木江叫我的时候，用的是“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