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儒内法成为汉代国策之前，士人就已经“先天子之忧而忧”，尝试儒法融合。出生于公元前200年的同龄士人贾谊和晁错，即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前者以儒家为主，法家为辅；后者则以法家为主，儒家为辅。这里暂且放下贾谊不表，只说晁错。
　　晁错因主张削藩而被“清君侧”，在历史中扮演了一个悲剧先知的角色。他赤胆忠心，却被腰斩于市，悲剧是毋庸置疑的，是不是先知却需要存疑。不能因为“七国之乱”就证明削藩是正确的，从事态发展看，亦可说削藩的主张引发诸侯不满，进而引发“七国之乱”。不过，重要的不是削藩的一时成败，而是削藩究竟有何价值？
　　这涉及到封建制和郡县制，在两千年里，这是一个历朝历代都会产生重大争论的政治问题。由于封建制被简单等同于分裂，郡縣制被简单等同于一统，封建制和郡县制之争逐渐没了悬念，而有了标准答案，即从封建制到郡县制，是一种“历史进步”。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观察，封建制便于地方自治，而郡县制便于中央集权，从地方自治到中央集权，很难称得上是什么“进步”。
　　对“先天子之忧而忧”的士人来说，是否“进步”取决于是否巩固皇权。《孟子·梁惠王下》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试图编织一个“王政”的笼子，劝说王侯钻进这个笼子。不幸的是，后来的很多士人为了把天子劝说进笼子，先把天下放了进去，晁错是其中之一。
　　晁错的时候，汉代的“建国大业”已经完成，需要“先天子之忧而忧”的是如何“坐江山”。“打江山”，唯恐天下不乱；“坐江山”，最好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天子和天下的共同理想。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在传世名篇《论贵粟疏》里，晁错详细讲解维稳的两个基本点：重农和抑商。
　　与原教旨法家强调“重刑厚敛”不同，晁错作为修正主义法家，认同“轻刑薄赋”。但是，法家重农抑商的核心政策，他继承了下来。晁错强调重农可以解决温饱问题，然后视金钱（“珠玉金银”）为万恶之源、动乱之源，“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利于稳定，却“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利于动乱。他详细解释了其中缘由：农桑不能成于一日，民众必须依附于土地，有了珠玉金银，各行各业都有可能成为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游民。
　　商贾成为好逸恶劳、游手好闲的典型。在只有男耕女织才被视为劳动的情况下，商贾被视为“不劳而获”者，这种狭义“劳动观”催生了“仇富观”。晁错痛陈商人富贵、农夫贫贱这种职业等级观值得批判，但晁错在意的是商贾“交通王侯，力过吏势”。晁错的重农抑商说和削藩说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心思想是维稳，商贾与封建诸侯互相“勾结”，动摇了皇帝手下干部们的威信，有利于封建制，不利于郡县制，这将直接动摇皇权。
　　《论贵粟疏》的结论是：“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以拜爵和免罪的方式鼓励纳粮，不是为了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而是为了维稳且不惜破坏行政和司法体系。与原教旨法家相比，晁错的“进步”在于主张抑商，但是尚未主张严打商人。
　　批评抑商政策，在今天已经没有太大疑义。反省重农政策，却会遭到一系列质疑，难道农业不重要吗？农民生活水平不需要提高吗？农村要被边缘化吗？“三农”问题确实重要，但是以抑商和维稳为前提的重农政策，无助于解决“三农”问题，只能加重问题。
　　司马迁曾指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论者常以农业水平低下为由，强调重农抑商才能解决温饱问题，故意或者无意回避农业水平低下的原因，恰恰是轻视工商。这种回避导致恶性循环，越是农业水平低下，越是重农抑商；越是重农抑商，越是农业水平低下。这种恶性循环，又成为循环论证的证据，证明重农抑商的必要。在这种情况下，重农的结果对民生未必有利，而是有利于维稳，有利于皇权。
　　重农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抑商为前提；正如郡县制并非不可行，但是不能以中央集权乃至个人独裁为前提。重农、抑商和维稳的三位一体，不可能长治久安，只会导致又一轮治乱循环。
　　作者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