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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风中，人性的闪光点和党性的闪光点交相辉映，“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塑造的家风就颇具代表性。
谢觉哉在延安时期是受人尊敬的长者，对物质要求却不高。夫人王定国回忆说：“谢老在生活上不搞任何特殊。那时，我们的大孩子才几个月，没有奶吃，谢老就把小米放到嘴里嚼碎喂给孩子吃。谢老和学员同吃一锅饭，没有菜，吃起小米锅巴来，嘎嘣嘎嘣地好像有多香似的。”他的友人也回忆说：“警卫员见他的衬衣破舊了，按规定替他去行政处领了件新的老布衬衣，他知道后立即退回，把破旧衬衣补了再穿。”
建国后，谢老仍然保持朴素特质。据谢老之子回忆：“他一生仅穿过两双皮鞋，第一双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兰州，由于做统战工作的需要才穿的。解放后买的第二双，一直穿到他逝世。这双鞋一般是不穿的，只是有外事活动或因事外出时才穿，而且一回来就脱下。他长期使用的是一块廉价的旧怀表。”
由于以身作则，谢老在教育子女时能问心无愧，使子女心悦诚服。例如建国初期，谢老的一个儿子有次上街没有买到皮鞋，回家抱怨国家生产皮鞋太少，不能满足消费者需要，谢老就严肃批评他耽于享乐。他说：“我记得1937年党派我去兰州国民党统治区域搞统战工作，公家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到北京为了接待外宾才买第二双，那时我已快七十岁了。你们小小年纪就穿皮鞋，且已穿过不止一双。我国出产皮鞋并不多，皮鞋供应怎能不紧张！”
除了衣食，谢觉哉在其他方面也很节俭。据王定国回忆：“他对孩子要求严格，经常给孩子写信、写条子，贴在墙上，贴在柜子旁边：‘爱惜书和公物’‘记得关灯、关水’。他自己生活艰苦朴素，一件衣服、一双鞋子能穿几十年，连写日记时都不愿把字写大了，浪费本子。所以字写得小小的。”
到了1962年，谢老还给孩子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写道：“你们妈妈给我做新衣服，搞吃的，总说：‘你快八十岁了，还不穿点吃点？’我说：‘我们吃穿已很好了，再好就要过分了。’”他告诫孩子们：“不能超过群众或超过太多。如超过或超过多了就要自己警惕。”
延安时期的谢老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对封建社会封妻荫子那一套更是嗤之以鼻。
革命者岳嵩回忆，延安时期，“谢老对别人关怀备至，对自己却从不要求组织有任何额外照顾”，“有次他的小孩子来食堂小灶玩，遇到开饭时间，管理员想留下孩子吃餐‘小灶’，他不同意，马上打发孩子回家。”
建国后，他的理念仍然如故。谢老的秘书高世文回忆：“组织上分配给他的汽车，凡是为私事动用的，他每次都付了车费。有一次，他发现儿女偶然用了车，非常生气地对他们说：‘国家给我的汽车是工作时才使用的，你们没有权力叫司机开我的车外出’，并且还对王定国同志说，你外出也不能动用我的车，只能在我因公外出时搭车。谢老在参加一次由我主持的组织生活会上，曾专就教育子女的问题，谈了自己的体会，并对孩子们那次动用汽车的事作了自我批评。”
对于这类问题，谢老有错必纠，从不迁就。据谢老之子谢放回忆：“还有一次，我的一个妹妹自己不动手，请人代买车票买重了。父亲批评妹妹说：‘是我有警卫员害了你们，害了你们连车站的门向东向西和买票的排队情况都不知道。’”
对于组织上对老干部的特殊照顾，谢老也是尽量推掉。高世文回忆说：“1963年，谢老在农村的一个孙女因患脑膜炎在北京住院用了不少的钱，给谢老家里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事后，组织上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派人送来400元现金作生活补助费。谢老知道后，连忙把我叫去，嘱咐我：‘组织上的关怀我感谢，但补助钱我不能接收，你帮我拿去还给组织。’临行前他怕我不坚决，一定要我开个收据来看看。后来我照谢老的意见办了，他这才把心放下来。”
广大群众对老革命家的深情厚谊，他铭记于心但也是公私分明。据王定国回忆：“60年代困难时期，谢老的远房亲戚一家三口到北京来，那时不像现在，有宾馆、酒店，住机关招待所又不太合适。谢老就让值班人员打听是否有租房可住。不久，那位值班员兴冲冲地回来说已经租到房子时，谢老问：‘租金是多少钱？’值班员得意地说：‘人家本来是不出租的，可我一提谢老您的名字，房主马上就答应下来，并且不收租金。’谢老立刻打断他的话：‘房子你是租到了，而你却卖掉了我的名誉。’后来，这房远亲只好和我们挤在一起，住了一段日子。”她评价说：“严于律己，珍惜自己的名誉，是谢老的一贯做法。”
谢老的目光不仅放在自己孩子身上，为了防止干部家庭成为既得利益群体，他也是颇费苦心。建国初期，个别干部建议各地广泛建立干部子弟学校，理由是便于他们的父母专心工作，谢觉哉对此深感忧虑。在他看来，大兴干部子弟学校对干部子女的教育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有害。谢觉哉在内务部时的同事郑绍文回忆：“谢老坚决主张不办，他认为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根据地里办这类学校，收养和教育革命烈士子弟和干部子弟是必要的，因为当时根据地的教育不发达。现在革命胜利了，全国到处都是人民自己的学校，再办这类学校就势必脱离群众，不利于干部子弟同人民大众同甘共苦的感情，这对孩子们的成长是不利的。因而，凡是请求开办子弟学校的报告他都不批，并说抵制的办法就是不要拨款。”
谢老擅长在生活小事上寻找品格教育的时机，注意孩子的倾向性问题，同时也很注意方式方法。对此，王定国深有感触。
据她回忆：“有一次，觉哉同志听说孩子在学校里顶撞了老师，他不顾一天的劳累，非常认真地把孩子找来问清原委。孩子当然免不了要给自己多说几分理。他说：‘你为什么顶撞老师？讲了千条万条，没有讲最根本的一条：不怕。反正我老子是高级干部，你不能把我怎么样。’”谢觉哉还说了另一段话，至今仍振聋发聩。他说：“爸爸当了大官，儿子有了靠山，就可以目空一切。这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是很危险的！它是封建主义社会封妻荫子的世袭世荣制度的思想残余。我们共产党人坚决反对！你们现在如果不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自以为高人一头，甚至胡作非为，那是十分危险的，将来会后悔莫及的！”谢老的这段话，不仅是讲给自家人听的，也是他对全天下官员的寄语。谢老的孩子受到深刻教育，以后再也不敢顶撞老师了。连站在一旁的王定国也感到深受启发，她回忆说：“觉哉同志对待子女的教育这样认真，对孩子、对我大有益处。” 谢老在教育子女时机的选择上也非常巧妙，能够让子女终身难忘。1958年10月6日，正是谢老之子谢飘19岁生日，他没有赠送礼物，而是赠诗一首，以作勉励。诗中写道，“飘飘年十九，学的机会有。理论与实际，左右逢源是。上课是学生，下课是工友。一年当两年，学好好做事”，“飘飘年十九，说小不算小。在校高年生，在家弟妹首。事事当模范，学会待宾友。待你大学成，我年已九九。”在女儿谢宏26岁生日时，谢老再次赋诗相赠：“入世初登程万里，接班要有力千钧。戒骄戒躁诚为主，多学多能用无穷。”
即使工作再忙，谢老也尽量挤出时间陪伴子女，和他们谈心。他希望孩子们要戒骄戒躁：“主要是戒躁，躁有时是从骄傲来的。躁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过去对你们讲过这句话，现在还是这句话。你们兄弟姐妹的事，可以讨论，提出主意，讨论中也戒躁。”
谢老在世时，有定期组织家庭会议的习惯，并鼓励家庭成员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谢老点评：“你们在这次家庭会议上互相提了些建议。你们的优点不提了，缺点归结为：自以为是，对人不和蔼，没有壮志。为了克服自己的缺点，我认为今后要做到‘改’‘学’‘做’三个字。”他解释说，“改：人有了缺点和错误，就要认真地去改。改是不容易的，有些人知道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就是不承认，也不去改，这对工作和个人都是不利的，这是愚蠢的人”，“学：学习要靠主观努力，要有决心”，“做：要想改正自己的缺点，学到真本事，只有实际地去做，只有去做才能知道学的东西有何用处，也才能掌握”。
谢觉哉认为，家风建设没有终点，一直在路上。因此对于这种家庭会议，谢老晚年在病中也没有中断召开。王定国深情回忆：“就是谢老在病中，他还经常开家庭会议，教育子女要勤学好问，掌握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他不仅要求自己的子女，凡是来家的青年人，他都不厌其烦地问他们的学习状况，嘱咐他们抓紧大好时机努力学习上进。”
王定国在谢老的影响下，从一位不甚了解如何正确教育子女的普通妇女，成长为家庭教育方面的“行家”。她自己也承认：“我作为母亲，一看到孩子活蹦乱跳、天真可爱，有时难免疼爱得过一点头。”据她回忆，看到这种情况，谢老便坐不住了，很严肃地对她说：“孩子可爱，父母疼爱是很自然的，但不能一味顺着来，事事迁就，任其自流，这不是爱，而是溺爱。溺水淹死人，溺爱则害死人，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我们必须记取。”这让王定国恍然大悟，她后来说：“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存在着一个非常温柔的陷阱，这是那些溺爱孩子的父母亲手挖掘的。掉进陷阱的孩子，被剥夺了承受挫折、克服困难的机会，从而失去了长大成人的权利。”
谢老的家风理念，并没有随着他的离世而消失，而是在夫人王定国的传承下，继续在家庭乃至社会上播撒正能量。
王定国经常利用过节的机会，召集家庭成员开会，用谢老的理念教育子女不忘初心。正如某年春节，她在日记中写的：“我讲了谢老1961年在长沙过春节写的四句诗给他们听：‘小孩望过年，大人望插田。过年锣鼓响，莳田粮棉全。’”她说：“‘小孩望过年’，敲锣打鼓，烟花鞭炮，狮子龙灯闹新春，当然高兴。‘大人望插田’，农民只望插田时间一到，插秧、种棉，多种作物播种，一年的劳动，秋收丰满，有吃有穿就很好了。希望你们也像公公一样，了解群众，为群众办好事、谋利益。”
在她看来，谢老的忌日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时机。在谢老逝世十周年到来前夕，王定国提前挂好谢老的遗像。她说：“叫孩子、孙子都来悼念，谢老有知，也会为今天的纪念满意。”在悼念中，她讲道：“我们不为纪念而纪念，主要还是希望你们不要忘記谢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时刻记住他革命的一生，努力锻炼自己成为革命的接班人，做人民的公仆，为人民谋利益。在单位工作的，在校学习的，都要朝这个目标努力！”
谢老逝世前，还就家风问题录了音，希望子女将来可以回味。因此，王定国也将此作为教育子女的素材之一。例如在1982年5月11日的日记中，王定国写道：“亚霞（王定国的小女儿）在德国学成，得博士学位，我把谢老生前对子女教育的录音给她听，不忍离去。”
正因在家风问题上较好地传递了谢老的理念，谢家后人的表现也能让王定国感到欣慰。晚年的王定国说：“如今，当我看到孩子们成长为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时，看到他们像觉哉同志那样在管教自己的孩子时，我总在想，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有着多么深远的影响啊！”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中，家风理念与谢老相近的还有很多，朱德、习仲勋等人也是光辉典范。习近平总书记谈到自家家风时指出：“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相信什么“血统论”，他们认为，在道德品行方面，干部子弟和非干部子弟同样需要良好家风的滋润。
率先垂范，恒念物力维艰
谢觉哉在延安时期是受人尊敬的长者，对物质要求却不高。夫人王定国回忆说：“谢老在生活上不搞任何特殊。那时，我们的大孩子才几个月，没有奶吃，谢老就把小米放到嘴里嚼碎喂给孩子吃。谢老和学员同吃一锅饭，没有菜，吃起小米锅巴来，嘎嘣嘎嘣地好像有多香似的。”他的友人也回忆说：“警卫员见他的衬衣破舊了，按规定替他去行政处领了件新的老布衬衣，他知道后立即退回，把破旧衬衣补了再穿。”
建国后，谢老仍然保持朴素特质。据谢老之子回忆：“他一生仅穿过两双皮鞋，第一双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兰州，由于做统战工作的需要才穿的。解放后买的第二双，一直穿到他逝世。这双鞋一般是不穿的，只是有外事活动或因事外出时才穿，而且一回来就脱下。他长期使用的是一块廉价的旧怀表。”
由于以身作则，谢老在教育子女时能问心无愧，使子女心悦诚服。例如建国初期，谢老的一个儿子有次上街没有买到皮鞋，回家抱怨国家生产皮鞋太少，不能满足消费者需要，谢老就严肃批评他耽于享乐。他说：“我记得1937年党派我去兰州国民党统治区域搞统战工作，公家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到北京为了接待外宾才买第二双，那时我已快七十岁了。你们小小年纪就穿皮鞋，且已穿过不止一双。我国出产皮鞋并不多，皮鞋供应怎能不紧张！”
除了衣食，谢觉哉在其他方面也很节俭。据王定国回忆：“他对孩子要求严格，经常给孩子写信、写条子，贴在墙上，贴在柜子旁边：‘爱惜书和公物’‘记得关灯、关水’。他自己生活艰苦朴素，一件衣服、一双鞋子能穿几十年，连写日记时都不愿把字写大了，浪费本子。所以字写得小小的。”
到了1962年，谢老还给孩子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写道：“你们妈妈给我做新衣服，搞吃的，总说：‘你快八十岁了，还不穿点吃点？’我说：‘我们吃穿已很好了，再好就要过分了。’”他告诫孩子们：“不能超过群众或超过太多。如超过或超过多了就要自己警惕。”
反对特权，追求平等
延安时期的谢老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对封建社会封妻荫子那一套更是嗤之以鼻。
革命者岳嵩回忆，延安时期，“谢老对别人关怀备至，对自己却从不要求组织有任何额外照顾”，“有次他的小孩子来食堂小灶玩，遇到开饭时间，管理员想留下孩子吃餐‘小灶’，他不同意，马上打发孩子回家。”
建国后，他的理念仍然如故。谢老的秘书高世文回忆：“组织上分配给他的汽车，凡是为私事动用的，他每次都付了车费。有一次，他发现儿女偶然用了车，非常生气地对他们说：‘国家给我的汽车是工作时才使用的，你们没有权力叫司机开我的车外出’，并且还对王定国同志说，你外出也不能动用我的车，只能在我因公外出时搭车。谢老在参加一次由我主持的组织生活会上，曾专就教育子女的问题，谈了自己的体会，并对孩子们那次动用汽车的事作了自我批评。”
对于这类问题，谢老有错必纠，从不迁就。据谢老之子谢放回忆：“还有一次，我的一个妹妹自己不动手，请人代买车票买重了。父亲批评妹妹说：‘是我有警卫员害了你们，害了你们连车站的门向东向西和买票的排队情况都不知道。’”
对于组织上对老干部的特殊照顾，谢老也是尽量推掉。高世文回忆说：“1963年，谢老在农村的一个孙女因患脑膜炎在北京住院用了不少的钱，给谢老家里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事后，组织上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派人送来400元现金作生活补助费。谢老知道后，连忙把我叫去，嘱咐我：‘组织上的关怀我感谢，但补助钱我不能接收，你帮我拿去还给组织。’临行前他怕我不坚决，一定要我开个收据来看看。后来我照谢老的意见办了，他这才把心放下来。”
广大群众对老革命家的深情厚谊，他铭记于心但也是公私分明。据王定国回忆：“60年代困难时期，谢老的远房亲戚一家三口到北京来，那时不像现在，有宾馆、酒店，住机关招待所又不太合适。谢老就让值班人员打听是否有租房可住。不久，那位值班员兴冲冲地回来说已经租到房子时，谢老问：‘租金是多少钱？’值班员得意地说：‘人家本来是不出租的，可我一提谢老您的名字，房主马上就答应下来，并且不收租金。’谢老立刻打断他的话：‘房子你是租到了，而你却卖掉了我的名誉。’后来，这房远亲只好和我们挤在一起，住了一段日子。”她评价说：“严于律己，珍惜自己的名誉，是谢老的一贯做法。”
谢老的目光不仅放在自己孩子身上，为了防止干部家庭成为既得利益群体，他也是颇费苦心。建国初期，个别干部建议各地广泛建立干部子弟学校，理由是便于他们的父母专心工作，谢觉哉对此深感忧虑。在他看来，大兴干部子弟学校对干部子女的教育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有害。谢觉哉在内务部时的同事郑绍文回忆：“谢老坚决主张不办，他认为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根据地里办这类学校，收养和教育革命烈士子弟和干部子弟是必要的，因为当时根据地的教育不发达。现在革命胜利了，全国到处都是人民自己的学校，再办这类学校就势必脱离群众，不利于干部子弟同人民大众同甘共苦的感情，这对孩子们的成长是不利的。因而，凡是请求开办子弟学校的报告他都不批，并说抵制的办法就是不要拨款。”
紧盯苗头，常抓不懈
谢老擅长在生活小事上寻找品格教育的时机，注意孩子的倾向性问题，同时也很注意方式方法。对此，王定国深有感触。
据她回忆：“有一次，觉哉同志听说孩子在学校里顶撞了老师，他不顾一天的劳累，非常认真地把孩子找来问清原委。孩子当然免不了要给自己多说几分理。他说：‘你为什么顶撞老师？讲了千条万条，没有讲最根本的一条：不怕。反正我老子是高级干部，你不能把我怎么样。’”谢觉哉还说了另一段话，至今仍振聋发聩。他说：“爸爸当了大官，儿子有了靠山，就可以目空一切。这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是很危险的！它是封建主义社会封妻荫子的世袭世荣制度的思想残余。我们共产党人坚决反对！你们现在如果不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自以为高人一头，甚至胡作非为，那是十分危险的，将来会后悔莫及的！”谢老的这段话，不仅是讲给自家人听的，也是他对全天下官员的寄语。谢老的孩子受到深刻教育，以后再也不敢顶撞老师了。连站在一旁的王定国也感到深受启发，她回忆说：“觉哉同志对待子女的教育这样认真，对孩子、对我大有益处。” 谢老在教育子女时机的选择上也非常巧妙，能够让子女终身难忘。1958年10月6日，正是谢老之子谢飘19岁生日，他没有赠送礼物，而是赠诗一首，以作勉励。诗中写道，“飘飘年十九，学的机会有。理论与实际，左右逢源是。上课是学生，下课是工友。一年当两年，学好好做事”，“飘飘年十九，说小不算小。在校高年生，在家弟妹首。事事当模范，学会待宾友。待你大学成，我年已九九。”在女儿谢宏26岁生日时，谢老再次赋诗相赠：“入世初登程万里，接班要有力千钧。戒骄戒躁诚为主，多学多能用无穷。”
即使工作再忙，谢老也尽量挤出时间陪伴子女，和他们谈心。他希望孩子们要戒骄戒躁：“主要是戒躁，躁有时是从骄傲来的。躁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过去对你们讲过这句话，现在还是这句话。你们兄弟姐妹的事，可以讨论，提出主意，讨论中也戒躁。”
谢老在世时，有定期组织家庭会议的习惯，并鼓励家庭成员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谢老点评：“你们在这次家庭会议上互相提了些建议。你们的优点不提了，缺点归结为：自以为是，对人不和蔼，没有壮志。为了克服自己的缺点，我认为今后要做到‘改’‘学’‘做’三个字。”他解释说，“改：人有了缺点和错误，就要认真地去改。改是不容易的，有些人知道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就是不承认，也不去改，这对工作和个人都是不利的，这是愚蠢的人”，“学：学习要靠主观努力，要有决心”，“做：要想改正自己的缺点，学到真本事，只有实际地去做，只有去做才能知道学的东西有何用处，也才能掌握”。
谢觉哉认为，家风建设没有终点，一直在路上。因此对于这种家庭会议，谢老晚年在病中也没有中断召开。王定国深情回忆：“就是谢老在病中，他还经常开家庭会议，教育子女要勤学好问，掌握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他不仅要求自己的子女，凡是来家的青年人，他都不厌其烦地问他们的学习状况，嘱咐他们抓紧大好时机努力学习上进。”
传递家风理念，启迪后人
王定国在谢老的影响下，从一位不甚了解如何正确教育子女的普通妇女，成长为家庭教育方面的“行家”。她自己也承认：“我作为母亲，一看到孩子活蹦乱跳、天真可爱，有时难免疼爱得过一点头。”据她回忆，看到这种情况，谢老便坐不住了，很严肃地对她说：“孩子可爱，父母疼爱是很自然的，但不能一味顺着来，事事迁就，任其自流，这不是爱，而是溺爱。溺水淹死人，溺爱则害死人，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我们必须记取。”这让王定国恍然大悟，她后来说：“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存在着一个非常温柔的陷阱，这是那些溺爱孩子的父母亲手挖掘的。掉进陷阱的孩子，被剥夺了承受挫折、克服困难的机会，从而失去了长大成人的权利。”
谢老的家风理念，并没有随着他的离世而消失，而是在夫人王定国的传承下，继续在家庭乃至社会上播撒正能量。
王定国经常利用过节的机会，召集家庭成员开会，用谢老的理念教育子女不忘初心。正如某年春节，她在日记中写的：“我讲了谢老1961年在长沙过春节写的四句诗给他们听：‘小孩望过年，大人望插田。过年锣鼓响，莳田粮棉全。’”她说：“‘小孩望过年’，敲锣打鼓，烟花鞭炮，狮子龙灯闹新春，当然高兴。‘大人望插田’，农民只望插田时间一到，插秧、种棉，多种作物播种，一年的劳动，秋收丰满，有吃有穿就很好了。希望你们也像公公一样，了解群众，为群众办好事、谋利益。”
在她看来，谢老的忌日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时机。在谢老逝世十周年到来前夕，王定国提前挂好谢老的遗像。她说：“叫孩子、孙子都来悼念，谢老有知，也会为今天的纪念满意。”在悼念中，她讲道：“我们不为纪念而纪念，主要还是希望你们不要忘記谢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时刻记住他革命的一生，努力锻炼自己成为革命的接班人，做人民的公仆，为人民谋利益。在单位工作的，在校学习的，都要朝这个目标努力！”
谢老逝世前，还就家风问题录了音，希望子女将来可以回味。因此，王定国也将此作为教育子女的素材之一。例如在1982年5月11日的日记中，王定国写道：“亚霞（王定国的小女儿）在德国学成，得博士学位，我把谢老生前对子女教育的录音给她听，不忍离去。”
正因在家风问题上较好地传递了谢老的理念，谢家后人的表现也能让王定国感到欣慰。晚年的王定国说：“如今，当我看到孩子们成长为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时，看到他们像觉哉同志那样在管教自己的孩子时，我总在想，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有着多么深远的影响啊！”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中，家风理念与谢老相近的还有很多，朱德、习仲勋等人也是光辉典范。习近平总书记谈到自家家风时指出：“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相信什么“血统论”，他们认为，在道德品行方面，干部子弟和非干部子弟同样需要良好家风的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