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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志愿者都沉默了，屋子里的一切都瞬间石化，没有眼泪，没有声响，仿佛一切都不存在了，只剩下了凝滞在喉咙里不能下咽的空气.
2015年，有一次回河北老家，我向舅舅汇报这些年来的成绩，告诉他，我获得了“‘5·12’灾后恢复重建先进个人”，是全国唯一获奖的心理咨询师，还获得过“中华慈善奖”，去中南海汇报过工作。
舅舅高兴良久，问道：“你是因为什么获得了那么高的奖？”我心里咯噔一下，开始惶恐，从脑海里搜寻很久，硬着头皮说：“我和同事们创立了一套新的救灾观念与方法，民政部都请我讲过课呢。”本以为可以蒙混过关，没想到舅舅继续追问具体细节与内容，我只好回答：“我们的方法就是，发生灾难后，激发每个人的内生力量……重塑希望，重立生命方针……”
舅舅思考和微笑的表情在脸上定格，他起身回到里屋，捧出来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是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地震时的场景，周恩来总理在讲话，身边围绕着上百村民，他指着一个小到看不见的人头说：“这个是我。”又接着说：“你还没出生时，总理就给出了灾后重建16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这些东西不能算是你发明的。”
那一刹那，我从舅舅的喉咙里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有一种感觉告诉我，母亲从未离开过我，她一直在守护着我。
从地震中走出来的人
1966年春天，河北邢台接连发生了两次地震，先是3月8日的隆尧县，6.8级，后是3月22日的宁晋县，7.2级。灾难导致了17633个村庄受灾，8064人遇难。
4月1日，周恩来总理乘直升机来到邢台市束鹿县王口镇，这是他第三次到灾区视察，也就是这一次，他给出了灾后重建16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这16个字，指导了王口镇之后10年的灾后重建。
10年后的1976年，周恩来辞世。那一年的河北，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唐山大地震，一夜之间，20多万人在地震中罹难，河北再一次进入了旷日持久的灾后重建中。而此时，在邢台地震的废墟上，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0年“文革”，全国的经济发展几近停滞，但王口镇却发展成为水电齐备、规划整齐、绿荫环绕的富饶村庄。那不是大量善款堆积的结果，事实上，那个年代几乎没有慈善机构，即使有也都因为政治形势而处于停摆状态，所以邢台灾区绝非如汶川震后一样，得到600多亿元善款的支撑，可以迅速重新站起来。
王口镇经济的“高速”发展，完全得益于在这片废墟上激发出来的原生力量。王口镇有一个自己人创的口号，被村民们喊了10年：“干到大年二十九，吃了饺子就动手。”村庄里的每个人都十年如一日地饱含着希望与力量，真正理解并践行了那句“自力更生”。他们认为，重建家园是自己的事情，要依靠自己的双手，而不是政府和解放军。多年的互助重建，让村民学会了通心的本领，一家有事，十家来帮，无须召唤，也不用分工，默契与信任带来了高效的行动。
在当年的救援队伍中，有一名年轻的女医生，名叫张瑞芬，是王口镇雷家庄人。紧急救援阶段，张瑞芬连续3天未离开岗位，两次累到晕倒，稍作休整又重新投入救援。紧急救援结束后，她躺在安置棚里，一个人静静地思考着一个艰难的人生决定：她从小体弱，先天不足并患有多种疾病，学医时，老师曾告诫她生育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她已经做好了不婚不育的人生打算。经历了这场地震，面对不期而至的坍塌与伤亡，亲历了生与死的瞬间转换，恐惧和迷茫让张瑞芬不得不再一次思考有关人生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终究要死亡，用不婚育换取的“长寿”是否会存有缺憾？是否会缺乏色彩？
此前，生的本能让张瑞芬选择了有缺憾的人生，而此时，躺在坍塌的废墟上，距离死亡如此靠近时，她才能体验到那种遗憾有多强烈，那是另一种更深的恐惧，这种恐惧超越了对死亡的害怕。
初春的河北还处在天寒地冻之中，张瑞芬却想出了一身汗，裹在棉被里昏昏地睡着了，醒来后她做出了决定：婚嫁并生育，哪怕会因此而殒命。
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疗和准备，张瑞芬于1974年5月12日下午生下一名男婴，那天恰是5月的第二个周日，母亲节。后来5年里，她又生下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我不知道，读到这里，你是否已经在替她担心，或者你已经在祈祷她老师的诊断是错的，如果你能共情于此，我要合十感恩。但奇迹没有发生，她老师的诊断是正确的，她终究还是因为生育而去世了，在长子十几岁的时候。
后来，张瑞芬的这名长子成了一名老师，在大学里教授心理学。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了8.0级特大地震。7天后，男孩到达灾区，成为了一名志愿者，专门援助那些在地震中失去了孩子的母亲，这一去就是8年，至今他仍在帮助她们。这个男孩，就是我。
祝哥和叶姐的故事
下面我要讲第二个故事。
祝哥和叶姐是一对患难夫妻，都没有读过太多书，日子过得清苦，总觉得自己生活在社会的角落里。两人大概都40岁左右的时候，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祝心雨，从此两人把全部心思都投入孩子身上，希望女儿以后不要走自己的老路，要读书，要转一转家庭的命运。
从女儿咿呀学语开始，祝哥就把仅会的几首唐诗读给她听。女儿与书很是结缘，只要有书看就会安静下来。为此，本不富裕的祝哥一家把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了孩子的教育上。
6岁时，女儿上学了，是班里最小的一个，也是受到老师表扬最多的一个。每次家长会，叶姐和祝哥都会抢着去开。祝哥说：“觉得有面子，有光彩，腰杆都比以往挺直了。”这个家庭从女儿身上看到了希望，那是极远处的一束光，虽然还不能驱散脚下的黑暗，但已经开始让他们寻找到生活的方向，他们甚至开始讨论女儿是读清华还是北大。
就在祝哥和叶姐沉浸在憧憬之中时，不幸发生了。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地震夺走了总共5335名中小学生的生命，他们的女儿也在其中。地震发生后，祝哥不顾余震和众人的阻挡，只身从废墟的空隙中钻了下去，掏出了两名学生，后来成功救活。可是女儿被阻挡在了另一方空间里，祝哥在废墟下能听到女儿的呼救，就大声地喊话。“爸爸，我不怕”女儿说。“孩子你等着，我出去找工具想办法！”祝哥说。 救援的前4个月里，我每天的睡眠都不足5小时，连续的劳累让体能持续下降，我终于还是病倒了，起不了床。我倒下了，其他志愿者要补位，团队就显得更加忙碌，照料我的任务自然落在了蒋玲头上。我的病好后，却意外地发现，蒋玲的状况竟然好了许多。
面对越来越多的求助者，身心俱疲的我卸下了硬汉的伪装。我和蒋玲有了一次深聊，这次对话，我不再是她的治疗师，而成为了她的求助者。我坦言，我的能量已经耗竭，我已经无能为力再持续工作下去，需要她的帮助。蒋玲很快便想出了主意：“建立一个妈妈之家，让丧子母亲们相互帮助。”
于是，我向管委会打了报告，很快就批下来一排板房，我们打通了其中的三间，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与布置。没过多久，“妈妈之家”就聚拢来30多位在地震中丧子的母亲，共同的遭遇、同样的伤痛，她们很快便建立起了信任。蒋玲也因此成为了一名志愿者，每天从早到晚地忙碌着。
事实证明，最忙碌的阶段，也是蒋玲自己心理状态恢复最快的时期。后来她总结：“把心思都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痛苦就会放大十倍；把心思花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心就会安宁十倍。”那一刻，我已经认定她是一名卓越的心理援助师。
再后来，我又创建了帐篷学校和“亲子教育中心”等心理援助机构。帐篷学校创建的时间是在地震发生后一年左右。
根据国际上的灾后心理援助经验，儿童、老人、残障人，都是应当进行特别关注的高危人群。我观察到地震后儿童的明显变化：很多劫后余生的孩子，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年龄好像一下子变小了。
这种现象的专业术语叫做‘退行’（Regression），指人们在严重创伤、受到挫折或面临焦虑、应激等状态时，放弃已经学到的比较成熟的适应技巧或方式，而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以满足自己的某些欲望。根据我的经验，“退行”现象是孩子们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于是，我决定开办帐篷学校，帮助孩子恢复震前的生活。
事实上，“妈妈之家”的再生育计划也有一些问题，例如母亲们如果再生育失败怎么办？生下的孩子不满意怎么办？
2012年，我们成立了“亲子教育中心”，为的就是解决再生育之后的问题，让母亲们与孩子们能够更好地相处，一方面母亲要摆脱对死去的孩子的沉溺，另一方面，孩子们也需要解放出来，与更多的同龄人相处、交流。
以上就是我做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2015年，有一次回河北老家，我向舅舅汇报这些年来的成绩，告诉他，我获得了“‘5·12’灾后恢复重建先进个人”，是全国唯一获奖的心理咨询师，还获得过“中华慈善奖”，去中南海汇报过工作。
舅舅高兴良久，问道：“你是因为什么获得了那么高的奖？”我心里咯噔一下，开始惶恐，从脑海里搜寻很久，硬着头皮说：“我和同事们创立了一套新的救灾观念与方法，民政部都请我讲过课呢。”本以为可以蒙混过关，没想到舅舅继续追问具体细节与内容，我只好回答：“我们的方法就是，发生灾难后，激发每个人的内生力量……重塑希望，重立生命方针……”
舅舅思考和微笑的表情在脸上定格，他起身回到里屋，捧出来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是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地震时的场景，周恩来总理在讲话，身边围绕着上百村民，他指着一个小到看不见的人头说：“这个是我。”又接着说：“你还没出生时，总理就给出了灾后重建16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这些东西不能算是你发明的。”
那一刹那，我从舅舅的喉咙里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有一种感觉告诉我，母亲从未离开过我，她一直在守护着我。
从地震中走出来的人
1966年春天，河北邢台接连发生了两次地震，先是3月8日的隆尧县，6.8级，后是3月22日的宁晋县，7.2级。灾难导致了17633个村庄受灾，8064人遇难。
4月1日，周恩来总理乘直升机来到邢台市束鹿县王口镇，这是他第三次到灾区视察，也就是这一次，他给出了灾后重建16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这16个字，指导了王口镇之后10年的灾后重建。
10年后的1976年，周恩来辞世。那一年的河北，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唐山大地震，一夜之间，20多万人在地震中罹难，河北再一次进入了旷日持久的灾后重建中。而此时，在邢台地震的废墟上，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0年“文革”，全国的经济发展几近停滞，但王口镇却发展成为水电齐备、规划整齐、绿荫环绕的富饶村庄。那不是大量善款堆积的结果，事实上，那个年代几乎没有慈善机构，即使有也都因为政治形势而处于停摆状态，所以邢台灾区绝非如汶川震后一样，得到600多亿元善款的支撑，可以迅速重新站起来。
王口镇经济的“高速”发展，完全得益于在这片废墟上激发出来的原生力量。王口镇有一个自己人创的口号，被村民们喊了10年：“干到大年二十九，吃了饺子就动手。”村庄里的每个人都十年如一日地饱含着希望与力量，真正理解并践行了那句“自力更生”。他们认为，重建家园是自己的事情，要依靠自己的双手，而不是政府和解放军。多年的互助重建，让村民学会了通心的本领，一家有事，十家来帮，无须召唤，也不用分工，默契与信任带来了高效的行动。
在当年的救援队伍中，有一名年轻的女医生，名叫张瑞芬，是王口镇雷家庄人。紧急救援阶段，张瑞芬连续3天未离开岗位，两次累到晕倒，稍作休整又重新投入救援。紧急救援结束后，她躺在安置棚里，一个人静静地思考着一个艰难的人生决定：她从小体弱，先天不足并患有多种疾病，学医时，老师曾告诫她生育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她已经做好了不婚不育的人生打算。经历了这场地震，面对不期而至的坍塌与伤亡，亲历了生与死的瞬间转换，恐惧和迷茫让张瑞芬不得不再一次思考有关人生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终究要死亡，用不婚育换取的“长寿”是否会存有缺憾？是否会缺乏色彩？
此前，生的本能让张瑞芬选择了有缺憾的人生，而此时，躺在坍塌的废墟上，距离死亡如此靠近时，她才能体验到那种遗憾有多强烈，那是另一种更深的恐惧，这种恐惧超越了对死亡的害怕。
初春的河北还处在天寒地冻之中，张瑞芬却想出了一身汗，裹在棉被里昏昏地睡着了，醒来后她做出了决定：婚嫁并生育，哪怕会因此而殒命。
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疗和准备，张瑞芬于1974年5月12日下午生下一名男婴，那天恰是5月的第二个周日，母亲节。后来5年里，她又生下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我不知道，读到这里，你是否已经在替她担心，或者你已经在祈祷她老师的诊断是错的，如果你能共情于此，我要合十感恩。但奇迹没有发生，她老师的诊断是正确的，她终究还是因为生育而去世了，在长子十几岁的时候。
后来，张瑞芬的这名长子成了一名老师，在大学里教授心理学。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了8.0级特大地震。7天后，男孩到达灾区，成为了一名志愿者，专门援助那些在地震中失去了孩子的母亲，这一去就是8年，至今他仍在帮助她们。这个男孩，就是我。
祝哥和叶姐的故事
下面我要讲第二个故事。
祝哥和叶姐是一对患难夫妻，都没有读过太多书，日子过得清苦，总觉得自己生活在社会的角落里。两人大概都40岁左右的时候，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祝心雨，从此两人把全部心思都投入孩子身上，希望女儿以后不要走自己的老路，要读书，要转一转家庭的命运。
从女儿咿呀学语开始，祝哥就把仅会的几首唐诗读给她听。女儿与书很是结缘，只要有书看就会安静下来。为此，本不富裕的祝哥一家把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了孩子的教育上。
6岁时，女儿上学了，是班里最小的一个，也是受到老师表扬最多的一个。每次家长会，叶姐和祝哥都会抢着去开。祝哥说：“觉得有面子，有光彩，腰杆都比以往挺直了。”这个家庭从女儿身上看到了希望，那是极远处的一束光，虽然还不能驱散脚下的黑暗，但已经开始让他们寻找到生活的方向，他们甚至开始讨论女儿是读清华还是北大。
就在祝哥和叶姐沉浸在憧憬之中时，不幸发生了。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地震夺走了总共5335名中小学生的生命，他们的女儿也在其中。地震发生后，祝哥不顾余震和众人的阻挡，只身从废墟的空隙中钻了下去，掏出了两名学生，后来成功救活。可是女儿被阻挡在了另一方空间里，祝哥在废墟下能听到女儿的呼救，就大声地喊话。“爸爸，我不怕”女儿说。“孩子你等着，我出去找工具想办法！”祝哥说。 救援的前4个月里，我每天的睡眠都不足5小时，连续的劳累让体能持续下降，我终于还是病倒了，起不了床。我倒下了，其他志愿者要补位，团队就显得更加忙碌，照料我的任务自然落在了蒋玲头上。我的病好后，却意外地发现，蒋玲的状况竟然好了许多。
面对越来越多的求助者，身心俱疲的我卸下了硬汉的伪装。我和蒋玲有了一次深聊，这次对话，我不再是她的治疗师，而成为了她的求助者。我坦言，我的能量已经耗竭，我已经无能为力再持续工作下去，需要她的帮助。蒋玲很快便想出了主意：“建立一个妈妈之家，让丧子母亲们相互帮助。”
于是，我向管委会打了报告，很快就批下来一排板房，我们打通了其中的三间，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与布置。没过多久，“妈妈之家”就聚拢来30多位在地震中丧子的母亲，共同的遭遇、同样的伤痛，她们很快便建立起了信任。蒋玲也因此成为了一名志愿者，每天从早到晚地忙碌着。
事实证明，最忙碌的阶段，也是蒋玲自己心理状态恢复最快的时期。后来她总结：“把心思都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痛苦就会放大十倍；把心思花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心就会安宁十倍。”那一刻，我已经认定她是一名卓越的心理援助师。
再后来，我又创建了帐篷学校和“亲子教育中心”等心理援助机构。帐篷学校创建的时间是在地震发生后一年左右。
根据国际上的灾后心理援助经验，儿童、老人、残障人，都是应当进行特别关注的高危人群。我观察到地震后儿童的明显变化：很多劫后余生的孩子，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年龄好像一下子变小了。
这种现象的专业术语叫做‘退行’（Regression），指人们在严重创伤、受到挫折或面临焦虑、应激等状态时，放弃已经学到的比较成熟的适应技巧或方式，而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以满足自己的某些欲望。根据我的经验，“退行”现象是孩子们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于是，我决定开办帐篷学校，帮助孩子恢复震前的生活。
事实上，“妈妈之家”的再生育计划也有一些问题，例如母亲们如果再生育失败怎么办？生下的孩子不满意怎么办？
2012年，我们成立了“亲子教育中心”，为的就是解决再生育之后的问题，让母亲们与孩子们能够更好地相处，一方面母亲要摆脱对死去的孩子的沉溺，另一方面，孩子们也需要解放出来，与更多的同龄人相处、交流。
以上就是我做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