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热爱读书的传统，孔子韦编三绝，匡衡凿壁偷光，李密挂书牛角，丘濬百里借书……这些耳熟能详的典故激励着人们遨游知识海洋，汲取智慧雨露。
　　著名作家王蒙在7岁半的时候，拿到人生第一本书。尽管只是一本《小学生模范作文选》，但王蒙发现，世界不一样了，“头一次知道，月亮可以用皎洁形容，这可是大发现”。此后每天晚上，只要抬头看到月亮，王蒙都会想起这个从阅读中发现的对世界的新知。
　　因为阅读改变人生，改变命运的人，不只王蒙自己，我们特邀两位大学教授，通过他们个人富有代表性的阅读故事和成功经历，让广大读者感受阅读这看似不动声色的举动中所隐藏的坚韧和巨大的力量——
　　1968年4月我上初中，1969年6月毕业，上学期间并没有学多少文化课，语文课以《毛主席诗词》为教材，数学学了正负数加减法，英语学了26个字母和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当时图书馆的书都被封存，可读的书非常少。曾借到一本《唐诗三百首》，如获至宝，特别喜欢李白的豪放诗作。那时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也在同学中间传阅，喜欢读《西游记》和《水浒传》，而《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则读不下去。还读过《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当时尤其喜欢读《说唐》、《说岳全传》和王少堂的评话《武松》，可谓如醉如痴，这是少年心性和英雄情结使然。据说这些书是同学从校图书馆偷来的，当时读书不问出处，有书读就行。
　　1970年我开始在一家工厂当工人，可读的书很少，找到什么就读什么。大约在1974年前后，图书馆开放，但文学书大都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禁止借阅，能够借阅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也只有高尔基的书，国内的仅有鲁迅的和浩然的作品，所以后来有“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之说。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自然读过。我在文革初期曾见过一本红卫兵编写的《鲁迅语录》，大都是一些格言警句，非常喜欢。当有机会接触鲁迅的书时，毫不犹豫地把《鲁迅全集》（1958年出版的包括译文在内的20卷本）分批地借了出来。当时懵懵懂懂，根本读不懂鲁迅的书，只是硬着头皮读。读《药》有阴森森的感觉，《阿Q正传》感到很可笑，对《狂人日记》的文笔很是佩服。倒是喜欢《故事新编》、《朝花夕拾》，杂文和《野草》却莫名奇妙，但也摘录了一些警句。当时新出的小说如《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等也读过。文革后期还读过伊巴涅斯的《血与沙》、泰戈尔的《沉船》等，苏联的《州委书记》和一些反间谍小说《红色保险箱》之类。尤其是一部缺少封面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主人公为实现理想而不懈追求的心路历程给予我深深的感动，傅雷那犹如抒情诗般优美的译文更是令人陶醉。当时读的书非常杂，还读过《第三帝国的兴亡》《拿破仑传》等。很难说得清这一读书经历对我有什么具体影响，但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热爱。考大学时选择中文系就与这种经历有关。
　　说起我与新华书店的交往，读小学时买书并不多，有印象的是买过一本《宝葫芦的秘密》。“文革”中基本没买过书，也没有可买的书。新时期到来后，读了大学中文系，在新华书店买的书就多了起来，当时买的有《约翰·克里斯多夫》《红与黑》《战争与和平》《复活》《牛虻》等。1983年，我在山东大学师从孙昌熙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鲁迅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时，到泉城路书店购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全集16卷，定价50元。现在看来价钱不贵，但当时几乎是我一个月的工资。这也是我第一次花这么多钱买书。后来，我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自然买书也就多了起来，但文学作品就很少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