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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力争市场物价稳定,非常重要
金融稳定的核心是市场物价稳定。一般而言,要维持金融稳定,首先要维持物价稳定,因为物价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基本标志。
从1937年到1948年8月,国民党发行的法币从16亿元猛增到600万亿元,物价飞涨。在经历旧中国十多年恶性通货膨胀之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金融安全形势十分严峻。1949年1月至1950年3月间,全国发生了几次大的物价波动和上涨。1950年3月的物价指数是1948年12月的42倍,其中1949年1月、4月、7月、11月,全国先后出现四次物价大涨风。
物价波动如此剧烈,根本原因在于纸币发行的大量增加。为此,陈云强调,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力争市场物价稳定,非常重要。这是财政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此时,陈云把稳定金融物价作为克服财经困难的突破口。
在陈云的指导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于1949年11月5日召开会议,从金融、贸易、管理等方面共同采取措施稳定物价。这些措施有:冻结未入市场货币10天,以稳定人心;各贸易机关抛售物资10天,以收回货币;停止各机关购存物资;检查各银行的存款,收缩贷款;加强市场管理。经多方努力,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央政府便把形势险恶的市场物价稳住。稳定物价斗争的胜利,成为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前奏。
物价渐趋平稳后,有人认为轻微的通货膨胀可以刺激工商业的繁荣,慢一些平衡财政收支可以避免一些痛苦。对此,陈云予以严斥:“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不妥当的。物价的波动,只能打击生产,使经济停滞。这是后退的办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国物价已是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1988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总指数在1987年已上涨7.3%的基础上,又连月大幅度上涨,7月份已达到19.3%,大大超过10%的设想,引起了抢购风潮。对此,陈云再次强调,要在物价平稳中促使经济逐渐发展。
统一国家财经工作,将为今后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前提
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物价波动,中财委在陈云指挥下沉着应战,终于有效地把市场稳定下来。这一事实使得各地区的财经工作人员更迫切地要求更高度的统一。
陈云认为,实行统一所遇到的困难小,为害亦小;由不统一而来的金融、物价风潮的困难大,为害亦大。过去国家支出的大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和依靠增发通货,现在则公粮和税收大多尚由各大区、省、市、县人民政府管理。此种财政上的不统一和收支机关之间的脱节现象,如果任其继续下去,则势必额外增加通货的发行。如不速求克服,则不但1950年的财政概算有被冲破的危险,而且由此而来的金融物价波动,将大大增加全国人民的困难。统一国家财经工作,将不仅有利于克服今天的财政困难,也将为今后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前提。
财经工作统一,首先是货币的统一。货币金融统一与整个财经工作统一是紧密相联的,是财政统一中的重要环节,单独抽出发行货币是不可行的。
1950年3月,陈云提出:“指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国家银行增设分支机构,代理国库。外汇牌价和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得对私人放贷,不得存入私人行庄,违者处罚。国家银行应尽量吸收公私存款,但国家银行本身业务上使用这些存款的限度,亦不能超过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规定。”
为此,国家银行要领导私人银行和钱庄。为了进一步合理使用现金,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进一步的货币管理办法。各部队、机关、团体、国营企业、合作社间的一切交易往来,全部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划拨清算。上述各单位间,不得发生赊欠和借贷,信贷集中于国家银行,使国家银行成为部队、机关、团体、国营企业、合作社的总的账务会计机关。后来又强调,银行要把钞票管理好,能不用的钱一定不用。也就是说,银行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
1978年以前,银行服从于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的需要,金融的特点是钱随物走、物由计划严格规定。这样的体制对我国当时基础薄弱的状况来说,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没有这种体制,不可能在短期内积聚起构建我国工业基础的资金。
发行小面额的第二套人民币取代大面额的第一套人民币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并使之成为新中国的唯一法定货币。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对初步统一全国货币,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0年7月,在全国财经统一、物价渐趋稳定的形势下,陈云即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铸印新币问题:(1)目前物价已趋稳,“预期一年后,对长期稳定当更有把握”;(2)流通的钞票“因限于技术条件,颇难防假”,以致退据台湾的蒋介石势力“有计划地伪造我币,以破坏我金融的事件,日益严重”;(3)流通的人民币“票面价值过低,且在国际市场尚未规定固定价值”。因此,“有立即铸印新币,以备在一年后提高票面价值,以代替现行人民币的可能与必要”。
1953年11月3日,陈云指出,“由于过去通货膨胀的结果,遗留下来的货币票面额甚大,而单位价值则很低,每100元合抗战前币值尚不及4厘,名义上虽以元为单位,而1元的价值在计算上已完全失却作用。这对国际观感上,对国内人民心理上,影响均不好。因此,发行一种单位价值较高的新币来收回现行的人民币,以整理筹码,缩小票面额,实有必要”,并提出1955年1月1日起发行新币。后考虑到1月正值节日期间和城乡物资交流旺季,故改为3月发行。
由于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工作实行了正确的兑换政策,规定了适当的兑换比率,选择了良好的发行时机,所以受到各阶层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拥护,不仅进展顺利,使新币于6月10日即在市场上完全取代了旧币,而且没有引起物价波动,影响市场交易。第二套人民币的发行,标志着我国货币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
1985年2月18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赞成货币发行量必须适度这个提法。紧缩银根的手段,我看必要的时候可以运用。”现在钞票发行失控。一年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而且必须由总理或者主持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把关。50年代我把关,发行计划由我向中央常委报告,如第四季度估计要用多少钞票,请中央批准发行权。执行结果,如果多了就不用;如果少了,需要追加发行,还要再请中央批准。总之,银行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不能由银行行长决定。1988年10月8日,陈云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现在票子发得太多。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支笔”。
陈云还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坚决反对特区发行货币的提议。他一再建议:“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在中央。决不能让特区货币与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流通。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出现国民党时期法币发行之前的状况。”
多收税少发钞票,还是少收税多发钞票
增加税收,回笼货币,减少货币发行,是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举措。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即说,我们的税收数不大。特别是在一个发展的环境中,加一点税不会出大问题。如果赤字不大,可以用增加税收的方法,努力求得收支大体平衡,以便使经济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到那时,货币比较稳定,发了票子物价不上涨,就大有文章可做。银根松动了,会促进生产发展,同时就增加了税收。多收税少发钞票,还是少收税多发钞票?路子只有这两条。有人要求少收,而又要物价稳,这办不到。收税和发钞这两者比较,在可能限度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较小。少发行多收税,负担是重了一些,但物价平稳,经济逐渐发展,则不失为一种前进的办法。
陈云指出,财政金融平稳了,市场物价的平稳便有了基础。所以我们应该尽力避免物价波动中的金融因素,也就是力求在财政概算上,尽量多收,尽量少用,使其没有赤字。否则市场供应就不能稳定,甚至造成通货膨胀。因为税收是国家的主要收入,假如税收发生了问题,整个国家的财政就要发生动摇。税收“不仅是一个财政任务和经济任务,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把财经工作,特别是税收放在主要议事日程之内。目前不减低农业税,而是要通过增加城市负担来取得平衡。农业税的减低是将来的问题,在财政赤字消灭前是不能减的。目前一切主张轻税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要避免在对外交流中使我国经济依附于资本主义国家
陈云对充分利用有利时机,尽可能多地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态度一直是很积极的。
20世纪50年代,陈云主持制定并组织实施的“一五”计划,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以苏联援助为基础,搞156项重点建设,大大加快了我国工业化步伐;“文革”后期,陈云一度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在极左路线干扰严重的情况下,他仍然提出要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反对把利用国外资金和市场与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全面对外开放后,面对与西方国家打交道中出现的复杂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陈云提出发展对外经济交流的目的,应当是为建立我国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服务,要避免在对外经济交流中使我国经济依附于资本主义国家。
面对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际金融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陈云说:“外资还要不要,外国技术还要不要?一定要,而且还要充分利用,只不过把期限延长一点就是了。”中国与西方国家逐步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对此,陈云认为,搞外汇已成为一个大题目。“要找增加外汇收入的来源,把它看做很重要的题目。”
改革开放后,陈云指出,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今后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的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1985年,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关于储备问题,我们应该储备多少外汇、多少黄金?这一点,过去我们许多同志并不是很清醒。前一个时期,我们有120亿美元外汇,还有几百吨黄金,有些同志就觉得手烫得不得了啦。我们是个大国,储备一二百亿美元外汇,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可以应付。从长远来看,现在我们的外汇不是多了,而是紧了。总之,要有点外汇储备,否则搞不好的话,计划就要翻船。
通过增加黄金储备,抵御金融风险的冲击
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美元停止自由兑换黄金;1973年3月,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由于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把通货膨胀的风险转嫁给世界各国,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避汇率风险,使手中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是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虽然美元与黄金脱钩了,但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功能并未丧失。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面对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国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陈云敏锐地看到,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大势已定,要利用西方金价波动购进黄金。
1973年7月14日,陈云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今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请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外贸部一起开会研究,算算在国外存外汇有多少利息,存黄金要出多少储存费,看合不合算。之后又说,黄金价格还要上涨。
在每盎司黄金80美元时,陈云曾建议用外汇买进一些黄金保值,但银行认为利息损失大,不合算。陈云说,买进黄金后,如果需要还可以卖出去,这不是倒卖,而是为了支付。国务院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国际市场购买了大量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
1983年3月17日,陈云说,我们现在的黄金储备,绝大部分是1973年、1974年国际货币动荡时买来的。那时,我同先念同志讲,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不如买点黄金。中国有这么一点黄金是必需的,不算多。
随着中国更多地融入世界经济以及国际金融安全形势的复杂多变,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加剧的状况下,人们对“文革”后期陈云建议增加黄金储备的正确性,理解日益深刻。
提出三大平衡理论
陈云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了财经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平衡的综合平衡论,它是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
“金融能否稳定,起决定作用的是财政概算的平衡与否”
财政赤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基础原因。财政收支不能平衡,就要增发通货;通货膨胀了,物价就有可能波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投机,稳定物价,对抑制局部地区局部时段物价上涨作用显著,但那种稳定是暂时的,不是建立在财政收支的平衡上面,继之而来的波动,就是不可避免的。要使物价真正稳定下来,必须消除财政赤字,制止通货膨胀,使财政收支保持平衡。
为了维持物价稳定,陈云在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上指出:“我们所用的方法是求得收支平衡,削减以至消灭赤字,而不是用多发钞票弥补赤字。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市场物价的稳定。”“财政金融平稳了,市场物价的平稳便有了基础。如果金融与物资都发生问题,物价波动程度将更大,更难以控制。所以我们应该尽力避免物价波动中的金融因素,也就是力求在财政概算上,尽量多收,尽量少用,使其没有赤字。”因此,我们这种对支出用“削萝卜”的办法,对收入用“挤牛奶”的办法,在财政和经济上都会有利。
会议结束时,陈云说:“金融能否稳定,起决定作用的是财政概算的平衡与否。我们今天就是要力争财政概算接近平衡,也就是说力争金融不乱。只要有了这一条,就可以不发或少发票子,物价虽可能因种种原因而发生波动,但可以波而后定,基本上维持市场。”针对1953年出现财政赤字的教训,陈云提醒,要继续搞好各年度的财政收支平衡,避免出现抛物线。从“一五”计划执行的结果看,财政收入大于财政支出9.2亿元,做到了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说明我国财政是稳固的、可靠的。
1988年10月8日,陈云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强调:“永远不打赤字财政。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
“必须千方百计做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制止通货膨胀”
银行与财政有着密切的联系,财政一旦发生赤字就逼迫银行发票子,引发通货膨胀。不仅如此,银行信贷收支如果发生严重失衡,出现信用膨胀,会直接刺激投资需求急剧扩张,导致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拉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由于基本建设投资中有1/3左右的资金要直接转化为消费基金,所以投资膨胀又会带动消费需求的膨胀。投资膨胀与消费膨胀同时发生,互相交织、互相作用,必然要推动生产资料市场与消费资料市场的物价全面上扬,造成明显的通货膨胀。
1962年初,面对陷入严重困境的中国财政经济,陈云斩钉截铁地说:“必须千方百计做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制止通货膨胀。”
1979年,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过热交织在一起,成为货币信贷调控的难点,助长信贷膨胀,致使该年财政赤字高达170亿元,财政预算和经济计划难以安排。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根据陈云和李先念联名提出的“六条建议”,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金融上严格控制货币信贷供应,基本实现信贷收支平衡,不再搞财政性的货币发行,抑制通货膨胀。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到1981年恢复了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的平衡,市场物价趋稳。
发行钞票必须有可以相抵的物资
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资大幅涨价,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相当于正常价格10亿元左右的物资,换去了30亿元左右的钞票。不少农民手里的钞票相当多,城市钞票向农村转移的趋势还没有停止,还会继续一段时间。对此,陈云指出,原因是国家没有充分的商品来满足城市的需要。只有当国家手里掌握很多物资,能够保证城市供应的时候,城市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的趋势,才能停止。可见,钞票是物资的筹码,发行钞票必须有可以相抵的物资。
把必要的信贷资金和流动资金拿来搞基本建设,物资供应就要出现缺口,这是不行的,是有危险的。1962年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说:“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支出钞票多;另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
可见,国民经济比例协调为货币流通的正常进行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但是货币流向的调节不当,不仅货币流通本身不能稳定,而且还必将反过来破坏比例、影响速度;当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不协调时,虽然实现顺畅的、稳定的货币流通是不可能了,但如对货币流向调整得当,也可使不顺畅、不稳定的状况相对缓和,并有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
探索出平抑市场物价、稳定币值的一把利器
陈云在主持财经工作中,探索出平抑市场物价、稳定币值的一把利器:及时冻结存款、现金,削减货币投放。
1949年10月的涨价风兴起后,陈云主持中财委制定了冻结存款、现金的紧急措施。11月5日,他主持中财委委务会议,指示冻结未入市场的货币10天,以稳定人心。11月13日又发出电令,要求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此电到达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20天者,均应延缓半月或20天。尽管紧缩信贷是一种力量最大的短期通货紧缩的方法,但陈云强调,非到危急时绝不轻用。采用时也要分轻重缓急,而绝不能千篇一律。
加强对市场物价的管理、干预和监督,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稳定物价不等于冻结物价。冻结物价固然是抑制通货膨胀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但它不能真实地反映供求关系,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陈云指出:不能“把稳定物价简单地看成是必须‘统一物价’,或者‘冻结物价’”。他说:“我们不能讲物价绝对不涨,因为物价涨落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有生产的多少,需求的状况,运输的条件,及时局的、心理的因素等等。”二是该管的一定要管好。在物价因非正常因素上涨时,特别是乱涨价、哄抬物价以及一些垄断性行业任意提价时,政府部门就必须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宏观管理,规范市场行为,整顿市场秩序,平抑市场物价。
1956年11月,陈云针对自由市场开放以后管理跟不上的情况,明确指出:“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并不是一点管理也不要了,还需要有管理。要组织集镇上的市场管理委员会。当然不是像从前管得那么死。不该管的完全不管,该管的还是要管。”1962年2月,他又强调“要通过市场管理、税收、运价等办法把自由市场管起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投机活动猖獗,囤积物资是威胁金融安全的一个重要原因。要制止通货膨胀,首先必须运用政府力量和经济力量来打击投机势力。1950年7月6日,陈云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过去集中在城市的商业游资,找不到出路,转向股票及进口物资投机。拟今后组织他们向农村收购粮食、棉花、土产品,帮助他们打开出路”,“组织游资下乡,收购土产,对于解决城市公私关系,解决农民出售土产品的要求,巩固物价的继续稳定,均属十分必要”。通过对农副土特产品的大力收购,向农村投放货币,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
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起源、性质和前景进行分析
随着中美两国关系走向缓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我们对资本主义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从1973年第三季度起到1974年一、二季度,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世界人心惶惶。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的集合点和综合反映,抓住了它,就抓住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脉搏。为此,陈云作了大量的调查,并撰写了两份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的提纲。
陈云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起源、性质和前景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起的,它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与二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是一致的。美国与英法等西欧国家的货币斗争,表面看是货币危机,实际上是经济危机,是生产力超过市场需求的反映。危机的根源还是生产力超过了市场购买力。二战后初期,美国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对内搞赤字预算,对外搞马歇尔计划,800亿欧洲美元到处攻,美元贬值,危机发生。美元同黄金的关系已割断,不可能再恢复。但美元也不会跌得一塌糊涂,拿美元同国民党的金圆券相比是错误的。美元危机的根源是生产力与市场的矛盾,即生产过剩。
对危机前景的估计,陈云认为有三种选择:一是“走钢丝”;二是较大地放松通货,结果是较大膨胀,美国和各国都不敢;三是较大幅度较长时间地收缩通货,略减工时,降低库存,引起新的资本投资。第三种可能性大,我们要学会在跌价中做生意。
1973年9月23日,陈云致信李先念说:即使今后货币波动相对减少,物资供求关系仍将紧张。现在国际市场上农产品、工业品、货币、价格几种因素混在一起,需好好掌握。10月,陈云在听取外贸部负责同志汇报时说:今年上半年资本主义市场商品价格上涨原因有四个,即货币危机、商人投机、粮食歉收、经济回升。其中,前两个原因是主要的。自共同市场货币同美元一起浮动以来,资本主义货币相对稳定,商人投机活动减少,因此,下半年后两个原因即供求关系上升到主要地位了。他最后提出,要争取好价,但也要适可而止。
经济要“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灵魂,对经济体系有着广泛的影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而金融安全又是经济安全的核心。陈云指出:“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可见,正确认识和处理金融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至关重要。
通货膨胀对金融安全有重大冲击。对此,陈云指出,必须坚决扭转通货膨胀的趋势。否则,将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币值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经济稳定又为货币稳定提供可靠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后期不顾条件的“大跃进”,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经济动乱,80年代中期的投资和消费失控及90年代初期的经济过热,反复证明币值稳定是不可违背的经济规律。用通货膨胀的办法解决社会矛盾、推动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金融不稳定,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巨大障碍和致命隐患。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又是发展中国家,为了赶上发达国家,经济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必须在相对稳定的货币环境中进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经济秩序紊乱,会对经济的稳定增长造成损害。增长、稳定和巩固人民币的信誉,始终是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位的工作。
“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
陈云非常重视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1950年2月,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说:“继续多发票子,通货膨胀,什么人都要吃亏。实际上有钱的人,并不保存很多的现钞,吃亏最大的首先是城市里靠薪资为生的人,其次是军队,以及党政机关的人员。”物价不稳不仅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而且影响人心稳定和社会安定。陈云说:“老百姓对我们是拥护的,对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是赞成的。但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
1951年7月26日,陈云组织中财委研究全国物价问题后指出,秋后物价存在着严重的波动危险。为保持物价稳定,适当减轻市场对纱布的冲击,把增加的农民购买力和市场囤积的力量引向储备较为充裕的商品,但这样势必扩大粮食和纱布的剪刀差,对农民不利。经过再三考虑和计算,陈云认为,农民实际购买力在调整物价后仍可比1950年提高15%～20%。如果不采取这个措施,实在找不到其他更有效的稳定物价的办法。如果物价发生波动,则会发生极为严重后果,农民也会蒙受更大的不利。
“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是陈云金融实践中的座右铭。1982年4月,陈云在审阅《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的《后记》稿时,让秘书转告编辑组:《后记》中要加一段关于货币更换问题的说明。
陈云说,1955年,新币换旧币是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搞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稳定与否。苏联当年用新币换旧币,采取的办法是:分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国营企业与合作社、集体农庄实行两种兑换比率;限时间,即规定几天期限,超过期限旧币作废。这个办法损害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和边远地区居民的利益,而且两种比价实际上也很难真正实行。
陈云接着说,我们没有学他们,而是不分阶级,工农一个比价,都是10000∶1;不限时间,允许新币、旧币在一定时间内同时流通,收旧发新,直到将旧币全部收回。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比苏联的办法好,既完成了货币更换的任务,又稳定了人民生活。所以能够采取这个办法,与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用贸易公司的流通券替换边币时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有很大关系。又说,这种做法,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提高了人民币的威信和稳定性,无疑是我国财政金融工作的一个成功。
陈云的金融安全理论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系统
对于陈云的经济工作能力,薛暮桥有着切身体会。他说,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们(包括我和邓力群、许明等同志)曾窃窃私议,说经济面临如此困境的主要原因,是陈云同志在党中央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的时候,国民经济是持续稳定发展或迅速恢复生机的,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意见,而是全国绝大多数经济工作者的共同意见”。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对金融安全的理论思考意义重大,但这些思想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只有一部分形成于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因而,这些思想均具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现在不应该全部照搬,但也不能一概否定。因为这些思想的许多方面也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共同的客观规律。这许多方面的思想不仅适用于计划经济时期,而且在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上也适用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乃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总之,陈云的金融安全理论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系统,它并未穷尽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金融稳定的核心是市场物价稳定。一般而言,要维持金融稳定,首先要维持物价稳定,因为物价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基本标志。
从1937年到1948年8月,国民党发行的法币从16亿元猛增到600万亿元,物价飞涨。在经历旧中国十多年恶性通货膨胀之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金融安全形势十分严峻。1949年1月至1950年3月间,全国发生了几次大的物价波动和上涨。1950年3月的物价指数是1948年12月的42倍,其中1949年1月、4月、7月、11月,全国先后出现四次物价大涨风。
物价波动如此剧烈,根本原因在于纸币发行的大量增加。为此,陈云强调,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力争市场物价稳定,非常重要。这是财政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此时,陈云把稳定金融物价作为克服财经困难的突破口。
在陈云的指导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于1949年11月5日召开会议,从金融、贸易、管理等方面共同采取措施稳定物价。这些措施有:冻结未入市场货币10天,以稳定人心;各贸易机关抛售物资10天,以收回货币;停止各机关购存物资;检查各银行的存款,收缩贷款;加强市场管理。经多方努力,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央政府便把形势险恶的市场物价稳住。稳定物价斗争的胜利,成为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前奏。
物价渐趋平稳后,有人认为轻微的通货膨胀可以刺激工商业的繁荣,慢一些平衡财政收支可以避免一些痛苦。对此,陈云予以严斥:“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不妥当的。物价的波动,只能打击生产,使经济停滞。这是后退的办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国物价已是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1988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总指数在1987年已上涨7.3%的基础上,又连月大幅度上涨,7月份已达到19.3%,大大超过10%的设想,引起了抢购风潮。对此,陈云再次强调,要在物价平稳中促使经济逐渐发展。
统一国家财经工作,将为今后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前提
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物价波动,中财委在陈云指挥下沉着应战,终于有效地把市场稳定下来。这一事实使得各地区的财经工作人员更迫切地要求更高度的统一。
陈云认为,实行统一所遇到的困难小,为害亦小;由不统一而来的金融、物价风潮的困难大,为害亦大。过去国家支出的大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和依靠增发通货,现在则公粮和税收大多尚由各大区、省、市、县人民政府管理。此种财政上的不统一和收支机关之间的脱节现象,如果任其继续下去,则势必额外增加通货的发行。如不速求克服,则不但1950年的财政概算有被冲破的危险,而且由此而来的金融物价波动,将大大增加全国人民的困难。统一国家财经工作,将不仅有利于克服今天的财政困难,也将为今后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前提。
财经工作统一,首先是货币的统一。货币金融统一与整个财经工作统一是紧密相联的,是财政统一中的重要环节,单独抽出发行货币是不可行的。
1950年3月,陈云提出:“指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国家银行增设分支机构,代理国库。外汇牌价和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得对私人放贷,不得存入私人行庄,违者处罚。国家银行应尽量吸收公私存款,但国家银行本身业务上使用这些存款的限度,亦不能超过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规定。”
为此,国家银行要领导私人银行和钱庄。为了进一步合理使用现金,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进一步的货币管理办法。各部队、机关、团体、国营企业、合作社间的一切交易往来,全部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划拨清算。上述各单位间,不得发生赊欠和借贷,信贷集中于国家银行,使国家银行成为部队、机关、团体、国营企业、合作社的总的账务会计机关。后来又强调,银行要把钞票管理好,能不用的钱一定不用。也就是说,银行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
1978年以前,银行服从于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的需要,金融的特点是钱随物走、物由计划严格规定。这样的体制对我国当时基础薄弱的状况来说,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没有这种体制,不可能在短期内积聚起构建我国工业基础的资金。
发行小面额的第二套人民币取代大面额的第一套人民币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并使之成为新中国的唯一法定货币。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对初步统一全国货币,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0年7月,在全国财经统一、物价渐趋稳定的形势下,陈云即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铸印新币问题:(1)目前物价已趋稳,“预期一年后,对长期稳定当更有把握”;(2)流通的钞票“因限于技术条件,颇难防假”,以致退据台湾的蒋介石势力“有计划地伪造我币,以破坏我金融的事件,日益严重”;(3)流通的人民币“票面价值过低,且在国际市场尚未规定固定价值”。因此,“有立即铸印新币,以备在一年后提高票面价值,以代替现行人民币的可能与必要”。
1953年11月3日,陈云指出,“由于过去通货膨胀的结果,遗留下来的货币票面额甚大,而单位价值则很低,每100元合抗战前币值尚不及4厘,名义上虽以元为单位,而1元的价值在计算上已完全失却作用。这对国际观感上,对国内人民心理上,影响均不好。因此,发行一种单位价值较高的新币来收回现行的人民币,以整理筹码,缩小票面额,实有必要”,并提出1955年1月1日起发行新币。后考虑到1月正值节日期间和城乡物资交流旺季,故改为3月发行。
由于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工作实行了正确的兑换政策,规定了适当的兑换比率,选择了良好的发行时机,所以受到各阶层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拥护,不仅进展顺利,使新币于6月10日即在市场上完全取代了旧币,而且没有引起物价波动,影响市场交易。第二套人民币的发行,标志着我国货币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
1985年2月18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赞成货币发行量必须适度这个提法。紧缩银根的手段,我看必要的时候可以运用。”现在钞票发行失控。一年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而且必须由总理或者主持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把关。50年代我把关,发行计划由我向中央常委报告,如第四季度估计要用多少钞票,请中央批准发行权。执行结果,如果多了就不用;如果少了,需要追加发行,还要再请中央批准。总之,银行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不能由银行行长决定。1988年10月8日,陈云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现在票子发得太多。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支笔”。
陈云还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坚决反对特区发行货币的提议。他一再建议:“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在中央。决不能让特区货币与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流通。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出现国民党时期法币发行之前的状况。”
多收税少发钞票,还是少收税多发钞票
增加税收,回笼货币,减少货币发行,是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举措。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即说,我们的税收数不大。特别是在一个发展的环境中,加一点税不会出大问题。如果赤字不大,可以用增加税收的方法,努力求得收支大体平衡,以便使经济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到那时,货币比较稳定,发了票子物价不上涨,就大有文章可做。银根松动了,会促进生产发展,同时就增加了税收。多收税少发钞票,还是少收税多发钞票?路子只有这两条。有人要求少收,而又要物价稳,这办不到。收税和发钞这两者比较,在可能限度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较小。少发行多收税,负担是重了一些,但物价平稳,经济逐渐发展,则不失为一种前进的办法。
陈云指出,财政金融平稳了,市场物价的平稳便有了基础。所以我们应该尽力避免物价波动中的金融因素,也就是力求在财政概算上,尽量多收,尽量少用,使其没有赤字。否则市场供应就不能稳定,甚至造成通货膨胀。因为税收是国家的主要收入,假如税收发生了问题,整个国家的财政就要发生动摇。税收“不仅是一个财政任务和经济任务,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把财经工作,特别是税收放在主要议事日程之内。目前不减低农业税,而是要通过增加城市负担来取得平衡。农业税的减低是将来的问题,在财政赤字消灭前是不能减的。目前一切主张轻税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要避免在对外交流中使我国经济依附于资本主义国家
陈云对充分利用有利时机,尽可能多地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态度一直是很积极的。
20世纪50年代,陈云主持制定并组织实施的“一五”计划,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以苏联援助为基础,搞156项重点建设,大大加快了我国工业化步伐;“文革”后期,陈云一度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在极左路线干扰严重的情况下,他仍然提出要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反对把利用国外资金和市场与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全面对外开放后,面对与西方国家打交道中出现的复杂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陈云提出发展对外经济交流的目的,应当是为建立我国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服务,要避免在对外经济交流中使我国经济依附于资本主义国家。
面对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际金融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陈云说:“外资还要不要,外国技术还要不要?一定要,而且还要充分利用,只不过把期限延长一点就是了。”中国与西方国家逐步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对此,陈云认为,搞外汇已成为一个大题目。“要找增加外汇收入的来源,把它看做很重要的题目。”
改革开放后,陈云指出,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今后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的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1985年,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关于储备问题,我们应该储备多少外汇、多少黄金?这一点,过去我们许多同志并不是很清醒。前一个时期,我们有120亿美元外汇,还有几百吨黄金,有些同志就觉得手烫得不得了啦。我们是个大国,储备一二百亿美元外汇,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可以应付。从长远来看,现在我们的外汇不是多了,而是紧了。总之,要有点外汇储备,否则搞不好的话,计划就要翻船。
通过增加黄金储备,抵御金融风险的冲击
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美元停止自由兑换黄金;1973年3月,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由于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把通货膨胀的风险转嫁给世界各国,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避汇率风险,使手中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是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虽然美元与黄金脱钩了,但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功能并未丧失。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面对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国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陈云敏锐地看到,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大势已定,要利用西方金价波动购进黄金。
1973年7月14日,陈云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今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请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外贸部一起开会研究,算算在国外存外汇有多少利息,存黄金要出多少储存费,看合不合算。之后又说,黄金价格还要上涨。
在每盎司黄金80美元时,陈云曾建议用外汇买进一些黄金保值,但银行认为利息损失大,不合算。陈云说,买进黄金后,如果需要还可以卖出去,这不是倒卖,而是为了支付。国务院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国际市场购买了大量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
1983年3月17日,陈云说,我们现在的黄金储备,绝大部分是1973年、1974年国际货币动荡时买来的。那时,我同先念同志讲,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不如买点黄金。中国有这么一点黄金是必需的,不算多。
随着中国更多地融入世界经济以及国际金融安全形势的复杂多变,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加剧的状况下,人们对“文革”后期陈云建议增加黄金储备的正确性,理解日益深刻。
提出三大平衡理论
陈云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了财经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平衡的综合平衡论,它是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
“金融能否稳定,起决定作用的是财政概算的平衡与否”
财政赤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基础原因。财政收支不能平衡,就要增发通货;通货膨胀了,物价就有可能波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投机,稳定物价,对抑制局部地区局部时段物价上涨作用显著,但那种稳定是暂时的,不是建立在财政收支的平衡上面,继之而来的波动,就是不可避免的。要使物价真正稳定下来,必须消除财政赤字,制止通货膨胀,使财政收支保持平衡。
为了维持物价稳定,陈云在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上指出:“我们所用的方法是求得收支平衡,削减以至消灭赤字,而不是用多发钞票弥补赤字。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市场物价的稳定。”“财政金融平稳了,市场物价的平稳便有了基础。如果金融与物资都发生问题,物价波动程度将更大,更难以控制。所以我们应该尽力避免物价波动中的金融因素,也就是力求在财政概算上,尽量多收,尽量少用,使其没有赤字。”因此,我们这种对支出用“削萝卜”的办法,对收入用“挤牛奶”的办法,在财政和经济上都会有利。
会议结束时,陈云说:“金融能否稳定,起决定作用的是财政概算的平衡与否。我们今天就是要力争财政概算接近平衡,也就是说力争金融不乱。只要有了这一条,就可以不发或少发票子,物价虽可能因种种原因而发生波动,但可以波而后定,基本上维持市场。”针对1953年出现财政赤字的教训,陈云提醒,要继续搞好各年度的财政收支平衡,避免出现抛物线。从“一五”计划执行的结果看,财政收入大于财政支出9.2亿元,做到了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说明我国财政是稳固的、可靠的。
1988年10月8日,陈云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强调:“永远不打赤字财政。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
“必须千方百计做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制止通货膨胀”
银行与财政有着密切的联系,财政一旦发生赤字就逼迫银行发票子,引发通货膨胀。不仅如此,银行信贷收支如果发生严重失衡,出现信用膨胀,会直接刺激投资需求急剧扩张,导致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拉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由于基本建设投资中有1/3左右的资金要直接转化为消费基金,所以投资膨胀又会带动消费需求的膨胀。投资膨胀与消费膨胀同时发生,互相交织、互相作用,必然要推动生产资料市场与消费资料市场的物价全面上扬,造成明显的通货膨胀。
1962年初,面对陷入严重困境的中国财政经济,陈云斩钉截铁地说:“必须千方百计做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制止通货膨胀。”
1979年,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过热交织在一起,成为货币信贷调控的难点,助长信贷膨胀,致使该年财政赤字高达170亿元,财政预算和经济计划难以安排。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根据陈云和李先念联名提出的“六条建议”,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金融上严格控制货币信贷供应,基本实现信贷收支平衡,不再搞财政性的货币发行,抑制通货膨胀。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到1981年恢复了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的平衡,市场物价趋稳。
发行钞票必须有可以相抵的物资
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资大幅涨价,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相当于正常价格10亿元左右的物资,换去了30亿元左右的钞票。不少农民手里的钞票相当多,城市钞票向农村转移的趋势还没有停止,还会继续一段时间。对此,陈云指出,原因是国家没有充分的商品来满足城市的需要。只有当国家手里掌握很多物资,能够保证城市供应的时候,城市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的趋势,才能停止。可见,钞票是物资的筹码,发行钞票必须有可以相抵的物资。
把必要的信贷资金和流动资金拿来搞基本建设,物资供应就要出现缺口,这是不行的,是有危险的。1962年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说:“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支出钞票多;另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
可见,国民经济比例协调为货币流通的正常进行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但是货币流向的调节不当,不仅货币流通本身不能稳定,而且还必将反过来破坏比例、影响速度;当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不协调时,虽然实现顺畅的、稳定的货币流通是不可能了,但如对货币流向调整得当,也可使不顺畅、不稳定的状况相对缓和,并有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
探索出平抑市场物价、稳定币值的一把利器
陈云在主持财经工作中,探索出平抑市场物价、稳定币值的一把利器:及时冻结存款、现金,削减货币投放。
1949年10月的涨价风兴起后,陈云主持中财委制定了冻结存款、现金的紧急措施。11月5日,他主持中财委委务会议,指示冻结未入市场的货币10天,以稳定人心。11月13日又发出电令,要求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此电到达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20天者,均应延缓半月或20天。尽管紧缩信贷是一种力量最大的短期通货紧缩的方法,但陈云强调,非到危急时绝不轻用。采用时也要分轻重缓急,而绝不能千篇一律。
加强对市场物价的管理、干预和监督,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稳定物价不等于冻结物价。冻结物价固然是抑制通货膨胀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但它不能真实地反映供求关系,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陈云指出:不能“把稳定物价简单地看成是必须‘统一物价’,或者‘冻结物价’”。他说:“我们不能讲物价绝对不涨,因为物价涨落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有生产的多少,需求的状况,运输的条件,及时局的、心理的因素等等。”二是该管的一定要管好。在物价因非正常因素上涨时,特别是乱涨价、哄抬物价以及一些垄断性行业任意提价时,政府部门就必须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宏观管理,规范市场行为,整顿市场秩序,平抑市场物价。
1956年11月,陈云针对自由市场开放以后管理跟不上的情况,明确指出:“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并不是一点管理也不要了,还需要有管理。要组织集镇上的市场管理委员会。当然不是像从前管得那么死。不该管的完全不管,该管的还是要管。”1962年2月,他又强调“要通过市场管理、税收、运价等办法把自由市场管起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投机活动猖獗,囤积物资是威胁金融安全的一个重要原因。要制止通货膨胀,首先必须运用政府力量和经济力量来打击投机势力。1950年7月6日,陈云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过去集中在城市的商业游资,找不到出路,转向股票及进口物资投机。拟今后组织他们向农村收购粮食、棉花、土产品,帮助他们打开出路”,“组织游资下乡,收购土产,对于解决城市公私关系,解决农民出售土产品的要求,巩固物价的继续稳定,均属十分必要”。通过对农副土特产品的大力收购,向农村投放货币,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
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起源、性质和前景进行分析
随着中美两国关系走向缓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我们对资本主义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从1973年第三季度起到1974年一、二季度,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世界人心惶惶。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的集合点和综合反映,抓住了它,就抓住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脉搏。为此,陈云作了大量的调查,并撰写了两份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的提纲。
陈云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起源、性质和前景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起的,它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与二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是一致的。美国与英法等西欧国家的货币斗争,表面看是货币危机,实际上是经济危机,是生产力超过市场需求的反映。危机的根源还是生产力超过了市场购买力。二战后初期,美国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对内搞赤字预算,对外搞马歇尔计划,800亿欧洲美元到处攻,美元贬值,危机发生。美元同黄金的关系已割断,不可能再恢复。但美元也不会跌得一塌糊涂,拿美元同国民党的金圆券相比是错误的。美元危机的根源是生产力与市场的矛盾,即生产过剩。
对危机前景的估计,陈云认为有三种选择:一是“走钢丝”;二是较大地放松通货,结果是较大膨胀,美国和各国都不敢;三是较大幅度较长时间地收缩通货,略减工时,降低库存,引起新的资本投资。第三种可能性大,我们要学会在跌价中做生意。
1973年9月23日,陈云致信李先念说:即使今后货币波动相对减少,物资供求关系仍将紧张。现在国际市场上农产品、工业品、货币、价格几种因素混在一起,需好好掌握。10月,陈云在听取外贸部负责同志汇报时说:今年上半年资本主义市场商品价格上涨原因有四个,即货币危机、商人投机、粮食歉收、经济回升。其中,前两个原因是主要的。自共同市场货币同美元一起浮动以来,资本主义货币相对稳定,商人投机活动减少,因此,下半年后两个原因即供求关系上升到主要地位了。他最后提出,要争取好价,但也要适可而止。
经济要“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灵魂,对经济体系有着广泛的影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而金融安全又是经济安全的核心。陈云指出:“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可见,正确认识和处理金融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至关重要。
通货膨胀对金融安全有重大冲击。对此,陈云指出,必须坚决扭转通货膨胀的趋势。否则,将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币值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经济稳定又为货币稳定提供可靠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后期不顾条件的“大跃进”,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经济动乱,80年代中期的投资和消费失控及90年代初期的经济过热,反复证明币值稳定是不可违背的经济规律。用通货膨胀的办法解决社会矛盾、推动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金融不稳定,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巨大障碍和致命隐患。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又是发展中国家,为了赶上发达国家,经济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必须在相对稳定的货币环境中进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经济秩序紊乱,会对经济的稳定增长造成损害。增长、稳定和巩固人民币的信誉,始终是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位的工作。
“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
陈云非常重视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1950年2月,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说:“继续多发票子,通货膨胀,什么人都要吃亏。实际上有钱的人,并不保存很多的现钞,吃亏最大的首先是城市里靠薪资为生的人,其次是军队,以及党政机关的人员。”物价不稳不仅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而且影响人心稳定和社会安定。陈云说:“老百姓对我们是拥护的,对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是赞成的。但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
1951年7月26日,陈云组织中财委研究全国物价问题后指出,秋后物价存在着严重的波动危险。为保持物价稳定,适当减轻市场对纱布的冲击,把增加的农民购买力和市场囤积的力量引向储备较为充裕的商品,但这样势必扩大粮食和纱布的剪刀差,对农民不利。经过再三考虑和计算,陈云认为,农民实际购买力在调整物价后仍可比1950年提高15%～20%。如果不采取这个措施,实在找不到其他更有效的稳定物价的办法。如果物价发生波动,则会发生极为严重后果,农民也会蒙受更大的不利。
“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是陈云金融实践中的座右铭。1982年4月,陈云在审阅《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的《后记》稿时,让秘书转告编辑组:《后记》中要加一段关于货币更换问题的说明。
陈云说,1955年,新币换旧币是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搞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稳定与否。苏联当年用新币换旧币,采取的办法是:分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国营企业与合作社、集体农庄实行两种兑换比率;限时间,即规定几天期限,超过期限旧币作废。这个办法损害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和边远地区居民的利益,而且两种比价实际上也很难真正实行。
陈云接着说,我们没有学他们,而是不分阶级,工农一个比价,都是10000∶1;不限时间,允许新币、旧币在一定时间内同时流通,收旧发新,直到将旧币全部收回。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比苏联的办法好,既完成了货币更换的任务,又稳定了人民生活。所以能够采取这个办法,与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用贸易公司的流通券替换边币时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有很大关系。又说,这种做法,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提高了人民币的威信和稳定性,无疑是我国财政金融工作的一个成功。
陈云的金融安全理论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系统
对于陈云的经济工作能力,薛暮桥有着切身体会。他说,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们(包括我和邓力群、许明等同志)曾窃窃私议,说经济面临如此困境的主要原因,是陈云同志在党中央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的时候,国民经济是持续稳定发展或迅速恢复生机的,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意见,而是全国绝大多数经济工作者的共同意见”。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对金融安全的理论思考意义重大,但这些思想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只有一部分形成于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因而,这些思想均具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现在不应该全部照搬,但也不能一概否定。因为这些思想的许多方面也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共同的客观规律。这许多方面的思想不仅适用于计划经济时期,而且在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上也适用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乃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总之,陈云的金融安全理论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系统,它并未穷尽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