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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９日。
走出调解室，２７岁的杨红泪流满面。男友对她多年的暴力侵犯终于得到应有的判罚。
“黄律师，谢谢你！”杨红抹掉眼泪，对黄黎说。
黄黎是九龙坡区法律援助中心的驻点律师，去年６月７日接到杨红的法律援助申请后，他就开始奔波起来——调查、取证、鉴定……
一年后，杨红终于可以鼓起勇气，开始新的生活了。
“跟杨红一样，九龙坡区越来越多的妇孺孤寡、残疾人士、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区法律援助中心。”九龙坡区司法局副局长刘荣康自豪地说。
在探索法律援助保障机制的过程中，九龙坡区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受理的案件，从２００８年的７３６件，增加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４０９件，而２０１２年前八个月就已达１２２７件。
数字上升的背后，是九龙坡区推行“１＋３”法律援助机制的悄然发力。
援助之困
２００８年的一个冬日，九龙坡区法律援助中心。
“喂，是律师事务所么？我们接到一个刑事案件，需要你们派律师受理。”
“不好意思，所里只有一名民事案件律师，刑事案件律师都出去跑案子了。”
放下电话，龙琳很郁闷，这已经是她找的第三家律师事务所了。
作为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龙琳已为此苦恼多年。
“临时指派律师，随机性大，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很被动。”刘荣康说，“而且，即使有律师在，很多时候律师专业不对口，无法达到诉讼的最优路径。”
如何建立法律援助的保障机制？
九龙坡区司法局开始了探索。
２００９年６月的一天，九龙坡区司法局会议室。
“我们必须建立稳定的专业队伍，扭转被动局面，保证全区法律援助的尽援优援。”经过深思熟虑，刘荣康抛出了他的想法。
龙琳和与会人员顿时精神抖擞，这话说到了他们的心坎上。
随即，招募工作启动，自愿报名、单位批准、中心审核……
不到一个月，几十名律师填写了报名表。
经过筛选，驻点律师、民事案件律师、刑事案件律师三支队伍已现雏形。
“你们组建这三支队伍的做法很好，对弱势群体的援助有了基本保障。”重庆市司法局的领导对此予以了肯定。
受到鼓舞的九龙坡区司法局加快了探索的步伐。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０日，九龙坡区法律援助“１＋３”专业服务团队正式成立。
在三支队伍的基础上，他们又组建了一个智囊团。
“‘１＋３’团队包括一个智囊团和三支专业服务队，一个由４６名律师组成的既相对稳定又规范专业的团队终于瓜熟蒂落。”刘荣康欣慰地说，智囊团由九龙坡区１０名经验丰富、执业５年以上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组成，三支团队包括６名驻点律师、１５名民事案件律师、１５名刑事案件律师。
在几年的探索中，九龙坡区法律援助中心不仅做到了应援尽援，还实现了应援优援。
应援尽援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７日，九龙坡区一派出所门口。
一对中年夫妇一直张望着，希望能尽快搜寻到儿子的身影。
“别着急，一定会出来的！”一旁的刘勇安慰道。
终于，１６岁的王远在一名警察的陪同下出现在视线里。
目光交汇的瞬间，一家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突然，只听“扑通”一声，王远跪在了他的法律援助律师刘勇面前。
几天前，王远砸破了一车主的汽车玻璃，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派出所决定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
２月１５日，受九龙坡区检察院指定，区法律援助中心第一时间派刑事案件律师刘勇受理此案。
接到案件，刘勇放下自己手里的工作，全程介入了案件的各个环节。
经过询问、调查和现场勘验，刘勇发现了关键证据——王远是受人指使，并且情节轻微。
最终，王远获得了“不批准逮捕”和“不批准提起公诉”的裁决。
从受理到结案，仅仅用了两天时间。
王远是幸运的，专业对口的法律援助队伍让他享受到了应援尽援的服务。
同样幸运的还有２２岁的肢残农民工王辉。
一次意外让王辉原本肢残的双腿雪上加霜。
２０１１年初，王辉在打工的食堂吃饭时不慎摔倒。
厂方只付了医药费，可这对于带着旧病新伤的王辉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我这算不算是工伤呢？”王辉琢磨着。
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０日，王辉来到九龙坡区法律援助中心。
驻点律师周隆智接待了他，经过了解和分析，受理了这一民事案件申请。
一年后，经过几番折腾、鉴定，他们终于获得了有力证据。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８日，王辉获得了近四万元的赔偿。
拿到赔偿后，扔掉原来那辆破旧的代步车，开着刚买的新车，王辉的兴奋溢于言表。
援助格局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六庭。
一桩历时三年、历经波折的法律援助案件在此尘埃落定——胡娅获得了七万元的赔偿。
２００９年初，胡娅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频发性紧张型头痛。
为此，其所在公司单方面解除了与胡娅的劳动合同。
胡娅和她的父亲不服，将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并向九龙坡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援助。
“精神分裂症的司法鉴定是关键证据。”受理律师对胡娅和她的父亲说。
考虑到司法鉴定需要在网上公示，会影响胡娅以后的工作和生活，胡娅和父亲拒绝做司法鉴定。
由于缺乏这一关键证据，法院一审判决公司向胡娅支付赔偿金１．６万元。这与胡娅的期望相去甚远。
进入二审后，法官告诉胡娅，如果没有新证据，想要改判几乎不可能。
万念俱灰的胡家人开始通过频繁的上访、闹访来维权。
２０１２年３月初，临近二审判决，父女二人再次向区法律援助中心求助。
这一次，法律援助中心派出了智囊团律师骆瑞明。
如何实现“鱼和熊掌兼得”，既可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又能获得应有的赔偿，这是骆瑞明考虑的关键问题。
通过与智囊团几名经验丰富的律师召开案件研讨会，骆瑞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协商调解。
“这个案件持续了两三年，其复杂性和纠纷存在的长期性，想必贵公司已深有所感……”骆瑞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争取被告公司接受调解。
多方权衡后，被告公司接受了骆瑞明的建议。
３月２０日，双方达成和解。
前有三支援助律师队伍打前锋，后有智囊团“军师”坐镇，“１＋３”援助格局在法律援助的最优路径上逐渐发力。
（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
走出调解室，２７岁的杨红泪流满面。男友对她多年的暴力侵犯终于得到应有的判罚。
“黄律师，谢谢你！”杨红抹掉眼泪，对黄黎说。
黄黎是九龙坡区法律援助中心的驻点律师，去年６月７日接到杨红的法律援助申请后，他就开始奔波起来——调查、取证、鉴定……
一年后，杨红终于可以鼓起勇气，开始新的生活了。
“跟杨红一样，九龙坡区越来越多的妇孺孤寡、残疾人士、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区法律援助中心。”九龙坡区司法局副局长刘荣康自豪地说。
在探索法律援助保障机制的过程中，九龙坡区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受理的案件，从２００８年的７３６件，增加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４０９件，而２０１２年前八个月就已达１２２７件。
数字上升的背后，是九龙坡区推行“１＋３”法律援助机制的悄然发力。
援助之困
２００８年的一个冬日，九龙坡区法律援助中心。
“喂，是律师事务所么？我们接到一个刑事案件，需要你们派律师受理。”
“不好意思，所里只有一名民事案件律师，刑事案件律师都出去跑案子了。”
放下电话，龙琳很郁闷，这已经是她找的第三家律师事务所了。
作为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龙琳已为此苦恼多年。
“临时指派律师，随机性大，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很被动。”刘荣康说，“而且，即使有律师在，很多时候律师专业不对口，无法达到诉讼的最优路径。”
如何建立法律援助的保障机制？
九龙坡区司法局开始了探索。
２００９年６月的一天，九龙坡区司法局会议室。
“我们必须建立稳定的专业队伍，扭转被动局面，保证全区法律援助的尽援优援。”经过深思熟虑，刘荣康抛出了他的想法。
龙琳和与会人员顿时精神抖擞，这话说到了他们的心坎上。
随即，招募工作启动，自愿报名、单位批准、中心审核……
不到一个月，几十名律师填写了报名表。
经过筛选，驻点律师、民事案件律师、刑事案件律师三支队伍已现雏形。
“你们组建这三支队伍的做法很好，对弱势群体的援助有了基本保障。”重庆市司法局的领导对此予以了肯定。
受到鼓舞的九龙坡区司法局加快了探索的步伐。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０日，九龙坡区法律援助“１＋３”专业服务团队正式成立。
在三支队伍的基础上，他们又组建了一个智囊团。
“‘１＋３’团队包括一个智囊团和三支专业服务队，一个由４６名律师组成的既相对稳定又规范专业的团队终于瓜熟蒂落。”刘荣康欣慰地说，智囊团由九龙坡区１０名经验丰富、执业５年以上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组成，三支团队包括６名驻点律师、１５名民事案件律师、１５名刑事案件律师。
在几年的探索中，九龙坡区法律援助中心不仅做到了应援尽援，还实现了应援优援。
应援尽援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７日，九龙坡区一派出所门口。
一对中年夫妇一直张望着，希望能尽快搜寻到儿子的身影。
“别着急，一定会出来的！”一旁的刘勇安慰道。
终于，１６岁的王远在一名警察的陪同下出现在视线里。
目光交汇的瞬间，一家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突然，只听“扑通”一声，王远跪在了他的法律援助律师刘勇面前。
几天前，王远砸破了一车主的汽车玻璃，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派出所决定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
２月１５日，受九龙坡区检察院指定，区法律援助中心第一时间派刑事案件律师刘勇受理此案。
接到案件，刘勇放下自己手里的工作，全程介入了案件的各个环节。
经过询问、调查和现场勘验，刘勇发现了关键证据——王远是受人指使，并且情节轻微。
最终，王远获得了“不批准逮捕”和“不批准提起公诉”的裁决。
从受理到结案，仅仅用了两天时间。
王远是幸运的，专业对口的法律援助队伍让他享受到了应援尽援的服务。
同样幸运的还有２２岁的肢残农民工王辉。
一次意外让王辉原本肢残的双腿雪上加霜。
２０１１年初，王辉在打工的食堂吃饭时不慎摔倒。
厂方只付了医药费，可这对于带着旧病新伤的王辉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我这算不算是工伤呢？”王辉琢磨着。
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０日，王辉来到九龙坡区法律援助中心。
驻点律师周隆智接待了他，经过了解和分析，受理了这一民事案件申请。
一年后，经过几番折腾、鉴定，他们终于获得了有力证据。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８日，王辉获得了近四万元的赔偿。
拿到赔偿后，扔掉原来那辆破旧的代步车，开着刚买的新车，王辉的兴奋溢于言表。
援助格局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六庭。
一桩历时三年、历经波折的法律援助案件在此尘埃落定——胡娅获得了七万元的赔偿。
２００９年初，胡娅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频发性紧张型头痛。
为此，其所在公司单方面解除了与胡娅的劳动合同。
胡娅和她的父亲不服，将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并向九龙坡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援助。
“精神分裂症的司法鉴定是关键证据。”受理律师对胡娅和她的父亲说。
考虑到司法鉴定需要在网上公示，会影响胡娅以后的工作和生活，胡娅和父亲拒绝做司法鉴定。
由于缺乏这一关键证据，法院一审判决公司向胡娅支付赔偿金１．６万元。这与胡娅的期望相去甚远。
进入二审后，法官告诉胡娅，如果没有新证据，想要改判几乎不可能。
万念俱灰的胡家人开始通过频繁的上访、闹访来维权。
２０１２年３月初，临近二审判决，父女二人再次向区法律援助中心求助。
这一次，法律援助中心派出了智囊团律师骆瑞明。
如何实现“鱼和熊掌兼得”，既可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又能获得应有的赔偿，这是骆瑞明考虑的关键问题。
通过与智囊团几名经验丰富的律师召开案件研讨会，骆瑞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协商调解。
“这个案件持续了两三年，其复杂性和纠纷存在的长期性，想必贵公司已深有所感……”骆瑞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争取被告公司接受调解。
多方权衡后，被告公司接受了骆瑞明的建议。
３月２０日，双方达成和解。
前有三支援助律师队伍打前锋，后有智囊团“军师”坐镇，“１＋３”援助格局在法律援助的最优路径上逐渐发力。
（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