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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效应方面，绝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和在东盟的影响上，而对于其他地区的影响则鲜有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中的重要性也日益明显，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也将会给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鉴于此，本文选择中国和印度为样本，采用了2007年1月至2013年12月的月度数据，通过建立VAR模型来展现以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波动对于中印双边贸易之间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上升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看，对于中印之间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都有着显著的影响。因而适当的保持人民币的升值有助于促进中印之间的贸易总额，并能够提高对印的贸易顺差。
【关键词】VAR 人民币名义汇率 双边贸易 进出口效应
一、引言
近几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大环境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高速发展、对外开放不断深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13年中国全年GDP总量为9.1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对外贸易总额为4.16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然而，以国别数据分析中国的对外贸易情况可以发现，2013年中国同欧美和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双边贸易达到了2.73万亿美元，占中国全年贸易总量65.46%；而同东盟和拉美、亚非等发展中国家双边贸易量却不足贸易总额35%。对发达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巨大差异彰显出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国别分布的严重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不仅会因频繁受欧美制裁给我国对外贸易造成巨大损失，还在贸易商品的定价、类别等方面受制于欧美苛刻的贸易条件；更为严重的是近几年来欧美的金融危机使其对于国外贸易的需求几乎停滞不前，甚至于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这也给我国对外贸易产生巨大压力[1]。因此，拓宽贸易市场、增加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比重以摆脱对于资本国家的严重依赖，成为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转型的必然趋势[2]。
随着今年金砖银行在上海成立和中国与日韩、东盟十国等国开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简称为RCEP），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我国对外贸易也开启了新的篇章，除继续巩固发展东盟等国贸易外，今年6月在昆明举办的第二届南亚博览会的盛况和李克强总理这一年來5次对外出访也表明我国开始拓展与南亚和西亚各国的对外双边贸易。作为南亚大国，印度近年来经济发展也十分迅速，对外需求不断增加。而中印这两个邻国之间的2013年全年不足700亿美元贸易额明显与两国经济实力不对称，因此加强同印度之间的经济深化和贸易往来、促进贸易总量的提升不仅符合我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政策，也是印度经济发展和对外发展的需要。此外，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不久的将来中国与印度的贸易结算的一定比例都将会使用人民币进行，因此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将会影响到中印之间的双边贸易。本文因此前瞻性地将人民币汇率与中印之间的进出口联系起来试图寻找其中的关系，以期通过人民币汇率的调节推动中印间的双边贸易发展。
二、文献综述
一般来说，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是指汇率的波动通过价格机制影响对外进出口贸易。以间接标价法为例，当本币升值时，此时外币贬值，那么以外币表示的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就会随着外币的贬值而相应降低，而以本币表示的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就会随着本币的升值而相应提升，那么此时有利于进口而不利于出口；而当本币贬值时，则有利于出口而不利于进口。间接效应一般是针对大宗商品和产业贸易竞争力而言的，它是指汇率的波动会通过美元影响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对外进出口贸易以及影响产业的竞争力继而影响相关产业的对外进出口贸易。而根据白莲萍（2013）的研究，尽管印度是对华发起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印之间属于竞争与合作共存，在两国间有一些产业贸易是优势互补互相促进的，因此汇率波动对于贸易的间接交易并不是特别突出[3]。另外考虑到当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于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还是很微弱的实际情况，本文将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仅看成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暂不考虑在内。
就汇率与贸易的关系而言，大部分学者更倾向于研究因汇率的价格传导存在一定的时滞而导致的进出口价格的不完全传递，如Krugman（1987）认为由于即便是所谓的完全竞争市场也依然会存在一定的不完全竞争因素，厂商依然会采取差别化定价造成轻微的价格差异，因此汇率的波动对于进出口价格依然会存在不完全竞争。而Taylor（2000）则将通货膨胀率考虑在价格传导过程中，他认为因为通货膨胀率难以预测，会造成汇率的波动对于进出口价格的不完全竞争。
另外一部分学者更倾向于忽略这样的不完全传递而直接进行传递效应的检验，这一部分学者大都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即VAR模型来进行检验。McCarthy（2000）采用该模型来测度一些发达国家因汇率波动对这些国家的对外进出口总量的影响，并得出了负相关的结论。黄慧敏、张亚东（2013）通过选取中国和东盟1991至2011年共21年的年度数据建立VAR模型后发现，短期内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会对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产生正向显著的影响，其中对中国的进口效应更为显著；而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对于双边贸易的影响趋于减弱，并向着微弱的方向递进[4]。孙丽（2013）则选用中美之间自2006～2012的月度数据通过VAR模型进行检测，发现人民币的贬值的确能够改善我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情况，但是考虑到收入效应，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实质上对中美双边贸易总量的影响程度还是很有限的。
综上可以发现，当前国内方面的研究更多的侧向于中国对外贸易占比重较大的国家，而忽略了一些当前虽然所占比重较小可是潜力很大的国家的研究。这也是本文出现的意义所在。
三、指标与数据的说明与检验
（一）指标与数据的说明
为了分析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中印贸易效应的影响，本文选取了人民币名义汇率作为衡量汇率变动的参考指标，同时还选取了中国对印度的各个月度的进口和出口这两个指标用于分析中印贸易效应。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及时性，本文选用了这三个指标自2007年1月至2013年12月的月度数据，其中，中印月度进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表；而人民币名义汇率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下NBCN数据。 （二）ADF检验
由于选取的三个变量存在着非平稳性的可能，须要先对这三个变量时间序列和差分序列进行ADF检验以观测其平稳性。得到检验结果如下：
单位根结果显示由于原序列情况下，三个变量的统计值并不全部小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需要对这些变量进行一阶差分。而在一阶差分序列情况下，三个变量的统计值都小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这说明上述三个变量此时均不存在单位根，都属于平稳序列，因而满足进行协整分析的条件。
（三）协整分析
由于存在三个变量，且三个变量之间的单整阶数相同，因此在通过了单位根检验之后可以进行协整检验，由于第一个迹统计值25.35701要大于9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因而拒绝了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说明至少有一个协整关系的存在；且概率是小于0.05的，说明存在协整关系。以上两个结果均说明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关系的成立则排除了伪回归的可能，从而可以直接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也可以直接进行向量自回归的分析。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赤池信息准侧（简称为AIC）和施瓦茨准则（简称为SC），同其他滞后期数相比，滞后四期和滞后五期的AIC和SC都相对较小，因此需要再次进行似然比统计量的检测（即LR统计量），检测的结果为滞后四期下LR统计量显著，而滞后五期的LR统计量不显著，因而我们选择五期来作为最优滞后期。
在99%的显著水平下，唯有进口额是出口额的格兰杰原因。而在95%显著水平下，出口额是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格兰杰原因，人民币名义汇率是出口额的格兰杰原因；进口额是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格兰杰原因，人民币名义汇率是进出口额的格兰杰原因；进口额是出口额的格兰杰原因，唯有出口额不是进口额的格兰杰原因。
三、VAR模型的建立
本文试图利用VAR模型，通过研究出口、进口与人民币名义汇率这三个变量滞后值的的作用与期限，并通过脉冲响应的方法，分析各自的作用大小。最终针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中印贸易的出口、进口和人民币名义汇率这三个变量的VAR模型。
首先，建立如下的VAR模型。
其中，分别指人民币实际汇率、中国对印度的出口额和中国对印的进口额，至于是表示待估参数，表示随机扰动项。
其次，确定最优滞后期。根据上述检验结果本文选择滞后五期的VAR模型。
四、脉冲响应函数
在确定了最优滞后项阶数和VAR后，再对模型残差进行了自相关检验，检验通过之后再进行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的分析，最后在进行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时选择了12期，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一显示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冲击对出口额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开始为负效应，在第4期达到最高后冲击带来的影响转为正值，到第6期效应为0，之后开始显示正效应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正效应的影响不断增加。说明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上升，短期内会使中国对印度出口额的下降，而长期反而会促进中国对印度出口额的上升。
图二显示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冲击对进口额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开始为负效应，在第7期达到最大值之后冲击带来的影响渐渐转为正值，到第9期效应为0，之后开始显示出正效应。说明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上升，短期内会使中国对印度进口额的下降，长期反而会促进中国对印度进口额的上升，但上升幅度不如出口额。
图三显示出口额对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影响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开始为正效应，但是冲击带来的影响渐渐转为负值，到第2期效应为0，此后一直为负效应，并逐渐向0趋近。说明伴随着出口额的增加，短期内会使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上升，而长期却会使名义汇率的下降。
图四显示进口额对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影响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开始为正效应，但是冲击带来的影响渐渐转为负值，到第2期效应为0，此后一直为负效应，并逐渐向0趋近。说明伴随着进口额的增加，短期内会使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上升，而长期却会使名义汇率的下降。
五、研究结论及说明
按照汇率波动对贸易的直接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货币的升值最终使该国的贸易顺差减少或者逆差增加；反之一国货币的贬值最终使该国的贸易顺差增加或者逆差减少。
本文在对相关理论体系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构建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变化对于中印进出口間的影响和传导机理。实证结果显示：
一是人民币名义汇率与中国对印度出口额之间呈现出短期的负效应和长期的正效应。从直接效应来看，当人民币升值时，短期负效应可以理解，而长期正效应却难以解释。
二是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印度进口额之间呈现出短期的负效应和长期的正效应。从直接效应来看，当人民币升值时，长期正效应可以理解，而短期负效应难以解释。
基于实证结果与直接效应中存在着一些难以解释的结论，笔者认为可能的相关因素主要如下：
（一）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能完全反应两国之间的真实汇率水平
真实汇率一般指基于购买力平价下的实际汇率和基于利率平价下的实际汇率，而人民币名义汇率本身并不能够代替真实汇率水平。此外中印之间的贸易结算有80%以上的贸易总额都是以美元结算的，依然存在着以欧元或者其他货币结算的贸易。
（二）中印两国的市场份额变动幅度未能够考虑在实证之中
短期内人民币名义汇率之所以与中国对印度进口额之间呈现出的负效应，可能是由于07年由于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造成的。一方面，国内外贸企业外贸产品的滞销使之被迫实施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来消化滞销产品，而且中印两国在产品结构上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由于价格相对低廉，出口转内销替代了大量原本需要通过进口的产品，从而减少了进口；另一方面，次贷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内对于国外产品的需求。这些因素很可能抵消了由于人民币的升值带来的进口的增加幅度，使两者之间呈现出的负效应。
而至于长期内人民币名义汇率与中国对印度出口额之间呈现出的正效应，可能是由于两国市场份额的扩展和关税降低的贸易创造效应所致。近几年以来，中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双方合作也不断深化，合作领域不断扩展，在这种背景下，双方的贸易无论是在数量、质量上还有范围和品种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此外由于南亚博览会的开展，两国之间原先的很多商品暂时都以免税处理的形式进行贸易，所以贸易创造效应很可能抵消了原先由于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中国对印度出口份额的减少，使两者之间呈现出了正效应。
综上，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上升，从长期看，无论对于中印之间的出口还是进口而言都有一定程度上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出口的单位增加幅度要高于进口的单位增加幅度，因此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上升，将会使中国对印度的贸易顺差继续扩大。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不久后，中印之间越来越多的贸易份额将会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这将进一步促进中印之间经济的发展和合作，并为双方贸易的发展提供更大的机遇和空间。因此当前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缓慢上升，有助于促进中印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推动贸易总额上升的同时，还能够提高中国对印度的贸易顺差，提高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周杰琦，汪同三.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基于非对称协整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10（01）.
[2]李红，方冬莉.人民币名义汇率对中国—东盟贸易效应分析[J].亚太经济，2010（06）.
[3]冯军，葛颖.印度2009年对华经贸政策的最新发展[J].国际贸易问题，2009（12）.
[4]黄慧敏，张亚东.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J].广西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13（02）.
作者简介：周骁，（1990-），男，汉，江苏宜兴人，硕士在读，云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卢超（1993-），男，彝族，云南西双版纳人，本科学历，云南师范大学就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学。
【关键词】VAR 人民币名义汇率 双边贸易 进出口效应
一、引言
近几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大环境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高速发展、对外开放不断深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13年中国全年GDP总量为9.1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对外贸易总额为4.16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然而，以国别数据分析中国的对外贸易情况可以发现，2013年中国同欧美和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双边贸易达到了2.73万亿美元，占中国全年贸易总量65.46%；而同东盟和拉美、亚非等发展中国家双边贸易量却不足贸易总额35%。对发达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巨大差异彰显出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国别分布的严重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不仅会因频繁受欧美制裁给我国对外贸易造成巨大损失，还在贸易商品的定价、类别等方面受制于欧美苛刻的贸易条件；更为严重的是近几年来欧美的金融危机使其对于国外贸易的需求几乎停滞不前，甚至于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这也给我国对外贸易产生巨大压力[1]。因此，拓宽贸易市场、增加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比重以摆脱对于资本国家的严重依赖，成为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转型的必然趋势[2]。
随着今年金砖银行在上海成立和中国与日韩、东盟十国等国开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简称为RCEP），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我国对外贸易也开启了新的篇章，除继续巩固发展东盟等国贸易外，今年6月在昆明举办的第二届南亚博览会的盛况和李克强总理这一年來5次对外出访也表明我国开始拓展与南亚和西亚各国的对外双边贸易。作为南亚大国，印度近年来经济发展也十分迅速，对外需求不断增加。而中印这两个邻国之间的2013年全年不足700亿美元贸易额明显与两国经济实力不对称，因此加强同印度之间的经济深化和贸易往来、促进贸易总量的提升不仅符合我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政策，也是印度经济发展和对外发展的需要。此外，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不久的将来中国与印度的贸易结算的一定比例都将会使用人民币进行，因此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将会影响到中印之间的双边贸易。本文因此前瞻性地将人民币汇率与中印之间的进出口联系起来试图寻找其中的关系，以期通过人民币汇率的调节推动中印间的双边贸易发展。
二、文献综述
一般来说，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是指汇率的波动通过价格机制影响对外进出口贸易。以间接标价法为例，当本币升值时，此时外币贬值，那么以外币表示的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就会随着外币的贬值而相应降低，而以本币表示的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就会随着本币的升值而相应提升，那么此时有利于进口而不利于出口；而当本币贬值时，则有利于出口而不利于进口。间接效应一般是针对大宗商品和产业贸易竞争力而言的，它是指汇率的波动会通过美元影响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对外进出口贸易以及影响产业的竞争力继而影响相关产业的对外进出口贸易。而根据白莲萍（2013）的研究，尽管印度是对华发起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印之间属于竞争与合作共存，在两国间有一些产业贸易是优势互补互相促进的，因此汇率波动对于贸易的间接交易并不是特别突出[3]。另外考虑到当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于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还是很微弱的实际情况，本文将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仅看成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暂不考虑在内。
就汇率与贸易的关系而言，大部分学者更倾向于研究因汇率的价格传导存在一定的时滞而导致的进出口价格的不完全传递，如Krugman（1987）认为由于即便是所谓的完全竞争市场也依然会存在一定的不完全竞争因素，厂商依然会采取差别化定价造成轻微的价格差异，因此汇率的波动对于进出口价格依然会存在不完全竞争。而Taylor（2000）则将通货膨胀率考虑在价格传导过程中，他认为因为通货膨胀率难以预测，会造成汇率的波动对于进出口价格的不完全竞争。
另外一部分学者更倾向于忽略这样的不完全传递而直接进行传递效应的检验，这一部分学者大都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即VAR模型来进行检验。McCarthy（2000）采用该模型来测度一些发达国家因汇率波动对这些国家的对外进出口总量的影响，并得出了负相关的结论。黄慧敏、张亚东（2013）通过选取中国和东盟1991至2011年共21年的年度数据建立VAR模型后发现，短期内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会对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产生正向显著的影响，其中对中国的进口效应更为显著；而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对于双边贸易的影响趋于减弱，并向着微弱的方向递进[4]。孙丽（2013）则选用中美之间自2006～2012的月度数据通过VAR模型进行检测，发现人民币的贬值的确能够改善我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情况，但是考虑到收入效应，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实质上对中美双边贸易总量的影响程度还是很有限的。
综上可以发现，当前国内方面的研究更多的侧向于中国对外贸易占比重较大的国家，而忽略了一些当前虽然所占比重较小可是潜力很大的国家的研究。这也是本文出现的意义所在。
三、指标与数据的说明与检验
（一）指标与数据的说明
为了分析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中印贸易效应的影响，本文选取了人民币名义汇率作为衡量汇率变动的参考指标，同时还选取了中国对印度的各个月度的进口和出口这两个指标用于分析中印贸易效应。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及时性，本文选用了这三个指标自2007年1月至2013年12月的月度数据，其中，中印月度进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表；而人民币名义汇率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下NBCN数据。 （二）ADF检验
由于选取的三个变量存在着非平稳性的可能，须要先对这三个变量时间序列和差分序列进行ADF检验以观测其平稳性。得到检验结果如下：
单位根结果显示由于原序列情况下，三个变量的统计值并不全部小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需要对这些变量进行一阶差分。而在一阶差分序列情况下，三个变量的统计值都小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这说明上述三个变量此时均不存在单位根，都属于平稳序列，因而满足进行协整分析的条件。
（三）协整分析
由于存在三个变量，且三个变量之间的单整阶数相同，因此在通过了单位根检验之后可以进行协整检验，由于第一个迹统计值25.35701要大于9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因而拒绝了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说明至少有一个协整关系的存在；且概率是小于0.05的，说明存在协整关系。以上两个结果均说明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关系的成立则排除了伪回归的可能，从而可以直接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也可以直接进行向量自回归的分析。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赤池信息准侧（简称为AIC）和施瓦茨准则（简称为SC），同其他滞后期数相比，滞后四期和滞后五期的AIC和SC都相对较小，因此需要再次进行似然比统计量的检测（即LR统计量），检测的结果为滞后四期下LR统计量显著，而滞后五期的LR统计量不显著，因而我们选择五期来作为最优滞后期。
在99%的显著水平下，唯有进口额是出口额的格兰杰原因。而在95%显著水平下，出口额是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格兰杰原因，人民币名义汇率是出口额的格兰杰原因；进口额是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格兰杰原因，人民币名义汇率是进出口额的格兰杰原因；进口额是出口额的格兰杰原因，唯有出口额不是进口额的格兰杰原因。
三、VAR模型的建立
本文试图利用VAR模型，通过研究出口、进口与人民币名义汇率这三个变量滞后值的的作用与期限，并通过脉冲响应的方法，分析各自的作用大小。最终针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中印贸易的出口、进口和人民币名义汇率这三个变量的VAR模型。
首先，建立如下的VAR模型。
其中，分别指人民币实际汇率、中国对印度的出口额和中国对印的进口额，至于是表示待估参数，表示随机扰动项。
其次，确定最优滞后期。根据上述检验结果本文选择滞后五期的VAR模型。
四、脉冲响应函数
在确定了最优滞后项阶数和VAR后，再对模型残差进行了自相关检验，检验通过之后再进行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的分析，最后在进行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时选择了12期，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一显示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冲击对出口额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开始为负效应，在第4期达到最高后冲击带来的影响转为正值，到第6期效应为0，之后开始显示正效应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正效应的影响不断增加。说明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上升，短期内会使中国对印度出口额的下降，而长期反而会促进中国对印度出口额的上升。
图二显示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冲击对进口额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开始为负效应，在第7期达到最大值之后冲击带来的影响渐渐转为正值，到第9期效应为0，之后开始显示出正效应。说明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上升，短期内会使中国对印度进口额的下降，长期反而会促进中国对印度进口额的上升，但上升幅度不如出口额。
图三显示出口额对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影响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开始为正效应，但是冲击带来的影响渐渐转为负值，到第2期效应为0，此后一直为负效应，并逐渐向0趋近。说明伴随着出口额的增加，短期内会使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上升，而长期却会使名义汇率的下降。
图四显示进口额对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影响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开始为正效应，但是冲击带来的影响渐渐转为负值，到第2期效应为0，此后一直为负效应，并逐渐向0趋近。说明伴随着进口额的增加，短期内会使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上升，而长期却会使名义汇率的下降。
五、研究结论及说明
按照汇率波动对贸易的直接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货币的升值最终使该国的贸易顺差减少或者逆差增加；反之一国货币的贬值最终使该国的贸易顺差增加或者逆差减少。
本文在对相关理论体系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构建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变化对于中印进出口間的影响和传导机理。实证结果显示：
一是人民币名义汇率与中国对印度出口额之间呈现出短期的负效应和长期的正效应。从直接效应来看，当人民币升值时，短期负效应可以理解，而长期正效应却难以解释。
二是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印度进口额之间呈现出短期的负效应和长期的正效应。从直接效应来看，当人民币升值时，长期正效应可以理解，而短期负效应难以解释。
基于实证结果与直接效应中存在着一些难以解释的结论，笔者认为可能的相关因素主要如下：
（一）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能完全反应两国之间的真实汇率水平
真实汇率一般指基于购买力平价下的实际汇率和基于利率平价下的实际汇率，而人民币名义汇率本身并不能够代替真实汇率水平。此外中印之间的贸易结算有80%以上的贸易总额都是以美元结算的，依然存在着以欧元或者其他货币结算的贸易。
（二）中印两国的市场份额变动幅度未能够考虑在实证之中
短期内人民币名义汇率之所以与中国对印度进口额之间呈现出的负效应，可能是由于07年由于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造成的。一方面，国内外贸企业外贸产品的滞销使之被迫实施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来消化滞销产品，而且中印两国在产品结构上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由于价格相对低廉，出口转内销替代了大量原本需要通过进口的产品，从而减少了进口；另一方面，次贷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内对于国外产品的需求。这些因素很可能抵消了由于人民币的升值带来的进口的增加幅度，使两者之间呈现出的负效应。
而至于长期内人民币名义汇率与中国对印度出口额之间呈现出的正效应，可能是由于两国市场份额的扩展和关税降低的贸易创造效应所致。近几年以来，中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双方合作也不断深化，合作领域不断扩展，在这种背景下，双方的贸易无论是在数量、质量上还有范围和品种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此外由于南亚博览会的开展，两国之间原先的很多商品暂时都以免税处理的形式进行贸易，所以贸易创造效应很可能抵消了原先由于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中国对印度出口份额的减少，使两者之间呈现出了正效应。
综上，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上升，从长期看，无论对于中印之间的出口还是进口而言都有一定程度上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出口的单位增加幅度要高于进口的单位增加幅度，因此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上升，将会使中国对印度的贸易顺差继续扩大。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不久后，中印之间越来越多的贸易份额将会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这将进一步促进中印之间经济的发展和合作，并为双方贸易的发展提供更大的机遇和空间。因此当前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缓慢上升，有助于促进中印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推动贸易总额上升的同时，还能够提高中国对印度的贸易顺差，提高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周杰琦，汪同三.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基于非对称协整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10（01）.
[2]李红，方冬莉.人民币名义汇率对中国—东盟贸易效应分析[J].亚太经济，2010（06）.
[3]冯军，葛颖.印度2009年对华经贸政策的最新发展[J].国际贸易问题，2009（12）.
[4]黄慧敏，张亚东.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J].广西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13（02）.
作者简介：周骁，（1990-），男，汉，江苏宜兴人，硕士在读，云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卢超（1993-），男，彝族，云南西双版纳人，本科学历，云南师范大学就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