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个地区在中国财富版图上的分量，取决于它能否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实现经济结构的更新。2020年新财富500富人榜，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四省市继续领先，共计上榜318人，以全国3.2%的面积创造了63.6%的上榜富人。
一线梯队中亦有分化。浙江曾依靠制造业优势力压广东，连续蝉联巨富最多省份的宝座，但2008年之后，广东富人抓住了房地产、互联网等新的产业机遇，反超浙江并持续扩大优势。而高科技创新者辈出的政治中心北京，连续11年上榜人数力压经济中心上海，凸显上海新经济虽已发力，但民营经济活力仍有提升空间。
上榜人数寥寥的东北与中西部地区，也并非注定徘徊在科创时代门外，如何将科研优势转化为创富动能，值得各地深思。
中国有多少地区的首富来自科技产业？在上榜富人最多的5省份中，4个省份的首富均诞生于TMT或医药行业。在经历了制造业与房地产两轮财富机遇之后，步入新经济时代的中国，已然迎来科技创富时代。技术的迭代、商业模式的更新，正在深刻地改写中国的经济地理学，而一个地区在中国的财富版图上的分量，就取决于它能否抓住历史赋予的财富机遇，实现经济结构的更新。
从2020新财富地区创富榜可以看出，区域不平衡的财富格局仍在延续。全國31个省区市中，由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四省市组成的创富第一梯队继续遥遥领先，四省市共计上榜318人，以全国3.2%的面积创造了63.6%的上榜富人，是中国财富最为集中的地区。
第一梯队的省市并非铁板一块，它们之间的不同点更值得比较研究。广东和浙江均为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在新财富发布地区创富榜的最初数年，浙江曾经依靠制造业优势力压广东，连续蝉联巨富最多省份的宝座，但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广东的富人抓住了新的财富机遇，实现了上榜人数的反超，并将优势保持至今。北京和上海同为超一线城市，经济与人口总量旗鼓相当，然而2010年至今，政治中心北京连续11年上榜人数力压经济中心上海，上海民营经济活力欠佳可见一斑（表1）。
今年的地区创富榜，广东共计114人上榜，较2019年上升4人，连续12年蝉联地区创富榜榜首。上榜富人的人均财富由2019年的211.9亿元上升至今年的270.8亿元，增幅高达27.8%。
同为民营经济大省的浙江，共有57人上榜，较2019年下降1人，在31个省区市中排名第四；人均财富210亿元，较2019年上升23.1%。
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已然经历了三种发展动能：制造业、房地产和科技创新。浙江和广东上榜人数的此消彼长，正是动能切换的最佳体现。
2003年新财富首次发布地区创富榜之时，浙江是全国上榜富人最多的省份。2003-2007年，浙江连续五年上榜人数全国第一，这与当时中国制造业主导的产业结构紧密相关。彼时，中国尚处于加入世贸组织巨额红利释放的时期。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让中国有条件承接来自全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制造业成为造富的热土。浙江在地区创富榜上领先，是传统制造业繁荣的真实写照。
2003年浙江上榜的62位富人，除绿城集团的宋卫平等5人外，其余57人均来自制造业，例如万向集团的鲁冠球从事汽车零部件，德力西集团的胡成中从事工业电器，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从事饮料和服装。这一榜单直接反映了浙江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在机械电器、化工制药、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行业的领先优势。得益于辐射整个长江流域的广阔腹地、总量过亿的人口规模优势和良好的工业基础，尤其是深厚的营商传统、冒险钻研兼具的乡土文化，长三角于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经济引擎。
相比之下，在地区创富榜屈居第二的广东，腹地人口较为有限，在对外开放的起步阶段依靠“三来一补”的外向型经济起家，制造业的崛起有境外资本尤其港资的巨大助力。“前店后厂”的模式下，众多进行产业转移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等地投资者分享头啖汤，尤其是今天创富动力澎湃的深圳、东莞等珠江东岸，南下创业的民营企业家尚未壮大，广东本土民企尚是佛山、中山等珠江西岸一枝独秀。尽管“可怕的顺德人”与“可怕的温州人”旗鼓相当，但广东的制造业巨富仍较浙江为少。
此后数年，浙江一直保持着对广东的领先优势，2005年更是有多达105人上榜，上榜人除少数房地产商外均来自制造业。
数据来源：新财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家层面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巨额基础设施投资，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逻辑一拍即合，为房地产市场注入一剂猛药，房地产行业具有优势的广东迎来了一轮前所未有的财富机遇。广东在地区创富榜超越浙江，正始于2008年。
这一年，广东共有89位富人登上新财富500富人榜，其中有29位来自房地产行业，占比高达1/3。而此年的浙江，73位上榜富人中，只有8名来自房地产业，占比仅1成，其他依然几乎全部来自制造业。由于没有搭上“四万亿”时代的便车，浙江创富人数被房地产强势的广东反超。广东地产富人的异军突起，与广州、深圳等珠三角核心城市外来建设者积聚所带来的巨大需求不无关系。“来了就是深圳人”的低门槛，让有人就有活力的地方经济发展逻辑充分体现。
前期刺激政策的退出、调控政策的收紧让房地产镀金时代褪色，TMT和医药所代表的科技创富时代已然降临。2020年，房地产行业仅有61位富人上榜，较2019年的65人缩水。TMT行业则以96位富人上榜的成绩高居各行业榜首，稳坐第一大行业宝座。
一线梯队中亦有分化。浙江曾依靠制造业优势力压广东，连续蝉联巨富最多省份的宝座，但2008年之后，广东富人抓住了房地产、互联网等新的产业机遇，反超浙江并持续扩大优势。而高科技创新者辈出的政治中心北京，连续11年上榜人数力压经济中心上海，凸显上海新经济虽已发力，但民营经济活力仍有提升空间。
上榜人数寥寥的东北与中西部地区，也并非注定徘徊在科创时代门外，如何将科研优势转化为创富动能，值得各地深思。
中国有多少地区的首富来自科技产业？在上榜富人最多的5省份中，4个省份的首富均诞生于TMT或医药行业。在经历了制造业与房地产两轮财富机遇之后，步入新经济时代的中国，已然迎来科技创富时代。技术的迭代、商业模式的更新，正在深刻地改写中国的经济地理学，而一个地区在中国的财富版图上的分量，就取决于它能否抓住历史赋予的财富机遇，实现经济结构的更新。
从2020新财富地区创富榜可以看出，区域不平衡的财富格局仍在延续。全國31个省区市中，由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四省市组成的创富第一梯队继续遥遥领先，四省市共计上榜318人，以全国3.2%的面积创造了63.6%的上榜富人，是中国财富最为集中的地区。
第一梯队的省市并非铁板一块，它们之间的不同点更值得比较研究。广东和浙江均为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在新财富发布地区创富榜的最初数年，浙江曾经依靠制造业优势力压广东，连续蝉联巨富最多省份的宝座，但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广东的富人抓住了新的财富机遇，实现了上榜人数的反超，并将优势保持至今。北京和上海同为超一线城市，经济与人口总量旗鼓相当，然而2010年至今，政治中心北京连续11年上榜人数力压经济中心上海，上海民营经济活力欠佳可见一斑（表1）。
广东vs浙江：造富的时代机遇
今年的地区创富榜，广东共计114人上榜，较2019年上升4人，连续12年蝉联地区创富榜榜首。上榜富人的人均财富由2019年的211.9亿元上升至今年的270.8亿元，增幅高达27.8%。
同为民营经济大省的浙江，共有57人上榜，较2019年下降1人，在31个省区市中排名第四；人均财富210亿元，较2019年上升23.1%。
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已然经历了三种发展动能：制造业、房地产和科技创新。浙江和广东上榜人数的此消彼长，正是动能切换的最佳体现。
2003年新财富首次发布地区创富榜之时，浙江是全国上榜富人最多的省份。2003-2007年，浙江连续五年上榜人数全国第一，这与当时中国制造业主导的产业结构紧密相关。彼时，中国尚处于加入世贸组织巨额红利释放的时期。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让中国有条件承接来自全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制造业成为造富的热土。浙江在地区创富榜上领先，是传统制造业繁荣的真实写照。
2003年浙江上榜的62位富人，除绿城集团的宋卫平等5人外，其余57人均来自制造业，例如万向集团的鲁冠球从事汽车零部件，德力西集团的胡成中从事工业电器，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从事饮料和服装。这一榜单直接反映了浙江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在机械电器、化工制药、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行业的领先优势。得益于辐射整个长江流域的广阔腹地、总量过亿的人口规模优势和良好的工业基础，尤其是深厚的营商传统、冒险钻研兼具的乡土文化，长三角于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经济引擎。
相比之下，在地区创富榜屈居第二的广东，腹地人口较为有限，在对外开放的起步阶段依靠“三来一补”的外向型经济起家，制造业的崛起有境外资本尤其港资的巨大助力。“前店后厂”的模式下，众多进行产业转移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等地投资者分享头啖汤，尤其是今天创富动力澎湃的深圳、东莞等珠江东岸，南下创业的民营企业家尚未壮大，广东本土民企尚是佛山、中山等珠江西岸一枝独秀。尽管“可怕的顺德人”与“可怕的温州人”旗鼓相当，但广东的制造业巨富仍较浙江为少。
此后数年，浙江一直保持着对广东的领先优势，2005年更是有多达105人上榜，上榜人除少数房地产商外均来自制造业。
表1：2020年新财富地区创富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家层面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巨额基础设施投资，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逻辑一拍即合，为房地产市场注入一剂猛药，房地产行业具有优势的广东迎来了一轮前所未有的财富机遇。广东在地区创富榜超越浙江，正始于2008年。
这一年，广东共有89位富人登上新财富500富人榜，其中有29位来自房地产行业，占比高达1/3。而此年的浙江，73位上榜富人中，只有8名来自房地产业，占比仅1成，其他依然几乎全部来自制造业。由于没有搭上“四万亿”时代的便车，浙江创富人数被房地产强势的广东反超。广东地产富人的异军突起，与广州、深圳等珠三角核心城市外来建设者积聚所带来的巨大需求不无关系。“来了就是深圳人”的低门槛，让有人就有活力的地方经济发展逻辑充分体现。
前期刺激政策的退出、调控政策的收紧让房地产镀金时代褪色，TMT和医药所代表的科技创富时代已然降临。2020年，房地产行业仅有61位富人上榜，较2019年的65人缩水。TMT行业则以96位富人上榜的成绩高居各行业榜首，稳坐第一大行业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