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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jinan？
张海鹏和陶文钊都清楚的记得，5年前，当中国提出在济南举办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时，这是他们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
“Jinan！Jinan？5年前，当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确定济南成为下一个承办者的时候，大家都在问同样的问题。”国际历史学会司库、瑞典纽莎泰尔大学教授劳伦特·迪索说，“他们认为为什么不是北京，不是上海？他们对济南几乎一无所知。”
作为国际历史学会执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陶文钊对中外学者交流有着更多的了解。近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开始增多，而且十分细致。”但是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和了解依然有限，“外国学者还未能直接使用中国的材料，而更多的使用间接材料来研究中国。”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张海鹏也多次表示，中国历史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但是因为受到中文的限制，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障碍重重。
贾樟柯电影中的中国
格鲁津斯基，第一届积家历史学奖得主，他最熟知的中国人曾经是毛泽东和孔子，而今，变成了贾樟柯。2015年摘得戛纳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中国电影导演贾樟柯，或许是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最直接途径。格鲁津斯基觉得，过去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比较片面，中国本土化的介绍很少能够直接传播到西方。而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可以通过电影院、互联网、媒体等多种方式接触、收到有关中国的大量信息。甚至人们可以看到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不同地区的电影，这些影像让他们对中国的社会文化更加感兴趣，从而让他们主动去了解电影背后的一些知识和历史。
格鲁津斯基印象最深刻的是贾樟柯2004年拍摄的电影《世界》，贾樟柯凭此获得2004年度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并被法国《电影手册》评为2015年度十大佳片。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群农村年轻人闯入城市生活的故事，讲述他们在城市中的迷茫、幻想、爱情、猜忌、和解……但是，贾樟柯的电影就是中国的全部吗？显然不是。格鲁津斯基发现自己和其他人都不知如何去解读这个电影。“因为缺乏对中国文化、历史方面的了解，从而导致印象深刻的仅仅是画面，而不能真正去解读，去了解其底蕴。”
被“二次加工”的中国
“彭慕兰是一位非常好的历史学家，他出版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著作，都非常好。但是他的视角依然是西方的，代表着西方的观点。”劳伦特·迪索表示，他所接触的介绍中国的材料都出自西方学者之手，他们的观点已经经过了二次加工。
“欧洲学者有研究中国的传统，16、17世纪，在欧洲有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而它的作者仅仅在广州呆了四个月，在今天看来，这是很不严谨的。”格鲁津斯基表示，今天，在不了解中国历史与北京的情况下看中国电影，产生误解几乎是必然的，而这种误解“有时候是危险的”。
“现在，整个中国都变得很重要。”劳伦特·迪索说，“我不懂汉语，但现在开始让我的孩子们学习说汉语。”研究旅游与经济的迪索在参加大会之余参观了济南大明湖、趵突泉、护城河等代表性景观，“太美了。我的一位朋友，因为对济南不了解而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我回去会告诉他这是一个错误。”“之前我并不知道济南，不知道山东大学，直到四年前才听说，现在，我有机会去直接了解。”在他看来，听别人讲述与自己亲自去看去体验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有朋友再来中国，我会告诉他们不去北京，不去上海，要去济南。”
展示东方视角下的中国
“我希望看到中国学者用英文或者法文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国学者应该发表自己的观点，让西方学者看到。”劳伦特·迪索表示，他们希望看到东方视角解读下的中国历史，而他的这一愿望在本届历史科学大会召开之际已经初步实现。
8月24日，《中国历史学30年》英文版正式发布。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张海鹏为该书主编。该书中文版由全国史学领域的知名专家20多人共同编纂，出版于2008年，共分为中国考古学、边疆民族史、历史地理、世界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战后国际关系史等22个专题，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各方面的成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中国历史学著作很少被译成英文在世界发行，这是中国史学研究（在世界上）缺少话语权的重要原因。”张海鹏表示。“研究全球史离不开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学30年》英文版出版表明，未来中国年轻一代历史学者能够用英文流利的与外国学者交流，提出问题。新成长起来的历史学家一定能够用各种文字讲述中国历史，取得中国历史在世界史学界的话语权。”
陶文钊介绍，国内历史档案的开发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今年4月，中国近代史档案馆正式成立，为外国学者直接使用第一手中国档案提供越来越多的便利，中国也欢迎西方学者来关注并研究中国历史。
过去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比较片面，中国本土化的介绍很少能够直接传播到西方。而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可以通过电影院、互联网、媒体等多种方式接触、收到有关中国的大量信息。
张海鹏和陶文钊都清楚的记得，5年前，当中国提出在济南举办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时，这是他们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
“Jinan！Jinan？5年前，当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确定济南成为下一个承办者的时候，大家都在问同样的问题。”国际历史学会司库、瑞典纽莎泰尔大学教授劳伦特·迪索说，“他们认为为什么不是北京，不是上海？他们对济南几乎一无所知。”
作为国际历史学会执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陶文钊对中外学者交流有着更多的了解。近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开始增多，而且十分细致。”但是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和了解依然有限，“外国学者还未能直接使用中国的材料，而更多的使用间接材料来研究中国。”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张海鹏也多次表示，中国历史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但是因为受到中文的限制，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障碍重重。
贾樟柯电影中的中国
格鲁津斯基，第一届积家历史学奖得主，他最熟知的中国人曾经是毛泽东和孔子，而今，变成了贾樟柯。2015年摘得戛纳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中国电影导演贾樟柯，或许是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最直接途径。格鲁津斯基觉得，过去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比较片面，中国本土化的介绍很少能够直接传播到西方。而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可以通过电影院、互联网、媒体等多种方式接触、收到有关中国的大量信息。甚至人们可以看到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不同地区的电影，这些影像让他们对中国的社会文化更加感兴趣，从而让他们主动去了解电影背后的一些知识和历史。
格鲁津斯基印象最深刻的是贾樟柯2004年拍摄的电影《世界》，贾樟柯凭此获得2004年度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并被法国《电影手册》评为2015年度十大佳片。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群农村年轻人闯入城市生活的故事，讲述他们在城市中的迷茫、幻想、爱情、猜忌、和解……但是，贾樟柯的电影就是中国的全部吗？显然不是。格鲁津斯基发现自己和其他人都不知如何去解读这个电影。“因为缺乏对中国文化、历史方面的了解，从而导致印象深刻的仅仅是画面，而不能真正去解读，去了解其底蕴。”
被“二次加工”的中国
“彭慕兰是一位非常好的历史学家，他出版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著作，都非常好。但是他的视角依然是西方的，代表着西方的观点。”劳伦特·迪索表示，他所接触的介绍中国的材料都出自西方学者之手，他们的观点已经经过了二次加工。
“欧洲学者有研究中国的传统，16、17世纪，在欧洲有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而它的作者仅仅在广州呆了四个月，在今天看来，这是很不严谨的。”格鲁津斯基表示，今天，在不了解中国历史与北京的情况下看中国电影，产生误解几乎是必然的，而这种误解“有时候是危险的”。
“现在，整个中国都变得很重要。”劳伦特·迪索说，“我不懂汉语，但现在开始让我的孩子们学习说汉语。”研究旅游与经济的迪索在参加大会之余参观了济南大明湖、趵突泉、护城河等代表性景观，“太美了。我的一位朋友，因为对济南不了解而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我回去会告诉他这是一个错误。”“之前我并不知道济南，不知道山东大学，直到四年前才听说，现在，我有机会去直接了解。”在他看来，听别人讲述与自己亲自去看去体验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有朋友再来中国，我会告诉他们不去北京，不去上海，要去济南。”
展示东方视角下的中国
“我希望看到中国学者用英文或者法文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国学者应该发表自己的观点，让西方学者看到。”劳伦特·迪索表示，他们希望看到东方视角解读下的中国历史，而他的这一愿望在本届历史科学大会召开之际已经初步实现。
8月24日，《中国历史学30年》英文版正式发布。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张海鹏为该书主编。该书中文版由全国史学领域的知名专家20多人共同编纂，出版于2008年，共分为中国考古学、边疆民族史、历史地理、世界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战后国际关系史等22个专题，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各方面的成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中国历史学著作很少被译成英文在世界发行，这是中国史学研究（在世界上）缺少话语权的重要原因。”张海鹏表示。“研究全球史离不开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学30年》英文版出版表明，未来中国年轻一代历史学者能够用英文流利的与外国学者交流，提出问题。新成长起来的历史学家一定能够用各种文字讲述中国历史，取得中国历史在世界史学界的话语权。”
陶文钊介绍，国内历史档案的开发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今年4月，中国近代史档案馆正式成立，为外国学者直接使用第一手中国档案提供越来越多的便利，中国也欢迎西方学者来关注并研究中国历史。
过去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比较片面，中国本土化的介绍很少能够直接传播到西方。而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可以通过电影院、互联网、媒体等多种方式接触、收到有关中国的大量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