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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新股发行上市由中国证监会发审委进行审核。然而现行IPO审批制却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一切问题的根源，并存在诸多问题。
问题一：定位于监管机构的证监会以审批为主业，监管倒成了副业。
中国股市是基于国企脱困背景下建立的，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资本市场逐渐被政府所接纳，并将其用为解决国企困难的一个工具，政府积极利用IPO来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困难，证监会作为政府的所属部门，必然要配合政府的这一工作。因而IPO审批制一直伴随股市成长，其已经演变为政府强力推进企业上市的一种制度。时至今日，不仅IPO要审批，增发新股、企业并购也都要审批，这使得本来定位于监管机构的中国证监会事实上成为一个审批者，其工作重心偏移到了市场管制方面，进而忽略了保护投资者这一监管制度的核心价值观。
另外，在现行的审批制下，证监会决不希望自己当初审查合格的企业，在上市后被检查出是不合格的。因此，证监会没有动力去在事后查处和惩罚IPO造假行为。“重审查”必然导致“轻监管”。
问题二：审批制保护不了投资者利益，相反，它只能够滋生寻租和腐败。
IPO审批制度的建立，其最终目的应在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然而从中国资本市场近两年来走势低迷，投资者损失惨重，但IPO仍保持高歌猛进这种违反市场特性的现象来看，审批制根本就没有起到该作用。最典型的是创业板业绩“变脸”的问题。从数据上显示，2010年281家创业板上市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同比下滑的有209家，占比高达74.4%；2011年年报显示，308家创业板公司中有89家公司业绩同比出现下滑，占比接近30%。另外，创业板在2010年和2011年套现PE的回报率分别高达10倍和7.9倍。
正是金钱的巨大诱惑，滋生了企业寻租的空间。同时，在IPO审批制下，发审委可以以商业模式、行业地位、技术含量、经营风险等为理由，否决IPO申请，这种发审委的主观性判断，必然为寻租留下巨大空间。因此现行审核制的存在，使越差的企业越有动力去造假寻租上市。另一方面，由于现行法律对造假上市企业的惩罚力度不足，也助推了企业造假寻租上市的风气，而严惩是防止上市公司造假的重要手段之一。胜景山河案例就是一个典型的造假案例，胜景山河公司在记者的调查下被揭发出其造假行径。在舆论压力下，证监会撤销该公司的IPO，将钱退还股民。这一方面说明了证监会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发现这些公司的造假行为。另一方面，从该案子的审判结果看，只有平安证券的两个保荐人被撤销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得到警告，而作为造假主体的胜景山河公司却没有得到任何惩罚。这种惩罚力度只能鼓励更多的公司造假上市，导致更多的股民利益受到损害。这些造假案件进一步突显出相关配套法律制度的缺失和不合理。
中国股市设立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融资，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或许从来不是证监会的主要工作目标。
问题三：证监会作为裁判，它是不应该有任何利益的，然而保留审批权使它成为整个证券市场利益链条中重要的环节。
由于证监会拥有审批权，上市公司、权贵PE、中介机构与审批者很容易结成利益同盟，利用供给管制来寻租上市。另外，证监会作为政府所属部门，也必然成为政府推行国企上市融资的工具。审批制的存在，使证监会处于错综复杂的利益当中，它不可能真正发挥其监管的主要职能。
用市场的观点来看，IPO的审核，本就是市场自己的事情。然而，在现行IPO审批制下，证监会代替行使了市场的功能，这种低效的行政审批制度不仅没有替投资者把好关，反而导致寻租者利用政府信用营私舞弊，相关的中介机构也成为同流合污者。审批制背后是利益勾结，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利益。
因此，监管层越早从IPO审核把关事务中脱出身来，彻底摆脱复杂的利益纠缠，就越有利于把IPO审核的责任还给市场，从而避免对政府信用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问题四：IPO审核制目的在于将一些业绩低下，有可能损害投资者利益的申请企业挡在市场之外，然而，它却把很多优秀企业都排除在外了。
一方面，我国的证监会作为一个行政部门，其责任之一是积极配合政府利用资本市场来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IPO发审制正是保证证监会履行这一职能的重要途径。发审制给一些有政府资源、政策支持的国企进入市场，提供了权力保护的“背书”，而地方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自然只能让路。
另一方面，发审委的权力来自政府机构，而政府管理市场却是一种低效率的管理。发审委的审核，其审核对象只是申请企业提交的文本，它不可能深入到企业内部发现它的问题。证监会公布的IPO审核的10道关口看似严密，但大部分只是一些程序上的审核，并不涉及对公司实质内容的审核，发审委发现申请企业问题的能力甚至不如负责公司审计的律师和会计师。另外，发审委制定的诸多审核标准并没有使其有真正的能力去识别一个公司的未来价值，只能依赖公司过去的业绩做出选择。而且，发审委的标准未必是投资人选择企业的标准，比如按照发审委标准，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公司在创业板上不了市，但胜景山河、云南绿大地这种造假企业却可以。最后，IPO审批制背后复杂的寻租过程和庞大的寻租成本，导致低质量的企业蜂拥而上，高质量的企业望而却步，这是典型的逆向选择。现行的审批制实质上把很多优秀企业都排除在外了，一些优秀的公司在内地上不了市，只能不上市或寻求海外上市。取消IPO审核制，让所有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接受市场的选择，这应该是证监会积极推进的目标之一。但是，要达成这个目标，首先证监会必须转变其功能定位，放弃目前实行的为企业融资服务的目标，并且将主要精力放在市场监管上。问题在于，这已不是证监会自己可以做出的选择。但是，在根本性改革之前，证监会并非只能安于现状，它可以在其权力范围内积极改革，逐渐缩小发审委的权力，而不是加大它的权力。比如，将审核公开化，让发审委的审核工作能够接受市场的监督。
问题五：改革审批制，即让利益集团放弃权力、自己改革自己。
目前A股的IPO已经到了无法让投资者接受的地步，但IPO热度并未消减，2011年，有265家企业成功登陆A股。“三高”发行（高市盈率、高市净率、高价格）让所有融资的参与者都有钱可赚。巨大的IPO“蛋糕”背后，是一条贯穿企业、投行、券商、律师、审计、会计等机构的庞大“利益链”。另外，IPO审批制成为政府使一些不合格的企业进入市场融资的有力保证，政府也成为获利方之一。因此，中国证监会IPO审核制改革，唯一的障碍就是来自利益集团的阻扰。政府若改革现行审批制，必然触动既得利益者，而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即是政府本身，这种改革是一个悖论。
另外，IPO审批制的改革，必须需要有相应配套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其中退市制度最为关键。2012年4月20日，深交所正式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并自2012年5月1日起施行。创业板退市制度自2012年5月起正式实施，将是A股市场正本清源的一大进步，显示出证监会解决当前我国资本市场诸多问题的决心。然而，在我国，资本市场的退市关乎地方政府的业绩，而且上市公司也是地方政府融资的平台之一。另外上市公司退市意味着一些股票持有者股票价值的消失，来自股票持有人的退市阻力也不小。而冲破地方政府和相关利益群体的阻力，是退市制度能否被真正实施的关键。
IPO审批制存在诸多弊病，诸如人为操纵IPO供给，管制带来寻租，证监会弱化监管功能，控制供给等，给我国资本市场带来一系列严重危害。因此，取消IPO审批制是中国股市改革的必然之路。当然，放弃审批制意味着中国股市将发生颠覆性变格，不仅参与者利益格局巨变，而且证监会地位也要发生转变。因此，这需要决策层“灵魂深处的革命”。只有放弃IPO审批制，才能消除PE腐败和其他“寻租”行为，解决资本市场上存在的诸多问题，证监会才能集中精力去严厉打击内幕交易、财务欺诈和股价操纵等行为。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问题一：定位于监管机构的证监会以审批为主业，监管倒成了副业。
中国股市是基于国企脱困背景下建立的，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资本市场逐渐被政府所接纳，并将其用为解决国企困难的一个工具，政府积极利用IPO来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困难，证监会作为政府的所属部门，必然要配合政府的这一工作。因而IPO审批制一直伴随股市成长，其已经演变为政府强力推进企业上市的一种制度。时至今日，不仅IPO要审批，增发新股、企业并购也都要审批，这使得本来定位于监管机构的中国证监会事实上成为一个审批者，其工作重心偏移到了市场管制方面，进而忽略了保护投资者这一监管制度的核心价值观。
另外，在现行的审批制下，证监会决不希望自己当初审查合格的企业，在上市后被检查出是不合格的。因此，证监会没有动力去在事后查处和惩罚IPO造假行为。“重审查”必然导致“轻监管”。
问题二：审批制保护不了投资者利益，相反，它只能够滋生寻租和腐败。
IPO审批制度的建立，其最终目的应在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然而从中国资本市场近两年来走势低迷，投资者损失惨重，但IPO仍保持高歌猛进这种违反市场特性的现象来看，审批制根本就没有起到该作用。最典型的是创业板业绩“变脸”的问题。从数据上显示，2010年281家创业板上市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同比下滑的有209家，占比高达74.4%；2011年年报显示，308家创业板公司中有89家公司业绩同比出现下滑，占比接近30%。另外，创业板在2010年和2011年套现PE的回报率分别高达10倍和7.9倍。
正是金钱的巨大诱惑，滋生了企业寻租的空间。同时，在IPO审批制下，发审委可以以商业模式、行业地位、技术含量、经营风险等为理由，否决IPO申请，这种发审委的主观性判断，必然为寻租留下巨大空间。因此现行审核制的存在，使越差的企业越有动力去造假寻租上市。另一方面，由于现行法律对造假上市企业的惩罚力度不足，也助推了企业造假寻租上市的风气，而严惩是防止上市公司造假的重要手段之一。胜景山河案例就是一个典型的造假案例，胜景山河公司在记者的调查下被揭发出其造假行径。在舆论压力下，证监会撤销该公司的IPO，将钱退还股民。这一方面说明了证监会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发现这些公司的造假行为。另一方面，从该案子的审判结果看，只有平安证券的两个保荐人被撤销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得到警告，而作为造假主体的胜景山河公司却没有得到任何惩罚。这种惩罚力度只能鼓励更多的公司造假上市，导致更多的股民利益受到损害。这些造假案件进一步突显出相关配套法律制度的缺失和不合理。
中国股市设立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融资，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或许从来不是证监会的主要工作目标。
问题三：证监会作为裁判，它是不应该有任何利益的，然而保留审批权使它成为整个证券市场利益链条中重要的环节。
由于证监会拥有审批权，上市公司、权贵PE、中介机构与审批者很容易结成利益同盟，利用供给管制来寻租上市。另外，证监会作为政府所属部门，也必然成为政府推行国企上市融资的工具。审批制的存在，使证监会处于错综复杂的利益当中，它不可能真正发挥其监管的主要职能。
用市场的观点来看，IPO的审核，本就是市场自己的事情。然而，在现行IPO审批制下，证监会代替行使了市场的功能，这种低效的行政审批制度不仅没有替投资者把好关，反而导致寻租者利用政府信用营私舞弊，相关的中介机构也成为同流合污者。审批制背后是利益勾结，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利益。
因此，监管层越早从IPO审核把关事务中脱出身来，彻底摆脱复杂的利益纠缠，就越有利于把IPO审核的责任还给市场，从而避免对政府信用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问题四：IPO审核制目的在于将一些业绩低下，有可能损害投资者利益的申请企业挡在市场之外，然而，它却把很多优秀企业都排除在外了。
一方面，我国的证监会作为一个行政部门，其责任之一是积极配合政府利用资本市场来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IPO发审制正是保证证监会履行这一职能的重要途径。发审制给一些有政府资源、政策支持的国企进入市场，提供了权力保护的“背书”，而地方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自然只能让路。
另一方面，发审委的权力来自政府机构，而政府管理市场却是一种低效率的管理。发审委的审核，其审核对象只是申请企业提交的文本，它不可能深入到企业内部发现它的问题。证监会公布的IPO审核的10道关口看似严密，但大部分只是一些程序上的审核，并不涉及对公司实质内容的审核，发审委发现申请企业问题的能力甚至不如负责公司审计的律师和会计师。另外，发审委制定的诸多审核标准并没有使其有真正的能力去识别一个公司的未来价值，只能依赖公司过去的业绩做出选择。而且，发审委的标准未必是投资人选择企业的标准，比如按照发审委标准，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公司在创业板上不了市，但胜景山河、云南绿大地这种造假企业却可以。最后，IPO审批制背后复杂的寻租过程和庞大的寻租成本，导致低质量的企业蜂拥而上，高质量的企业望而却步，这是典型的逆向选择。现行的审批制实质上把很多优秀企业都排除在外了，一些优秀的公司在内地上不了市，只能不上市或寻求海外上市。取消IPO审核制，让所有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接受市场的选择，这应该是证监会积极推进的目标之一。但是，要达成这个目标，首先证监会必须转变其功能定位，放弃目前实行的为企业融资服务的目标，并且将主要精力放在市场监管上。问题在于，这已不是证监会自己可以做出的选择。但是，在根本性改革之前，证监会并非只能安于现状，它可以在其权力范围内积极改革，逐渐缩小发审委的权力，而不是加大它的权力。比如，将审核公开化，让发审委的审核工作能够接受市场的监督。
问题五：改革审批制，即让利益集团放弃权力、自己改革自己。
目前A股的IPO已经到了无法让投资者接受的地步，但IPO热度并未消减，2011年，有265家企业成功登陆A股。“三高”发行（高市盈率、高市净率、高价格）让所有融资的参与者都有钱可赚。巨大的IPO“蛋糕”背后，是一条贯穿企业、投行、券商、律师、审计、会计等机构的庞大“利益链”。另外，IPO审批制成为政府使一些不合格的企业进入市场融资的有力保证，政府也成为获利方之一。因此，中国证监会IPO审核制改革，唯一的障碍就是来自利益集团的阻扰。政府若改革现行审批制，必然触动既得利益者，而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即是政府本身，这种改革是一个悖论。
另外，IPO审批制的改革，必须需要有相应配套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其中退市制度最为关键。2012年4月20日，深交所正式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并自2012年5月1日起施行。创业板退市制度自2012年5月起正式实施，将是A股市场正本清源的一大进步，显示出证监会解决当前我国资本市场诸多问题的决心。然而，在我国，资本市场的退市关乎地方政府的业绩，而且上市公司也是地方政府融资的平台之一。另外上市公司退市意味着一些股票持有者股票价值的消失，来自股票持有人的退市阻力也不小。而冲破地方政府和相关利益群体的阻力，是退市制度能否被真正实施的关键。
IPO审批制存在诸多弊病，诸如人为操纵IPO供给，管制带来寻租，证监会弱化监管功能，控制供给等，给我国资本市场带来一系列严重危害。因此，取消IPO审批制是中国股市改革的必然之路。当然，放弃审批制意味着中国股市将发生颠覆性变格，不仅参与者利益格局巨变，而且证监会地位也要发生转变。因此，这需要决策层“灵魂深处的革命”。只有放弃IPO审批制，才能消除PE腐败和其他“寻租”行为，解决资本市场上存在的诸多问题，证监会才能集中精力去严厉打击内幕交易、财务欺诈和股价操纵等行为。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