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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绣的特点,除了其主要品种为条幅、挂屏、台屏等欣赏性制品以外,还有就是它的题材,大多表现为人物、山水、花鸟、博古等;它的针法也比较多样,包括直扭针、捆咬针、续插针、辅助针、编绣、绕绣、变体绣七大类三十余种,以及广州钉金绣中的平绣、织锦绣、绕绣、凸绣、贴花绣等六大类十多种针法。所用材料除了历史上曾记载过的孔雀毛、马鬃以外,大多是在白缎上使用绒线刺绣,也有用金银线及珠绣。
由于广绣是在不断地革新和发展。它的特点也就随之不断丰富和深化,也就有了因应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如明末清初时期,为了使色彩的表现鲜艳和丰富,大量地尝试运用各种材料,以至孔雀毛、马鬃皆用作刺绣的材料。又如,沈从文先生曾经作过研究:“晚清广绣的成就主要部分是观赏性的镜屏挂屏。因为广绣中首先是这部分艺术品给人印象比较熟悉深刻。至于其他杂件,即少为人注意到了。十八世纪桃花、纳丝和十九世纪初期的戳纱挽袖和裙面,虽还留下许多精品,只因时代隔,若无人作特别介绍,即搁在眼前,也会当面错过,已较少有人知道这些刺绣中也有属于广绣作品了。……绣件极少加属年月,但是从使用彩色分析,相对时代还是可以得到。例如喜用深棕色树干,洋莲紫色加于花鸟间,且多装置在雕刻有流水万字地加团寿蝙蝠红木框中,就知道时代极少早过道光时,一般生产或在同治、光绪之际。北京发现格外多,和晚清官僚来京入朝陛见,士绅子弟会试应举、捐官、拜门,带来送礼祝寿有关。最有代表性的是颐和园里高过八尺的大镜屏,就是六十年前为送慈禧太后寿礼远道运来的。”(沈从文《龙凤艺术·谈广绣》)
沈从文先生对广绣晚清时代特征的归纳总结,在实物中得到了印证,如道光时期的以外销为主的广绣作品,其树干的确是“深棕色”的;以镜屏斗方形式的广绣作品也是以花鸟为多(图1、清光绪广绣花鸟绣件)。然而,由于其归纳过于简约,尚未能完全反映晚清时期广绣创新与发展的过程。其实,同治、光绪时期的广绣较前又有了显著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刺绣的技法方面。如白缎绣青鸾献寿图镜屏(图2),采取了2-3晕色法,以及套针、勒针等针法的综合运用,使作品有了色彩过渡的变化,并且吸取苏绣文人画的特点,在作品上绣上文字,这是广绣前所未有的创举。类似的还有花鸟镜屏(图3)等,其树干已不像道光时期绣品那样的纯深棕色,而是采用过渡色来表现高光点。这是广泛吸取别的绣种的技法,特别是苏绣技法长处后而加以变化的结果。在诸多的技法中,尤以晕色法的运用,是光绪时期作品与前代作品相区别的、最为鲜明的时代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广绣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创作出诸如《晨曦》这样的作品(图4),达到了新的高峰。
广绣虽然不像顾绣般地以文人画作稿,以模仿绘画为擅长,却以其能贴近生活,客观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器物、场景,在浓郁的民俗气息中透露雅致。由是,让外国人十分青睞,畅销欧美市场。如笔者曾见一对条幅挂屏,就是属于此类作品。
挂屏,白缎绒线绣。纵96厘米,宽26.5厘米。两件合共一套(图5、屏一:图6、屏二)。刺绣图案为山水人物形式,表现的内容主要是民间祭祀活动。如屏一所示,人们打着旃幡,抬着供神坐的轿子,以及一与祭祀有关的巨大“神木”,穿山越岭前行。“神木”上绣有文字,文为:“大世名木位前”。旃幡对联所绣文字上联是:“天生一中分造化”;下联是:“人非心上起口口”。
屏一祭祀队伍中所抬者与屏二祭祀队伍中所抬者皆为轿子,只不过分属女轿和硬轿而已,我们从《澳门纪略》一书的附图中(图7、图8)可以找到答案,所谓女轿,是遮掩得严实的 种:所谓硬轿(也有称肩舆的),规模较大的需要八人抬(图9),规模小的则两人抬。可见,绣品对器物的状貌是写实的。关于女轿的称谓应自明代始,在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以及文献记载中颇多出现,如明《初刻拍案惊奇》有记:“崔生步出门外等侯,望见女轿二乘来了,走在门左迎接。”《闺秀英才传·宋琬》:“既而步出湖边,将次登舫,忽见女轿十余,向西杂沓而去。意其必诣上竺,而轿内或有佳丽。亟欲舍舟雇马,尾往一游,适与同社生相遇,立谈久之,遂托以他事,加鞭骤马而进。”《钦定续文献通考》记:“世宗嘉靖十五年,礼部尚书霍韬言:“礼仪定式,京官三品以上乘轿,迩者文官皆用肩舆或乘女轿。乞申明礼制,俾臣下有所遵守。’乃定四品下不许乘轿,亦毋得用肩舆。”又《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先是南京礼部尚书霍韬言:‘按礼仪定式,京宫三品以上乘轿。’官员相遇回避有等制甚明也。迩者南京无论品秩崇卑,皆用肩舆或乘女轿,街衢相遇,卑不避尊。旧年,给事中曾钧骑马径冲尚书刘龙、潘珍两轿之间,钧寻与龙互相讦奏。”《万历野获编》也记作:“旧制:文臣三品以上,始得乘舆。今凡在京大小官员,俱望舆出入,初犹女轿蔽帷,不用呵殿,今则褰幞前临,与南京相似矣。”其实,女轿称谓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其遮蔽严实,还因为抬轿的皆用女性有关。据《太祖高皇帝实录》记:“(洪武二十年)取福州女轿户。初,闽俗妇女有以舁轿为业者,命取至京师,居之竹轿,以便出入宫掖。……引礼内官导王先出,女轿夫举凤轿至于中门之内。”可见女轿原本指的是由女轿夫抬的、供女性乘坐的、有遮蔽的轿子,后来才泛指有遮蔽的轿子皆为女轿。我们通过图与图的比较,发现抬女轿的与拾肩舆的轿夫衣着不同,可以感觉到抬女轿的应是女性,抬肩舆的应是男性。从祭祀侍者中有穿戴官服模样的人,祭祀队伍中张打旌旗、罗伞,肩舆又有龙的装饰图案等物象推测,刺绣品所表现的至少是具有王公贵族身份的人士参与的祭祀活动。
该挂屏的刺绣技法颇为多样,有直线绣、斜线绣,以及直扭针、捆咬针、续针、勒针等针法。刺绣的技艺也颇为精湛,具有针脚平整,针步均匀,纹理清晰,水路分明等特征(图10)。从其尚未懂得将各色丝线混杂配合使用,并且还大量留有水路的做法,以及树干一概呈“深棕色”(图11),不似光绪时期的刺绣作品,于树干中心处用白绒线绣作高光点等的特征分析,该作品属于清代道光时期的作品。此外,在镜框的背面,还黏贴着一张印有英文的店家说明(图12),得广东省博物馆白芳博士相助,译文作:“英国伦敦威斯敏特区维多利亚街105号古董店,(兼)经营油画清洗修复;雕刻品的翻新与修整;配画框、装裱;家具翻新、描金等业务。”那么,这就是一件典型的清代道光年间的外销广绣作品。
广绣贴近生活、反映民俗的题材优势是不容置疑的。广绣通过变革和创新,不断地提升刺绣的艺术水平,也是不可小视的。在承担贡品任务的同时,能努力使产品适应外销市场的需求,并一直获得欧美人士的青睐,把它作为东方文化的象征物而广购之。广绣也因此能与苏绣、湘绣、川绣并称全国四大名绣。
由于广绣是在不断地革新和发展。它的特点也就随之不断丰富和深化,也就有了因应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如明末清初时期,为了使色彩的表现鲜艳和丰富,大量地尝试运用各种材料,以至孔雀毛、马鬃皆用作刺绣的材料。又如,沈从文先生曾经作过研究:“晚清广绣的成就主要部分是观赏性的镜屏挂屏。因为广绣中首先是这部分艺术品给人印象比较熟悉深刻。至于其他杂件,即少为人注意到了。十八世纪桃花、纳丝和十九世纪初期的戳纱挽袖和裙面,虽还留下许多精品,只因时代隔,若无人作特别介绍,即搁在眼前,也会当面错过,已较少有人知道这些刺绣中也有属于广绣作品了。……绣件极少加属年月,但是从使用彩色分析,相对时代还是可以得到。例如喜用深棕色树干,洋莲紫色加于花鸟间,且多装置在雕刻有流水万字地加团寿蝙蝠红木框中,就知道时代极少早过道光时,一般生产或在同治、光绪之际。北京发现格外多,和晚清官僚来京入朝陛见,士绅子弟会试应举、捐官、拜门,带来送礼祝寿有关。最有代表性的是颐和园里高过八尺的大镜屏,就是六十年前为送慈禧太后寿礼远道运来的。”(沈从文《龙凤艺术·谈广绣》)
沈从文先生对广绣晚清时代特征的归纳总结,在实物中得到了印证,如道光时期的以外销为主的广绣作品,其树干的确是“深棕色”的;以镜屏斗方形式的广绣作品也是以花鸟为多(图1、清光绪广绣花鸟绣件)。然而,由于其归纳过于简约,尚未能完全反映晚清时期广绣创新与发展的过程。其实,同治、光绪时期的广绣较前又有了显著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刺绣的技法方面。如白缎绣青鸾献寿图镜屏(图2),采取了2-3晕色法,以及套针、勒针等针法的综合运用,使作品有了色彩过渡的变化,并且吸取苏绣文人画的特点,在作品上绣上文字,这是广绣前所未有的创举。类似的还有花鸟镜屏(图3)等,其树干已不像道光时期绣品那样的纯深棕色,而是采用过渡色来表现高光点。这是广泛吸取别的绣种的技法,特别是苏绣技法长处后而加以变化的结果。在诸多的技法中,尤以晕色法的运用,是光绪时期作品与前代作品相区别的、最为鲜明的时代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广绣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创作出诸如《晨曦》这样的作品(图4),达到了新的高峰。
广绣虽然不像顾绣般地以文人画作稿,以模仿绘画为擅长,却以其能贴近生活,客观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器物、场景,在浓郁的民俗气息中透露雅致。由是,让外国人十分青睞,畅销欧美市场。如笔者曾见一对条幅挂屏,就是属于此类作品。
挂屏,白缎绒线绣。纵96厘米,宽26.5厘米。两件合共一套(图5、屏一:图6、屏二)。刺绣图案为山水人物形式,表现的内容主要是民间祭祀活动。如屏一所示,人们打着旃幡,抬着供神坐的轿子,以及一与祭祀有关的巨大“神木”,穿山越岭前行。“神木”上绣有文字,文为:“大世名木位前”。旃幡对联所绣文字上联是:“天生一中分造化”;下联是:“人非心上起口口”。
屏一祭祀队伍中所抬者与屏二祭祀队伍中所抬者皆为轿子,只不过分属女轿和硬轿而已,我们从《澳门纪略》一书的附图中(图7、图8)可以找到答案,所谓女轿,是遮掩得严实的 种:所谓硬轿(也有称肩舆的),规模较大的需要八人抬(图9),规模小的则两人抬。可见,绣品对器物的状貌是写实的。关于女轿的称谓应自明代始,在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以及文献记载中颇多出现,如明《初刻拍案惊奇》有记:“崔生步出门外等侯,望见女轿二乘来了,走在门左迎接。”《闺秀英才传·宋琬》:“既而步出湖边,将次登舫,忽见女轿十余,向西杂沓而去。意其必诣上竺,而轿内或有佳丽。亟欲舍舟雇马,尾往一游,适与同社生相遇,立谈久之,遂托以他事,加鞭骤马而进。”《钦定续文献通考》记:“世宗嘉靖十五年,礼部尚书霍韬言:“礼仪定式,京官三品以上乘轿,迩者文官皆用肩舆或乘女轿。乞申明礼制,俾臣下有所遵守。’乃定四品下不许乘轿,亦毋得用肩舆。”又《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先是南京礼部尚书霍韬言:‘按礼仪定式,京宫三品以上乘轿。’官员相遇回避有等制甚明也。迩者南京无论品秩崇卑,皆用肩舆或乘女轿,街衢相遇,卑不避尊。旧年,给事中曾钧骑马径冲尚书刘龙、潘珍两轿之间,钧寻与龙互相讦奏。”《万历野获编》也记作:“旧制:文臣三品以上,始得乘舆。今凡在京大小官员,俱望舆出入,初犹女轿蔽帷,不用呵殿,今则褰幞前临,与南京相似矣。”其实,女轿称谓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其遮蔽严实,还因为抬轿的皆用女性有关。据《太祖高皇帝实录》记:“(洪武二十年)取福州女轿户。初,闽俗妇女有以舁轿为业者,命取至京师,居之竹轿,以便出入宫掖。……引礼内官导王先出,女轿夫举凤轿至于中门之内。”可见女轿原本指的是由女轿夫抬的、供女性乘坐的、有遮蔽的轿子,后来才泛指有遮蔽的轿子皆为女轿。我们通过图与图的比较,发现抬女轿的与拾肩舆的轿夫衣着不同,可以感觉到抬女轿的应是女性,抬肩舆的应是男性。从祭祀侍者中有穿戴官服模样的人,祭祀队伍中张打旌旗、罗伞,肩舆又有龙的装饰图案等物象推测,刺绣品所表现的至少是具有王公贵族身份的人士参与的祭祀活动。
该挂屏的刺绣技法颇为多样,有直线绣、斜线绣,以及直扭针、捆咬针、续针、勒针等针法。刺绣的技艺也颇为精湛,具有针脚平整,针步均匀,纹理清晰,水路分明等特征(图10)。从其尚未懂得将各色丝线混杂配合使用,并且还大量留有水路的做法,以及树干一概呈“深棕色”(图11),不似光绪时期的刺绣作品,于树干中心处用白绒线绣作高光点等的特征分析,该作品属于清代道光时期的作品。此外,在镜框的背面,还黏贴着一张印有英文的店家说明(图12),得广东省博物馆白芳博士相助,译文作:“英国伦敦威斯敏特区维多利亚街105号古董店,(兼)经营油画清洗修复;雕刻品的翻新与修整;配画框、装裱;家具翻新、描金等业务。”那么,这就是一件典型的清代道光年间的外销广绣作品。
广绣贴近生活、反映民俗的题材优势是不容置疑的。广绣通过变革和创新,不断地提升刺绣的艺术水平,也是不可小视的。在承担贡品任务的同时,能努力使产品适应外销市场的需求,并一直获得欧美人士的青睐,把它作为东方文化的象征物而广购之。广绣也因此能与苏绣、湘绣、川绣并称全国四大名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