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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出版是我党执政文化资源的一部分。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红色出版从意识形态这一角度，为红色政权的巩固、新中国的诞生和文化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新时期，红色出版可以通过新的方式得到弘扬和发展。
[关键词] 执政资源 文化资源 意识形态 红色出版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5-0107-03Publication of “Red” Book Series and Cultural Resources for the Rulinparty
Yang Chuang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Shanghai，200092）
[Abstract] “Red”book series are part of our Party’s cultural resources.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publication of“Red”book series has been ideologically signicant to the founding of PRC， the consolidation of CPC’s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concerned.The new epoch is to witnes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in brand-new publication of“Red”book series.
[Key words] Resources for the rulinparty Cultural resources Ideology Publication of“Red”book series
执政资源是执政党借以实现自己目标的所有可以利用资源的总和。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日起，就全力开发、维护各类执政资源，也正是对执政资源的有效开发，才使中国共产党获得执政地位，并全面拓展党执政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有学者认为，对党执政资源系统的把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基础性资源、运作国家政治权力中产生的资源、执政权力的拓展性资源。基础性资源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政党在掌控国家政权之前就拥有的资源，是其运作国家权力的基础，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资源和组织资源。运作国家政治权力中产生的资源是指取得执政地位以后，通过和国家政权的有效结合所获得的资源，主要包括权力资源、制度资源和合法性资源等[1]。执政权力的拓展性资源主要是指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力系统之外，为执政权力所支配，并对执政权力发生作用的各种资源，主要包括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我们想探讨的主要是第三层次，也就是拓展性资源中的文化资源部分。文化资源是执政资源中的精神要素，是其中的软资源。执政文化资源是贯穿于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中的观念、原则、态度、情感、评价等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更是关于执政的思想、制度和心理的凝聚，它包括了主流意识形态、民族精神、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大众心理等丰富内涵[2]。执政文化资源是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所凭借的意识形态、党的传统、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知识等一系列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思想文化的聚合体。如果政党成功开发使用执政文化资源，其执政能力就容易获得民众的心理认同，而且获得认同的成本相对低廉。由于出版具有较强的政治功能，在舆论导向、思想教育和社会整合等方便具有很强的作用，不难看出，一个国家出版事业的发展，也能够为政党的执政提供支持。出版事业始终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党和国家一直以来的高度重视，纵观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出版史，也正是一部反映了历史潮流和人心向背的关乎意识形态的发展史，更是一部不断为党提供源源不断的执政文化资源的发展史。
1 早期的“红色出版”及其贡献
“红色出版”是目前较为流行的一个形象说法，我们很难给予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全国解放以前，它更多地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事业，也包括一些进步的左翼团体从事的出版活动。而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它可以大致理解为适应当时国内外环境而出版的带有明显“政治话语”色彩的出版工作。改革开放以后，则大致等同于“主旋律出版”，也就是为配合主流意识形态而进行的出版。红色出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1921年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积极创办出版机构，把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及主张充分结合起来，先后成立了包括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长江书店、文化书社在内的一系列出版机构。这些出版机构，不仅承担了出版发行职能，有的甚至还成为中共党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据点和联络机关。我们可以把共产党在1949年全国解放前的出版事业，分为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共产党的出版事业和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出版活动两部分。这两部分构成了同时并存又彼此声援的两条出版主线。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出版了大量书刊。据叶再生编制的《苏维埃出版物通览（1927—1937）》表统计，十年间苏区出版书刊有755种[3]，苏区出版物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鲜明的政治立场，大力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其内容往往结合当时的宣传任务，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些出版物文字通俗易懂，语言活泼生动，群众喜闻乐见，宣传效果好，为动员一切力量保卫苏维埃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抗日根据地的出版事业开始了从一穷二白到方兴未艾的转变。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出版工作快速开展起来，这一阶段的出版物秉承了以前苏区出版物注重政治的特点，表现出鲜明的党性特征。出版党的领导人著作、党报与党刊、党的历史文献、党的政策文件、马列主义著作成为根据地出版工作的核心。为军事斗争服务、为思想文化斗争需要服务、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些宗旨始终贯穿于各抗日根据地出版活动的全过程。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经历了抗战硝烟的新华书店，也经历从偏僻乡村到中心城市，从区域之地到全国范围广泛的发展壮大过程，它们的出版工作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的重要基础[4]。这一时期的出版事业始终坚持服务于战争，服务于宣传，服务于人民政权的价值取向。这一传统不仅沿承了苏维埃政权时期和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出版路线，而且引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出版方向。 纵观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共产党的出版事业，可以发现它们为维护和壮大政权做出的种种努力。这一时期的红色出版事业，不仅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也通过文化产品特有的宣传功能，为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特定的价值判断和改造世界的行动计划，虽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取得全国性的国家政权，但是已经通过这些方式积累了丰富的意识形态资源。不仅如此，还为我党准备大量的组织资源。当时，大量青年学子因为受到进步的红色出版物的潜移默化和感召奔赴延安，其中很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他们正是共产党组织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民党统治区的红色出版由于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限制和打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共关系破裂，在此后的十年中，国民政府持续不断地打击有“共党赤化嫌疑”或文化内容左翼的书刊，国统区内的禁书禁刊事件从未断绝。这一方面固然反映出国民党政府文化专制主义的反动倾向，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共产党对残酷环境的强大适应能力，就算环境极端险恶，他们也能既坚持不懈又极具策略性地开展出版活动。除了自身积极参与出版活动，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地参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或者予以引导，这使得不少左翼团体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出版阵地。抗战初期汉口、广州等地出版了相当数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以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著作，虽然随着以后形势的变化，这些著作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限制甚至查禁，但始终未曾在大后方禁绝。
由于当时国民党是实际意义上的执政党，拥有全国性的国家政权。他们的意识形态得以与国家权力相结合，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意志，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出版了大量宣传三民主义或者是为国民党独裁统治辩护的出版物。在整个民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出版也不是出版的主流，出版的数千种书刊相对于整个民国出版物十余万种的巨大数量而言，只占到很小的比例。但是从国民党政府视这些红色出版物为洪水猛兽、必欲禁之而后快的态度来看，它们确实从思想和文化上削弱了国民党的统治力。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些出版活动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从而抢占了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文化资源。这些无疑为日后中国共产党获取国家政权提供了精神和舆论上的支持。
2 “红色出版”的发展与挫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一角色的变化，使得中国共产党通过运作公共权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利用制度的权威扩大自身政治影响力，通过开发合法性资源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为了实现党执政体系的良性运行，有必要充分利用作为文化资源的出版事业来加强思想引导和舆论监督。
新中国的出版事业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通过一系列政策引导和艰苦的努力后，新中国很快就奠定了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坚实基础。这一时期，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以及有关党和政府政策文件成为出版工作的重中之重。对新成立的新中国政权而言，这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宣传是完全有必要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从文化资源的角度对巩固当时处于复杂国际形势下的新生的红色政权起到了巨大作用。
“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的出版事业遭受巨大挫折，经过17年创建起来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和破坏。1966年，全国图书出版种数由1965年的20143种下降到11055种，1967年更是骤降到2925种；全国期刊种数则由1965年的790种，猛降到1969年只剩下《红旗》等20种[5]。这一时期，大量出版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像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为了建立纯而又纯的意识形态，这种极端化的政策走向了文化禁锢主义。这种片面着眼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举措，非但没有提升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反而造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日渐萎缩与僵化。本该为执政资源提供助力的红色出版，应该反映更加先进的意识形态，这就必然要求它不仅要求具有思想上的抽象性和系统性，而且具有普遍的高度和涵盖性，也就是说它不应该是将广泛的社会群体排斥在自己之外，相反地，要团结越来越多的群体。很难想象一个人数庞大却只允许出版20种期刊和不到3000种图书的执政党能真正在其内部形成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在一种体制僵化和文化禁锢的氛围中往往只会让民众产生强大的逆反心理。文化资源本应该为提升执政能力服务，这时却只能产生反作用，这种适得其反的效果肯定是有违这些政策制定者的初衷的。
3 新时代的“红色出版”
改革开放以后，“四人帮”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流毒被逐渐清洗，文化禁锢主义也被逐步打破。出版业内部解放思想，开拓前进，很快使出版业进入了繁荣时期。不仅奏响了“主旋律”的红色出版得到了发展，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其他出版物也大量出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日益推进，各种思想和文化思潮不断涌现。具有明显霸权主义特征的西方文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广泛渗透，一些反马列主义的思潮和一些腐朽文化等负面东西也随之而来。同时，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诱发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的滋生蔓延。由于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文化产品爆炸式地增长，这种时候要巩固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流阵地，继续发挥红色出版作为文化资源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作用，就必然对红色出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在大量的出版产品中很容易被忽略或者总是处于默默无闻状态的出版门类，肯定是发挥不了多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号召力的。
在改革开放以前，思想的禁锢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高度同质化，社会的信仰体系也相应地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这使得党的意识形态能够以控制和灌输的方式来整合社会思想。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社会自主性得以萌发并日益彰显，人们获取个人利益的途径和手段更加多样化，在可以不依赖党组织而实现个人价值的年代，如果还运用控制和灌输的方式来整合社会思想，肯定行不通。红色出版也是如此，仅仅通过行政命令或者强制发行的方式来推行，最多只能让人们表面上接受而不是内心的认同，有时甚至会产生极强的逆反心理，其效果可想而知。要想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发展和壮大红色出版，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作为执政文化资源对党和国家的作用，就必须要实现红色出版产品从偏重“外部灌输”到“内外共生”的转变。我们可以尝试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实现这种转变。 新时期的红色出版，必须在内容上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如前所述，现在的人们早已厌倦了政治上枯燥的说教，厌倦了以前的那些记忆中“假大空”的小说等文艺作品。这个时候的红色出版，要想赢得读者，要想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必须遵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提供的内容也就必须顺应大众的审美情趣以及接受方式。在这方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主旋律畅销小说《亮剑》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与以往战争题材小说中“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不同，《亮剑》的主人公李云龙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辉煌战绩与个性棱角共生、优点有多少缺点就有多少的“草莽英雄”式的将军样板。我们完全可以把李云龙从抗战时期基层指挥员到解放后我军高级将领的成长历程，看作一个朴实的中国农民对红色革命与战争的不断理解的过程。在极端残酷、朝不保夕的战争环境中，他按照自己摸索出来的方式不断改造自己，并且最终成为拥有坚定信仰的革命者，他的个性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体现得更加鲜明。小说不但展现了真实的农民思维方式，也展现了真实的农民性格的成长过程，这使得这部小说获得了极大的历史真实感以及读者的强烈认同感。正是这种货真价实的传奇色彩，让小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由小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视剧的热播，更是使主人公的形象深入人心。另一部同样畅销的小说《历史的天空》也具有相似的特点。
在形式上必须要适应信息时代的新要求，充分运用先进的数字网络载体，构建覆盖广泛、立体互动的传播体系。在出版物的营销策划方面也可以尝试新的方式。比如人民社的“红色经典”系列通过采用轻型纸、图片“出血”、穿插小故事、革命文物照片等形式，让读者读来不觉枯燥。作为曾经伴随许多读者度过美好童年的红色连环画，如今也越来越向艺术收藏类出版物发展，许多美术出版社除保持连环画的原有风格外，纷纷采用轻型纸和礼盒式包装让红色连环画更具收藏价值[6]。 作为一种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发挥过重要历史作用的出版门类，红色出版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现今市场经济大潮席卷全国的现实条件下，红色出版既是我党执政文化资源的一部分，又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典型特征。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大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对低俗商业文化的反思，一些曾经红极一时的红色图书得到重印、再版。比如重新进入普通大众视野的“红色经典”《红岩》《林海雪原》等，这些图书蕴含的正义品格、崇高精神，往往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和时代精神，而这些东西，是我们任何时期都不能摒弃的。
注 释
[1][2]蒯正明，杨新宇.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建设研究[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26-29，26-29
[3][4]吴永贵，左军.红色出版的历史考察与启示[N].光明日报，2011-06-15
[5]方厚枢，魏玉山.中国出版通史（9）[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4
[6]刘超.红色出版 市场化压力下亟需创新[N].出版商务周报，2007-07-05
（收稿日期：2014-01-30）
[关键词] 执政资源 文化资源 意识形态 红色出版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5-0107-03Publication of “Red” Book Series and Cultural Resources for the Rulinparty
Yang Chuang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Shanghai，200092）
[Abstract] “Red”book series are part of our Party’s cultural resources.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publication of“Red”book series has been ideologically signicant to the founding of PRC， the consolidation of CPC’s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concerned.The new epoch is to witnes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in brand-new publication of“Red”book series.
[Key words] Resources for the rulinparty Cultural resources Ideology Publication of“Red”book series
执政资源是执政党借以实现自己目标的所有可以利用资源的总和。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日起，就全力开发、维护各类执政资源，也正是对执政资源的有效开发，才使中国共产党获得执政地位，并全面拓展党执政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有学者认为，对党执政资源系统的把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基础性资源、运作国家政治权力中产生的资源、执政权力的拓展性资源。基础性资源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政党在掌控国家政权之前就拥有的资源，是其运作国家权力的基础，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资源和组织资源。运作国家政治权力中产生的资源是指取得执政地位以后，通过和国家政权的有效结合所获得的资源，主要包括权力资源、制度资源和合法性资源等[1]。执政权力的拓展性资源主要是指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力系统之外，为执政权力所支配，并对执政权力发生作用的各种资源，主要包括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我们想探讨的主要是第三层次，也就是拓展性资源中的文化资源部分。文化资源是执政资源中的精神要素，是其中的软资源。执政文化资源是贯穿于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中的观念、原则、态度、情感、评价等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更是关于执政的思想、制度和心理的凝聚，它包括了主流意识形态、民族精神、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大众心理等丰富内涵[2]。执政文化资源是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所凭借的意识形态、党的传统、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知识等一系列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思想文化的聚合体。如果政党成功开发使用执政文化资源，其执政能力就容易获得民众的心理认同，而且获得认同的成本相对低廉。由于出版具有较强的政治功能，在舆论导向、思想教育和社会整合等方便具有很强的作用，不难看出，一个国家出版事业的发展，也能够为政党的执政提供支持。出版事业始终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党和国家一直以来的高度重视，纵观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出版史，也正是一部反映了历史潮流和人心向背的关乎意识形态的发展史，更是一部不断为党提供源源不断的执政文化资源的发展史。
1 早期的“红色出版”及其贡献
“红色出版”是目前较为流行的一个形象说法，我们很难给予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全国解放以前，它更多地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事业，也包括一些进步的左翼团体从事的出版活动。而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它可以大致理解为适应当时国内外环境而出版的带有明显“政治话语”色彩的出版工作。改革开放以后，则大致等同于“主旋律出版”，也就是为配合主流意识形态而进行的出版。红色出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1921年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积极创办出版机构，把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及主张充分结合起来，先后成立了包括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长江书店、文化书社在内的一系列出版机构。这些出版机构，不仅承担了出版发行职能，有的甚至还成为中共党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据点和联络机关。我们可以把共产党在1949年全国解放前的出版事业，分为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共产党的出版事业和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出版活动两部分。这两部分构成了同时并存又彼此声援的两条出版主线。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出版了大量书刊。据叶再生编制的《苏维埃出版物通览（1927—1937）》表统计，十年间苏区出版书刊有755种[3]，苏区出版物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鲜明的政治立场，大力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其内容往往结合当时的宣传任务，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些出版物文字通俗易懂，语言活泼生动，群众喜闻乐见，宣传效果好，为动员一切力量保卫苏维埃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抗日根据地的出版事业开始了从一穷二白到方兴未艾的转变。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出版工作快速开展起来，这一阶段的出版物秉承了以前苏区出版物注重政治的特点，表现出鲜明的党性特征。出版党的领导人著作、党报与党刊、党的历史文献、党的政策文件、马列主义著作成为根据地出版工作的核心。为军事斗争服务、为思想文化斗争需要服务、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些宗旨始终贯穿于各抗日根据地出版活动的全过程。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经历了抗战硝烟的新华书店，也经历从偏僻乡村到中心城市，从区域之地到全国范围广泛的发展壮大过程，它们的出版工作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的重要基础[4]。这一时期的出版事业始终坚持服务于战争，服务于宣传，服务于人民政权的价值取向。这一传统不仅沿承了苏维埃政权时期和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出版路线，而且引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出版方向。 纵观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共产党的出版事业，可以发现它们为维护和壮大政权做出的种种努力。这一时期的红色出版事业，不仅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也通过文化产品特有的宣传功能，为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特定的价值判断和改造世界的行动计划，虽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取得全国性的国家政权，但是已经通过这些方式积累了丰富的意识形态资源。不仅如此，还为我党准备大量的组织资源。当时，大量青年学子因为受到进步的红色出版物的潜移默化和感召奔赴延安，其中很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他们正是共产党组织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民党统治区的红色出版由于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限制和打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共关系破裂，在此后的十年中，国民政府持续不断地打击有“共党赤化嫌疑”或文化内容左翼的书刊，国统区内的禁书禁刊事件从未断绝。这一方面固然反映出国民党政府文化专制主义的反动倾向，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共产党对残酷环境的强大适应能力，就算环境极端险恶，他们也能既坚持不懈又极具策略性地开展出版活动。除了自身积极参与出版活动，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地参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或者予以引导，这使得不少左翼团体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出版阵地。抗战初期汉口、广州等地出版了相当数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以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著作，虽然随着以后形势的变化，这些著作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限制甚至查禁，但始终未曾在大后方禁绝。
由于当时国民党是实际意义上的执政党，拥有全国性的国家政权。他们的意识形态得以与国家权力相结合，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意志，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出版了大量宣传三民主义或者是为国民党独裁统治辩护的出版物。在整个民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出版也不是出版的主流，出版的数千种书刊相对于整个民国出版物十余万种的巨大数量而言，只占到很小的比例。但是从国民党政府视这些红色出版物为洪水猛兽、必欲禁之而后快的态度来看，它们确实从思想和文化上削弱了国民党的统治力。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些出版活动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从而抢占了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文化资源。这些无疑为日后中国共产党获取国家政权提供了精神和舆论上的支持。
2 “红色出版”的发展与挫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一角色的变化，使得中国共产党通过运作公共权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利用制度的权威扩大自身政治影响力，通过开发合法性资源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为了实现党执政体系的良性运行，有必要充分利用作为文化资源的出版事业来加强思想引导和舆论监督。
新中国的出版事业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通过一系列政策引导和艰苦的努力后，新中国很快就奠定了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坚实基础。这一时期，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以及有关党和政府政策文件成为出版工作的重中之重。对新成立的新中国政权而言，这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宣传是完全有必要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从文化资源的角度对巩固当时处于复杂国际形势下的新生的红色政权起到了巨大作用。
“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的出版事业遭受巨大挫折，经过17年创建起来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和破坏。1966年，全国图书出版种数由1965年的20143种下降到11055种，1967年更是骤降到2925种；全国期刊种数则由1965年的790种，猛降到1969年只剩下《红旗》等20种[5]。这一时期，大量出版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像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为了建立纯而又纯的意识形态，这种极端化的政策走向了文化禁锢主义。这种片面着眼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举措，非但没有提升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反而造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日渐萎缩与僵化。本该为执政资源提供助力的红色出版，应该反映更加先进的意识形态，这就必然要求它不仅要求具有思想上的抽象性和系统性，而且具有普遍的高度和涵盖性，也就是说它不应该是将广泛的社会群体排斥在自己之外，相反地，要团结越来越多的群体。很难想象一个人数庞大却只允许出版20种期刊和不到3000种图书的执政党能真正在其内部形成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在一种体制僵化和文化禁锢的氛围中往往只会让民众产生强大的逆反心理。文化资源本应该为提升执政能力服务，这时却只能产生反作用，这种适得其反的效果肯定是有违这些政策制定者的初衷的。
3 新时代的“红色出版”
改革开放以后，“四人帮”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流毒被逐渐清洗，文化禁锢主义也被逐步打破。出版业内部解放思想，开拓前进，很快使出版业进入了繁荣时期。不仅奏响了“主旋律”的红色出版得到了发展，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其他出版物也大量出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日益推进，各种思想和文化思潮不断涌现。具有明显霸权主义特征的西方文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广泛渗透，一些反马列主义的思潮和一些腐朽文化等负面东西也随之而来。同时，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诱发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的滋生蔓延。由于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文化产品爆炸式地增长，这种时候要巩固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流阵地，继续发挥红色出版作为文化资源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作用，就必然对红色出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在大量的出版产品中很容易被忽略或者总是处于默默无闻状态的出版门类，肯定是发挥不了多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号召力的。
在改革开放以前，思想的禁锢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高度同质化，社会的信仰体系也相应地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这使得党的意识形态能够以控制和灌输的方式来整合社会思想。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社会自主性得以萌发并日益彰显，人们获取个人利益的途径和手段更加多样化，在可以不依赖党组织而实现个人价值的年代，如果还运用控制和灌输的方式来整合社会思想，肯定行不通。红色出版也是如此，仅仅通过行政命令或者强制发行的方式来推行，最多只能让人们表面上接受而不是内心的认同，有时甚至会产生极强的逆反心理，其效果可想而知。要想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发展和壮大红色出版，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作为执政文化资源对党和国家的作用，就必须要实现红色出版产品从偏重“外部灌输”到“内外共生”的转变。我们可以尝试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实现这种转变。 新时期的红色出版，必须在内容上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如前所述，现在的人们早已厌倦了政治上枯燥的说教，厌倦了以前的那些记忆中“假大空”的小说等文艺作品。这个时候的红色出版，要想赢得读者，要想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必须遵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提供的内容也就必须顺应大众的审美情趣以及接受方式。在这方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主旋律畅销小说《亮剑》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与以往战争题材小说中“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不同，《亮剑》的主人公李云龙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辉煌战绩与个性棱角共生、优点有多少缺点就有多少的“草莽英雄”式的将军样板。我们完全可以把李云龙从抗战时期基层指挥员到解放后我军高级将领的成长历程，看作一个朴实的中国农民对红色革命与战争的不断理解的过程。在极端残酷、朝不保夕的战争环境中，他按照自己摸索出来的方式不断改造自己，并且最终成为拥有坚定信仰的革命者，他的个性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体现得更加鲜明。小说不但展现了真实的农民思维方式，也展现了真实的农民性格的成长过程，这使得这部小说获得了极大的历史真实感以及读者的强烈认同感。正是这种货真价实的传奇色彩，让小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由小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视剧的热播，更是使主人公的形象深入人心。另一部同样畅销的小说《历史的天空》也具有相似的特点。
在形式上必须要适应信息时代的新要求，充分运用先进的数字网络载体，构建覆盖广泛、立体互动的传播体系。在出版物的营销策划方面也可以尝试新的方式。比如人民社的“红色经典”系列通过采用轻型纸、图片“出血”、穿插小故事、革命文物照片等形式，让读者读来不觉枯燥。作为曾经伴随许多读者度过美好童年的红色连环画，如今也越来越向艺术收藏类出版物发展，许多美术出版社除保持连环画的原有风格外，纷纷采用轻型纸和礼盒式包装让红色连环画更具收藏价值[6]。 作为一种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发挥过重要历史作用的出版门类，红色出版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现今市场经济大潮席卷全国的现实条件下，红色出版既是我党执政文化资源的一部分，又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典型特征。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大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对低俗商业文化的反思，一些曾经红极一时的红色图书得到重印、再版。比如重新进入普通大众视野的“红色经典”《红岩》《林海雪原》等，这些图书蕴含的正义品格、崇高精神，往往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和时代精神，而这些东西，是我们任何时期都不能摒弃的。
注 释
[1][2]蒯正明，杨新宇.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建设研究[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26-29，26-29
[3][4]吴永贵，左军.红色出版的历史考察与启示[N].光明日报，2011-06-15
[5]方厚枢，魏玉山.中国出版通史（9）[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4
[6]刘超.红色出版 市场化压力下亟需创新[N].出版商务周报，2007-07-05
（收稿日期：2014-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