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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将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小说中与主人公科尔曼·西尔克密切相关的三位女性：科尔曼的母亲格拉迪斯·西尔克是一位饱受种族歧视和性别压迫、麻木隐忍的黑人妇女;同事德芬妮·鲁斯是一位经济独立、思想却未完全独立的法国移民;情人福妮雅·法利则是一位命运多舛、勇敢反抗的清洁工。从罗斯对这三位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可以感受到他对美国当代女性生存困境的同情。
关键词：《人性的污秽》 女性人物形象 女性生存困境
菲利普·罗斯是美国当代文坛著名的犹太裔作家。《人性的污秽》讲述了雅典娜学院的大学教授科尔曼·西尔克因在课堂上使用“spook”一词被指控犯种族歧视罪，在被迫辞职与妻子离世后，科尔曼与年仅34岁的福妮雅·法利邂逅，然而两人由于谣言和跟踪被逼入绝境，最终因车祸不幸离世。关于《人性的污秽》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聚焦于种族问题、身份危机、异化等主题，对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分析却鲜有涉及。本文将运用女性主义相关的理论，对罗斯笔下的三位女性人物进行解读。
一.格拉迪斯·西尔克：逆来顺受的顺从者
佐拉·尼尔·赫斯顿（1998：28）在《从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一书中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早期黑人女性所遭受的艰难处境：“白人把包袱扔下，叫黑人捡起来，黑人捡了，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但是他并不背着它走，他递给他家里的女人。黑人妇女是世上的骡子。”在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双重压迫下，黑人女性往往只能被动地接受话语现实，从而沦为一个最无助的群体。西尔克夫人正是这个群体的一员，她麻木不仁、默默隐忍，听从外界环境对自己命运的摆布，最终沦为奴隶的奴隶，他者的他者。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西尔克夫人都是逆来顺受地接受白人社会对自己的剥削和压迫。在工作上，西尔克夫人爱岗敬业、勤恳认真。在芬斯特曼博士看来，包括护士长在内也没有比她更优秀的护士。然而这样优秀的护士却由于她的黑人身份，工作的晋升几乎成了一件希望渺茫的事。此外当科尔曼一家以第一户黑人家庭的身份在东奥兰治生活时，社区邻居表面上和和气气，但转身却开设了仅供有色人种使用的学校、游泳池等公共设施。由于懦弱和缺乏反抗的意识，西尔克夫人在遭遇同事和邻居对自己的这一系列不公正对待时，她并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去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是压抑她的升职欲望或者放弃诉诸与白人平等待遇的机会。这是因为西尔克夫人与传统的黑人女性一样，坦然地接受自己在白人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心甘情愿沦为种族歧视的牺牲品。
除了遭遇种族歧视外，西尔克夫人还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在科尔曼一家，掌握话语权的始终都是男性，女性压根就没有说话的份。当科尔曼将自己退学的决定告诉母亲时，西尔克夫人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科尔曼的想法，最终只好对科尔曼的安排听之任之。当科尔曼伪装成犹太人以隐瞒自己的黑人身份时，大儿子瓦特声称为了“保护”母亲，拒绝了母亲去世前想见弟弟最后一面的请求。贝尔·胡克斯（2000：14）指出“黑人妇女不仅都处于职业阶梯的底端，而且总的社会地位比其他任何群体都低。处在这样的位置上，黑人妇女忍受着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的三重压迫。”深受压迫之下的黑人女性不得不安于现状，对黑人男性产生强烈的依附。因此西尔克夫人在家处处以男性为中心，对男性绝对服从。尽管他们的决定违背了她的利益，但西尔克夫人也只是默默接受男性所做的一切安排，最終完全丧失了自我，成为逆来顺受的“骡子”。
二.德芬妮·鲁斯：双重标准的保守者
德芬妮·鲁斯出身于法国的名门望族。古老的瓦林古尔家族所尊崇的不是个人价值而是家庭传统。德芬妮的母亲就深受其害：墨守成规、谨遵礼教。她从没想过离开法国，因为她离不开丈夫的金钱和她贵族后裔的身份。在这种教育理念下，德芬妮知道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成功的人。因此为了充当生活的主宰者，德芬妮远离故土只身前往异国追寻自己的梦想。从德芬妮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身影，她拒绝按照家庭所限定的正统观念来构建自己，并同这种限制做出了勇敢的斗争。因为她希望依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出身门第或男性的供养来获取成功。简而言之，德芬妮是一个有主见、有自我的追梦者。
尽管德芬妮逃离了传统家庭的束缚，但她的实际行动却说明了她仍没摆脱父权文化对她的影响。在去雅典娜学院面试前，为了赢得面试官的青睐，除了准备内容丰富的简历外，德芬妮还在服装搭配和言行举止等方面费尽心思，她特意选择穿一条折叠短裙好在面试过程中展示身材。米歇尔·福柯认为“凝视”是携带有权力运作的观看方式，它是视觉中心主义的产物。观者被“权力”赋予“看”的特权，通过“看”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被观者在沦为“看”的对象的同时，体会到观者目光带来的权力压力，通过内在观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陆扬，2010：116）。在男性的凝视下，德芬妮受到父权文化的规训，主动调节自己的外貌和行为来迎合男性的审美。她利用自己与面试官的性别差异，将身体当做取悦男性的一件工具，与此同时也将自己物化，沦为被展示、被消费、被支配的对象。德芬妮的投机取巧表明她仍受到父权思想的制约，认为女性只能依靠美貌获得成功。她鄙视那些依恋家庭、碌碌无为的男性，并把他们称为“尿布”一族。这是因为在德芬妮的潜意识里，男性本应该比女性强，因此他们不应该从事那些具有女性气质的工作。然而这些对两性气质、角色的规定与生理差异其实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而是男性为巩固其对女性的支配与统治所操纵的手段。德芬妮深受父权文化的毒害，将男性的看法内化为自己的观点，正如她的同事所言她是一个穿着女人衣服的法国男子主义者。
三.福妮雅·法利：积极勇敢的反抗者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1979：17）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指出在男性的文本中，女性形象有两种表现形式——“天使”和“妖妇”。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天使”是男性作家强加给女性最恶毒的形象，女性要想实现“写作”，必须杀死“天使”。科尔曼的情人福妮雅·法利是一名勇敢的反抗者，她拒绝成为男性眼中的天使，为了实现自我，在面对接连不断的压迫时，她并没有气馁或屈从，而是义无反顾地与之抗争。
关键词：《人性的污秽》 女性人物形象 女性生存困境
菲利普·罗斯是美国当代文坛著名的犹太裔作家。《人性的污秽》讲述了雅典娜学院的大学教授科尔曼·西尔克因在课堂上使用“spook”一词被指控犯种族歧视罪，在被迫辞职与妻子离世后，科尔曼与年仅34岁的福妮雅·法利邂逅，然而两人由于谣言和跟踪被逼入绝境，最终因车祸不幸离世。关于《人性的污秽》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聚焦于种族问题、身份危机、异化等主题，对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分析却鲜有涉及。本文将运用女性主义相关的理论，对罗斯笔下的三位女性人物进行解读。
一.格拉迪斯·西尔克：逆来顺受的顺从者
佐拉·尼尔·赫斯顿（1998：28）在《从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一书中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早期黑人女性所遭受的艰难处境：“白人把包袱扔下，叫黑人捡起来，黑人捡了，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但是他并不背着它走，他递给他家里的女人。黑人妇女是世上的骡子。”在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双重压迫下，黑人女性往往只能被动地接受话语现实，从而沦为一个最无助的群体。西尔克夫人正是这个群体的一员，她麻木不仁、默默隐忍，听从外界环境对自己命运的摆布，最终沦为奴隶的奴隶，他者的他者。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西尔克夫人都是逆来顺受地接受白人社会对自己的剥削和压迫。在工作上，西尔克夫人爱岗敬业、勤恳认真。在芬斯特曼博士看来，包括护士长在内也没有比她更优秀的护士。然而这样优秀的护士却由于她的黑人身份，工作的晋升几乎成了一件希望渺茫的事。此外当科尔曼一家以第一户黑人家庭的身份在东奥兰治生活时，社区邻居表面上和和气气，但转身却开设了仅供有色人种使用的学校、游泳池等公共设施。由于懦弱和缺乏反抗的意识，西尔克夫人在遭遇同事和邻居对自己的这一系列不公正对待时，她并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去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是压抑她的升职欲望或者放弃诉诸与白人平等待遇的机会。这是因为西尔克夫人与传统的黑人女性一样，坦然地接受自己在白人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心甘情愿沦为种族歧视的牺牲品。
除了遭遇种族歧视外，西尔克夫人还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在科尔曼一家，掌握话语权的始终都是男性，女性压根就没有说话的份。当科尔曼将自己退学的决定告诉母亲时，西尔克夫人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科尔曼的想法，最终只好对科尔曼的安排听之任之。当科尔曼伪装成犹太人以隐瞒自己的黑人身份时，大儿子瓦特声称为了“保护”母亲，拒绝了母亲去世前想见弟弟最后一面的请求。贝尔·胡克斯（2000：14）指出“黑人妇女不仅都处于职业阶梯的底端，而且总的社会地位比其他任何群体都低。处在这样的位置上，黑人妇女忍受着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的三重压迫。”深受压迫之下的黑人女性不得不安于现状，对黑人男性产生强烈的依附。因此西尔克夫人在家处处以男性为中心，对男性绝对服从。尽管他们的决定违背了她的利益，但西尔克夫人也只是默默接受男性所做的一切安排，最終完全丧失了自我，成为逆来顺受的“骡子”。
二.德芬妮·鲁斯：双重标准的保守者
德芬妮·鲁斯出身于法国的名门望族。古老的瓦林古尔家族所尊崇的不是个人价值而是家庭传统。德芬妮的母亲就深受其害：墨守成规、谨遵礼教。她从没想过离开法国，因为她离不开丈夫的金钱和她贵族后裔的身份。在这种教育理念下，德芬妮知道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成功的人。因此为了充当生活的主宰者，德芬妮远离故土只身前往异国追寻自己的梦想。从德芬妮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身影，她拒绝按照家庭所限定的正统观念来构建自己，并同这种限制做出了勇敢的斗争。因为她希望依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出身门第或男性的供养来获取成功。简而言之，德芬妮是一个有主见、有自我的追梦者。
尽管德芬妮逃离了传统家庭的束缚，但她的实际行动却说明了她仍没摆脱父权文化对她的影响。在去雅典娜学院面试前，为了赢得面试官的青睐，除了准备内容丰富的简历外，德芬妮还在服装搭配和言行举止等方面费尽心思，她特意选择穿一条折叠短裙好在面试过程中展示身材。米歇尔·福柯认为“凝视”是携带有权力运作的观看方式，它是视觉中心主义的产物。观者被“权力”赋予“看”的特权，通过“看”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被观者在沦为“看”的对象的同时，体会到观者目光带来的权力压力，通过内在观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陆扬，2010：116）。在男性的凝视下，德芬妮受到父权文化的规训，主动调节自己的外貌和行为来迎合男性的审美。她利用自己与面试官的性别差异，将身体当做取悦男性的一件工具，与此同时也将自己物化，沦为被展示、被消费、被支配的对象。德芬妮的投机取巧表明她仍受到父权思想的制约，认为女性只能依靠美貌获得成功。她鄙视那些依恋家庭、碌碌无为的男性，并把他们称为“尿布”一族。这是因为在德芬妮的潜意识里，男性本应该比女性强，因此他们不应该从事那些具有女性气质的工作。然而这些对两性气质、角色的规定与生理差异其实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而是男性为巩固其对女性的支配与统治所操纵的手段。德芬妮深受父权文化的毒害，将男性的看法内化为自己的观点，正如她的同事所言她是一个穿着女人衣服的法国男子主义者。
三.福妮雅·法利：积极勇敢的反抗者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1979：17）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指出在男性的文本中，女性形象有两种表现形式——“天使”和“妖妇”。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天使”是男性作家强加给女性最恶毒的形象，女性要想实现“写作”，必须杀死“天使”。科尔曼的情人福妮雅·法利是一名勇敢的反抗者，她拒绝成为男性眼中的天使，为了实现自我，在面对接连不断的压迫时，她并没有气馁或屈从，而是义无反顾地与之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