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写自传的，永远都不会写。”金庸斩钉截铁地说。
　　大约10年前，在一场媒体采访中，有人问起金庸为何不愿写自传，他狡黠反问：“写这个有什么用处呢？自传有两种情况，一种全部是谎话，这种我不会写;还有一种是实话实说，把自己做过的事情都告诉别人，可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的确，擅长讲故事的金庸，向来很少讲述自己的内心世界，即便是谈及往事，也都是只言片语一带而过。留在采访画面中的他，脸上永远是笑微微的，眉宇不见一丝波澜，言语中带着几分参透的真意。
　　回望金庸一生，在命运面前，大侠亦是凡人。他笔下的武侠，真英雄知行合一，现实中他却说，好难。他和我们一样，一生在得到和失去之间徘徊打转，品尝遍人生的喜悦和苦楚，最终，七情六欲，悲欢离合，都不能幸免。

少年宜官

　　海宁袁花镇的龙山小学堂下课了。
　　琴声响起，小学生们摇头晃脑，唱了起来：“一天容易，夕阳又西下，铃声报放学，欢天喜地各回家，先生们，再会吧……”唱到这里，学生们一齐向台上鞠躬，台上的五位老师也都笑眯眯地鞠躬还礼：“小朋友，再会吧……”小男孩宜官站在前排，和同学做着鬼脸，等待着放学冲出校门去找接他的长工万盛。
　　“宜官”是祖父取的小名，小男孩姓查，学名叫良镛，“良”字辈是排行，他这一辈兄弟的名字中全有一个“良”字。后来他写武侠小说，于是把“镛”字拆开，笔名叫作“金庸”。
　　那是20世纪30年代，各系军阀混战不休，外部势力虎视眈眈，动荡的时局里浙江海宁仍然拥有一份平静，金庸在这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金庸幼时聪颖顽皮，深得父亲查枢卿和母亲徐禄的宠爱。他读书、下棋，和堂兄弟在查家宅院里追逐捣蛋，在祖父留下的《海宁查氏诗钞》雕版堆里玩耍，边玩边背上面的诗词。春天里父亲带着他扎蜈蚣风筝，涨潮时节父子二人一同去海塘边观潮。
　　在和父亲相处的时光里，金庸常见他为家族事务烦恼。父亲借钱给人，有时会带着他一起去讨钱。人家请父亲喝酒、讲好话，仍是不还钱，最后也就作罢了。小小年纪的金庸觉得父亲过于文气和忍让，做生意不是这样做的。
　　金庸的父亲毕业于上海震旦学院，回家继承了祖上田地和产业。虽然父亲行事是中式作派，逢年过节会带着金庸到祠堂一一拜见宗亲长辈，但头脑里也有新派思想。有一年圣诞节，查枢卿送给儿子一本《圣诞述异》，这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一部经典作品。三个精灵帮助主人公思克罗奇改掉了坏脾气和贪婪的缺点，让他恢复了善良的本性。金庸此后离家一直将这本书带在身边，以至于成年后，他还不时拿出来重温了一遍又一遍。
　　金庸的母亲爱读《红楼梦》，他从小就跟着母亲一起看。母亲常和堂嫂、堂姐们谈论贾宝玉、林黛玉，说她最喜欢的人物是探春，其次是薛宝琴，会背诵薛小妹新编的《怀古诗》。她们常常比赛背诵《红楼梦》回目和书中的诗词，一人背上一句，赢了的可拿一粒糖。金庸在旁听着，不大懂诗词真意，但可以从母亲手中接过一粒粒糖果，小孩子还是兴趣盎然。
　　这是金庸一生中最温柔珍贵的时光。然而静好岁月不会长久驻留，战争瞬间击垮了脉脉温情，一家人从此经受了生离，也历经了死别。

两场死别

　　1937年金庸考入嘉兴中学，离开海宁在外求学。同年，日军侵占了金庸的故乡袁花镇，他的父母带着全家渡江逃难到庵东镇。此时在嘉兴的金庸随全校师生踏上流亡之路，撤离到浙江省南部的丽水碧湖镇。战争年代音信阻断，一家人在思念和担忧中惶惶度日。
　　在庵东镇，母亲徐禄得了急性菌痢，因无医无药，连日腹疼沥血，几近虚脱，不幸病亡。父亲查枢卿悲痛欲绝，日夜守灵不肯离开。
　　金庸很少谈及少年丧母的人生至痛，但是在他的小说里，母子亲情总是让人动容。即使是认贼作父、忘恩负义的杨康，在担忧他安危的母亲包惜弱面前，也如孩童一般撒娇依偎：“儿子不是好好地在这里吗？又没少了半个脚趾头。”包惜弱嗔怪他：“眼也肿了，鼻子也破了，还说好好地？”让心狠手辣的反面人物在母亲面前变得柔软纯真，这或许是金庸对于母子天伦一份至情至真的追念吧。
　　母亲的病逝是少年金庸心底的一道伤口，心伤未愈，父亲的死讯又让青年金庸悲痛欲绝。
　　1948年，在辗转杭州、重庆、上海之后，金庸乘坐航班抵达香港，从此在那定居。1951年4月26日，正在《大公报》上班的金庸收到父亲的死讯：父亲查枢卿作为反动地主被枪决了。
　　多年后他在散文《月云》里回忆此事，字字深情：“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处死的地主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
　　后来，金庸的研究者发现，把小说中所有关于父亲的故事拼凑起来，或许就是金庸一生压在心底的一个心结。在金庸的笔下，主人公的父亲常常缺位，比如萧峰找父亲，段誉找父亲，虚竹找父亲，杨过找父亲。他們要么是身负血海深仇的遗腹子，要么从小父母双亡或被仇人拐去。就连乐天派韦小宝，从小也不知生父是何人。小说中，韦小宝在陈近南去世时大声痛哭：“师父，我对你不住，你传我的武功，我……我一点儿也没学。”其实他哭的是内心里早已将师父当成父亲，而师父竟命不久矣。不知金庸当年下笔至此，是否也悲从中来？！

三段婚姻

　　金庸一生有过三位妻子。第一任妻子与他闪恋闪婚，第二任妻子同他携手创业，第三任妻子与他忘年相恋，相守至终。三段婚姻里有如胶似漆的甜蜜，有分道扬镳的伤感，也给后人留下了饱受争议的话题。 　　金庸与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的相识颇具戏剧色彩。1947年，金庸在杭州《东南日报》主持“咪咪博士答客问”副刊，其中一期刊登了买鸭子的妙招：“颈部坚挺结实表示鲜活，羽毛丰盛浓厚，必定肥瘦均匀。”不久，金庸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咪咪博士先生，你说鸭子的羽毛一定要浓密才好吃，请问：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怎么竟那么好吃？”金庸觉得此人有意思，于是回复说：“阁下所言甚是，想来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颇想能得见一面，亲谈一番。”这位读者随即回信：“天天有空，欢迎光临！”
　　在后来的见面里，金庸知道了写信人名叫杜冶秋，是一个青春活泼的男学生。会面约在杜家，因而金庸还见到了杜冶秋的姐姐杜冶芬。此时杜冶芬17岁，亭亭玉立，明媚动人，让青年金庸一见钟情。此后金庸多次造访，还送来戏票，邀请杜家人一起去看话剧。相处交流中，金庸和杜冶芬两人彼此相知，不久结成连理。

　　结婚之后，杜冶芬随金庸到了香港，在《大公报》香港分社工作。在香港，金庸曾以“林欢”的笔名写影评。杜冶秋曾说，“林”是因为“查”和“杜”两姓中都有“木”字，双“木”成“林”，而“欢”是他们新婚燕尔的写照。
　　但是随着时间流逝，金庸在《大公报》的工作日益繁忙，無暇顾及妻子，杜冶芬不通粤语，时常觉得孤独失落，夫妻感情日渐生疏。1953年二人离婚，杜冶芬独自回了内地。
　　杜冶秋曾评价金庸夫妇这段短暂的婚姻：“离婚的主要原因，恐怕是爱尚且存在不足。”
　　1956年5月1日，金庸步入了他的第二段婚姻，妻子叫朱玫。她是记者出身，聪慧能干肯吃苦，在《明报》初创之时给予了金庸极大的帮助。甚至在怀孕时，她仍然挺着肚子出去为报社跑新闻。长子查传侠出生以后，朱玫一边照顾孩子，一边与丈夫并肩创业。为了省钱，工作疲倦时夫妇两人同喝一杯咖啡。深夜下班，“电船仔”坐满6个人才能开船，两人宁愿在冷风里等待，也不愿花3元钱包船过海。
　　1976年《明报月刊》10周年，金庸写道：“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笔下文字充满温情。
　　此后，《明报》稳居香港大报地位，患难夫妻的感情却出现了裂痕。据说两人因为性格原因常常争吵，而金庸的一段婚外恋情更是将这段摇摇欲坠的婚姻推向了终点。
　　数十年后，谈及朱玫，金庸抱有愧疚和歉意：“别人怎么看我不管，但我对不起她。我的爱情观不够道德。一生一世只爱一个人，我做不到。”
　　离婚后，朱玫不再与金庸往来，三个子女也不在她身边生活。去世时，她身边无人照看，替她领死亡证的是医院员工。

　　林乐怡是金庸的第三任妻子，比金庸小27岁。两人相识时金庸尚未与朱玫离婚。当时林乐怡在金庸常光顾的餐厅做侍者，有一次金庸想给林乐怡10港元小费，却被她拒绝。她说，写字赚钱不易，不必如此。金庸对她的话感到意外，对其为人也产生好感，一段恋情就此萌芽。
　　关于婚后两人的相处，金庸好友温瑞安曾经描述了一个细节：“那时候，也许是因为骑楼太暗，洋灰地太滑，查先生夫妇一度想牵手，但又没有牵成，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车子正在后头。两人不知怎的，忽然都有些不好意思吧。”温瑞安坐在另一辆车前部，记下了这个场景，“凭我写过将近四年诗集三百多首诗的经验，这一刻是美的，这一刻是真的”。

仲夏一梦

　　除了三段婚姻，金庸更为人熟知的是他和名演员夏梦的一段往事。
　　关于金庸与夏梦，才子与佳人，人们往往赋予诸多想象和解读。台湾作家三毛曾说过：“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写出一个人类至今仍捉摸不透的、既可让人上天堂又可让人下地狱的‘情’字。而不了解金庸与夏梦的这一段情，就不会读懂他在小说中‘情缘’的描写。”
　　1957年，金庸离开《大公报》，进入长城影业。金庸这一突然的跨行之举，坊间流传是为了夏梦。夏梦当时是长城影业的明星，被誉为“长城大公主”。关于夏梦的风姿，金庸有一句名言：“西施怎样美丽，谁也没有见过，我想她应该像夏梦才名不虚传。”几十年后，在媒体的报道中，夏梦笑着回应了这句话：“金庸夸张了。”
　　1956年，在进入长城影业以前，金庸其实就与夏梦相识。当时金庸编写的剧本《绝代佳人》由夏梦担纲主演，在片场两人有了交流探讨的机会。闲聊时夏梦听说金庸的笔名是“姚馥兰”，便在片场调侃金庸，说“姚家阿姨来了”。后来金庸在报纸上开影评专栏，笔名就叫姚嘉衣。类似的相处时光，让金庸感叹，无论银幕上下，夏梦都是美好的——“生活中的夏梦真美，其艳光照得我为之目眩;荧屏上的夏梦更美，明星的风采观之，就使我加快心跳，魂儿为之勾去。”才子把所有溢美之词都送给了佳人。
　　然而，夏梦早已心有所属。22岁时她与商人林葆诚结婚，两人感情深笃，彼此信任。而金庸此时也正经营自己的第二段婚姻。这是一场注定有情无缘的暗恋。不久，金庸就离开了长城影业。但是对于夏梦，金庸始终默默关注。

　　《明报》创刊不久，夏梦曾到国外旅行，当时金庸在《明报》一反常态地为一位女明星开设了专栏，对夏梦的行程进行将近10天的追踪报道，并连续刊登了夏梦撰写的旅行散文。 　　1967年，夏梦同丈夫移居加拿大。《明报》特地辟出头版位置，对此事进行了详尽的报道。甚至，往日只评论时政的金庸特地写了一篇题为《夏梦的春梦》的社评，为她送去临别祝福：“一定是加拿大草原的空气更加新鲜，能使她过着更恬静的生活……正是‘去也终须去，住也不曾住，他年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后来，了解这段往事的人再读金庸武侠小说，看到狡黠灵动的黄蓉、端庄曼妙的王语嫣、不食人间烟火的小龙女，发现在这些倾国倾城的佳人身上，似乎都可以找到夏梦的影子。
　　据说，有人问起晚年的夏梦，怎么评价和金庸的这段交集，她回答很短：“我和金庸，其實不如不说。”2016年10月30日，夏梦去世，享年83岁。两年后的同一天，金庸离世。这是一个巧合，似乎也是命运的一声叹息。

长子伤逝

　　失去至亲的痛苦，金庸年轻时已有体会。人到中年，长子离世的悲伤则来得更为彻骨。
　　1976年，金庸长子査传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大一，当时还未选科。10月里的一天，他和远在旧金山的女友通了电话，通话的内容是一场争吵，告别时査传侠声音冷静，并无异样。然而挂断电话后，年仅19岁的查传侠自缢身亡。
　　査传侠4岁能背诵全本《三字经》，6岁能背诵《增广贤文》，被认为是金庸子女中最聪慧的孩子。在《侠客行》中，金庸用大量笔墨书写石清、闵柔夫妇对石破天的怜爱呵护，这也被看作是他对长子舐犊情深的写照。
　　但是査传侠从小就有出世思想，少年时他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人生是为了什么》，认为人生向来是痛苦的，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结，反而是另一个生命的开端。当时金庸认同儿子所写就是现实人生，觉得孩子是深刻早慧。可没想到，日后因为一通电话，儿子会轻易放弃生命。
　　接到儿子去世消息那天，金庸正在报馆赶出一篇社评，“好灰心，好难过，一面写就一面流泪，一直都很伤心，还是要写”。之后，他亲自去美国，把儿子的骨灰捧回香港安葬。
　　金庸想起和儿子生前的一次交流，那时已空余遗憾。“他的性格很冲动。当他想找我谈心事时，我却要写稿，说你出去吧，拒绝了他，我为此后悔，没机会跟他多谈……”
　　几个月后，金庸在修订版《倚天屠龙记》里补上后记，丧子之痛，浸透纸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也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让金庸一时难以平复。52岁的金庸本应“知天命”，可儿子的决然辞世留给他一团难解的迷雾。他一度想追随儿子而去，他想这样到了见面的时候，可以问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后来他开始信佛。他花了三四年的时间研究佛经，期望可以从中找到生与死的答案。多年后的一场采访中，金庸平静地说：“我一直研究佛教，从中得到智慧。其实每个人都有一样的痛苦，做人就是痛苦的，是避免不了的。”这番话或许可以看作，他终于找到了一种解脱。

儿女温情

　　曾经，每周六晚上都是金庸夫妇和儿女们的固定聚会时间，一大家子聚在饭桌上共同吃饭聊天。三家儿女当时住在同一栋大厦里，位置距离金庸住所不远。小女儿查传讷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住得近是为了更好地照顾老父。
　　从2010年起，金庸就很少离开香港了，因为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坐飞机了。晚年时的金庸通常黎明即起，在跑步机上一边慢走一边看新闻，白天偶尔会客，但主要用来读书。他的洗手间里放了一套《资治通鉴》，阅读间摆放着时政杂志。闲时金庸还喜欢和职业围棋高手一较高下，或是和林乐怡一起去剧院看戏消遣。
　　长女查传诗现今定居加拿大温哥华，和丈夫一起育有三个儿女，近年不常在父亲左右。小女儿查传讷有绘画才能，幼时懂得涂鸦后，“整天嚷着让父亲找一支魔法笔给我”。12岁时，她拜水墨画家丁衍庸为师，可惜师父不久便辞世了，从此她开始自学中国画和油画。
　　在查传讷眼里，父亲一直是个“仁慈的傻爸爸”。小时候，父亲让她管理鱼池，给她一个小鱼捞，此后就放任不管了。日后想来父亲是以一种实践性的方法教育她。那会儿她无聊的时候常黏着埋头写稿的父亲，父亲不烦她，也不赶她。2011年，查传讷在香港开了个人画展，父亲前去捧场并对她说，为她骄傲。
　　几个儿女中，次子查传倜眉眼最像金庸，身材比父亲胖一些。查传倜师承父亲好友、著名美食家蔡澜，自称“八袋弟子”，“八袋”即“柴米油盐酱醋茶酒”八件美食必需品。平日里金庸最爱吃东坡肘子，据说查传倜为了孝敬父亲，尝遍了香港的东坡肘子，一旦找到好菜馆，他便会带着父亲一起去品尝。
　　查传讷还记得，有一段时间金庸时常担忧媒体的报道会影响儿女的生活，当时不少媒体把金庸子女无一从事写作事业称之为遗憾，父亲却不以为然。“他三番四次，在细妈（林乐怡）、我的丈夫面前对我说，我以你为荣。”
　　金庸曾说，自己对儿女很宽容，“我爱他们，但是好像我不太喜欢教人”。他对儿女唯一的叮嘱和强调，就是不要模仿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父亲告诉我们，人贵在有自我，要自己掌管命运，努力上进。”查传讷说。
　　金庸逝世当天，次子查传倜回复媒体时称父亲走得“很安详”。据说，病床上的金庸当时在默默聆听着一位亲友视频电话，听着听着，便含笑而逝。

关于金庸，你所不知道的10件小事

　　1.金庸曾想考浙大研究生，但交不起学费，竺可桢劝金庸，“回家读书也一样”。
　　2.金庸年轻时曾经学过芭蕾舞，也当过图书馆管理员。
　　3.金庸喜欢开跑车，但是开得很慢。
　　4.金庸和朋友相处脾气很好。
　　5.金庸并不会武功。
　　6.金庸讨厌窥人隐私的狗仔队。
　　7.倪匡和亦舒都抱怨过金庸给的稿费低。
　　8.金庸觉得黄蓉做妻子会有压迫感。
　　9.晚年的金庸不擅长操作电脑，但是他喜欢用电脑下围棋。
　　10.金庸曾经希望自己的墓志铭这样写：“这里躺着一个人。半个世纪以来，他写过十几部武侠小说。他的小说有几亿人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