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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及今，家书都是最能打动人心，也最为真实感人的文字。扬雄《法言》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家书就是真正的“心声”与“心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说：“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意思是，组织辞采于尺素之上，字里行间荡漾着方寸之心。这也就是西方人所说的“最温柔的艺术”。
家书是最能表现亲人心灵的文字。抒写心灵的文字很多，不过，大都不是专门写给家人的，无论是“感天地，动鬼神”的诗文，还是“心事浩茫”却“不欲人知”的日记，多是如此。而真正能够和自己的亲人袒露心声、表现心灵的，自然就是家书了。
家书是最能寄托家人情感的文字。古人因为交通、交流的不便，家书便成了最为直接的情感承载。今天所见我国最早的家书，是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两封战国晚期的家书，由名叫“黑夫”和“惊”的人，写给他的哥哥“衷”。我们看这两封信，所表达的就是对父母兄弟、妻儿老小的问候与牵挂，以及生活的琐碎与艰难。后来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张籍的“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等，也无非就是这样的情感罢了。
家书是最能体现家庭教育的文字。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有多种形式，其中之一就是通过家书实现的。从刘邦的《手敕太子文》开始，就以家书来宣教垂训；此后，司马谈的《命子迁》、刘向的《诫子歆书》、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曹操的《戒子植》、诸葛亮的《诫子书》、刘备的《遗太子敕》、司马光的《训俭示康》、苏轼的《与侄千之书》、朱熹的《与长子受之》，以及闻名遐迩的《曾国藩家书》《梁启超家书》《傅雷家书》等，都是独具情抱的家教、家训文字。
职是之故，我们特别选择了《曾国藩家书》《梁启超家书》《傅雷家书》以及龙应台母子的《亲爱的安德烈》，以期和读者共同从家书中体味隽永的人生挚情。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世年
《傅雷家书》记录了从1954到1966年12年间，傅雷夫妇与其子傅聪和傅敏的书信往来。傅敏在2016年再版后记中讲道：
父母的家信不是为了发表而创作，只是普通的家信，写在纸上的家常话。1981年我将这些家信辑集成书，公之于众，是为了纪念自己的父母，寄托我们的哀思。
当打开这将近两百通家信，品读这些“家常话”，却令人惊叹：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赤子创造的世界。
“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1960.12.31。傅雷，朱梅馥，傅聪著，傅敏编《傅雷家书》，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下同）。“为人”是根本，根本做到了，才能在艺术上开出最美的花朵。这是傅雷夫妇始终秉持的教育信条。
如何“为人”，用傅雷的话来讲，即不失“赤子之心”。
（一）“赤子之心”在生活中，是传统的“温良恭俭让”
一方面傅雷教导孩子对人要诚挚：“我一生做事，总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坦白……得拿出勇气来面对事实，用最正大光明的态度来应付。”（1955.5.11）在生活的细节上，有礼有节，同时秉持正直、刚强的道德规范。无论是对老师、朋友、乳母等，都能够不忘恩情。如傅聪离开波兰后，母亲始终提点他：“你们的结婚照片千万别忘了寄给杰老师……”（1961.1.5）
另一方面，傅雷自己则树立了榜样。1961年，物资紧张，度日艰难。从朱梅馥写给傅聪的信中可以看到傅雷的君子之風：“每次要你寄食物的单子，他都一再踌躇……他想到你为了多挣钱，势必要多开音乐会，以致疲于奔命，有伤身体，因此心里老是忐忑不安，说不出的内疚……此中痛苦，此中顾虑，你万万想不到。”（1961.4.20）生活困窘却不愿向孩子伸手，是傅雷凡事不麻烦别人的处事原则。而此时精神的苦闷也甘愿独自承受。1958-1961年间，傅雷被错误地化为“右派”，辛勤翻译的译著无法出版，不断受到批判……这一切都是事后才由朱梅馥告诉孩子的。即便身处困顿，傅雷仍保持君子的体面，还劝勉孩子“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1961.10.1），更是令人心生敬仰。
（二）“赤子之心”在事业上，是“士不可以不弘毅”
当傅聪远赴波兰深造时，他提醒道：“少年得志，更要想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更要战战兢兢，不负国人对你期望。”（1954.3.24）当傅聪代表中国参加肖邦音乐大赛并获得大奖时，他劝勉他：“我始终是中国儒家的门徒，遇到极盛的事，必定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格外郑重、危惧、戒备的感觉。”（1955.3.20）傅雷始终引导孩子成为有社会担当的人，不汲汲于小我的满足。
在傅雷的眼里，始终有“大我”与“小我”之辨。所谓“大我”，即追求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无论男女，只有把兴趣集中在事业上、学问上、艺术上，尽量抛开渺小的自我，才有快活的可能，才觉得活的有意义。”（1960.8.29）因为有“大我”，即便是面对人生的苦闷和矛盾，“倘是忧时忧国，不是为小我打算而是为了社会福利、人类前途而感到苦闷，因为出发点是正义，是理想，是热爱，所以即有矛盾，对己对人都无害处，倒反能逼自己做出一些小小的贡献来。”（1961.2.7）
傅雷以儒家“仁以为己任”的价值观来教育孩子。他不赞同傅聪祖岳母只笼统地培养子女做“好人”的观念，认为没有弄清教育的目的。“在我看来，她所谓好人实在是非常狭小的，限于respectable（正派的）而从未想到更积极更扩大的天地和理想……她从未认识到人的伟大是在于帮助别人，受教育的目的只是培养和积聚更大的力量去帮助别人。”（1961.7.7）或许傅雷眼里的理想的“人”，当是《论语》中“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士”，《孟子》所称道的“大丈夫”，抑或《学记》中“化民易俗”的“君子”。 （三）“赤子之心”在艺术中，是第一把金钥匙
在艺术上永葆赤子之心的人，才能走得更远。傅雷深刻地道出了二者的辩证关系：“大多数从事艺术的人，缺少真诚。因为不够真诚，一切都在嘴里随便说说，当作唬人的幌子，装自己的门面，实际只是拾人牙慧，并非真有所感。所以他们对作家决不能深入体会，先是对自己就没有深入分析过。”没有“情动于中”，何以有真正的艺术？因此，“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有了真诚，才会有虚心，有了虚心，才肯丢开自己去了解别人，也才能放下虚伪的自尊心去了解自己。建筑在了解自己了解别人上面的爱，才不是盲目的爱。”（1956.2.29）《乐记》讲“惟乐不可以为伪”，在傅雷的世界里，不仅是音乐，诗歌、小说、戏剧、绘画、雕塑，都何尝不是以十二分的赤诚来面对。
傅聪则正是践行父亲庭训遨游在艺术的海洋。1955年，傅聪的音乐会在国外大获成功，一位曾获萧邦音乐会大奖的钢琴家盛赞傅聪的演奏：“这种天赋很难说来自何方，多半是来自心灵的纯洁；唯有这样纯洁到像明镜一般的心灵才会给艺术家这种情感，这种激情。”另一位教授则评价：“所有的波兰钢琴家都不懂萧邦，唯有你这个中国人感受到了萧邦。”（1955.1.26）这大概就是傅雷以“赤子之心”做人、做艺术的教育信条在傅聪身上发生了作用。
1965年傅聪写道：“我一天比一天体会到小时候爸爸说的‘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我在艺术上的成绩、缺点，和我做人的成绩、缺点是分不开的；也有的是做人的缺点，在艺术上倒是好处，譬如‘不失赤子之心’。其实我自己认为尽管用到做人上面难些，常常上当，我也宁可如此。”（1965.5.18）闻思而行诸，艺术人生的合一，傅聪在而立之年就已经做到了。
“任何艺术品都有一部分含蓄的东西，在文学上叫作言有尽而意无穷，……真正的演奏家应当努力去体会这个潜在的境界（即淮南子所谓‘听无音之音者聪’）。”（1965.2.20）“听无音之音者聪”，是艺术追求的大境界，是自称高格的境界。
（一）道器融通：从工匠到艺术家
任何艺术都离不开精湛的技巧。正如《学记》讲“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的傅聪每日练琴少则8小时，多达12小时，非常之勤奋。当傅雷发现傅聪在演奏时身体有“摇动”，便反复探讨劝诫：“唯有肉体静止，精神的活动才最圆满，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1955.3.15）关于弹琴“放松”的技巧，傅雷更是不厌其烦地予以关注和指点，探讨竟达十余处。如一开始讲技巧：“所谓放松，是一切力量都是自然的，不用外加的力。”（1954.8.13）到后来：“似乎你说的relax（放松）不是五六年以前谈的纯粹技巧上的relax，而主要是精神、感情、情绪、思想上的一种安详、闲适、淡泊、超逸的境界。”（1961.8.31）正是秉持这种严谨的为学精神，才能在艺术的探索中见“道”。
追求技巧，又不止于“器”。钢琴家李赫特与傅聪谈起：“音乐是主要的，技巧必须从音乐里去练。”（1954.11.14）傅雷得知后深表赞同：“技巧和音乐是宾主关系……艺术是目的，技巧是手段：老是只注意手段的人，必然会忘了他的目的。”（1954.11.23）绘画艺术也是如此，“倘若单从形与色方面去追求，未免舍本逐末，犯了形式主义的大毛病。”（1954.10.22）
音乐是道，技巧是器，要做到由器见道；这与傅雷先为人，次为艺术家的人生哲学息息相通。他多次提醒傅聪：太偏重以音乐本身去领会音乐……但与音乐以外的别的艺术，尤其是大自然，實际上接触太少……久而久之会减少艺术的新鲜气息。（1961.10.5）他多次建议傅聪去森林或上博物馆，以此丰富精神世界，并不辞辛苦为傅聪抄录《艺术哲学》“希腊的雕塑”的译文，以提升其艺术气度。
（二）诗乐融通：唐诗与古典音乐的互训
傅雷以中国诗解读西方古典音乐的部分，无疑是本书最为妙曼的艺术探索。
“上星期我替恩德讲《长恨歌》与《琵琶行》，觉得大有妙处。白居易对音节与情绪的关系悟得很深。凡是转到伤感的地方，必定改用仄声。《琵琶行》中‘大弦嘈嘈’‘小弦切切’一段，好比Staccato（断音），像琵琶的声音极切；而‘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几句，等于一个长的pause（休止）；‘银瓶……水浆迸’两句，又是突然的attack（明确起音），声势雄壮。”（1954.2.28）这里，傅雷另辟蹊径以音乐解读唐诗，不得不说非常精彩。中国古代诗歌自古即有很强的音乐性，傅雷则注意到古代诗、词唱法的逸失，对我们理解古诗提供了新的门径。
音乐可以解诗，诗同样可以解音乐，这就是诗与乐的互训。
傅聪说：“萧邦是非常真情的，他的音乐最富于情感，却又那样的精妙；他是真正的诗人”。（1956.1.10）傅雷回应道：“你提到萧邦的音乐有‘非人世的’气息，想必你早体会到……我觉得这一点近于李白，李白尽管飘飘欲仙，却不是德彪西那一派纯粹造型与讲气氛的。”（1956.1.22）傅聪继续回应：“我想音乐家中诗人气息如萧邦那样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萧邦在音乐家中的独一无二，就像诗人中之李白……李白的那种境界尤其特殊，像他那样的浩气、才华、幻想的高远，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了。”（1956.2.1）后来傅聪又说：“除了音乐，我的精神上的养料就是诗了。还是那个李白，那个热情澎湃的李白，念他的诗，不能不被他的力量震撼。”（1958.1.8）
这一番艺术对话真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跨越时间、地域和文化，李白和萧邦，诗与乐，竟然能够这样彼此照见、光华闪耀。
（三）中西合璧：淡泊超脱与热情深邃何以相遇
中西文化的差异如鸿沟。傅雷说：要真正达成东西融通的人不是没有，只是“稀如星凤”。而他和傅聪都努力尝试。傅雷这样形容东方人格： 比起近代的西方人来，我们中华民族更接近古代的希腊人，因此更自然、更健康……亲切、熨帖、温厚、惆怅、凄凉，而又对人生常带哲学意味极浓的深思默想；爱人生，恋念人生而又随时准备飘然远行，高蹈，洒脱，遗世独立，解脱一切等等的表现，岂不是我们汉晋六朝唐宋以来的文学中屡见不鲜的吗？（1961.2.6）
傅雷以其非凡的审美洞察力，提炼出中国人的文化品格，而这又源于中国人不滞于物，不为物役的人生哲学。这样的提炼，令我们心向往之。因为我们如何理解过去，实际上是帮助我们理解当下、面向未来。
傅聪则以音乐家的视野看到东西差异的“水平”和“垂直”之分：
西方人的整个人生观是对抗性的……我们的观点完全相反，我们是要化的，因为化了所以能忘我，忘我所以能合一，和音乐合一，和听众合一，音乐、音乐家、听众都合一。换句话说一切都是水平式的关系。听众好比孙悟空变出来的几千几万个自己的化身。”（1965.5.18）
现代西方哲学的“视域融合”“主体间性”等，似乎都可以在音乐家的这席妙语中得到共鸣。但这席话的文化根底，可以追溯到中国的老庄，追溯到魏晋汉唐的艺术品味。
由此可见，中西文化的融通之路，可能不是一味“向外走”，而是要同时“向内走”。傅雷讲：“对自己的文化遗产彻底消化的人，文化遗产决不会变成包袱，反而养成一种无所不包的胸襟，既明白本民族的长处短处，也明白别的民族的长处短处，进一步会取长补短，吸收新鲜的养料。任何孤独都不怕，只怕文化的孤独，精神思想的孤独。”（1963.11.3）
所以说，傅雷创造的这个世界里，从为人到为艺术，是道器融通的、是诗乐互训的、是中西合璧的！过去未曾孤独，现在和将来也不会孤独。
如何才能走进《傅雷家书》？很多人可能会选择“跳读”，毕竟家书是“家常话”，没有动人的情节，不注重文学化的表达。但倘若“跳读”，则难免断章取义。所以，倘若时间充足，还是应该仔细地、连贯地读，当作与朋友聊天和漫谈，“设身处地”地品读、思考。
首先，“知人”中阅读。《傅雷家书》围绕傅雷、傅聪和朱梅馥展开。尽管我们都已知傅雷夫妇的人生结局，但在他们人生的最后十年，有着怎样的状态和境界，却是含混模糊的。例如，读到1957年3月后，傅雷的书信戛然而止，多由朱梅馥代写，不禁令人生疑，这样一位关心孩子的父亲，怎么忍受没有书信的日子？又例如，1961年左右，傅雷夫妇如何度过生活的拮据？逆境之下的傅雷如何自处？带着“知人”的好奇心阅读，看似平淡的书信，却如同有了纪实小说般的魅力。
其次，在音乐、绘画、诗歌等多重对话中阅读。《傅雷家书》创造了一个跨越时空、文化的非凡的艺术世界，因此，我们還可以尝试在多重形式的呼应中作艺术的巡礼。例如，傅雷和傅聪对萧邦、巴赫、贝多芬等音乐家有着深入的探讨，我们可以听大师的音乐，对照书中的评价来印证和感受。又如，书中多次提到了中国诗，我们可以结合诵读白居易的《琵琶行》，以此感受书中谈到的音乐美；诵读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来体会萧邦音乐中的“诗仙”气质。再如，傅聪的结婚礼物是《敦煌壁画选》，结合敦煌壁画的欣赏，想必更能帮助我们走进傅雷所探讨的艺术问题。此外，书中还多次提到《约翰·克里斯多夫》，丹纳的《艺术哲学》，以及《世说新语》《人间词话》等，都可以作为参考文本，一起品读。
如此，当我们沿着傅雷父子的艺术探寻之路阅读，未尝不能曲径通幽，而见识别有洞天。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家书是最能表现亲人心灵的文字。抒写心灵的文字很多，不过，大都不是专门写给家人的，无论是“感天地，动鬼神”的诗文，还是“心事浩茫”却“不欲人知”的日记，多是如此。而真正能够和自己的亲人袒露心声、表现心灵的，自然就是家书了。
家书是最能寄托家人情感的文字。古人因为交通、交流的不便，家书便成了最为直接的情感承载。今天所见我国最早的家书，是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两封战国晚期的家书，由名叫“黑夫”和“惊”的人，写给他的哥哥“衷”。我们看这两封信，所表达的就是对父母兄弟、妻儿老小的问候与牵挂，以及生活的琐碎与艰难。后来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张籍的“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等，也无非就是这样的情感罢了。
家书是最能体现家庭教育的文字。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有多种形式，其中之一就是通过家书实现的。从刘邦的《手敕太子文》开始，就以家书来宣教垂训；此后，司马谈的《命子迁》、刘向的《诫子歆书》、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曹操的《戒子植》、诸葛亮的《诫子书》、刘备的《遗太子敕》、司马光的《训俭示康》、苏轼的《与侄千之书》、朱熹的《与长子受之》，以及闻名遐迩的《曾国藩家书》《梁启超家书》《傅雷家书》等，都是独具情抱的家教、家训文字。
职是之故，我们特别选择了《曾国藩家书》《梁启超家书》《傅雷家书》以及龙应台母子的《亲爱的安德烈》，以期和读者共同从家书中体味隽永的人生挚情。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世年
《傅雷家书》记录了从1954到1966年12年间，傅雷夫妇与其子傅聪和傅敏的书信往来。傅敏在2016年再版后记中讲道：
父母的家信不是为了发表而创作，只是普通的家信，写在纸上的家常话。1981年我将这些家信辑集成书，公之于众，是为了纪念自己的父母，寄托我们的哀思。
当打开这将近两百通家信，品读这些“家常话”，却令人惊叹：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赤子创造的世界。
为人：“先为人，次为艺术家”
“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1960.12.31。傅雷，朱梅馥，傅聪著，傅敏编《傅雷家书》，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下同）。“为人”是根本，根本做到了，才能在艺术上开出最美的花朵。这是傅雷夫妇始终秉持的教育信条。
如何“为人”，用傅雷的话来讲，即不失“赤子之心”。
（一）“赤子之心”在生活中，是传统的“温良恭俭让”
一方面傅雷教导孩子对人要诚挚：“我一生做事，总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坦白……得拿出勇气来面对事实，用最正大光明的态度来应付。”（1955.5.11）在生活的细节上，有礼有节，同时秉持正直、刚强的道德规范。无论是对老师、朋友、乳母等，都能够不忘恩情。如傅聪离开波兰后，母亲始终提点他：“你们的结婚照片千万别忘了寄给杰老师……”（1961.1.5）
另一方面，傅雷自己则树立了榜样。1961年，物资紧张，度日艰难。从朱梅馥写给傅聪的信中可以看到傅雷的君子之風：“每次要你寄食物的单子，他都一再踌躇……他想到你为了多挣钱，势必要多开音乐会，以致疲于奔命，有伤身体，因此心里老是忐忑不安，说不出的内疚……此中痛苦，此中顾虑，你万万想不到。”（1961.4.20）生活困窘却不愿向孩子伸手，是傅雷凡事不麻烦别人的处事原则。而此时精神的苦闷也甘愿独自承受。1958-1961年间，傅雷被错误地化为“右派”，辛勤翻译的译著无法出版，不断受到批判……这一切都是事后才由朱梅馥告诉孩子的。即便身处困顿，傅雷仍保持君子的体面，还劝勉孩子“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1961.10.1），更是令人心生敬仰。
（二）“赤子之心”在事业上，是“士不可以不弘毅”
当傅聪远赴波兰深造时，他提醒道：“少年得志，更要想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更要战战兢兢，不负国人对你期望。”（1954.3.24）当傅聪代表中国参加肖邦音乐大赛并获得大奖时，他劝勉他：“我始终是中国儒家的门徒，遇到极盛的事，必定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格外郑重、危惧、戒备的感觉。”（1955.3.20）傅雷始终引导孩子成为有社会担当的人，不汲汲于小我的满足。
在傅雷的眼里，始终有“大我”与“小我”之辨。所谓“大我”，即追求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无论男女，只有把兴趣集中在事业上、学问上、艺术上，尽量抛开渺小的自我，才有快活的可能，才觉得活的有意义。”（1960.8.29）因为有“大我”，即便是面对人生的苦闷和矛盾，“倘是忧时忧国，不是为小我打算而是为了社会福利、人类前途而感到苦闷，因为出发点是正义，是理想，是热爱，所以即有矛盾，对己对人都无害处，倒反能逼自己做出一些小小的贡献来。”（1961.2.7）
傅雷以儒家“仁以为己任”的价值观来教育孩子。他不赞同傅聪祖岳母只笼统地培养子女做“好人”的观念，认为没有弄清教育的目的。“在我看来，她所谓好人实在是非常狭小的，限于respectable（正派的）而从未想到更积极更扩大的天地和理想……她从未认识到人的伟大是在于帮助别人，受教育的目的只是培养和积聚更大的力量去帮助别人。”（1961.7.7）或许傅雷眼里的理想的“人”，当是《论语》中“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士”，《孟子》所称道的“大丈夫”，抑或《学记》中“化民易俗”的“君子”。 （三）“赤子之心”在艺术中，是第一把金钥匙
在艺术上永葆赤子之心的人，才能走得更远。傅雷深刻地道出了二者的辩证关系：“大多数从事艺术的人，缺少真诚。因为不够真诚，一切都在嘴里随便说说，当作唬人的幌子，装自己的门面，实际只是拾人牙慧，并非真有所感。所以他们对作家决不能深入体会，先是对自己就没有深入分析过。”没有“情动于中”，何以有真正的艺术？因此，“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有了真诚，才会有虚心，有了虚心，才肯丢开自己去了解别人，也才能放下虚伪的自尊心去了解自己。建筑在了解自己了解别人上面的爱，才不是盲目的爱。”（1956.2.29）《乐记》讲“惟乐不可以为伪”，在傅雷的世界里，不仅是音乐，诗歌、小说、戏剧、绘画、雕塑，都何尝不是以十二分的赤诚来面对。
傅聪则正是践行父亲庭训遨游在艺术的海洋。1955年，傅聪的音乐会在国外大获成功，一位曾获萧邦音乐会大奖的钢琴家盛赞傅聪的演奏：“这种天赋很难说来自何方，多半是来自心灵的纯洁；唯有这样纯洁到像明镜一般的心灵才会给艺术家这种情感，这种激情。”另一位教授则评价：“所有的波兰钢琴家都不懂萧邦，唯有你这个中国人感受到了萧邦。”（1955.1.26）这大概就是傅雷以“赤子之心”做人、做艺术的教育信条在傅聪身上发生了作用。
1965年傅聪写道：“我一天比一天体会到小时候爸爸说的‘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我在艺术上的成绩、缺点，和我做人的成绩、缺点是分不开的；也有的是做人的缺点，在艺术上倒是好处，譬如‘不失赤子之心’。其实我自己认为尽管用到做人上面难些，常常上当，我也宁可如此。”（1965.5.18）闻思而行诸，艺术人生的合一，傅聪在而立之年就已经做到了。
为学：“听无音之音者聪”
“任何艺术品都有一部分含蓄的东西，在文学上叫作言有尽而意无穷，……真正的演奏家应当努力去体会这个潜在的境界（即淮南子所谓‘听无音之音者聪’）。”（1965.2.20）“听无音之音者聪”，是艺术追求的大境界，是自称高格的境界。
（一）道器融通：从工匠到艺术家
任何艺术都离不开精湛的技巧。正如《学记》讲“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的傅聪每日练琴少则8小时，多达12小时，非常之勤奋。当傅雷发现傅聪在演奏时身体有“摇动”，便反复探讨劝诫：“唯有肉体静止，精神的活动才最圆满，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1955.3.15）关于弹琴“放松”的技巧，傅雷更是不厌其烦地予以关注和指点，探讨竟达十余处。如一开始讲技巧：“所谓放松，是一切力量都是自然的，不用外加的力。”（1954.8.13）到后来：“似乎你说的relax（放松）不是五六年以前谈的纯粹技巧上的relax，而主要是精神、感情、情绪、思想上的一种安详、闲适、淡泊、超逸的境界。”（1961.8.31）正是秉持这种严谨的为学精神，才能在艺术的探索中见“道”。
追求技巧，又不止于“器”。钢琴家李赫特与傅聪谈起：“音乐是主要的，技巧必须从音乐里去练。”（1954.11.14）傅雷得知后深表赞同：“技巧和音乐是宾主关系……艺术是目的，技巧是手段：老是只注意手段的人，必然会忘了他的目的。”（1954.11.23）绘画艺术也是如此，“倘若单从形与色方面去追求，未免舍本逐末，犯了形式主义的大毛病。”（1954.10.22）
音乐是道，技巧是器，要做到由器见道；这与傅雷先为人，次为艺术家的人生哲学息息相通。他多次提醒傅聪：太偏重以音乐本身去领会音乐……但与音乐以外的别的艺术，尤其是大自然，實际上接触太少……久而久之会减少艺术的新鲜气息。（1961.10.5）他多次建议傅聪去森林或上博物馆，以此丰富精神世界，并不辞辛苦为傅聪抄录《艺术哲学》“希腊的雕塑”的译文，以提升其艺术气度。
（二）诗乐融通：唐诗与古典音乐的互训
傅雷以中国诗解读西方古典音乐的部分，无疑是本书最为妙曼的艺术探索。
“上星期我替恩德讲《长恨歌》与《琵琶行》，觉得大有妙处。白居易对音节与情绪的关系悟得很深。凡是转到伤感的地方，必定改用仄声。《琵琶行》中‘大弦嘈嘈’‘小弦切切’一段，好比Staccato（断音），像琵琶的声音极切；而‘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几句，等于一个长的pause（休止）；‘银瓶……水浆迸’两句，又是突然的attack（明确起音），声势雄壮。”（1954.2.28）这里，傅雷另辟蹊径以音乐解读唐诗，不得不说非常精彩。中国古代诗歌自古即有很强的音乐性，傅雷则注意到古代诗、词唱法的逸失，对我们理解古诗提供了新的门径。
音乐可以解诗，诗同样可以解音乐，这就是诗与乐的互训。
傅聪说：“萧邦是非常真情的，他的音乐最富于情感，却又那样的精妙；他是真正的诗人”。（1956.1.10）傅雷回应道：“你提到萧邦的音乐有‘非人世的’气息，想必你早体会到……我觉得这一点近于李白，李白尽管飘飘欲仙，却不是德彪西那一派纯粹造型与讲气氛的。”（1956.1.22）傅聪继续回应：“我想音乐家中诗人气息如萧邦那样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萧邦在音乐家中的独一无二，就像诗人中之李白……李白的那种境界尤其特殊，像他那样的浩气、才华、幻想的高远，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了。”（1956.2.1）后来傅聪又说：“除了音乐，我的精神上的养料就是诗了。还是那个李白，那个热情澎湃的李白，念他的诗，不能不被他的力量震撼。”（1958.1.8）
这一番艺术对话真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跨越时间、地域和文化，李白和萧邦，诗与乐，竟然能够这样彼此照见、光华闪耀。
（三）中西合璧：淡泊超脱与热情深邃何以相遇
中西文化的差异如鸿沟。傅雷说：要真正达成东西融通的人不是没有，只是“稀如星凤”。而他和傅聪都努力尝试。傅雷这样形容东方人格： 比起近代的西方人来，我们中华民族更接近古代的希腊人，因此更自然、更健康……亲切、熨帖、温厚、惆怅、凄凉，而又对人生常带哲学意味极浓的深思默想；爱人生，恋念人生而又随时准备飘然远行，高蹈，洒脱，遗世独立，解脱一切等等的表现，岂不是我们汉晋六朝唐宋以来的文学中屡见不鲜的吗？（1961.2.6）
傅雷以其非凡的审美洞察力，提炼出中国人的文化品格，而这又源于中国人不滞于物，不为物役的人生哲学。这样的提炼，令我们心向往之。因为我们如何理解过去，实际上是帮助我们理解当下、面向未来。
傅聪则以音乐家的视野看到东西差异的“水平”和“垂直”之分：
西方人的整个人生观是对抗性的……我们的观点完全相反，我们是要化的，因为化了所以能忘我，忘我所以能合一，和音乐合一，和听众合一，音乐、音乐家、听众都合一。换句话说一切都是水平式的关系。听众好比孙悟空变出来的几千几万个自己的化身。”（1965.5.18）
现代西方哲学的“视域融合”“主体间性”等，似乎都可以在音乐家的这席妙语中得到共鸣。但这席话的文化根底，可以追溯到中国的老庄，追溯到魏晋汉唐的艺术品味。
由此可见，中西文化的融通之路，可能不是一味“向外走”，而是要同时“向内走”。傅雷讲：“对自己的文化遗产彻底消化的人，文化遗产决不会变成包袱，反而养成一种无所不包的胸襟，既明白本民族的长处短处，也明白别的民族的长处短处，进一步会取长补短，吸收新鲜的养料。任何孤独都不怕，只怕文化的孤独，精神思想的孤独。”（1963.11.3）
所以说，傅雷创造的这个世界里，从为人到为艺术，是道器融通的、是诗乐互训的、是中西合璧的！过去未曾孤独，现在和将来也不会孤独。
走进《傅雷家书》的读法
如何才能走进《傅雷家书》？很多人可能会选择“跳读”，毕竟家书是“家常话”，没有动人的情节，不注重文学化的表达。但倘若“跳读”，则难免断章取义。所以，倘若时间充足，还是应该仔细地、连贯地读，当作与朋友聊天和漫谈，“设身处地”地品读、思考。
首先，“知人”中阅读。《傅雷家书》围绕傅雷、傅聪和朱梅馥展开。尽管我们都已知傅雷夫妇的人生结局，但在他们人生的最后十年，有着怎样的状态和境界，却是含混模糊的。例如，读到1957年3月后，傅雷的书信戛然而止，多由朱梅馥代写，不禁令人生疑，这样一位关心孩子的父亲，怎么忍受没有书信的日子？又例如，1961年左右，傅雷夫妇如何度过生活的拮据？逆境之下的傅雷如何自处？带着“知人”的好奇心阅读，看似平淡的书信，却如同有了纪实小说般的魅力。
其次，在音乐、绘画、诗歌等多重对话中阅读。《傅雷家书》创造了一个跨越时空、文化的非凡的艺术世界，因此，我们還可以尝试在多重形式的呼应中作艺术的巡礼。例如，傅雷和傅聪对萧邦、巴赫、贝多芬等音乐家有着深入的探讨，我们可以听大师的音乐，对照书中的评价来印证和感受。又如，书中多次提到了中国诗，我们可以结合诵读白居易的《琵琶行》，以此感受书中谈到的音乐美；诵读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来体会萧邦音乐中的“诗仙”气质。再如，傅聪的结婚礼物是《敦煌壁画选》，结合敦煌壁画的欣赏，想必更能帮助我们走进傅雷所探讨的艺术问题。此外，书中还多次提到《约翰·克里斯多夫》，丹纳的《艺术哲学》，以及《世说新语》《人间词话》等，都可以作为参考文本，一起品读。
如此，当我们沿着傅雷父子的艺术探寻之路阅读，未尝不能曲径通幽，而见识别有洞天。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