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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翻译理论也日益丰富起来,出现了多流派的翻译理论。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来研究翻译活动,为翻译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其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其鲜明的政治色彩来看待翻译,在为译学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的同时,也受到了一定的抨击。
关键词:女性主义 翻译 理论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的女权运动对之后30年内的学术与文艺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女权主义思想在社会中的普及和蔓延,促进了语言的发展。两者相互交织,相互促进。也是在同一时期,翻译研究逐渐被接纳为文化研究的重要部分。由此,文化间性别角色的差异在语言中的体现和表达,以及通过翻译将这些表达植入不同的文化背景等种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成为翻译工作者、关注女性发展、研究女权运动的学者关注的焦点。
一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形成背景
1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及理论渊源。
(1)女性主义
又称女权主义。20世纪,席卷欧美并波及世界其它地区的女性主义运动,使人们尤其是女性意识到这个世界的父权性质,发现了性别不平等的现实,进而要求性别平等和女性独立。随后,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以性别作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切入点,强调女性的主体意识,并用女性的主体意识重新审视整个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突破一系列传统范畴和价值尺度,致力于揭示女性在历史、社会、文化中从属的根源,以达到发掘女性话语、重建文化研究新理论的目标。她们认为女性必须获得语言的解放,她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力求消除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在语言消除性别歧视之后,她们敏锐的视角很快延伸到翻译领域。
(2)女性与翻译隐喻
2000多年来,中西文化中,女性形象一直被歪曲。同样,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原作者、原文可比拟为男性、阳性、主动的;译者、译文都被比拟为女性、阴性、被动的。翻译常被比喻为女性,而且比喻中常带有对女性的歧视。德莱顿认为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的酒却属于别人。巴托认为译者处于从属地位,原作者是主人,译者只是仆人,只能紧跟原作者忠实地再现和反映原作的思想和风格,不能逾越仆人的身份进行创作,不能进行任何修改和删减。法国的梅那日称一些不顾原文风格、随意增改原文的翻译为“不忠的美人”;随后贝尔特朗也说到,“翻译好比美人,美丽的不忠实,忠实的不美丽”。歌德也曾毫不客气地说,“翻译家是下流的职业媒婆”……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女性被贬入社会和文学底层。上世纪60年代,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译派认为,由于所指和能指之间存在差异,原文意思不可能固定不变,所以译者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寻找原文意义,也就改变了原文与译文的关系。而女性主义从解构主义中汲取了不少养料,力图解构或颠覆文化、语言、艺术的传统领域里的传统价值体系。在翻译理论方面,她们也持相同的立场,将来自解构主义的影响带进了对翻译的探索和思考中,并最终形成了颇具个性的女性主义翻译观。
二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观点
1 原作与译作的关系
结构主义哲学基础——中心论和二元论,往往假定了某种性别的二元对立,对立的其中一方处于决定性地位的中心,而另一方则是被决定的边缘;中心是本原和本质,而边缘是派生的和非本质的。女性主义者认为,翻译隐喻以及传统译论对译作的歧视,来源于极端的二元对立模式,即把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就像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一样对立起来。女权主义认为,男女的差异是相对的,他们的关系应该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而不是截然相反且完全不同的两极。翻译与原作之间也应是一个连续体。根据互文性,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其他文本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特征存在于这一文本之中,后来的文本与先前的文本存在着发展和继承关系。因此,女性主义认为译作并没有损害原作的完整性,也没有背叛原作,而是延续了原作的生命并使它继续生存。译作使原作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扩大了原作的影响,原作对译作的依赖不亚于译作对原作的依赖。
为此,女性主义创造了新的隐喻来描写原作与译作的关系。苏珊·巴斯奈特认为,译者首先对文本作精心地选择,向原作“移情”(empathy),从而建立起亲密的“情感纽带”(sympathetic bond),并通过对原作的仔细阅读,形成“共生”关系。译作与原作相互依存,融为一体。译作的存在不在是为原作的存在而存在,它的存在是“自为的存在”(being-for-self)和“为他的存在”(being-for-others)的统一。女性主义通过解构传统的男性与女性、原作与译作、作者与译者的二元对立的性别逻辑和翻译逻辑,指出了原作与译作之间差异的相对性和相互依赖性,从而彻底否定了贬低译作地位的论调。
2 译者的主体性
女性主义运动使女性意识到:语言不单单反映现实,还促成现实。因此,语言不仅仅是话语表达的工具,更是意义争夺的场所,它可以用来检验主体和证明自我。女性主义认为,翻译是译者传达、重写、操纵一个文本,使该文本适用于第二语言的公众的语际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可以——甚至应该——利用第二语言,作为文化干预的手段,在概念层面,句法层面和术语层面对原文的支配性表述进行改变,这就是“重写”。为了解决“重写”与传统的“忠实”之间的矛盾,她们重新表述了对“忠实”的定义:忠实既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而是对写作方案(writing project)——一项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方案而言的。她们否认了意义的确定性和价值中立,认为意义是“性别的建构”,即“特定的个人,在特定的语境,为了特定的目标,而构建的特定时间的特写”。
3 强调翻译是政治行为
女性主义认为的译者主体性与一般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不同,它不是为了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客观存在,也不是为了强调翻译中由于译者的个人修养和不同语言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创造性叛逆”;它是以争取女性的尊严与平等为起点,力求克服翻译研究和社会观念中带有严重性别歧视的陈旧意识。所以以女性主义进行翻译活动,本身就有相当的政治色彩,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性的言语行为。女性主义者大声呼吁:在翻译中也要争取女权,即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她们坐言起行,还尽量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
先看她们在词汇层的努力。以早期的《圣经》翻译为例,早期的《圣经》充斥着男性化的语言,男性化的形象和男性化的隐喻,以至人们“很难避免不把上帝作为男性”。女性主义者虽没有改动文本的内容,但她们使用了中性化的词汇对《圣经》进行了改译,也就改变了文本的调子和意义。
她们在理论上也是不遗余力.如Lotbiniere-Harwood 译完《来自她者的信时》,在她的译者前言中宣称:“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为女人说话。因此,我若在一个译本上签名,那么,这意味着我在该译本中尽量使用了女性主义翻译策略,让女性的身影在译本的字里行间清晰可见”。这一宣称除了强调女性翻译的政治性,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译者的签名被赋予了与原作者同等的权威.
三 女性主义翻译实践的三种常用方式
为实现“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女性主义极力提倡重写,要求对翻译文本以女性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干预和改写。女性主义者一般通过三种策略完成其重写过程。弗洛图(Louise Van Flotow)对其进行了归纳。
1 增补(supplementing),即补偿手段。女性主义译者注目于补偿原文在表述性别意义上的方式。比如,在英语单词one中用粗体的e来突出法语中的词性;HuMan中用大写的M来指示原文隐含的男性中心主义;《圣经》翻译中在呼语Brothers的前面补上Sisters。
2 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女性译者把这视为翻译的常规,用以解释原文的背景,以及自己的翻译策略和翻译过程,有的译者还以日记的形式记录翻译的过程。西蒙认为这些说明和记录无疑凸显了译者让人关注她们女人的身份——或者更明确地说,女性主义者身份——的方式,为的是解释她们在翻译工作中感到的亲和力或挫败,也为了阐明那些为了想象的或政治的目的而利用语法性别的文本。如:Harwood 在她的译者前言中宣称: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为女人说话等等。
3 劫持(hijacking)或挪用,指女性主义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主观意图,操纵原文中那些不符合女性主义要求的词句并在译文中改写它们。词汇劫持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创造新词,如Harwood自创auther代替author。二是尽量使用女性主义者已创造的新词,如hystoty,意为“女性的历史”,来和history(his+tory)“男性的历史”对应。女性主义者莱文在翻译古巴和南美小说时,常碰到男权主义和厌女文化问题,她虽然声称译者无权改动原文的内容,也对她的改写在译文中公开道歉,但她还是对“父亲的”作品进行翻译的干预。哈伍德更为激进,她拒绝翻译男性作者的作品。女性主义者把翻译看成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女性这一群体争取话语权,争取来自社会平等目光的一个机会,并为抓住这一机会而感到欣喜。
四 女性主义翻译观的贡献和局限性
女性主义的影响,从宏观上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女性主义视角;(2)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3)推动了解构主义翻译观、后殖民主义翻译观、文化学派翻译观的发展,扩大了它们的影响力。从微观上看,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从女性主义角度强调翻译主体;(2)强调翻译是政治行为;(3)消除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
但是,由于女性主义流派众多,观点过于激进,并且把颠覆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作为终极目的,也就不可避免地为各种各样的批评留下了口实。首先,来自女性主义阵营外部的批评者认为,女性主义理论党同伐异,其论点“过于情绪化、宗派化、理想化和主观化,因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一样,观点过于激进,过于强调译者对文本的干预和“重写”。很多学者认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强调对语言的操纵是不必要的,因为把性别歧视归因于语言是缺乏理论根据的。
由于女性主义流派众多,方兴未艾,近年来人们把关注的焦点转向女性主义阵营内部的纷争。女性主义内部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女性主义译论本身的颠覆性。其一是“机会主义”(opportunism),是指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一方面声称“忠实”于原作的主旨(tenor),另一方面又提倡在翻译过程中以女性的立场为基础对文本进行干涉和改写,似乎有点自相矛盾。其二是“虚伪性”(hypocrisy),是指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本身和对其它翻译理论的批判采取的是双重标准(double standard)。其三是“理论的非连贯性”(theoretical incoherence)。女性主义翻译话语不仅突出翻译的“颠覆性忠实”(subversive fidelity),而且参照了解构主义的思想观点,并把理论批评建立在解构主义的某些论点之上。第二,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存在新殖民主义现象。第三,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不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女性主义者的翻译通常在同一文本中掺杂了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文字游戏,这类译文很少考虑到广大女性的阅读能力,非精通双语并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不能读懂。
参考文献:
[1] 方梦之:《译学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 蒋骁华:《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中国翻译》,2004年第7期。
[3] 徐来:《在女性主义的名义下“重写”——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意义》,《中国翻译》,2004年第4期。
[4] 张景华:《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及其局限性》,《中国翻译》,2004年第4期。
[5] 马会娟:《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概论》,《中国翻译》,2000年第2期。
[6] Luise Flotow:《翻译与性别——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马丽华,女,1973—,河北保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教学,工作单位: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女性主义 翻译 理论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的女权运动对之后30年内的学术与文艺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女权主义思想在社会中的普及和蔓延,促进了语言的发展。两者相互交织,相互促进。也是在同一时期,翻译研究逐渐被接纳为文化研究的重要部分。由此,文化间性别角色的差异在语言中的体现和表达,以及通过翻译将这些表达植入不同的文化背景等种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成为翻译工作者、关注女性发展、研究女权运动的学者关注的焦点。
一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形成背景
1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及理论渊源。
(1)女性主义
又称女权主义。20世纪,席卷欧美并波及世界其它地区的女性主义运动,使人们尤其是女性意识到这个世界的父权性质,发现了性别不平等的现实,进而要求性别平等和女性独立。随后,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以性别作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切入点,强调女性的主体意识,并用女性的主体意识重新审视整个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突破一系列传统范畴和价值尺度,致力于揭示女性在历史、社会、文化中从属的根源,以达到发掘女性话语、重建文化研究新理论的目标。她们认为女性必须获得语言的解放,她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力求消除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在语言消除性别歧视之后,她们敏锐的视角很快延伸到翻译领域。
(2)女性与翻译隐喻
2000多年来,中西文化中,女性形象一直被歪曲。同样,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原作者、原文可比拟为男性、阳性、主动的;译者、译文都被比拟为女性、阴性、被动的。翻译常被比喻为女性,而且比喻中常带有对女性的歧视。德莱顿认为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的酒却属于别人。巴托认为译者处于从属地位,原作者是主人,译者只是仆人,只能紧跟原作者忠实地再现和反映原作的思想和风格,不能逾越仆人的身份进行创作,不能进行任何修改和删减。法国的梅那日称一些不顾原文风格、随意增改原文的翻译为“不忠的美人”;随后贝尔特朗也说到,“翻译好比美人,美丽的不忠实,忠实的不美丽”。歌德也曾毫不客气地说,“翻译家是下流的职业媒婆”……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女性被贬入社会和文学底层。上世纪60年代,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译派认为,由于所指和能指之间存在差异,原文意思不可能固定不变,所以译者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寻找原文意义,也就改变了原文与译文的关系。而女性主义从解构主义中汲取了不少养料,力图解构或颠覆文化、语言、艺术的传统领域里的传统价值体系。在翻译理论方面,她们也持相同的立场,将来自解构主义的影响带进了对翻译的探索和思考中,并最终形成了颇具个性的女性主义翻译观。
二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观点
1 原作与译作的关系
结构主义哲学基础——中心论和二元论,往往假定了某种性别的二元对立,对立的其中一方处于决定性地位的中心,而另一方则是被决定的边缘;中心是本原和本质,而边缘是派生的和非本质的。女性主义者认为,翻译隐喻以及传统译论对译作的歧视,来源于极端的二元对立模式,即把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就像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一样对立起来。女权主义认为,男女的差异是相对的,他们的关系应该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而不是截然相反且完全不同的两极。翻译与原作之间也应是一个连续体。根据互文性,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其他文本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特征存在于这一文本之中,后来的文本与先前的文本存在着发展和继承关系。因此,女性主义认为译作并没有损害原作的完整性,也没有背叛原作,而是延续了原作的生命并使它继续生存。译作使原作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扩大了原作的影响,原作对译作的依赖不亚于译作对原作的依赖。
为此,女性主义创造了新的隐喻来描写原作与译作的关系。苏珊·巴斯奈特认为,译者首先对文本作精心地选择,向原作“移情”(empathy),从而建立起亲密的“情感纽带”(sympathetic bond),并通过对原作的仔细阅读,形成“共生”关系。译作与原作相互依存,融为一体。译作的存在不在是为原作的存在而存在,它的存在是“自为的存在”(being-for-self)和“为他的存在”(being-for-others)的统一。女性主义通过解构传统的男性与女性、原作与译作、作者与译者的二元对立的性别逻辑和翻译逻辑,指出了原作与译作之间差异的相对性和相互依赖性,从而彻底否定了贬低译作地位的论调。
2 译者的主体性
女性主义运动使女性意识到:语言不单单反映现实,还促成现实。因此,语言不仅仅是话语表达的工具,更是意义争夺的场所,它可以用来检验主体和证明自我。女性主义认为,翻译是译者传达、重写、操纵一个文本,使该文本适用于第二语言的公众的语际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可以——甚至应该——利用第二语言,作为文化干预的手段,在概念层面,句法层面和术语层面对原文的支配性表述进行改变,这就是“重写”。为了解决“重写”与传统的“忠实”之间的矛盾,她们重新表述了对“忠实”的定义:忠实既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而是对写作方案(writing project)——一项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方案而言的。她们否认了意义的确定性和价值中立,认为意义是“性别的建构”,即“特定的个人,在特定的语境,为了特定的目标,而构建的特定时间的特写”。
3 强调翻译是政治行为
女性主义认为的译者主体性与一般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不同,它不是为了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客观存在,也不是为了强调翻译中由于译者的个人修养和不同语言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创造性叛逆”;它是以争取女性的尊严与平等为起点,力求克服翻译研究和社会观念中带有严重性别歧视的陈旧意识。所以以女性主义进行翻译活动,本身就有相当的政治色彩,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性的言语行为。女性主义者大声呼吁:在翻译中也要争取女权,即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她们坐言起行,还尽量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
先看她们在词汇层的努力。以早期的《圣经》翻译为例,早期的《圣经》充斥着男性化的语言,男性化的形象和男性化的隐喻,以至人们“很难避免不把上帝作为男性”。女性主义者虽没有改动文本的内容,但她们使用了中性化的词汇对《圣经》进行了改译,也就改变了文本的调子和意义。
她们在理论上也是不遗余力.如Lotbiniere-Harwood 译完《来自她者的信时》,在她的译者前言中宣称:“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为女人说话。因此,我若在一个译本上签名,那么,这意味着我在该译本中尽量使用了女性主义翻译策略,让女性的身影在译本的字里行间清晰可见”。这一宣称除了强调女性翻译的政治性,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译者的签名被赋予了与原作者同等的权威.
三 女性主义翻译实践的三种常用方式
为实现“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女性主义极力提倡重写,要求对翻译文本以女性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干预和改写。女性主义者一般通过三种策略完成其重写过程。弗洛图(Louise Van Flotow)对其进行了归纳。
1 增补(supplementing),即补偿手段。女性主义译者注目于补偿原文在表述性别意义上的方式。比如,在英语单词one中用粗体的e来突出法语中的词性;HuMan中用大写的M来指示原文隐含的男性中心主义;《圣经》翻译中在呼语Brothers的前面补上Sisters。
2 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女性译者把这视为翻译的常规,用以解释原文的背景,以及自己的翻译策略和翻译过程,有的译者还以日记的形式记录翻译的过程。西蒙认为这些说明和记录无疑凸显了译者让人关注她们女人的身份——或者更明确地说,女性主义者身份——的方式,为的是解释她们在翻译工作中感到的亲和力或挫败,也为了阐明那些为了想象的或政治的目的而利用语法性别的文本。如:Harwood 在她的译者前言中宣称: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为女人说话等等。
3 劫持(hijacking)或挪用,指女性主义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主观意图,操纵原文中那些不符合女性主义要求的词句并在译文中改写它们。词汇劫持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创造新词,如Harwood自创auther代替author。二是尽量使用女性主义者已创造的新词,如hystoty,意为“女性的历史”,来和history(his+tory)“男性的历史”对应。女性主义者莱文在翻译古巴和南美小说时,常碰到男权主义和厌女文化问题,她虽然声称译者无权改动原文的内容,也对她的改写在译文中公开道歉,但她还是对“父亲的”作品进行翻译的干预。哈伍德更为激进,她拒绝翻译男性作者的作品。女性主义者把翻译看成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女性这一群体争取话语权,争取来自社会平等目光的一个机会,并为抓住这一机会而感到欣喜。
四 女性主义翻译观的贡献和局限性
女性主义的影响,从宏观上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女性主义视角;(2)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3)推动了解构主义翻译观、后殖民主义翻译观、文化学派翻译观的发展,扩大了它们的影响力。从微观上看,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从女性主义角度强调翻译主体;(2)强调翻译是政治行为;(3)消除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
但是,由于女性主义流派众多,观点过于激进,并且把颠覆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作为终极目的,也就不可避免地为各种各样的批评留下了口实。首先,来自女性主义阵营外部的批评者认为,女性主义理论党同伐异,其论点“过于情绪化、宗派化、理想化和主观化,因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一样,观点过于激进,过于强调译者对文本的干预和“重写”。很多学者认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强调对语言的操纵是不必要的,因为把性别歧视归因于语言是缺乏理论根据的。
由于女性主义流派众多,方兴未艾,近年来人们把关注的焦点转向女性主义阵营内部的纷争。女性主义内部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女性主义译论本身的颠覆性。其一是“机会主义”(opportunism),是指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一方面声称“忠实”于原作的主旨(tenor),另一方面又提倡在翻译过程中以女性的立场为基础对文本进行干涉和改写,似乎有点自相矛盾。其二是“虚伪性”(hypocrisy),是指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本身和对其它翻译理论的批判采取的是双重标准(double standard)。其三是“理论的非连贯性”(theoretical incoherence)。女性主义翻译话语不仅突出翻译的“颠覆性忠实”(subversive fidelity),而且参照了解构主义的思想观点,并把理论批评建立在解构主义的某些论点之上。第二,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存在新殖民主义现象。第三,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不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女性主义者的翻译通常在同一文本中掺杂了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文字游戏,这类译文很少考虑到广大女性的阅读能力,非精通双语并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不能读懂。
参考文献:
[1] 方梦之:《译学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 蒋骁华:《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中国翻译》,2004年第7期。
[3] 徐来:《在女性主义的名义下“重写”——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意义》,《中国翻译》,2004年第4期。
[4] 张景华:《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及其局限性》,《中国翻译》,2004年第4期。
[5] 马会娟:《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概论》,《中国翻译》,2000年第2期。
[6] Luise Flotow:《翻译与性别——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马丽华,女,1973—,河北保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教学,工作单位: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