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裙带现象全球皆有，寡头、大亨们的崛起，基本便是裙带资本主义下的必然故事。如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个新的中产阶级正在展现其力量。人们不想要中饱私囊的政客和靠搞关系竞争的企业界大亨。一场从资本家手中拯救政治的革命正在进行之中。
普遍现象
汉语中的“裙带现象”，最初指某人因自己妻子或其他女性亲属的关系而获得官职。后泛指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
“裙带”在英文中有一个意思大致相当的词：Crony。据《朗文当代英语词典》，Crony 是指一个集团中的成员，这个集团中的成员之间交往密切、互相支持，并为彼此利益不惜采取不诚实的行动。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Crony capitalism（裙带资本主义）一词在学术界和媒体中迅速流行起来，它又被称为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
关于裙带资本主义，保罗·克鲁格曼将它定义为“商界和政府通过合作使国民福利最大化”。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这种合作固然可以把整个国家的力量引到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途径上，但随着日积月累，它会造成监管不力和贪污盗窃的“道德风险”。
按吴敬琏、钱颖一等人的理解，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各种方式大加阻挠。
按保罗·萨缪尔森的说法，裙带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是一个普遍现象，美国也有，在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地流行的是一种亚洲式的裙带资本主义。
印度尼西亚是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个案。用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的话说，统治印度尼西亚达32年的前总统苏哈托更像是一位君主。苏哈托在印度尼西亚建立起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家族统治，并通过巧取豪夺聚敛了巨额家族财富。他的子女、心腹、密友或垄断行业获取暴利，或在政界、军界掌管要害部门。当时的副总统哈比比即使不是如民间传说中他的私生子，但二人关系也同父子关系差不多。在苏哈托时期，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都家族化、私人化了。
市场不透明、失序，法治基础薄弱、落后的政治文化流行，威权主义体制内某些积极因素在某个时期曾经创造出的经济增长奇迹，又被同样来自它自身内部的消极因素所吞噬和破坏，继而发生政治地震，乃至全社会地震，这就是亚洲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大同小异的“成长故事”。
“权力寻租”制造惊人腐败
裙带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权力寻租。寻租的范围包括直接贪污、竞争缺失、监管不力及低价转移公共资产。
只要管理者拥有的权力足以让其为自己的裙带关系签发可获得盈利的执照、许可证及合同，那些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就可以借此发家致富。
19世纪晚期，这一潜规则在美国达到顶峰。此后，一场反强盗资本家的较量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才取得了部分成功。反托拉斯法打破了像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那样的垄断地位。流向参议员的行贿资金大幅缩水。
在新兴经济体国家，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让寻租者们春风得意。飙涨的房价养肥了依赖项目审批的开发商；大宗商品的繁荣让油田和矿山的价格超出实际价值，因为它们总是与政府利益交织在一起；一些私有化让大亨們或是靠垄断榨取财富，或是以低廉的价格获得资产。
建立在寻租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不仅有失公允，而且对长期经济增长有害。正如我们对印度的简评所提到的，裙带关系导致资源无法获得有效配置——劣质的公路往往出自关系户公司之手；竞争会受到压制——墨西哥人为手机支付了过高的费用；而充满活力的新公司也被坐拥关系网的老企业所扼杀。
如果政治筹款也卷入其中，过度寻租的资本主义已从最顶端为纵容腐败定下基调。当部长级官员都中饱私囊，薪资微薄的下级官员又怎会两袖清风？
在裙带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成功更多地取决于你认识谁，而不是你懂什么。要根除这种资本主义，就必须对腐化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
“裙带资本主义”由盛转衰
如今，一个向好的信号是，商业与政治的纽带开始松动。各国政府已意识到要让市场更有效运作，需对相关机构进行监管。
在这种情形下，裙带资本主义已经开始由盛转衰。原因有三。首先，法规已不像过去那样松散。追求国家富裕、国民幸福的政府知道，需要让市场更有效地运作，并支持相关机构展开监管。巴西、中国香港和印度都加强了反垄断法规。墨西哥总统恩里克·培尼亚·涅托希望打破电信和传媒行业的垄断态势。中国也急于削弱国企的垄断地位。
其次，刺激经营活动的领域正在转变。在新兴国家中，来自裙带行业的获利在亿万富翁资产中的比例正在下降，从2008年顶峰时期的76%降至现在的58%。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随着经济体日渐富裕，基础设施和大宗商品的主导地位会被削弱。
1900年至1930年期间，美国的财富不是来自修建铁路、开采石油，而是来自零售业和汽车工业。当今中国的大量财富是来自互联网，而不是通过政府划拨土地和补贴贷款而建造的工业园。这也反映了投资者的敏锐：在印度，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空前腐败后，科技和制药等创新行业的实业家们的事业又开始蒸蒸日上。
最后一个让人乐观的原因是，对政客们的激励因素也改变了。经济急速下滑使改革、开放经济变得至关重要。拥有力图改革、不惜对抗既得利益者的政府的国家，更好地经受了金融市场的起伏波动，比如墨西哥。
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政府要狠下功夫，控制垄断，鼓励竞争，确保公开竞标和资产出售的透明度，并严惩受贿行为。这场繁荣曾经创造了一个新的大亨阶层，现在又为其打造了一个对手——一个新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纳税城市中产阶层。他们正在推动变革。
普遍现象
汉语中的“裙带现象”，最初指某人因自己妻子或其他女性亲属的关系而获得官职。后泛指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
“裙带”在英文中有一个意思大致相当的词：Crony。据《朗文当代英语词典》，Crony 是指一个集团中的成员，这个集团中的成员之间交往密切、互相支持，并为彼此利益不惜采取不诚实的行动。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Crony capitalism（裙带资本主义）一词在学术界和媒体中迅速流行起来，它又被称为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
关于裙带资本主义，保罗·克鲁格曼将它定义为“商界和政府通过合作使国民福利最大化”。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这种合作固然可以把整个国家的力量引到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途径上，但随着日积月累，它会造成监管不力和贪污盗窃的“道德风险”。
按吴敬琏、钱颖一等人的理解，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各种方式大加阻挠。
按保罗·萨缪尔森的说法，裙带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是一个普遍现象，美国也有，在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地流行的是一种亚洲式的裙带资本主义。
印度尼西亚是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个案。用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的话说，统治印度尼西亚达32年的前总统苏哈托更像是一位君主。苏哈托在印度尼西亚建立起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家族统治，并通过巧取豪夺聚敛了巨额家族财富。他的子女、心腹、密友或垄断行业获取暴利，或在政界、军界掌管要害部门。当时的副总统哈比比即使不是如民间传说中他的私生子，但二人关系也同父子关系差不多。在苏哈托时期，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都家族化、私人化了。
市场不透明、失序，法治基础薄弱、落后的政治文化流行，威权主义体制内某些积极因素在某个时期曾经创造出的经济增长奇迹，又被同样来自它自身内部的消极因素所吞噬和破坏，继而发生政治地震，乃至全社会地震，这就是亚洲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大同小异的“成长故事”。
“权力寻租”制造惊人腐败
裙带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权力寻租。寻租的范围包括直接贪污、竞争缺失、监管不力及低价转移公共资产。
只要管理者拥有的权力足以让其为自己的裙带关系签发可获得盈利的执照、许可证及合同，那些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就可以借此发家致富。
19世纪晚期，这一潜规则在美国达到顶峰。此后，一场反强盗资本家的较量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才取得了部分成功。反托拉斯法打破了像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那样的垄断地位。流向参议员的行贿资金大幅缩水。
在新兴经济体国家，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让寻租者们春风得意。飙涨的房价养肥了依赖项目审批的开发商；大宗商品的繁荣让油田和矿山的价格超出实际价值，因为它们总是与政府利益交织在一起；一些私有化让大亨們或是靠垄断榨取财富，或是以低廉的价格获得资产。
建立在寻租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不仅有失公允，而且对长期经济增长有害。正如我们对印度的简评所提到的，裙带关系导致资源无法获得有效配置——劣质的公路往往出自关系户公司之手；竞争会受到压制——墨西哥人为手机支付了过高的费用；而充满活力的新公司也被坐拥关系网的老企业所扼杀。
如果政治筹款也卷入其中，过度寻租的资本主义已从最顶端为纵容腐败定下基调。当部长级官员都中饱私囊，薪资微薄的下级官员又怎会两袖清风？
在裙带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成功更多地取决于你认识谁，而不是你懂什么。要根除这种资本主义，就必须对腐化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
“裙带资本主义”由盛转衰
如今，一个向好的信号是，商业与政治的纽带开始松动。各国政府已意识到要让市场更有效运作，需对相关机构进行监管。
在这种情形下，裙带资本主义已经开始由盛转衰。原因有三。首先，法规已不像过去那样松散。追求国家富裕、国民幸福的政府知道，需要让市场更有效地运作，并支持相关机构展开监管。巴西、中国香港和印度都加强了反垄断法规。墨西哥总统恩里克·培尼亚·涅托希望打破电信和传媒行业的垄断态势。中国也急于削弱国企的垄断地位。
其次，刺激经营活动的领域正在转变。在新兴国家中，来自裙带行业的获利在亿万富翁资产中的比例正在下降，从2008年顶峰时期的76%降至现在的58%。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随着经济体日渐富裕，基础设施和大宗商品的主导地位会被削弱。
1900年至1930年期间，美国的财富不是来自修建铁路、开采石油，而是来自零售业和汽车工业。当今中国的大量财富是来自互联网，而不是通过政府划拨土地和补贴贷款而建造的工业园。这也反映了投资者的敏锐：在印度，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空前腐败后，科技和制药等创新行业的实业家们的事业又开始蒸蒸日上。
最后一个让人乐观的原因是，对政客们的激励因素也改变了。经济急速下滑使改革、开放经济变得至关重要。拥有力图改革、不惜对抗既得利益者的政府的国家，更好地经受了金融市场的起伏波动，比如墨西哥。
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政府要狠下功夫，控制垄断，鼓励竞争，确保公开竞标和资产出售的透明度，并严惩受贿行为。这场繁荣曾经创造了一个新的大亨阶层，现在又为其打造了一个对手——一个新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纳税城市中产阶层。他们正在推动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