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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紫砂国宝级文物——供春树瘿壶，是宜兴爱国民主人士、实业家、收藏家储南强先生在1952年捐献给国家的。按《储南强捐献所藏珍物简目》所列，他所捐珍物有30件之多，其中奇品一件：“石涛和尚瘿瓢”；“大禹画像”、“古代赤犀酒觯”、“万古灵迹玉印”、“洞天福地铜印”等精品15件；“张希黄牙刻除夕梅花笔筒”、“陈曼生煎茶臂搁”等逸品5件；另有“詹成竹刻疯僧”、“施天章张果老骑驴”等神品9件，而“供春树瘿壶”及“圣思桃杯”这两件紫砂国宝级文物，正是被储先生列为9件神品中的2件。此《简目》原件，一直由上海著名收藏家朱龙湛先生保存，且朱先生对《简目》所列珍物都曾亲见并为之鉴定品评。1994年9月，朱先生将此珍贵的《简目》郑重赠送著名民间收藏家储敖生先生。
一
储南强（1876-1959年），字铸农，又名青绾，60岁后号简翁，前清拔贡，早年热心教育事业，在乡里兴学，先后创办“知新小学”、“劝学所”等。民国初期，被推举为宜兴民政长，曾两任南通县知事，并三度当选为江苏省参议员。执政期间，除积弊、平冤案、办学堂、修水利、办实业、搞绿化、修古道、建风景、整市容、热心公益事业多有建树，深受地方拥戴。1926年50岁时，登报声明，脱离仕途，专心投入宜兴古迹善卷洞、张公洞的保护开发。储老工鉴赏富收藏，珍爱家乡文物。解放后他将倾注其全部资产和心血的两洞无偿移交政府。1952年储先生又把一生所有集藏全部捐献给国家。他在《储南强捐献所藏珍物简目》的“跋”中，这样写道：“本人以年齿就襄（时年77岁），子孙皆效力公家，无继续之意趣。若举赠好友，或苦于不均；安置名山，又不易保障。遂乘各地提倡保护文物之际，决于贡献本色邑社团。一生下世，便算收场。……物皆稀世，愿共视而为珍；艺有专长，皆卓绝于今古。”储先生艰苦卓绝的创业事迹及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传颂。据了解，当初储老与苏南文管会洽谈，30件珍品悉数由苏南文管会接收后转至南京博物院，其中的一件神品紫砂“圣思桃杯”仍在南博，已成为镇院之宝，而国家级文物“供春树瘿壶”现典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供世人参观、膜拜、瞻仰。
二
储南强当年得到“供春壶”这一稀世之宝的过程，颇具传奇色彩。大致是，储南强先生于当年在苏州不经意间发现了这把内署铁线小篆“供春”款的“供春壶”，即将其悄悄买下，后经寻根溯源，多方考证，确定为真物，后经美术家黄宾虹认定此壶之造型为银杏树瘿（病瘤），而原壶由艺人黄玉麟配了个瓜蒂盖；于是由金石家潘稚亮推荐请当时的名艺人裴石民重配了一只“灵芝盖”。储南强先生将其视为“神物忽来，重返故乡”，准备建“春归”阁专门供奉她，后因抗战爆发未能遂愿。几十年来，这一传奇故事辗转相传，衍生出许多自相矛盾的不同版本。储先生如何得此宝物，众说纷纭竟成一谜：
韩其楼先生在其《紫砂壶全书》云：“一九二八年……在苏州摊上，不露声色的以一块银元买了回来，后来由制陶名手黄玉麟配置了壶盖。”
刘汝醴编著《宜兴紫砂陶》：“树瘿壶，储氏于1928年以五百金辗转得来。壶盖久失，吴斋（吴大）当年曾请黄玉麟配过。”
储老的后人对此事的说法也不一：
储南强之女储烟水说：父亲“在苏州地摊不动声色花一枚银元买下”（竺济法《国宝供春壶背后的故事》）。
储南强嫡长孙储传能，在其《供春壶始末》一文中写道：“一日，忽于苏州文物店见之，以三百金购回。”
总括起来，得壶之谜有三：
一、时间之谜：多数说是1928年。始作俑者或为《阳羡砂壶图考》在“壶艺列传·创始”篇中说供春瘿壶“民国十七年，始归储公”；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所以大多数书刊都说是1928年购得供春壶。但也有说是1927年的如吴山编《宜兴紫砂辞典》。更有人说是1923年或1924年的如鲍建南《求新求变裴石民》中称：“裴石民1924年为储先生供春壶配盖。”那此壶应该是1923年或1924年得到的了。
二、地点之谜：都在苏州，但一说是在地摊上（或冷摊）；一说是在文物商店购得。
三、价值之谜：一说以一块或一枚银元购得，一说以三百金购进，还有说是花了五百元购得；购的过程也有“不露神色”、“不动声色”和“辗转购得”两说，但无论花多少钱，储公都有“捡漏”的喜悦。本来这件事来龙去脉，储老在当年曾写过几万字的考证文字《简叟陶话》，惜乎岁月流逝，已荡然无存，于是便衍生出诸多故事来。
三
近来，笔者看到一本储南强先生著的诗集《题潘稚亮家印谱绝句》。潘稚亮（1881-1943年），名诒曾，字稚亮，号（音shi），宜兴蜀山人。著名金石书画家，郭沫若称其为“切玉圣手”。童年体弱，从前辈齐璞斋学书法、篆刻，后转沪上读法政，毕业后回宜负责教育工作。不久辞职，去蜀山西北建别业“木石居”，以篆刻为终身职业。他热爱紫砂艺术，与诸多艺人有交往，并自制紫砂陶印。他与储南强先生交谊很深，艺术见解也相同。曾介绍名艺人裴石民为供春瘿壶配盖，后又为圣思桃杯配托。而储南强在得到供春壶后兴奋之余，曾请潘稚亮刻了一方“春归”之印，在《潘稚亮家印谱绝句》中有一首“题供春壶诗”：“供春壶已世无闻，前辈皆谓如是云。神物忽来奇兴发，‘春归’二字剧芬芳。”意思是说，传说中的供春壶名声很大，但都没有看到传器实物，前辈都说供春壶没有了，如今我有缘购得这把“供春瘿壶”，真乃神物忽来，重返故乡，为此特请潘稚亮先生篆“春归”二字印，真乃喜事临门，可庆可贺。诗后，储公有一段后记，详细记述了他发现、考证这把供春壶的过程，现抄录如下：“强上年客吴门，忽邂逅得遇供春壶。壶为山阴（今绍兴）傅叔和氏所藏，傅之前，藏西蠡费氏（即费念慈），西蠡之前，藏斋（即吴大），斋之前则出于沈均初。沈均初之前尚待考。昔日吴兔床（即吴骞）著《阳羡名陶录》，收罗甚广，而未尝亲见供壶。张叔未见壶亦多，而《清仪阁杂咏》尤叹供壶世已无有，乃神物忽来重返故乡，宁不可庆？将来拟于西溪上建“春归阁”以贮之。先乞君篆印为券，君篆竟亦自喜为得意之作也。”在这首诗后之下一首注解中有“戊辰三月”字样，且诗中最后之注解中有“戊辰四月于川埠舟中”字样，这说明此诗集一气呵成作于戊辰年，即1928年。“强上年客吴门，忽邂逅得遇供春壶”，由此可知所得出供春壶是在写诗之上年，即1927年。 至于是花多少钱，又是如何得到的并未言明，从“忽邂逅得遇”的描述中，似乎是在不起眼的地摊淘得此宝的可能性更大些。
储南强是什么时候请裴石民配盖的？一般的说是在得壶之后，即1928年。配盖之后，潘稚亮在盖的“子口”还刻下了这样的一段铭文：
“作壶者供春，误为瓜者黄玉麟，五百年后黄宾虹识为瘿，英人以两万金易之而未能。重为盖者石民，题记者稚君。”
这表明，这把供春壶在吴大手上时，曾请老艺人黄玉麟配过一次盖，黄以为壶造型是瓜，故配了一个“瓜蒂盖”，后经美术家黄宾虹鉴别为银杏树瘤（瘿），故又请有“鸣远第二”之称的裴石民配了一个“灵芝盖”。铭文中还提到储南强保护国宝，“英人以两万金易之而未能”，即英国皇家博物馆曾派人以35000英镑买此宝物，但据说此事发生在1934年（见竺济法《国宝供春壶背后的故事》）。如果此事确实，这样看来配盖刻铭应在此后，即至少在1934年或更后，故又引出了裴石民何时为此壶配盖的时间之谜。储公为保护国宝供春壶，不但拒绝了英国人的重金诱惑，在抗战期间，凶恶的日本人也曾想以8000元的低价强买。有高度的民族气节的储公干脆携壶躲入深山，称病不出，终于留下了此紫砂天下第一壶。
四
储南强先生于1927年一个偶然机会淘得了一把供春树瘿壶。1952年，他将一生集藏包括神品供春壶在内的30件文物珍品捐献国家。
在学术界，这把供春壶一直是追索的热门话题，奉为神物者有之，但更多的是质疑之声。据称被誉为当代壶艺泰斗的顾景舟先生生前也一直关注研究并对此持保留态度。
归纳学界对供春壶的质疑，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从造型上看。据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载：供春壶“栗色，如古金铁，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垂则矣。”即传世的供春壶有沉稳的紫色，如金铁般坚硬，稳重端庄大方，象神圣的物品；吴梅鼎在《阳羡茗壶赋》形容供春壶也有“脱手则光能照面，出冶则资比凝铜。”而这把供春壶表面凹凸不平，纹理交错，似与“敦庞周正”“光能照面”大相径庭。同样在《阳羡茗壶赋》中，提到了供春壶的两个款式“圆者为丸，体稍纵为龙蛋”“方兮若印，角偶刻以秦琮”，加上香港茶具文物馆有时大彬“仿供春者龙带壶”即可知供春壶式中有龙蛋、龙带、印方、刻角印方等式，但未见有“树瘿壶”。（二）从工艺上看：因供春制壶“斫木为模”（周容《宜兴瓷壶记》）即用木模成型时上下两部分泥坯相接，“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真”，而此树瘿壶内似未见手指按的痕迹。（三）从大小来看。仍据周高起《阳羡茗壶系》，时大彬“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这说明，供春制壶应多为大壶；明文震亨《长物志》亦称“供春最贵，第形不雅，亦无差小者”，也说明供春壶为大壶，而没有小壶，至于大、小到底多少为标准，仍据文震亨“时大彬所制又太小，茗受得半升……更为适用。”半升是480毫升。小于半升是小壶，大壶应在半升以上了，亦即壶的容量不应小于480毫升，而这款供春壶似应在小壶之列。
据此，有人从造型、工艺、大小三方面，认为这把供春壶不合古籍文献记载的标准，而做出了否定的结论。
五
自储氏供春壶面世后，陆续又发现类似造型的“供春壶”。尤其是上海施镇昌先生藏有一把略大于“储壶”的供春壶，世称“施壶”。韩其楼先生在其所著《紫砂壶全书》中之“陶壶鼻祖供春与供春壶”一节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详细论述了“施壶”与“储壶”之争。
施镇昌（1907-1978年）生前在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组工作。1941年他在上海红棉山房古玩店购得一把供春壶。店主人胡志昂称，此壶是从苏州收购得来的。书中从五个方面说明“施壶”才是前吴大所藏孤传的供春树瘿壶。一是符合古籍中关于供春壶的记载。此壶壶身幽暗呈棕色，比一般紫砂壶大，古朴端庄，并有指摞纹印密布，壶的下半部分更有一块凹进去显然是用手指屡按的痕迹；二是施壶的壶身、壶盖与前吴大所藏供春树瘿壶特征完全相同，壶身外凹凸不平，状如老枯树皮或树瘿；后有铁线小篆“供春”二字；壶盖不是原配，作瓜形，盖内印有篆书“玉麟”二字；三是有许多专家学者如上海著名古玩商洪玉林、画家黄宾虹、书法家叶恭绰、金石家邓散木等看后都认为是真正的供春壶；四是储南强本人也曾肯定施壶是真的，1955年5月1日，80高龄的储先生由洪玉林的学生仇根泉介绍，专程到上海看施壶，并十分赞美和肯定说施壶是真的传世供春壶。五是1980年，施壶曾送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鉴定，经与储壶比较后，博物院专家认为“储壶靠不住，施壶比较好”，当然也有专家认为两把壶都不是明代的，更有人说现在懂紫砂壶的人极少……对真伪无法判断云云。
但据跟随顾景舟大师多年的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国家级工艺师潘持平先生回忆：1983年，施镇昌次子等二人，携二把紫砂壶到宜兴紫砂工艺厂请顾老鉴定，一把是底部镌万历时大彬款的僧帽壶，而另一把就是这把瓜蒂形盖玉麟款的供春壶。顾老仔细观察后认定：二把壶都不是真品，僧帽壶是当年上海古董商出品，看手艺是王寅春所作；供春壶本来就是黄玉麟的作品，对僧帽壶施公子未有异议，但对供春壶却难以认同，后来顾老叫吴群祥到厂陈列室取来黄玉麟制作的另一把供春壶，从制作手法以及工具使用的一致性上一一对比，施公子才点头诚服（潘持平《由供春壶延伸的认识》）。不但如此，根据顾老的意见，包括施壶在内的十二三把供春壶都是出于名艺人黄玉麟之手，是他在吴大家中仿制的。“吴斋所仿者俱此式”（《阳羡砂壶图考》）即黄玉麟正是按照储壶仿制的，如此看来储壶似应更接近真品！
近来更有人对供春其人提出质疑：一是怀疑供春作为书僮有无对紫砂壶的创新设计能力，“然供春仅一家僮，能作树瘿仿古诸式，款识‘供春’二字亦铁线小篆，倘非颐山研求式样，代为署款，恐难臻此。”（《阳羡砂壶图考》“雅流”）甚至推断，供春壶是吴颐山“研术式样，代为署款”的，只是假托供春之名，“知识产权”应归吴仕所有；更有甚者，否定有供春其人，署款只是表示春供茶事而已；或者“供春”是化名，吴仕家僮真实姓名是朱昌（台湾学者徐润《供春壶考》），并无创新砂壶的经历。 总之，种种说法不一而足。
六
我们以为，供春壶“天下第一壶”的地位不容置疑。
先说这只树瘿壶与文献记载的供春壶在造型、工艺、大小上不相一致的问题。由于紫砂壶的制作是个人的手工劳动，而不是定型化的批量生产，因此不排除供春壶式一般是“敦庞周正”、“光能照面”的光货造型而偶尔制作一款凹凸不平、布满纹理的象真造型；一般制作大壶而偶尔制一小壶；一般用内模两片合拢因而需要“胎必累按，故腹半现节腠”；而偶尔纯用捏塑而未留下指纹等。总之，作为供春壶的一款，树瘿壶是完全有可能的；其次，储南强先生购得此壶后，并没有轻易相信其为真品，而是寻根溯源、追根问底，最后确定是流传有序，才视为“神物”。他还写了数万字的考证文字。而且从此壶先后流转过手的几个人来看，都不是等闲之辈，而是有名的藏家且都酷爱紫砂，真伪之壶在他们那里是难逃法眼的，单是就吴大来说，他就“精训诂工篆刻”，且爱砂壶“别制壶式数种以贻知交，壶底有‘斋’阳文印为识”；他曾以数柄“斋”款壶敬献宫廷，而供春缺盖树瘿壶就曾在他手，他曾雇人（可能是黄玉麟）仿制多柄以送人。如果这是赝品，吴大能被“忽悠”吗？第三，即如顾景舟等生前所言，包括施镇昌所藏在内的十二三把供春壶都属仿制，而仿制的“母本”正是“储壶”，这也说明这把供春壶的年份、资格更老，因而具有不同寻常的艺术影响力。
至于怀疑家僮供春的创新能力更是十分可笑。历史上的能工巧匠大都出身贫寒，而能在实践中有所创新，况且供春的创造也并非凭空产生，他“于给使之暇，窍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坯。”一个“窃”字一个“仿”字，说明了他偷学了金沙寺僧山制壶的绝技诀窍，“淘细土”说明他是利用人们的洗手泥来制作的；开始工具简陋“茶匙穴中”；即用生活中的调羹作工具；但到后来则从模仿到创新，更斫木为模，制作工具运用模型精工细作，不断创新，这才使他的作品“脱手则光能照面，出冶则资比凝铜”，当之无愧的被称为陶壶之鼻祖，天下之良工；至于主人吴颐山或在一旁“研求式样”，或在坯上代为署款，这恰恰说明，紫砂从一开始就有文人参与，紫砂艺术是有文化的工艺人与爱紫砂的文化人共同创造的。当然，紫砂创始不是一个人的功劳。供春是向金沙寺僧学习的，而“逸其名”的和尚则是“习与陶缸瓮者处”即是向陶工学习的，因此，紫砂之花是植根于千年窑场的土壤，是广大陶工一代代培育出来的。供春的贡献在于他把紫砂从寺庙引向社会，从僧人自用转而普及大众，别创风格，开宗立派，培育桃李，名技辈出，使之终成陶苑中一枝奇葩。这一点已经被文献证实，供春的壶艺被归入“正始”“创始”；时大彬也是初仿供春得手；这一点也得到吴颐山后人的认可。吴氏后裔吴梅鼎云：“余从祖拳石公（即吴仕），读书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见土人以泥为壶，即澄其泥以为壶，极古秀可爱，世所称供春壶是也。”“另据原丁蜀中学教导施雄度先生生前撰文说他曾在蜀山吴同构家看到“神只”，上面有吴颐山以及家僮供春制壶等情景，吴同构是吴颐山后人，民国初从宜城迁来蜀山经营陶业，开设“豫丰陶器店”，他供奉有供春制壶的祖先神只，说明供春制壶早已被认为吴氏家族的光荣了。
正因为如此，历代文人对供春赞不绝口：“宜兴妙手数供春，后辈还推时大彬。”（吴省钦《论瓷绝句》）“宜壶作者推龚春，同时高手时大彬。”（陈维崧《赠高侍读澹人以宜壶二器并系以诗》）“茶事允宜供春供，巧思妙致惊神童。（张虹《供春壶歌》）“陶出玲珑碗，供春旧擅长。”（冯念祖《无锡买宜兴茶具》）；对供春树瘿壶则赞曰：“古松磐根似瘿结，鳞甲苍古疑虬龙。隐现指纹绉如，珠粒妙曼隆虚空。绝诣端从妙指出，阳冰字法栖昆虫。欣赏无言意仿佛，神工鬼斧难雷同。”（张虹《供春壶歌》）
总之，供春作为陶壶鼻祖，紫砂创始人的地位不可动摇；
供春树瘿壶作为紫砂的经典作品，“天下第一壶”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不可估量。
储南强先生无私捐献国宝供春壶的高风亮节将永载史册！
（责编：雨岚）
一
储南强（1876-1959年），字铸农，又名青绾，60岁后号简翁，前清拔贡，早年热心教育事业，在乡里兴学，先后创办“知新小学”、“劝学所”等。民国初期，被推举为宜兴民政长，曾两任南通县知事，并三度当选为江苏省参议员。执政期间，除积弊、平冤案、办学堂、修水利、办实业、搞绿化、修古道、建风景、整市容、热心公益事业多有建树，深受地方拥戴。1926年50岁时，登报声明，脱离仕途，专心投入宜兴古迹善卷洞、张公洞的保护开发。储老工鉴赏富收藏，珍爱家乡文物。解放后他将倾注其全部资产和心血的两洞无偿移交政府。1952年储先生又把一生所有集藏全部捐献给国家。他在《储南强捐献所藏珍物简目》的“跋”中，这样写道：“本人以年齿就襄（时年77岁），子孙皆效力公家，无继续之意趣。若举赠好友，或苦于不均；安置名山，又不易保障。遂乘各地提倡保护文物之际，决于贡献本色邑社团。一生下世，便算收场。……物皆稀世，愿共视而为珍；艺有专长，皆卓绝于今古。”储先生艰苦卓绝的创业事迹及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传颂。据了解，当初储老与苏南文管会洽谈，30件珍品悉数由苏南文管会接收后转至南京博物院，其中的一件神品紫砂“圣思桃杯”仍在南博，已成为镇院之宝，而国家级文物“供春树瘿壶”现典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供世人参观、膜拜、瞻仰。
二
储南强当年得到“供春壶”这一稀世之宝的过程，颇具传奇色彩。大致是，储南强先生于当年在苏州不经意间发现了这把内署铁线小篆“供春”款的“供春壶”，即将其悄悄买下，后经寻根溯源，多方考证，确定为真物，后经美术家黄宾虹认定此壶之造型为银杏树瘿（病瘤），而原壶由艺人黄玉麟配了个瓜蒂盖；于是由金石家潘稚亮推荐请当时的名艺人裴石民重配了一只“灵芝盖”。储南强先生将其视为“神物忽来，重返故乡”，准备建“春归”阁专门供奉她，后因抗战爆发未能遂愿。几十年来，这一传奇故事辗转相传，衍生出许多自相矛盾的不同版本。储先生如何得此宝物，众说纷纭竟成一谜：
韩其楼先生在其《紫砂壶全书》云：“一九二八年……在苏州摊上，不露声色的以一块银元买了回来，后来由制陶名手黄玉麟配置了壶盖。”
刘汝醴编著《宜兴紫砂陶》：“树瘿壶，储氏于1928年以五百金辗转得来。壶盖久失，吴斋（吴大）当年曾请黄玉麟配过。”
储老的后人对此事的说法也不一：
储南强之女储烟水说：父亲“在苏州地摊不动声色花一枚银元买下”（竺济法《国宝供春壶背后的故事》）。
储南强嫡长孙储传能，在其《供春壶始末》一文中写道：“一日，忽于苏州文物店见之，以三百金购回。”
总括起来，得壶之谜有三：
一、时间之谜：多数说是1928年。始作俑者或为《阳羡砂壶图考》在“壶艺列传·创始”篇中说供春瘿壶“民国十七年，始归储公”；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所以大多数书刊都说是1928年购得供春壶。但也有说是1927年的如吴山编《宜兴紫砂辞典》。更有人说是1923年或1924年的如鲍建南《求新求变裴石民》中称：“裴石民1924年为储先生供春壶配盖。”那此壶应该是1923年或1924年得到的了。
二、地点之谜：都在苏州，但一说是在地摊上（或冷摊）；一说是在文物商店购得。
三、价值之谜：一说以一块或一枚银元购得，一说以三百金购进，还有说是花了五百元购得；购的过程也有“不露神色”、“不动声色”和“辗转购得”两说，但无论花多少钱，储公都有“捡漏”的喜悦。本来这件事来龙去脉，储老在当年曾写过几万字的考证文字《简叟陶话》，惜乎岁月流逝，已荡然无存，于是便衍生出诸多故事来。
三
近来，笔者看到一本储南强先生著的诗集《题潘稚亮家印谱绝句》。潘稚亮（1881-1943年），名诒曾，字稚亮，号（音shi），宜兴蜀山人。著名金石书画家，郭沫若称其为“切玉圣手”。童年体弱，从前辈齐璞斋学书法、篆刻，后转沪上读法政，毕业后回宜负责教育工作。不久辞职，去蜀山西北建别业“木石居”，以篆刻为终身职业。他热爱紫砂艺术，与诸多艺人有交往，并自制紫砂陶印。他与储南强先生交谊很深，艺术见解也相同。曾介绍名艺人裴石民为供春瘿壶配盖，后又为圣思桃杯配托。而储南强在得到供春壶后兴奋之余，曾请潘稚亮刻了一方“春归”之印，在《潘稚亮家印谱绝句》中有一首“题供春壶诗”：“供春壶已世无闻，前辈皆谓如是云。神物忽来奇兴发，‘春归’二字剧芬芳。”意思是说，传说中的供春壶名声很大，但都没有看到传器实物，前辈都说供春壶没有了，如今我有缘购得这把“供春瘿壶”，真乃神物忽来，重返故乡，为此特请潘稚亮先生篆“春归”二字印，真乃喜事临门，可庆可贺。诗后，储公有一段后记，详细记述了他发现、考证这把供春壶的过程，现抄录如下：“强上年客吴门，忽邂逅得遇供春壶。壶为山阴（今绍兴）傅叔和氏所藏，傅之前，藏西蠡费氏（即费念慈），西蠡之前，藏斋（即吴大），斋之前则出于沈均初。沈均初之前尚待考。昔日吴兔床（即吴骞）著《阳羡名陶录》，收罗甚广，而未尝亲见供壶。张叔未见壶亦多，而《清仪阁杂咏》尤叹供壶世已无有，乃神物忽来重返故乡，宁不可庆？将来拟于西溪上建“春归阁”以贮之。先乞君篆印为券，君篆竟亦自喜为得意之作也。”在这首诗后之下一首注解中有“戊辰三月”字样，且诗中最后之注解中有“戊辰四月于川埠舟中”字样，这说明此诗集一气呵成作于戊辰年，即1928年。“强上年客吴门，忽邂逅得遇供春壶”，由此可知所得出供春壶是在写诗之上年，即1927年。 至于是花多少钱，又是如何得到的并未言明，从“忽邂逅得遇”的描述中，似乎是在不起眼的地摊淘得此宝的可能性更大些。
储南强是什么时候请裴石民配盖的？一般的说是在得壶之后，即1928年。配盖之后，潘稚亮在盖的“子口”还刻下了这样的一段铭文：
“作壶者供春，误为瓜者黄玉麟，五百年后黄宾虹识为瘿，英人以两万金易之而未能。重为盖者石民，题记者稚君。”
这表明，这把供春壶在吴大手上时，曾请老艺人黄玉麟配过一次盖，黄以为壶造型是瓜，故配了一个“瓜蒂盖”，后经美术家黄宾虹鉴别为银杏树瘤（瘿），故又请有“鸣远第二”之称的裴石民配了一个“灵芝盖”。铭文中还提到储南强保护国宝，“英人以两万金易之而未能”，即英国皇家博物馆曾派人以35000英镑买此宝物，但据说此事发生在1934年（见竺济法《国宝供春壶背后的故事》）。如果此事确实，这样看来配盖刻铭应在此后，即至少在1934年或更后，故又引出了裴石民何时为此壶配盖的时间之谜。储公为保护国宝供春壶，不但拒绝了英国人的重金诱惑，在抗战期间，凶恶的日本人也曾想以8000元的低价强买。有高度的民族气节的储公干脆携壶躲入深山，称病不出，终于留下了此紫砂天下第一壶。
四
储南强先生于1927年一个偶然机会淘得了一把供春树瘿壶。1952年，他将一生集藏包括神品供春壶在内的30件文物珍品捐献国家。
在学术界，这把供春壶一直是追索的热门话题，奉为神物者有之，但更多的是质疑之声。据称被誉为当代壶艺泰斗的顾景舟先生生前也一直关注研究并对此持保留态度。
归纳学界对供春壶的质疑，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从造型上看。据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载：供春壶“栗色，如古金铁，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垂则矣。”即传世的供春壶有沉稳的紫色，如金铁般坚硬，稳重端庄大方，象神圣的物品；吴梅鼎在《阳羡茗壶赋》形容供春壶也有“脱手则光能照面，出冶则资比凝铜。”而这把供春壶表面凹凸不平，纹理交错，似与“敦庞周正”“光能照面”大相径庭。同样在《阳羡茗壶赋》中，提到了供春壶的两个款式“圆者为丸，体稍纵为龙蛋”“方兮若印，角偶刻以秦琮”，加上香港茶具文物馆有时大彬“仿供春者龙带壶”即可知供春壶式中有龙蛋、龙带、印方、刻角印方等式，但未见有“树瘿壶”。（二）从工艺上看：因供春制壶“斫木为模”（周容《宜兴瓷壶记》）即用木模成型时上下两部分泥坯相接，“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真”，而此树瘿壶内似未见手指按的痕迹。（三）从大小来看。仍据周高起《阳羡茗壶系》，时大彬“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这说明，供春制壶应多为大壶；明文震亨《长物志》亦称“供春最贵，第形不雅，亦无差小者”，也说明供春壶为大壶，而没有小壶，至于大、小到底多少为标准，仍据文震亨“时大彬所制又太小，茗受得半升……更为适用。”半升是480毫升。小于半升是小壶，大壶应在半升以上了，亦即壶的容量不应小于480毫升，而这款供春壶似应在小壶之列。
据此，有人从造型、工艺、大小三方面，认为这把供春壶不合古籍文献记载的标准，而做出了否定的结论。
五
自储氏供春壶面世后，陆续又发现类似造型的“供春壶”。尤其是上海施镇昌先生藏有一把略大于“储壶”的供春壶，世称“施壶”。韩其楼先生在其所著《紫砂壶全书》中之“陶壶鼻祖供春与供春壶”一节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详细论述了“施壶”与“储壶”之争。
施镇昌（1907-1978年）生前在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组工作。1941年他在上海红棉山房古玩店购得一把供春壶。店主人胡志昂称，此壶是从苏州收购得来的。书中从五个方面说明“施壶”才是前吴大所藏孤传的供春树瘿壶。一是符合古籍中关于供春壶的记载。此壶壶身幽暗呈棕色，比一般紫砂壶大，古朴端庄，并有指摞纹印密布，壶的下半部分更有一块凹进去显然是用手指屡按的痕迹；二是施壶的壶身、壶盖与前吴大所藏供春树瘿壶特征完全相同，壶身外凹凸不平，状如老枯树皮或树瘿；后有铁线小篆“供春”二字；壶盖不是原配，作瓜形，盖内印有篆书“玉麟”二字；三是有许多专家学者如上海著名古玩商洪玉林、画家黄宾虹、书法家叶恭绰、金石家邓散木等看后都认为是真正的供春壶；四是储南强本人也曾肯定施壶是真的，1955年5月1日，80高龄的储先生由洪玉林的学生仇根泉介绍，专程到上海看施壶，并十分赞美和肯定说施壶是真的传世供春壶。五是1980年，施壶曾送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鉴定，经与储壶比较后，博物院专家认为“储壶靠不住，施壶比较好”，当然也有专家认为两把壶都不是明代的，更有人说现在懂紫砂壶的人极少……对真伪无法判断云云。
但据跟随顾景舟大师多年的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国家级工艺师潘持平先生回忆：1983年，施镇昌次子等二人，携二把紫砂壶到宜兴紫砂工艺厂请顾老鉴定，一把是底部镌万历时大彬款的僧帽壶，而另一把就是这把瓜蒂形盖玉麟款的供春壶。顾老仔细观察后认定：二把壶都不是真品，僧帽壶是当年上海古董商出品，看手艺是王寅春所作；供春壶本来就是黄玉麟的作品，对僧帽壶施公子未有异议，但对供春壶却难以认同，后来顾老叫吴群祥到厂陈列室取来黄玉麟制作的另一把供春壶，从制作手法以及工具使用的一致性上一一对比，施公子才点头诚服（潘持平《由供春壶延伸的认识》）。不但如此，根据顾老的意见，包括施壶在内的十二三把供春壶都是出于名艺人黄玉麟之手，是他在吴大家中仿制的。“吴斋所仿者俱此式”（《阳羡砂壶图考》）即黄玉麟正是按照储壶仿制的，如此看来储壶似应更接近真品！
近来更有人对供春其人提出质疑：一是怀疑供春作为书僮有无对紫砂壶的创新设计能力，“然供春仅一家僮，能作树瘿仿古诸式，款识‘供春’二字亦铁线小篆，倘非颐山研求式样，代为署款，恐难臻此。”（《阳羡砂壶图考》“雅流”）甚至推断，供春壶是吴颐山“研术式样，代为署款”的，只是假托供春之名，“知识产权”应归吴仕所有；更有甚者，否定有供春其人，署款只是表示春供茶事而已；或者“供春”是化名，吴仕家僮真实姓名是朱昌（台湾学者徐润《供春壶考》），并无创新砂壶的经历。 总之，种种说法不一而足。
六
我们以为，供春壶“天下第一壶”的地位不容置疑。
先说这只树瘿壶与文献记载的供春壶在造型、工艺、大小上不相一致的问题。由于紫砂壶的制作是个人的手工劳动，而不是定型化的批量生产，因此不排除供春壶式一般是“敦庞周正”、“光能照面”的光货造型而偶尔制作一款凹凸不平、布满纹理的象真造型；一般制作大壶而偶尔制一小壶；一般用内模两片合拢因而需要“胎必累按，故腹半现节腠”；而偶尔纯用捏塑而未留下指纹等。总之，作为供春壶的一款，树瘿壶是完全有可能的；其次，储南强先生购得此壶后，并没有轻易相信其为真品，而是寻根溯源、追根问底，最后确定是流传有序，才视为“神物”。他还写了数万字的考证文字。而且从此壶先后流转过手的几个人来看，都不是等闲之辈，而是有名的藏家且都酷爱紫砂，真伪之壶在他们那里是难逃法眼的，单是就吴大来说，他就“精训诂工篆刻”，且爱砂壶“别制壶式数种以贻知交，壶底有‘斋’阳文印为识”；他曾以数柄“斋”款壶敬献宫廷，而供春缺盖树瘿壶就曾在他手，他曾雇人（可能是黄玉麟）仿制多柄以送人。如果这是赝品，吴大能被“忽悠”吗？第三，即如顾景舟等生前所言，包括施镇昌所藏在内的十二三把供春壶都属仿制，而仿制的“母本”正是“储壶”，这也说明这把供春壶的年份、资格更老，因而具有不同寻常的艺术影响力。
至于怀疑家僮供春的创新能力更是十分可笑。历史上的能工巧匠大都出身贫寒，而能在实践中有所创新，况且供春的创造也并非凭空产生，他“于给使之暇，窍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坯。”一个“窃”字一个“仿”字，说明了他偷学了金沙寺僧山制壶的绝技诀窍，“淘细土”说明他是利用人们的洗手泥来制作的；开始工具简陋“茶匙穴中”；即用生活中的调羹作工具；但到后来则从模仿到创新，更斫木为模，制作工具运用模型精工细作，不断创新，这才使他的作品“脱手则光能照面，出冶则资比凝铜”，当之无愧的被称为陶壶之鼻祖，天下之良工；至于主人吴颐山或在一旁“研求式样”，或在坯上代为署款，这恰恰说明，紫砂从一开始就有文人参与，紫砂艺术是有文化的工艺人与爱紫砂的文化人共同创造的。当然，紫砂创始不是一个人的功劳。供春是向金沙寺僧学习的，而“逸其名”的和尚则是“习与陶缸瓮者处”即是向陶工学习的，因此，紫砂之花是植根于千年窑场的土壤，是广大陶工一代代培育出来的。供春的贡献在于他把紫砂从寺庙引向社会，从僧人自用转而普及大众，别创风格，开宗立派，培育桃李，名技辈出，使之终成陶苑中一枝奇葩。这一点已经被文献证实，供春的壶艺被归入“正始”“创始”；时大彬也是初仿供春得手；这一点也得到吴颐山后人的认可。吴氏后裔吴梅鼎云：“余从祖拳石公（即吴仕），读书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见土人以泥为壶，即澄其泥以为壶，极古秀可爱，世所称供春壶是也。”“另据原丁蜀中学教导施雄度先生生前撰文说他曾在蜀山吴同构家看到“神只”，上面有吴颐山以及家僮供春制壶等情景，吴同构是吴颐山后人，民国初从宜城迁来蜀山经营陶业，开设“豫丰陶器店”，他供奉有供春制壶的祖先神只，说明供春制壶早已被认为吴氏家族的光荣了。
正因为如此，历代文人对供春赞不绝口：“宜兴妙手数供春，后辈还推时大彬。”（吴省钦《论瓷绝句》）“宜壶作者推龚春，同时高手时大彬。”（陈维崧《赠高侍读澹人以宜壶二器并系以诗》）“茶事允宜供春供，巧思妙致惊神童。（张虹《供春壶歌》）“陶出玲珑碗，供春旧擅长。”（冯念祖《无锡买宜兴茶具》）；对供春树瘿壶则赞曰：“古松磐根似瘿结，鳞甲苍古疑虬龙。隐现指纹绉如，珠粒妙曼隆虚空。绝诣端从妙指出，阳冰字法栖昆虫。欣赏无言意仿佛，神工鬼斧难雷同。”（张虹《供春壶歌》）
总之，供春作为陶壶鼻祖，紫砂创始人的地位不可动摇；
供春树瘿壶作为紫砂的经典作品，“天下第一壶”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不可估量。
储南强先生无私捐献国宝供春壶的高风亮节将永载史册！
（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