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初日军侵占韶关各地后，为防止盟军在华南沿海登陆，在沿海地区增兵一个师团，重新占据沿海地区各重要据点，1月14日惠州遂第四次沦陷。日军此次沦陷惠州却与前三次大异，不杀、不抢、不焚，见居民迎面而来，或举手作敬礼状，或欢然相招呼，甚至出香烟以奉。度其本意，欲长久占据惠城，与广州相犄角，故采取怀柔政策示以“中日亲善”。与此同时，日军打着“东亚共荣”的旗号，收罗汉奸，组织“维持会”，派出伪县长，设立伪政权和宪兵队及特务机关，并开设赌博公司、鸦片烟公司、彩票公司、出口货物附加税征收处及妓院等，对民众进行残害和剥削。日军设伪惠阳县政府时，欲以刘秉纲为伪县长。刘秉纲曾任国民党陆军团长、惠阳县长，故日军注意及之，遂派军官二人赴刘秉纲的老家青边村引刘出来上任。适时刘秉纲脑溢血而病故，陈尸厅上，家人方知为举哀。日军疑其伪死，细察其尸，实为真死，乃吊奠而去。接着日军又以何彬如为伪县长。何彬如是七女湖人，曾充杨坤如部秘书，任伪县长后不胜欣幸。何彬如有三个儿子，皆在乡为霸王，随父出任要职，横行惠城，无恶不作。有丧心病狂欲承办捐税或找门路为寇效力者，皆奔走其门，趋承恐后。于是城内烟馆、赌馆大开，遍设大街小巷之中;明娼、暗娼亦一时大盛，人民徙乡村中者多归来，几不知亡邑之惨。至1945年8月，日军占驻惠城约10个月后最终战败投降，伪县长何彬如父子仓皇挟巨资逃澳门。不久何彬如病死，其余诸色大小汉奸亦各自星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侵惠日军陷入穷途末日之中，惠州城内的观澜书院、惠平汽车站、东坡亭、惠州医院（院址在现南坛惠阳印刷厂）、中山纪念堂等驻地的日军，基本停止活动（包括军事活动），只加强戒备。当时有些日兵为准备后路，推着日式自行车，拿着手表、照相机等物在街上向路人兜售，个别日兵还兜售手枪、子弹和拿着“三八”式步枪子弹直接与卖花生的小孩换花生吃。平时经常在街上可以见到的日军宪兵和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巡逻日军，也逐渐减少;驻在环城西路荔晴园内的宪兵队也撤走了。日军较多地利用护国军（伪军）代替他们巡逻、站岗、放哨。在东新桥两端桥头，还加派护国军看守并检查来往行人。因为社会治安不好，晚上水东街较大的商行已很少开门，有的半掩着门做生意，行人相对减少。个别商店还经常收到来历不明的恐吓信，或遭到“打单”勒索。在水东街靠江边的大水巷、茶叶巷等地，也相继发生了抢劫日军军官的事件。
　　1945年8月底的一个晚上，有一个常住县城咸鱼街（今新民街）建国旅店的日军大尉被人连击数枪，倒毙在咸鱼街建国旅店门前，据说是因为勾结本地奸商、走私海味杂货惹的祸。这件事惊动了驻县城惠平汽车站的日军和驻府城横岗的日军，连夜出动搜捕凶手，但凶手抓不着却弄得府县两城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据知情者说，这个日军大尉经常入住建国旅店，一般不住旅店本楼，而住在旅店对面一间靠江边的平房里。事发当晚，他刚洗完澡回到房内床前，突然闯入一个手持驳壳枪的人，对他开了一枪，没有打中他;他很快反应过来，顺手取下挂在床头壁上的战刀（东洋剑）向着持抢人迎头劈杀过去，那持枪人一时慌了手脚，转身跑出门外，日军大尉跟着追到街上，结果被埋伏在咸鱼街烂店墙下的两名枪手连发数枪将他击毙。
　　1945年9月16日，驻惠州的日军投降了，日军第四次沦陷惠州历时九个月后正式结束。那天接近中午时候，忽然传来持续不停的爆竹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不少街坊邻里自动地走街串巷奔走相告：“中国军队（指国民党军）返城了，日本仔投降了！”这一特大的喜讯，很快就传遍了惠州府县两城。一群群市民自发地涌往闹市中心中山东路，看到久违的中国军队又重新出现在十字街头。他们双手持枪，警惕地站立在街道两旁，维持治安，疏导人群。街上到处都是看热闹的市民，秩序良好。在东新桥头和中山公园前，分别搭起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竹木结构的简易牌楼，牌楼顶端插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牌楼两旁悬挂着吴仕端先生撰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劫后苍生，有新气象”;下联是“岭东雄郡，作受降城”。当时吸引了许多市民在围观。在东新桥上，更引人瞩目的是桥两旁每隔五米站立着一个手持驳壳枪的国军士兵在执行警戒，桥的中段还有两列已解除了武装的日军徒手站立着，不时向来往桥上的国军官兵行礼。那时忽然传来在包公巷码头举行日军投降仪式消息，许多市民听到这消息后都走向包公巷码头，想亲眼看看日军投降的历史场面。
　　包公巷是水东东路与水东西路汇合的一条横街，包公巷码头是靠近东江边的一个码头，总面积不足五百平方米。当时这里三个街口及四周的骑楼下站满了看热闹的市民，靠码头这段街道左右两旁和商店楼边，夹道排列着持枪的国民党士兵;在左列士兵的前面整齐地站立着三个日军将佐，为首的据说是当时驻惠日军最高司令官、日军投降代表末藤知文少将。
　　下午三时左右，随着几响长鸣的汽笛声，三艘从河源沿东江而下的火船至白鹤峰下石矶头，沐范湖那边的居民首先放起炮仗欢呼。数分钟后，国民党受降军队终于靠近了码头。包公巷码头的台阶上就出现了五六个手持冲锋枪和驳壳枪的国民党士兵分列两旁警戒，紧跟着出现的是国军受降代表、师长郭永镳少将15及其侍从官员。当他们从码头台阶走到街口时，立即传来一声“立正”口令，整个场面顿时紧张严肃起来。这时，站立在街道左边的三个日军将佐立即用手摘下头上的军帽，同时将佩带的指挥刀（俗称东洋剑）从左边腰间取了下来，用双手横托着放在胸前，耷低着头以示诚意的敬礼和迎接。而其他日军士兵在一声号令下，日军军旗全部当却倒下，刀枪唰唰落地，群众高呼“胜利”和“万岁”口号，几个绅士将毡帽扔上半天。
　　这时郭永镳师长在两个侍从官的陪同下很快来到他们面前停了下来，略点点头，就这样很快便结束了这个仪式。紧接着在一个中国军官引导下，中日双方代表各自坐上事先安排好的小车，慢慢地离开现场向着东新桥方向驶去。最后，约有一营全副武装的国军官兵也陆续离船登上包公巷码头，过府城来到十字街口，迅速组成四人纵队，按照连、排、班的战斗序列，在夹道欢呼的人群中和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迈着矫健的步伐开进城中。
　　1945年10月初，惠州举行抗战胜利大游行。参加胜利大游行的有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其中学生最多。是日下午6时，游行队伍在中山公园集中，接着从中山北、中山南路到榕树头过西支江浮桥，进入县城晒布场、咸鱼街，抵达水东街平一坊（今水东西）、平二坊（今水东东），再从西门口折回，经上塘街、下塘街后游行结束。游行队伍所到之处，群众大放炮仗欢迎，其中水东街炮仗放得最多，街面堆积着厚厚的炮仗纸，人们从街面行过，如履厚棉。游行当晚，锣鼓声震全城，人们的声音喊哑了，全城的酒卖光了，炮仗也卖光了，八年抗战胜利了，惠州近代史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