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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这一解决纠纷的古老机制在现实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作家沈从文的小说《长河》中，橘园主人腾长顺遇到保安队长的勒索，想到的办法是委托亲家——当地的商会会长居中调解。最后，以十担橘子的代价保住了整个橘园。虽然吃了小亏，但腾长顺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农民，他能想象到解决纠纷的方法也只有这些，他不会想去与保安队长对簿公堂，更不会理直气壮地找这些“武装同志”讨个说法。
——尽管这只是小说中描写上世纪20年代湘西的故事，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遇到纠纷，找到一个居中的“第三者”进行调解说和，依然是传统的选择之一。
但近年来，调解这一解决纠纷的古老机制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乡土社会的解体、调解威信的缺失，调解质量的下降，使得人们对这种做法渐渐丧失信心，随之而来则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诉讼。
下降的调解
统计表明，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调解依然是中国人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手段之一。但自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的纠纷，呈现下降的趋势。
司法部人民调解处处长王学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1980年至1985年的六年时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矛盾纠纷4200多万件，平均每年600多万件，相当于同一时期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数量的10倍。但到2005年，通过人民调解，仅为448万件，与人民法院一审受理的民事案件总数436万件基本持平。
“愿意找人民调解员来解决纠纷的人逐渐减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华全国人民调解员协会副会长杨荣新说：“很多人发现，调解协议对当事人的约束并不强，只要有一方反悔，随时可以再提起诉讼，而之前的调解只是白白浪费精力。”
实际上，长久以来，人民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复杂的程序，只要矛盾的双方达成妥协即可，这的确开启了纠纷解决的方便之门。但缺乏相应的约束效力，也成为人民调解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宁肯花上高额的诉讼费和律师费，也要获得具有强制力的法院判决书，尽管前者是免费的。
来自中国法院网的数据表明，1993年北京市法院一年审判案件7万件，到2004年已经突破30万件。诉讼激增的同时，是法官压力的增大，一线法官的年均审判案件由31件增加到167件。一些法学专家惊呼说，“中国进入‘诉讼爆炸’时代。”
一些人将人们更愿意用起诉而不是调解来解决纠纷，归结为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但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并不这么认为，“没有人愿意花费高昂的代价进法庭，除非这对他们有利，人们愿意诉讼而不愿调解，更应该反思的是，调解制度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满意？”
68岁的王志仁记得，自己在1990年刚刚当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北章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时，一年调解的纠纷有30起，但现在，一年只有三四起。“村民们更实际了，一般邻里纠纷越来越少。真正发生涉及个人利益的纠纷时，调解也很难解决。”
削弱的权威
在传统中国，大多数从事调解的人，都有一定的“身份”。或是家族长辈，或是地方士绅。在一个“熟人社会”当中，尽管产生矛盾，但是顾虑到日后交往的需要，多数人不愿意就此决裂，而双方都熟识并认可的中间人，则成为调解得以成功的实施者和保障人。但现在，随着流动性的增大，“熟人社会”不复存在，这样的“权威”人士也变得越来越罕见。
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地区治安、民间纠纷调解联合接待室的调解员欧阳明琪，自2005年4月到如今，已经调解了300多起纠纷，但在涉及纠纷的这数百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原来认识的。他感慨说，要调解别人的纠纷，最难的事情是让双方都来相信一个陌生人。“无论对谁多说几句，就会有人反驳说，你为什么老向着对方说话？”
这并不能看作是调解员的尴尬。相比于20年，甚至10年前，调解员面临的不仅仅是纠纷对象的巨大变化，就是他们所依赖的组织机构，也同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项统计表明，1990年，中国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有102万个，到了2005年，只剩下84万个左右。仅仅是因为一些企业改制破产，10年间减少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就有4万个。
“过去的调解，可以凭借家族权威，或者组织的权威，现在，则更多的依赖个人的威信。”杨荣新说。
对此，王志仁深有感触。他记得，过去村民之间闹矛盾，口头禅是“走，上大队说理去。”而现在则是，“王书记，你给评评理。”由于处事公道，年纪较大，近20年的调解经验，已经让王志仁充分取得了村民的信任，但仍然有许多让他感到力不从心的调解难题。“现在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利益，没有什么人能全都说了算的。”
质量的忧虑
杨荣新自1950年代就开始研究人民调解制度，到过多个省份进行过调研。曾经一年，他到了广西，一个调解委员会主任告诉他一个案例。当地有两个村民谈恋爱，已经生活在一起。后来女方怀孕，但男方却怀疑孩子并非己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男方主动分居，女方则找到调解员请求帮助，并声称如果调解失败，自己就跳江。
无奈之下调解员找到男方，但男方并不认可，提出要求，除非女方敢在正月十六中午十二点跪在村中神庙前赌咒。调解员为了劝和，要求女方照此办理，女方果然答应并照做了，两人最终和好。
调委会主任询问杨荣新，这样做调解到底对不对。杨荣新回答，结果好，但做法不提倡。“很难要求每一个调解员都具备足够的法律知识，但正是这批热心公益的人支撑着人民调解的根基。”
实际上，在全国500万左右的调解员中，具备专门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士寥寥无几，统计显示，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调解员近200万。而低素质的调解员，也正是导致调解质量难以保证原因之一。
“过去有很多做法，调解不是出于自愿平等的原则，而是为了完成政治指标，进行‘和稀泥’式的调解，从而导致调解质量存在严重隐患，调解结果反反复复，反而浪费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说。
一份有关人民调解的调研报告曾列举了一个案例，当地村庄两户人家打架，其中一户被打伤，花费500元医药费。调解员居中调解，原本两户都不同意和解。调解员对被打者说，对方愿意100%赔款。而对打人者说，医药费花去了1000元，你只需付一半即可。在这样调解下，双方同意和解。但随后，双方得知真实情况后，又起纷争。
当然，这仅是每年数百万件纠纷中的一例而已。在北京六里桥治安、民间纠纷调解联合接待室，调解员欧阳明琪和李忠目前的调解成功率为96%，且没有一起经调解成功后，再到法院另行起诉的。但有着大专毕业学历的他们，在整个调解员群体中，只是少数。
作家沈从文的小说《长河》中，橘园主人腾长顺遇到保安队长的勒索，想到的办法是委托亲家——当地的商会会长居中调解。最后，以十担橘子的代价保住了整个橘园。虽然吃了小亏，但腾长顺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农民，他能想象到解决纠纷的方法也只有这些，他不会想去与保安队长对簿公堂，更不会理直气壮地找这些“武装同志”讨个说法。
——尽管这只是小说中描写上世纪20年代湘西的故事，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遇到纠纷，找到一个居中的“第三者”进行调解说和，依然是传统的选择之一。
但近年来，调解这一解决纠纷的古老机制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乡土社会的解体、调解威信的缺失，调解质量的下降，使得人们对这种做法渐渐丧失信心，随之而来则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诉讼。
下降的调解
统计表明，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调解依然是中国人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手段之一。但自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的纠纷，呈现下降的趋势。
司法部人民调解处处长王学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1980年至1985年的六年时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矛盾纠纷4200多万件，平均每年600多万件，相当于同一时期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数量的10倍。但到2005年，通过人民调解，仅为448万件，与人民法院一审受理的民事案件总数436万件基本持平。
“愿意找人民调解员来解决纠纷的人逐渐减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华全国人民调解员协会副会长杨荣新说：“很多人发现，调解协议对当事人的约束并不强，只要有一方反悔，随时可以再提起诉讼，而之前的调解只是白白浪费精力。”
实际上，长久以来，人民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复杂的程序，只要矛盾的双方达成妥协即可，这的确开启了纠纷解决的方便之门。但缺乏相应的约束效力，也成为人民调解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宁肯花上高额的诉讼费和律师费，也要获得具有强制力的法院判决书，尽管前者是免费的。
来自中国法院网的数据表明，1993年北京市法院一年审判案件7万件，到2004年已经突破30万件。诉讼激增的同时，是法官压力的增大，一线法官的年均审判案件由31件增加到167件。一些法学专家惊呼说，“中国进入‘诉讼爆炸’时代。”
一些人将人们更愿意用起诉而不是调解来解决纠纷，归结为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但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并不这么认为，“没有人愿意花费高昂的代价进法庭，除非这对他们有利，人们愿意诉讼而不愿调解，更应该反思的是，调解制度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满意？”
68岁的王志仁记得，自己在1990年刚刚当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北章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时，一年调解的纠纷有30起，但现在，一年只有三四起。“村民们更实际了，一般邻里纠纷越来越少。真正发生涉及个人利益的纠纷时，调解也很难解决。”
削弱的权威
在传统中国，大多数从事调解的人，都有一定的“身份”。或是家族长辈，或是地方士绅。在一个“熟人社会”当中，尽管产生矛盾，但是顾虑到日后交往的需要，多数人不愿意就此决裂，而双方都熟识并认可的中间人，则成为调解得以成功的实施者和保障人。但现在，随着流动性的增大，“熟人社会”不复存在，这样的“权威”人士也变得越来越罕见。
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地区治安、民间纠纷调解联合接待室的调解员欧阳明琪，自2005年4月到如今，已经调解了300多起纠纷，但在涉及纠纷的这数百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原来认识的。他感慨说，要调解别人的纠纷，最难的事情是让双方都来相信一个陌生人。“无论对谁多说几句，就会有人反驳说，你为什么老向着对方说话？”
这并不能看作是调解员的尴尬。相比于20年，甚至10年前，调解员面临的不仅仅是纠纷对象的巨大变化，就是他们所依赖的组织机构，也同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项统计表明，1990年，中国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有102万个，到了2005年，只剩下84万个左右。仅仅是因为一些企业改制破产，10年间减少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就有4万个。
“过去的调解，可以凭借家族权威，或者组织的权威，现在，则更多的依赖个人的威信。”杨荣新说。
对此，王志仁深有感触。他记得，过去村民之间闹矛盾，口头禅是“走，上大队说理去。”而现在则是，“王书记，你给评评理。”由于处事公道，年纪较大，近20年的调解经验，已经让王志仁充分取得了村民的信任，但仍然有许多让他感到力不从心的调解难题。“现在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利益，没有什么人能全都说了算的。”
质量的忧虑
杨荣新自1950年代就开始研究人民调解制度，到过多个省份进行过调研。曾经一年，他到了广西，一个调解委员会主任告诉他一个案例。当地有两个村民谈恋爱，已经生活在一起。后来女方怀孕，但男方却怀疑孩子并非己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男方主动分居，女方则找到调解员请求帮助，并声称如果调解失败，自己就跳江。
无奈之下调解员找到男方，但男方并不认可，提出要求，除非女方敢在正月十六中午十二点跪在村中神庙前赌咒。调解员为了劝和，要求女方照此办理，女方果然答应并照做了，两人最终和好。
调委会主任询问杨荣新，这样做调解到底对不对。杨荣新回答，结果好，但做法不提倡。“很难要求每一个调解员都具备足够的法律知识，但正是这批热心公益的人支撑着人民调解的根基。”
实际上，在全国500万左右的调解员中，具备专门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士寥寥无几，统计显示，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调解员近200万。而低素质的调解员，也正是导致调解质量难以保证原因之一。
“过去有很多做法，调解不是出于自愿平等的原则，而是为了完成政治指标，进行‘和稀泥’式的调解，从而导致调解质量存在严重隐患，调解结果反反复复，反而浪费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说。
一份有关人民调解的调研报告曾列举了一个案例，当地村庄两户人家打架，其中一户被打伤，花费500元医药费。调解员居中调解，原本两户都不同意和解。调解员对被打者说，对方愿意100%赔款。而对打人者说，医药费花去了1000元，你只需付一半即可。在这样调解下，双方同意和解。但随后，双方得知真实情况后，又起纷争。
当然，这仅是每年数百万件纠纷中的一例而已。在北京六里桥治安、民间纠纷调解联合接待室，调解员欧阳明琪和李忠目前的调解成功率为96%，且没有一起经调解成功后，再到法院另行起诉的。但有着大专毕业学历的他们，在整个调解员群体中，只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