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谈论花开，它们早就建议，
　　也别再谈论树，你最好对玉石、
　　泉水和山峦，沉默。
　　一切早在一手之下。
　　这惟一之手不是你的，
　　它是守佛之手，
　　守护佛的睡眠和所有的睡眠，
　　在久醉的大地。
　　4月的晚上，在北京一所高校，顾彬讲完课后，邀请了一位来自上海旁听的女生朗读了上面这首诗——他写的《在香山》，还邀请了一位男生朗读了中国13岁小诗人朱夏妮的《耶稣》。
　　随后，顾彬又用德语朗读了一遍《在香山》，非常用心、用力。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小时候老师就教导朗读时该如何站立，眼睛看着哪儿。
　　早在1966年，还在德国北方的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的时候，顾彬就经常参加朗诵会。顾彬认为，好的朗诵可以打破时空限制，了解、认知过去作者的写作。
　　不可避免地，他又说到中国作家的朗诵。准确地说，他是在批评，一如既往的犀利。他对本刊记者说，除了王蒙、张承志、杨炼等人，很少有中国作家擅长朗诵。
　　他提到作家余华，他说在波恩大学余华受邀朗诵自己的作品，但他拒绝站在讲台前，想让他的德文翻译朗诵。顾彬再三邀请，结果余华的朗诵“没有味道，没有意思”。
　　讲台上的顾彬不苟言笑，讲桌上整齐地平放着他一直带着的《精选汉德德汉词典》，朱夏妮的《初二七班》，还有一本他在德国出版的诗集以及关于德国诗人格仁拜因的一本书。
　　课程结束后的晚上8点，有些疲惫的他推着自行车，找了一家咖啡厅接受本刊记者专访。
　　李白的诗抓住了我的心
　　如此一个显得有些刻板的老头，尽管被称为“德国的李白”，却怎么看也没有李白的潇洒。
　　他之所以被称为“德国的李白”，很大程度因为与中国文化的结缘起自李白。1967年，还在大学学习神学的顾彬读到了译成德文、英文的《送孟浩然之广陵》。他对本刊记者回忆：“李白的诗太美了，它抓住了我的心，让我有了学习古代汉语的冲动”。
　　那年10月，顾彬23岁。他开始上德国第二代汉学家司徒汉的古代汉语课。文艺青年顾彬开始计划逃离设定好的牧师人生。
　　1969年，因为“文革”，他没有办法来中国大陆，去了日本，寻找李白的唐朝。他觉着自己找到了，那里有他喜欢的中国古代文化。回德国后，他决定学习现代汉学。
　　其时，虽然司徒汉等德国汉学家的古代汉语掌握得很好，但基本都不会说现代汉语。曾有一位教授对顾彬讲：“你们学现代日语、现代汉语，也只能用来点点咖啡而已，没有必要学什么现代语言。”
　　这个思想顾彬抱持了很久，一直到他有机会来中国，他遇到了第一个主张学习现代汉语的德国汉学家霍福民，霍福民强烈建议他到中国来。29岁的顾彬，到北京语言学校开始学习现代汉语。
　　至于他酒后写诗的传言，完全是误读。“我需要脑袋清醒，我的写作太复杂。中国的酒让人太舒服、太高兴、太愉快，酒后无法进行严肃的写作。”他说。
　　中国作家更需重新学习汉语
　　与顾彬的对话中，有几个关键词是他常常提起的，比如传统、语言、翻译等，他想集中表达的是对汉语、对语言的责任。
　　一个外国人，谈到对汉语的责任，听起来似乎有些滑稽。言及此处的顾彬对本刊记者自嘲：其实中国的文人是我，我一直在用中国传统的观念写作，我的文字中充满了中国传统、中国古代哲学的观点。
　　这也是顾彬一直批评中国作家的关键所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都说过，除了语言我们什么都没有，语言是一切，语言是我们的故乡。”
　　顾彬觉得当代大部分中国人只是把语言当作工具。他说中国传统经典《庄子》、《道德经》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思想本身，这也是它们为什么能对德国思想界产生影响的原因所在。
　　顾彬更喜欢用德国来说中国。他说“二战”以后，德国的作家意识到必须重新学习德文，因为德国的语言已经被政治错误使用了。同样的情形发生在中国，中国的语言也有被政治破坏的历史，中国作家更有必要重新修复、学习汉语。
　　他认为中国的语言在时代变换中产生了很大的断裂：“如果我们要了解王家新、欧阳江河，可以把所有的中国传统剔除不看，但却需要好好学习西方文学史。而只有少数的诗人才会到中国传统中去，比如翟永明。”
　　对于中国当代诗歌，顾彬的评价非常高。他认为中国当代诗人有几位是世界级的，只是很遗憾，中国当代诗歌与传统是断裂的。中国当代散文同样如此。
　　传统，往近了说，在顾彬的坐标轴上是鲁迅、周作人的散文。往远了说，他把坐标轴上的刻度放到了《诗经》、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身上。
　　顾彬自己写一首诗有时候需要一个星期或一个月，甚至更长。他一直坚持在诗中不用“爱情”、“心”这样的词语，他解释说，这些词语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别人用得太多了。他又补充了一句，这样的词汇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勉强使用。
　　“我希望和孔子、老子、庄子见面”
　　年轻时的顾彬做过许多梦，诸如神学家、音乐家、足球运动员、导游、中学教师等。这位被称为“书桌前的苦行僧”的汉学家看起来比常人都喜欢做梦，而且许多梦一做数十年。
　　“首先我希望能够成为德国的李白；第二能够回到唐朝去；第三我希望能够和孔子、老子、庄子见面——大概老子不太可能，他存在与否是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他们若能在天空等我，就好了！”
　　顾彬给本刊记者讲这些的时候满脸童趣，虽然话题有时难免阴郁。对这个在“死亡之都”维也纳生活过的汉学家来说，他的诗总是在忧郁、坟墓、死亡、异乡等主题中穿行。他说德国人总是背负着“罪”——“二战”时期的“罪”，所以他总是在思考着死亡。
　　他还喜欢去墓地，常常去拜访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等大师的墓地。他说：“欧洲的墓场很漂亮，是博物馆，可以了解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在北京，他觉着最好的墓地是万安公墓。朱自清、戴望舒、王力都长眠在那里。说到此处，他神采奕奕，似乎自言自语：“他们都还认识我，对我说，你又来了，很高兴你来了。”
　　顾彬知道中国人不喜欢谈论死，他曾经带中国作家、文人参观欧洲的墓地。“他们显然无法理解墓地的含义”。他说庄子认为死亡就是我们的另一种状态，所以“他们没有学好庄子”。他还说，苏格拉底有个有意思的说法：我们要学会死亡。孔子也说我们死的时候才完成我们的生活，才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死不一定是可怕的，死是好的。”
　　顾彬的妻子张穗子曾对北岛说起他的忧郁，“有人表面挺乐观的，结果扭头就自杀了。我们顾彬看起来忧郁，但没事儿。”
　　在提出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后，顾彬听到了许多批评，有些更近乎侮辱，他曾经想写信反驳，最后还是沉默。一些中国作家支持他，欧阳江河就劝他对这些言论“别说话”。
　　他很高兴地对本刊记者说：“莫言比较开放，他接受了我的批评。所以我非常重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