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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既有的理论上，权力本位观念同尊重、对话、协商与合作的行政亲和性理念始终在制度、心理层面上做着顽固的对抗。对行政效率的盲目追求，行政民主的根基不牢，权力制约文化的动力不足，共同催生出行政立法、执法中公众参与、对话、协商机制的缺失。行政主体和公众之间合作的困难反过来又加剧了这种机制缺失的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