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外资在中国的出现，是1979年惠普公司被基辛格推荐给邓小平那一刻开始的。如果把寻找外资足迹的任务交给历史学家，他们一定能上溯到先秦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关于分裂时代的记载中，借助冲杀到江南的北方蛮族的视角，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自古以来就有大量外籍商人在中国活跃，鼎盛时期，广州的外籍商人甚至数以百万计。
　　中国人对跟外国人做生意一事，向来抱有复杂的情绪。在明代以前，总体而言是不卑不亢; 而自明代以后到1978年，则先是闭关锁国，而后是被动地接受，而且，都跟政治联系在一起。
　　这从某种意义上奠定了中国人对待外资的基本心态。从经济角度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还原了商业的本来面目，把它相对地跟政治区隔开来。如果没有这种界定，无论惠普还是IBM，都无法在中国的市场上自由舞蹈，更别说日本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文明的进步，也是政治智慧的成熟。
　　现代意义上的外资，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大起大落: 从合资到独资，从边缘产业逐渐向核心产业靠近，从输入产品与技术到输出产品与技术。在落地手法上，外资先后经历了从技术合作、设立办事处到成立合资公司的演变，而近些年更是开始大量并购本土公司。其对中国市场的认识，也从一开始看重一般性资源（如人力、地皮等）到看重市场消化能力，逐渐倚重最重要的利润产出基地，直到开始在这个市场上追求战略性资源（如技术、专利、品牌等）。
　　从这种路径中可以看出，外资对中国的认识与融入程度，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不断加深。这种成熟，是在其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获得的，但整体上，外资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成熟的发展阶段。必须承认，在商业文明上比我们先进的欧美和日本的企业和资本，在中国的潜心耕作，让它们获得了大量的未来的战略储备。
　　然而，必须指出，中国企业对外资的认识程度，在整体上远远落后于对方，我们的企业非常容易走入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的极端。研究机构和媒体，也常常轻易地抱着敌视的态度去观察外资，并轻佻地惯用非商业情绪刺激眼球。
　　民众情绪尚可理解，但企业如果也如此，就必须引起警醒。多少年来，我们习惯用政治思维衡量一切。比较中、日书店的书架上关于对方的书籍，可以发现，中国对日本研究多停留在政治、历史、文化层面，重心再也没有下移; 而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之细致，足以令人瞠目: 大至国情与政治，小至矿藏与纺织，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从商业角度来说，不仅是一种思维习惯，也体现了一个资源匮乏国家的务实态度。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待外资的态度整体上属于“利用对方”。但现在，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势在必行，就像商业历史上发生过的那些案例一样，我们必须转变思维，应对挑战，必须要真正虚心“向外资学习”。我们必须明白，中国在商业上是一个差等生，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抱着虚心的态度，从全球化和商业的视野，重估外资的价值，建设中国的现代商业文化，积累中国企业的管理智慧，是中国企业面对全球化竞争的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