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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世界贸易、资本金融、科技创新这四大变量极大释放了正面推动力，逐渐释放出负面效应，造就当下看似穿越不了的迷雾，也酝酿了这百年一遇之大变局。其意味着对之前百年格局的“打破—洗牌—重构”的过程，而当下恰恰是破碎化的初级阶段。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国际场上，美国一言不合就“退群”，中美贸易战激烈交锋，英国“脱欧”骑虎难下，第四次金融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率先爆发，民粹主义高涨……一桩桩、一件件大事层出迭现，揭开世界格局的风云突变。国内经济领域冰火两重天，产业领域正面临大洗牌，社会领域焦虑感蔓延……不知有多少投机分子趁火打劫，更不知有多少曾经的“金科玉律”出尽洋相，不止于看不懂、看不透，亦无法用经典理论解释这个世界，更陷入了失去方向的群体性焦虑中。
从1919年到2019年的百年沧桑，有太多的疑问号与感叹号：既有美国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发战争财的崛起，又有美苏“冷战”的冰火对峙，还有苏联的解体，更有中国经济的奇迹般崛起。透过这些表象，我们可以看到，决定这百年走势的，恰恰是以下四大变量。而这四大变量在这百年里走到了正面的巅峰，并在近年走向了反面。
第一，市场经济万马狂奔，却也造成全球性产能过剩。正如经济学家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一书中所言：“市场经济不负众望，它每天增加产品的数量、改进产品的质量，产生了空前的财富。”企业就成了组织生产的载体，而市场以价格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优化，以致从分工合作到效率提升，全球GDP增长迅猛。要知道，1961年全球GDP才达到13659亿美元，但到2018年已高达85.79万亿美元，67年翻了近63倍。尤其是欧美，极力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尽管危机如影随形，却不可否认它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仅是石油、土地等资源的市场化，就带来了经济繁荣——从沙特到委内瑞拉，靠石油“变现”养活一个国家的比比皆是。但成也石油，败也石油，不单中东成了争夺石油的火药桶，就连委内瑞拉等也在透支完石油红利后“折戟沉沙”。于是，市场经济一边创造财富，一边也在制造过剩，尤其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生产更是快马加鞭。从钢铁到煤炭，从造船到化工，乃至某些新兴产业等，都纷纷出现全球性产能过剩。即便有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等组织来调节供给、稳定价格，也终究难以抵挡市场经济陷入越生产越过剩的原罪中。
第二，世界贸易如火如荼，却遭遇贸易战乃至全球去WTO（世界贸易组织）化。全球化和生产外包实际上都是从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开始的，在GATT签署前，跨境贸易成本非常高。尤其是二战后各国经济凋零，更倾向于以贸易保护的方式实现本国经济增长，反让各国各自为政，无益于经济发展。因此，经济学家倡议自由贸易，GATT的目标就是减少贸易壁垒、缩减关税，这恰恰有效地刺激了经济增长。自1947年GATT签署到20世纪70年代末，全球GDP年增幅高达7%。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无关税时代”，如何刺激全球经济继续增长成为新话题，因为即使一种进口商品本身没有关税，进入一国也要和当地的政府补贴抗争。因而，1995年世贸组织的诞生，其意义并不仅仅是一个国际组织，而是一个国际贸易的标准制定、各方对话甚至是争端裁决和解决的平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前20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6%。2008年后世界贸易增速降到3%左右，勉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持平，此时，对世界贸易的各种质疑又出现了。因为在全球化全面铺开的同时，每一个国家和地区自身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被忽略了而已。且不说WTO自身出现仲裁程序冗长、争端机制几乎瘫痪等问题，仅是美国四处挑起贸易战，就惹得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WTO正逐步被边缘化，甚至于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警告：贸易结束之时，就是战争开始之际。这似乎有些危言耸听，却也意味着世界无法放任单边主义的肆意妄为！
第三，资本金融前所未有地“爆炸”，却也暴露了前所未有的风险。毕竟，金融已是经济的核心，其初心是以资金融通为实体服务，却在资本逐利本性下愈发自我繁殖。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规模高达613万亿美元，约为债券市场的7倍、股票市场的12倍，其中场外衍生品市场1998年至2007年的年复合增长率约26%，名义本金增长约8倍，约是场内衍生品规模的8倍。美国在华尔街的推动下走到了市场经济的最高形态——金融衍生的巅峰，以致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业占比超7成，实体经济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迁移，产业空心化严重。截至2019年2月，美国国债已高达22.5万亿美元，意味着美国人均负担政府债务6.8万美元，若加上50个州和市县地方政府的5万多亿美元债务，总量接近27.5万亿美元，全美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达130%左右。美国金融体系的最大风险就是高风险企业债务增加，一旦引爆债务违约潮，或可引发美国经济衰退及全球性危机。想当初，2008年华尔街惹祸，不单“城门失火，殃及欧洲”，而且在美元耍赖中让全球背了黑锅，其间更不乏“金融大鳄”四处游弋，唯恐天下不乱。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铢一夜间贬值一半，竟让泰国耗尽所有外汇储备，一半国家财富瞬间蒸发，引得泰国时任总理大骂索罗斯是强盗。虽然索罗斯最终兵败中国香港，但资本的贪婪与金融的空转，都让风险前所未有地被放大——美国救了华尔街，却让金融变本加厉，不救又将引发危机，以致全球都对金融的肆无忌惮束手无策。
第四，科技创新加速迭代，却也走向了难以跨越的瓶颈期。就拿人类的速度突破为例，人类在历史上大部分依靠的是牛、马等畜力，最高保持在每小时40公里左右，直到蒸汽机和内燃机出现，增加到每小时160公里左右;而飞机的出现让人类逐步接近音速。火箭是巅峰，迄今达到的最高速度是每小时4万公里，是由1969年“阿波罗10号”创造的。但一切到此为止，20世纪70年代，从伦敦到纽约的飞行时间是8个小时，现在仍然是8个小时。更快的协和式超音速客机也出现过，但因技术不成熟在2003年退出航空市场。人类梦想冲出太阳系，为什么做不到？说到底，还是因为化学燃料的火箭发动机不可能把人类送出更远，而且成本也太高了。甚至可以说，如果不對基于化学燃料的火箭推进做范式革命，人类将会被永远困死在太阳系内。因为一场科学革命，本质上不是简单的技术进步，而是从基础假说到科学方法乃至人类共同信念上的彻底转换。但当下的科技创新，信息技术是单兵突进的，即便信息技术发展超乎想象，也都建立在几十年前图灵、冯·诺依曼那代人奠定下来的范式基础上。电脑技术更新换代，CPU（中央处理器）从单核到双核，内存从640K到了4G内存;手机从小屏幕到大屏幕，甚至没有边框，唯独范式没有变。这就意味着不会有真正革命性的颠覆。过去，莱特兄弟可以单枪匹马造出飞机，但是今天的波音747飞机已包括数百万个零部件。如今的技术系统已复杂到超出任何一个人的理解能力，但当分工细化到这种程度，就有点到了强弩之末的感觉。换句话说，在前人栽的果树下面，把所谓“低垂的果实”全摘完了，人类的大科学革命也就到了一个瓶颈期。
由此，这四大变量的正面性在这百年里得到了极大地释放，但当全世界都接受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原罪——“过剩就要平仓”——反而搅乱了世界，让经济危机如影相随……人们惯有的常识与经典的理论自然纷纷失效，造就了当下看似穿越不了的迷雾，也酝酿了这百年一遇之大变局。
（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中国经济2020》 作者：王德培）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国际场上，美国一言不合就“退群”，中美贸易战激烈交锋，英国“脱欧”骑虎难下，第四次金融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率先爆发，民粹主义高涨……一桩桩、一件件大事层出迭现，揭开世界格局的风云突变。国内经济领域冰火两重天，产业领域正面临大洗牌，社会领域焦虑感蔓延……不知有多少投机分子趁火打劫，更不知有多少曾经的“金科玉律”出尽洋相，不止于看不懂、看不透，亦无法用经典理论解释这个世界，更陷入了失去方向的群体性焦虑中。
从1919年到2019年的百年沧桑，有太多的疑问号与感叹号：既有美国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发战争财的崛起，又有美苏“冷战”的冰火对峙，还有苏联的解体，更有中国经济的奇迹般崛起。透过这些表象，我们可以看到，决定这百年走势的，恰恰是以下四大变量。而这四大变量在这百年里走到了正面的巅峰，并在近年走向了反面。
第一，市场经济万马狂奔，却也造成全球性产能过剩。正如经济学家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一书中所言：“市场经济不负众望，它每天增加产品的数量、改进产品的质量，产生了空前的财富。”企业就成了组织生产的载体，而市场以价格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优化，以致从分工合作到效率提升，全球GDP增长迅猛。要知道，1961年全球GDP才达到13659亿美元，但到2018年已高达85.79万亿美元，67年翻了近63倍。尤其是欧美，极力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尽管危机如影随形，却不可否认它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仅是石油、土地等资源的市场化，就带来了经济繁荣——从沙特到委内瑞拉，靠石油“变现”养活一个国家的比比皆是。但成也石油，败也石油，不单中东成了争夺石油的火药桶，就连委内瑞拉等也在透支完石油红利后“折戟沉沙”。于是，市场经济一边创造财富，一边也在制造过剩，尤其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生产更是快马加鞭。从钢铁到煤炭，从造船到化工，乃至某些新兴产业等，都纷纷出现全球性产能过剩。即便有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等组织来调节供给、稳定价格，也终究难以抵挡市场经济陷入越生产越过剩的原罪中。
第二，世界贸易如火如荼，却遭遇贸易战乃至全球去WTO（世界贸易组织）化。全球化和生产外包实际上都是从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开始的，在GATT签署前，跨境贸易成本非常高。尤其是二战后各国经济凋零，更倾向于以贸易保护的方式实现本国经济增长，反让各国各自为政，无益于经济发展。因此，经济学家倡议自由贸易，GATT的目标就是减少贸易壁垒、缩减关税，这恰恰有效地刺激了经济增长。自1947年GATT签署到20世纪70年代末，全球GDP年增幅高达7%。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无关税时代”，如何刺激全球经济继续增长成为新话题，因为即使一种进口商品本身没有关税，进入一国也要和当地的政府补贴抗争。因而，1995年世贸组织的诞生，其意义并不仅仅是一个国际组织，而是一个国际贸易的标准制定、各方对话甚至是争端裁决和解决的平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前20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6%。2008年后世界贸易增速降到3%左右，勉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持平，此时，对世界贸易的各种质疑又出现了。因为在全球化全面铺开的同时，每一个国家和地区自身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被忽略了而已。且不说WTO自身出现仲裁程序冗长、争端机制几乎瘫痪等问题，仅是美国四处挑起贸易战，就惹得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WTO正逐步被边缘化，甚至于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警告：贸易结束之时，就是战争开始之际。这似乎有些危言耸听，却也意味着世界无法放任单边主义的肆意妄为！
第三，资本金融前所未有地“爆炸”，却也暴露了前所未有的风险。毕竟，金融已是经济的核心，其初心是以资金融通为实体服务，却在资本逐利本性下愈发自我繁殖。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规模高达613万亿美元，约为债券市场的7倍、股票市场的12倍，其中场外衍生品市场1998年至2007年的年复合增长率约26%，名义本金增长约8倍，约是场内衍生品规模的8倍。美国在华尔街的推动下走到了市场经济的最高形态——金融衍生的巅峰，以致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业占比超7成，实体经济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迁移，产业空心化严重。截至2019年2月，美国国债已高达22.5万亿美元，意味着美国人均负担政府债务6.8万美元，若加上50个州和市县地方政府的5万多亿美元债务，总量接近27.5万亿美元，全美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达130%左右。美国金融体系的最大风险就是高风险企业债务增加，一旦引爆债务违约潮，或可引发美国经济衰退及全球性危机。想当初，2008年华尔街惹祸，不单“城门失火，殃及欧洲”，而且在美元耍赖中让全球背了黑锅，其间更不乏“金融大鳄”四处游弋，唯恐天下不乱。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铢一夜间贬值一半，竟让泰国耗尽所有外汇储备，一半国家财富瞬间蒸发，引得泰国时任总理大骂索罗斯是强盗。虽然索罗斯最终兵败中国香港，但资本的贪婪与金融的空转，都让风险前所未有地被放大——美国救了华尔街，却让金融变本加厉，不救又将引发危机，以致全球都对金融的肆无忌惮束手无策。
第四，科技创新加速迭代，却也走向了难以跨越的瓶颈期。就拿人类的速度突破为例，人类在历史上大部分依靠的是牛、马等畜力，最高保持在每小时40公里左右，直到蒸汽机和内燃机出现，增加到每小时160公里左右;而飞机的出现让人类逐步接近音速。火箭是巅峰，迄今达到的最高速度是每小时4万公里，是由1969年“阿波罗10号”创造的。但一切到此为止，20世纪70年代，从伦敦到纽约的飞行时间是8个小时，现在仍然是8个小时。更快的协和式超音速客机也出现过，但因技术不成熟在2003年退出航空市场。人类梦想冲出太阳系，为什么做不到？说到底，还是因为化学燃料的火箭发动机不可能把人类送出更远，而且成本也太高了。甚至可以说，如果不對基于化学燃料的火箭推进做范式革命，人类将会被永远困死在太阳系内。因为一场科学革命，本质上不是简单的技术进步，而是从基础假说到科学方法乃至人类共同信念上的彻底转换。但当下的科技创新，信息技术是单兵突进的，即便信息技术发展超乎想象，也都建立在几十年前图灵、冯·诺依曼那代人奠定下来的范式基础上。电脑技术更新换代，CPU（中央处理器）从单核到双核，内存从640K到了4G内存;手机从小屏幕到大屏幕，甚至没有边框，唯独范式没有变。这就意味着不会有真正革命性的颠覆。过去，莱特兄弟可以单枪匹马造出飞机，但是今天的波音747飞机已包括数百万个零部件。如今的技术系统已复杂到超出任何一个人的理解能力，但当分工细化到这种程度，就有点到了强弩之末的感觉。换句话说，在前人栽的果树下面，把所谓“低垂的果实”全摘完了，人类的大科学革命也就到了一个瓶颈期。
由此，这四大变量的正面性在这百年里得到了极大地释放，但当全世界都接受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原罪——“过剩就要平仓”——反而搅乱了世界，让经济危机如影相随……人们惯有的常识与经典的理论自然纷纷失效，造就了当下看似穿越不了的迷雾，也酝酿了这百年一遇之大变局。
（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中国经济2020》 作者：王德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