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的两所公立高中——帕洛阿尔托高中和甘恩高中10年来的自杀率比美国人口总自杀率还要高上四五倍。为什么那么多前程似锦的孩子在帕洛阿尔托轻生？精英文化为什么让孩子们如此不堪重负？
　　
　　远处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接着是杂乱的脚步声。孩子们放学了。他们像往常一样经过道口，等待加州列车通过。
　　红灯闪烁几次，闸口打开，孩子们陆续通过：有骑车的，有滑滑板的，有步行的。那天是帕洛阿尔托再寻常不过的一天。
　　在这座城市的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听到火车通过时的警笛声：在帕洛阿尔托高中的空地上，在小餐馆的桌边，在孩子们的卧室。
　　卡梅隆之死
　　在排练厅中，几个学生正在准备着排球队每年例行的活动。而甘恩高中其他的教室里，1900个学生正在准备上课。阿丽莎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那是2014年11月4日，学生们刚刚返校，还有一个月就要开始大学申请了，学生们焦头烂额。
　　老师拿着一张纸进来，读了一位同学的声明，昨夜他自杀了，声明的结尾是同学们再熟悉不过的名字：卡梅隆·李。阿丽莎的第一反应是：学校还有另外一个叫卡梅隆·李的人吗？因为在她的印象中，卡梅隆是个热爱运动，很受欢迎，从不为作业发愁的人，他有时爱搞恶作剧，故意把别人书包里的东西倒出来。
　　艾利克斯·吉尔那天迟到了，他看见同学们在走廊上哭泣。丹尼斯·赫尔曼校长告诉了他卡梅隆自杀的消息，因为校长知道他是卡梅隆最好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他不禁崩溃到双膝跪地。他回想起卡梅隆自杀前夜给他发的短信。卡梅隆参加了大学篮球队的选拔，但是体检没有达到要求，所以问他第二天是不是应该去看医生。也就是说，卡梅隆发完短信几个小时后就自杀了。
　　塔恩·威尔逊老师在她的创造性写作课上问，有多少人是卡梅隆的好朋友，全班有三分之一的人举手。她又问，有多少人曾和他一起上过课，所有人都举手了。她说孩子们总是“又傻又欢乐”，这时，全班都静默了。
　　11月4日，学校所在区的督学格伦·迈吉打电话给区里另外一所公立高中帕洛阿尔托高中的校长金姆·迪奥瑞奥说：“他的自杀对每个学生的打击都很大。”迈吉是新来的督学，但是他上任前就已经知道学生自杀的问题了，帕洛阿尔托市的两所公立高中——帕洛阿尔托高中和甘恩高中10年来的自杀率比美国人口总自杀率还要高上四五倍。
　　2009年春季以后的9个月里，3个来自甘恩高中的学生自杀了，一个高一学生和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卧轨自杀，另外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上吊自杀。虽然此后的几年事态略微平息，但情况依然不乐观。甘恩高中心理健康项目的监督者罗尼·吉尔逊说，学校的心理老师一直疲于关注那些“高危”学生。据调查，2013-2014学年度，帕洛阿尔托高中12%的学生曾想过自杀。迈吉上任的第3个月，卡梅隆自杀前3个星期，市里一所私立学校的女生从天桥上跳下自杀，一天后，甘恩高中的毕业生圭恩·金斯卧轨自杀。还没到2015年的感恩节，甘恩高中又有两个学生自杀。
　　在时间上连续、空间上接近的自杀群体对社交关系中的其他自杀者有较多认同感。迈吉和其他管理者担心学生得知卡梅隆自杀的细节后，过于认同他的处境，从而产生自杀念头。卡梅隆打了好几年篮球，认识城市里其他公立高中的学生，他的妹妹在读初中。他似乎有很多朋友，但是心中仍有不少郁结。迪奥瑞奥2009-2010年任帕洛阿尔托高中的升学指导处主任，那时正是帕洛阿尔托市学生自杀的高峰时期，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是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推动了群体的自杀行为。学生们一整天都在刷新各类社交媒体，他们得知又有同学卧轨自杀了。那天，就像往常一样，每20分钟，教室里就能听到火车经过的声音。有个学生说，火车经过时的警笛声就像饥饿游戏里的机关炮一样，每响一次，就有一个人死去。
　　悼念会结束后，人们聚集在卡梅隆家，卡梅隆的父亲给大家念了卡梅隆的遗书。他在遗书中解释，他的死无关于学校、朋友和家庭。遗书中没有说明他自杀的原因。同学们唯一察觉到的异常情况就是，卡梅隆好像从没睡过觉。
　　艾利克斯·吉尔说，如果你周六凌晨3点想要约人去酒吧，那你应该可以约到他。就算是平时上学的日子，你也常常可以看到他凌晨在社交媒体上更新动态。有一次艾利克斯问卡梅隆为什么熬夜，卡梅隆的解释是在做功课。如果是别人这么说，艾利克斯会相信，毕竟升学压力大，但是卡梅隆这样解释，他不相信。他和卡梅隆幼儿园时就是朋友，“他很善于管理时间，是个优等生，从来没有发愁过功课，那些功课对他来说太容易了。”
　　哈利·李之死
　　经过帕洛阿尔托的火车成了青少年自杀的工具，它时不时就会让人想起那些自杀者。
　　卡梅隆·李自杀后3个月，甘恩高中的哈利·李跳楼自杀了。他并不认识卡梅隆。他的自杀让人匪夷所思。
　　甘恩中学的升学率在全美位列前茅，每年都有20多个学生进入距学校不远的斯坦福，四分之一的学生得到加州大学的录取通知，竞争力可见一斑。
　　史蒂夫·乔布斯原来的住宅就位于帕洛阿尔托市。中国学生的父母攒下血汗钱在那里买房子，让孩子在那里的高中就读，只为他们能有个更好的前程。
　　精英父母所期待的一所好高中所应有的特点，甘恩高中全部都具备。
　　那么家长们把孩子送到精英高中，以高压式的教育方法灌输给孩子争强好胜的心理，真的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么？只有在大学先修课程中获得优秀成绩，或者拿到傲人的奖杯，才能得到父母的爱么？也许这并非父母们的初衷，但是孩子们却是如此认为的，“我们爱爸爸妈妈，但他们的爱太沉重了。”
　　上个世纪90年代末，耶鲁大学精神病学系助理教授苏尼娅·卢瑟在唐涅狄格州的一所市区学校做调查研究。她想知道学生的不良行为是否与贫困或是青春期这一特殊的人生阶段有关联。要做这个调查，还需要找到另一所学校当作参照。她选定了一所位于郊区的学校，那所学校比她所调查的市区学校收费更高。调查结果与她的设想不同。在收费更高的郊区学校，抽烟、酗酒、吸毒，患有严重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学生比例更高。她决定继续调查，找出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容易有不良行为的原因。 　　2001年，她上高一，决定学打水球，因为她游泳不错，曾经当过“水上宝贝”。那年她成为了女童子军成员，学校爵士乐队的长号手，还被选中参加学校组织的历史剧表演，与自己崇拜的老师一起参加活动。水球课程结束后，她又加入了游泳队。接下来的日子里，她疲于游泳训练、乐队排练、女童子军开会。她的父母为她骄傲，但她说自己“累到骨子里了”。她说，“我记得那时候，我变得不会为任何事情感到开心，但我不能停止脚步，也没有地方能让我逃避。”
　　第一个学期，赵在几何学考试上得了F，她说这件事让她和父母的关系闹僵了，“因为那时候真的很难和父母用礼貌的语气讲话。”她开始害怕游泳训练、乐队排练和女童子军的开会，“但是我并不想成为一名逃兵。”她那时候想，如果她和某个同学吵架闹僵了，或者她有厌食症就好了，这样她就能和父母解释她为什么如此抑郁了。“我那时候已经和父母和老师说，我压力太大了，但是我的父母和老师都没有当回事儿。”她不想请假休息，因为同学们会认为她很懒惰，“但是如果我说自己心理失常呢？这听起来挺严重的，别人应该会理解我了吧。”
　　2月的一天晚上，她训练完回家，一边洗澡，一边听一首伤感的歌。洗完澡，她从衣柜的深处拿出一瓶艾德维尔药片。“我当时犹豫的唯一原因是，”她对我说，“我怕这样做伤了妈妈的心，虽然我也不清楚她到底会不会伤心。”但是她最后吃了那瓶药。然后她换上卫衣，下楼吃饭。“我们每天晚上都一起吃饭，我没办法逃避。”吃饭时，她的弟弟发现她有些反常，于是她承认自己吃了艾德维尔药片。
　　“你吃了多少？”她爸爸问。
　　“不知道。”
　　她的父母开始找药瓶，找到后，他们发现药瓶已经空了，于是马上开车带她到医院。
　　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她从没有听说过有同学卧轨自杀。“我只知道有人吃药，但是卧轨自杀的事我从没听说过。如果我听说过的话，对于那时已经绝望的我来说，可能也会选择那种方式。”
　　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马上撇清自己和“虎妈”之间的关系。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心理学教授阿维·阿索尔说，父母的养育方式影响了孩子们在学校里应对压力的能力。在孩子获得成绩时，表扬他们，看起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家长仅仅在孩子成功时表扬他们，那么孩子就会认为，父母的爱是以他们取得成绩为条件的。
　　赵告诉我说，她那次从医院回到家后，感觉自己更有勇气对父母说“不，我做不了这件事”或“不，我不愿意这么做”。而父母好像也更通情达理了。他们告诉她不要轻易放弃一件事，但要明白自己的精力是有限的。她退出了游泳队，并退掉了那个学期的一门课。她问老师，是否需要补她住院期间的功课，老师告诉她没有什么一定要补的作业。“逃兵”这个字眼在她的脑海中浮现又消失。放弃一些事情，总比再次发生悲剧要好。
　　我拜访金姆·迪奥瑞奥那天，他邀请我参观学校的野外实习日活动。空地上架起了彩虹色的城堡和滑梯。太阳西沉，孩子们赤脚在空地上玩耍，两三个人一起从滑梯上滑下来。音乐的声音盖过了火车呼啸而过的声音。孩子们排成一排，搂着左右同学的腰。“火车！”一个孩子惊叫。于是几个孩子慌作一团，然后又重新排好。也许，帕洛阿尔托的阴影在孩子们心中散去，还需要一些时间。
　　[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