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便、太方便和不方便

来源 :财经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tegger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台湾,捐赠实在是一件躲都躲不开的事情。
  去购物中心买东西,哪怕只买40新台币(约8元人民币)的金桔水,发票也一样照打不误。在收银台旁边,总会摆着一些捐赠箱,有的齐腰高,有的则只有纸巾盒大小。透明的捐赠箱里,塞着的并不是钱,而是一张张发票。这样的捐赠箱随处可见:街角、火车站、便利店、咖啡馆、旅游纪念品商店、酒店前台等等,无处不在。
  它们通常隶属于不同的慈善团体。箱子上会写明这些慈善团体的名称、联络电话、地址,以及募款的小标语——通用的一句是“随手捐发票,救救老残穷”。这些捐款箱的设立有些是机构单独设置,也有的是几家联合设置,捐款主要用于传统的慈善,如孤儿、老人的救助。
  其实不论哪个社会条件之下,慈善捐赠者的捐赠冲动始终还是建立在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上。区别更多在于真正面对弱势群体时,机构所使用的帮助是否专业有效,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甚至授人以纵观渔业、融汇产业链的视野——与这样的专业性匹配的是全岛200多家大学中,与社会工作各方面相关的蓬勃开展的教育和实践。
  当然,台湾民众对这一捐赠方式早就习以为常,甚至称得上热衷。有便利店员工称,由发票代替零钱捐赠后,民众的捐赠热情大大提高。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捐赠从捐助实际金额的多寡,变为更加平等却又不可预知的“获奖机会”:便捷的同时,也没有中了奖以后再把钱活生生捐出去的肉痛感。
  发票兑奖是台湾沿袭60多年的财税措施。1950年,国民政府迁台后不久,时任台湾省政府财政厅厅长的任显群颁布相关法令,通过发票给奖方式,鼓励民众索取交易凭证,以增加政府税收。这些发票都印有“统一编号”字样,因而也被台湾人称为“统一发票”。每个单数月份的25日,电视会直播开奖过程。奖金从新台币200万到1000万不等,中奖率为3‰。
  那些平时没有耐心收集发票等待开奖和兑奖的消费者,拿到发票就会顺手将发票丢进捐赠箱。在开放大陆游客到台湾的自由行后,有人发起“不带走一张发票”运动,鼓励游客们将购物发票捐给台湾的慈善机构,因为游客确实也无法等待每两个月一次的开奖时间。在游记中,不少游客愉快地提到这一点,并感慨这一捐赠方式“方便又有爱”。
  从2010年开始,为减少对纸张的浪费,台湾“财政部”开始推动电子化发票的使用。按照他们的计算,如果全台湾实现发票电子化的话,每年能够少砍8万棵树。通过芯片支付工具完成的交易,其电子发票码仍可以与财政部的网站绑定,并且在中奖后通过短信通知获奖信息。
  如此一来,基金会们便不得不紧紧跟上。诸多基金会迅速在网站上公布了如何将电子发票转赠给机构的指南。尽管操作看起来仍有些复杂,但只要趋势已定,转赠的快捷方案便会很快面世,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过去曾屡屡发生的发票丢失或被盗的状况——在台湾,发票被盗取的新闻曾常有发生,也许正是因为捐赠和取票都太过方便了。
  除发票捐赠箱外,旧衣回收箱、绿币投捐箱、小额零钱捐赠等在台湾街头也常有所见。
  当我在花莲的一家酒店居住,告知前台“不需要更换房间的床单等用品”时,前台工作人员表示可以给我五枚绿币——每一枚绿币代表酒店将会捐出2元钱,去支持在前台设置投币箱的环保机构主妇联盟。投币箱有两个投币口,一个是“全岛项目”,一个是“本地项目”。一个比纸巾盒大不了多少的投币箱,甚至让捐赠人完成了一次自主的选择——有的选的感觉很好。
  旧衣回收箱通常会以一个铁皮箱形状站在大街小巷,上面也同样有慈善团体的名称和联络信息,人们将上方的拉斗打开,就可以把旧衣服塞进去,关上门时,衣服掉入箱中,看起来比内地长途跋涉寄到山区、农村导致大量不合适的衣物淤塞要好很多。不过这种方式也有弊端,高雄市就已经开始清理这些街头捐衣箱,理由是:“箱体破旧,常有杂物丢入其中,造成恶臭,或有流浪者翻动旧衣回收箱,造成垃圾遍地。”他们接下来的替代方案将是参照垃圾分类的回收方式,以流动车辆进入社区回收。
  在我们不斷惆怅民众的捐赠习惯不好的同时,是否可以考虑更多的维度,譬如如何让捐赠成为一件愉悦而简单的事?
  对于捐赠人而言,打得通的咨询电话,找得到的联络地址,问得明白的花钱途径,甚至参与得了的义工岗位,才是他们真正能够了解慈善和公益的途径。只有先能够被看见——不是电视上的筹款晚宴,不是富人们的香槟聚会,而是真正街头的所见,才有接下来信任的开始。
其他文献
中国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主要因为政府主导,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形成“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要地不要人”的模式,造成大量人口在城市边缘聚集,形成了“城中村”。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中村”问题能否解决好,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课题。  “城中村”的存在,为本地农民增加收入、以房租分享城市化带来的级差收益提供了机会,为外地人口以低房租成本和生活成本在城市谋生提供了方便。但是,城乡结合部
期刊
2003年10月,高盛发布《与BRIC一起梦想:通往2050年的道路》,“BRIC”由四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首字母组成,于是这四个国家被称为金砖国家。十年过去,金砖国家的概念已风靡全球。2009年,金砖四国召开首次峰会;2011年,南非加入其中,并出席第三届金砖国家峰会。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在全球的比重不断提升,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也在不断增强。  与中国相距遥远的南非,1994年结束了种族
期刊
一个大学生开书店的故事,成为今日中国流程腐败和流程控制的最新典型。  10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了这个故事:一位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回家,到中部地区的一个小县城办一个书店,从父母和亲属那里借了20多万元,结果跑了三四个月,盖了几十个公章,总算跑下来。好不容易租了店铺,然后就开始被检查了。到最后,这个大学生实在是经不起检查,只好“关门大吉”。  “我说经
期刊
当今时代,保持司法的独立性被视为公正司法和人权保障的根本,司法独立被认定为国际潮流和“必由之路”。无数杰出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大量极有教益的研究,但大量的工作集中在司法独立的必要性、必然性与美好前景上,而关键的问题是,司法独立的理论预设是什么?它是否是无条件、无前提的?它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支撑与保障条件?  从实践上看,半个世纪以来,在保证司法的独立性已成全球潮流的背景下,诸多第三世界国家是否成功建
期刊
2004年2月,我参与创办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以下简称SEE)并担任秘书长。后来,又到壹基金担任秘书长。九年以来,我一直参与民间公益机构管理工作。这段时期也正是中国民间公益破冰而出并迅速兴起的时期,我得以亲历并观察中国民间公益事业的兴起和成长。  中国社会公益成长有两个重要时点,第一个时点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企业界踊跃捐款,数十万志愿者进入灾区,2008年成为中国公众公益参与的觉醒年。第二个
期刊
国有煤企虽能提供一流的设计和设备,但未必有一流的责任意识和治理水平。国企也是企业,同样存在负责人考核存在急功近利。  过往繁华总被雨打风吹去。  山西省轰轰烈烈发动煤改后不久,煤炭市场忽然进入冰河期,迄今许多煤炭品种的价格比高峰期跌去了一半左右,产煤大省危机四伏。《财经》记者在山西省的调研显示,“煤改后遗症”正在凸显,使各大煤企雪上加霜。  在临汾,兼并重组完成后的煤企间出现大量三角债;在吕梁,为
期刊
中国在过去若干年改革与发展中,因为政府未能及时地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化解社会的不公与公民的积怨,致使执政党现在只能“在钢丝绳上跳舞”。为了避免随时可能发生的政权“高空坠落”,针对社会不公的治理改革,已经势在必行。走向法治,让政府和社会的各种行动者按规矩办事,给中国社会增添安全感,促成中国人对“中国”的认同回归,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要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思考中国走向法治的动力机制,是促成中
期刊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看来,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这是非常重要、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变化”。他告诉《财经》记者,坐上世界第二的位置,让中国在许多国际事务中处于“不能避、不能让”的境况。  中国的外交政策为此要应势调整。这一重大转折的到来,时逢上一届政府末期,政策调整顺理成章由新一届中央领导来做。2013年3月起,现任领导层展开了一系列元首外交:国家主席习近平
期刊
有“接地气”之称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日前在《财经》创刊15周年晚宴上发表演讲称,推进改革不仅要靠文字,更要靠图像和故事,从而使改革深入人心。  周其仁举了上世纪80年代安徽傻子瓜子的例子。当年有人要查傻子瓜子,邓小平不让动,指出有傻子瓜子在,人们就会认为党对个体户的政策不会变。周认为傻子瓜子就是邓小平讲的一个好故事。  历史证明,好的图像和故事,相较于文山会海的繁文缛节和照本宣科的平
期刊
“道德的社会解体了,政治的社会正在衰落,法治的社会还会遥远吗?”  15年前,在互联网上,一篇名为《法律共同体宣言》的文章和它模仿的样本——《共产党宣言》——被广为传播一样,迅速走红。  年轻而才华横溢的作者描述:“无论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还是乡村的司法调解员,无论是满世界飞来飞去的大律师还是小小的地方检察官,无论是学富五车的知名教授还是啃着馒头咸菜在租来的民房里复习考研的法律自考生,我们构成了一个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