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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的营养不良出现在社会底层，而中国的营养不良出现在社会的中坚阶层，越是高收入、高学历、高层次，营养不良的比重反而越大。
“我怎么会是营养不良？”刚参加了单位体检的常昕不相信自己患上了缺铁性贫血，她又特地到医院去挂号检查，结果证实了血液里各项指标都偏低的事实。
在北京外企任部门经理的常昕刚刚过了而立之年。经济条件允许，她几乎吃遍了单位附近包括“俏江南”在内的精品川菜，还有高档的粤菜馆，几乎是怎么精致怎么来，什么新奇吃什么。
常昕反思自己的营养不良的成因，结论是：生活过得太精致了。好像很久没有嚼根黄瓜，吃个西红柿，喝碗玉米面粥了。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江苏、贵州、甘肃、北京等地的调查，我国目前有30%的人患有缺铁性贫血，也就是说几乎每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得了缺铁性贫血。在北京，几乎每两个成年女性中就有一个人患有缺铁性贫血，数量惊人。
营养不良的高危人群
同样在北京某外企任职的杨光也是如此。单身的时候吃得马虎大意，毫无节制，也患上了缺铁性贫血。多年后的今天，即将做妈妈了，她不敢再马虎了，便逼迫自己吃东西，开始有意识地进补红枣、花生和水果。结果，又因为吃水果过多，发现妊娠糖尿病症状，于是开始减少吃水果。几番折腾。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档案所在的北京外企服务公司每年组织体检，有相当一部分人患缺铁性贫血，大家都见怪不怪了。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筠表示，如果你平常感到有些疲劳，有些精神不好，或者思考问题反应不太快，你可能很少把它和缺铁性贫血联系在一起。而当你感觉到了，情况已经很严重了。
同样的营养不良症状不仅发生在女性身上。王峻在北京一家日资企业里做技术支持，他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脂肪肝几乎成了他这类型人的职业病。“出差的时候根本顾不上什么营养不营养，自己吃就希望快点，和客户吃就希望好点”，王峻说，以前不知道，总觉得价格贵就是营养好的，体检的时候，才发现不对劲。而其他男同事中患高血压和脂肪肝的也不在少数。王峻估计，在他们这样的外企里，患脂肪肝的人起码有1/5，比例低还是因为外企有一些年轻的做秘书的小姑娘将参数平均后降下来了，王峻认为，这是因为外企收入高，人们吃得好。
吃得好，不一定吃得营养。并且，老吃某一种营养食品，也会因为营养不均匀而导致营养不良。
所有的这些由吃的奢侈导致的营养型“富贵疾病”，一到每年一次的单位例行体检时就表露无疑。外企是这样，国家公务机关也是这样，“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已经是大家公认的集体“三高”。比如2003年国家某部委体检，结果1/3以上的人有高血脂，脂肪肝占1/4。专家给他们的定论是：营养知识缺乏、膳食不合理造成的营养不良症状。虽然该部委食堂的伙食标准令人艳羡，那么多好菜看上去琳琅满目的，可惜没有营养师的指导，吃的效果也仅仅只能起到果腹的作用。
中国居民的营养现状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危险阶段”了，中国营养学会秘书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翟凤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司白领、政府工作人员，乃至其他高学历以及高收入群体，这些最有条件营养充足的群体，已经成为了中国营养不良的“高危人群”。
食物太多，不知怎么吃了
如今，“病从口入”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是指吃了不干净的食物，今天则是吃得不合理。翟凤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包括心脏病等在内的大部分疾病，其实都跟膳食营养相关，以前吃细粮需要凭票供应的时候还没有出现这么集中的营养问题。
翟凤英介绍，中国目前一共进行过四次全国性营养调查，1959年，1982年，1992年和最近一次的2002年。上世纪50年代的问题是人们蛋白质不能够满足，所以政府不得不实行粮食供给制，以保证不同人的营养需要，那个时候细粮的供应不过是10%到20%；而80年代，人们基本吃饱了，但还是以粗粮为主。1992年，粗粮比例就下降了一半。2002年，粗粮比例又下降了一半。总的趋势是人们粗粮吃得越来越少，而吃动物性蛋白和油却越来越多。
卫生部疾病控制司非传染病预防控制管理处处长孔灵芝，曾参与组织了2002年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她介绍，如今农民的膳食质量提高较快，膳食结构已经趋向合理。反而城市恰好相反，最明显的是畜肉类和油脂消费过高，而谷类食物消费偏低。
翟凤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营养不良其实很少是因为经济因素，特别是在大城市里，反而是营养知识的普遍缺乏导致了营养的普遍不良。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反问：“我这么胖，怎么会缺营养？”
而营养知识也并不因为人们受过高等教育而自然获得。翟凤英说，营养学知识十分专业，即使是医生，如果没有受过专业的培训，也未必就很了解营养搭配。各种各样书籍中的健康指导也不是都百分百正确，必须有所鉴别。
“很少有人会由于营养不良去医院看病，因为营养缺乏在破坏人的免疫力后，通常都是慢慢造成疾病的。”
翟凤英认为，目前的营养不良状况，假如不采取措施进行干预，10年后，情况将更坏，届时，这些在中国城市里出现的营养不良症也会在农村出现，如今一些富裕地区的农村已经有了苗头。
立法改变营养危局
“尊敬的温家宝总理，国民营养状况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为国家的长远发展考虑，特向您提出尽快制订《中国营养改善法》的建议。理由如下……”
今年“两会”前夕，在中国营养学会的倡议下，46位知名专家学者联名致信温家宝总理，呼吁营养立法，改善中国居民的营养现状。
联名信上列出了一系列数字：近年来由于营养失衡引起的慢性病明显上升，与膳食营养相关的慢性病占死亡原因的70%，而高血压、糖尿病等上述慢性病住院医疗花费为827.3亿元人民币。专家们同时算了一笔账，每投入1元资金进行社区高血压的综合防治，仅此一项措施就可每年节省医疗费用7至8亿元。
记者采访中国营养学会秘书长翟凤英的时候，她的办公桌上正摊着给政协的提案，她已经连续三年上书了。她向记者举了个例子，说明从国家角度抓营养的必要性：日本在1947年经济极端低迷的情况下采取了国家干预营养的措施，颁布了一系列营养法规，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现在，“40岁以上的日本人比中国人矮，40岁以下的日本人平均身高都比中国人高”。
翟凤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国每10年进行一次营养状况调查，而在日本每年进行一次。而文革年代，即使是间隔这样长的调查工作，也曾经因为讲求营养是“封资修”被迫停止。翟凤英希望能够将定期调查也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除了营养立法外，建立稳定的营养专业人才队伍也是关键所在。日本人平均每300个人就拥有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营养师，而我国目前所有的营养师加起来也不过2000多人，平均每65万人才拥有一位。翟凤英说，以前一些医学院设立了营养专业，但是毕业生大都找不到对口的工作，被迫改行，有些地方，营养师甚至归食堂的大师傅管，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缺乏营养专业人才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翟凤英观摩过韩国的营养状况，那里70人以上就餐的食堂就必须配备营养师，菜种类并不多，三菜一汤，没有太多的选择，只是花样常常换，几乎是强迫人们摄取合理营养，达到均衡。
卫生部疾病控制司非传染病预防控制管理处处长孔灵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卫生部一直在考虑营养立法的问题，专家致信后，温家宝总理要求国务院法制办具体负责，国务院法制办已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并建议先制定营养行政法规，其中营养师的培养将是重要内容。
“我怎么会是营养不良？”刚参加了单位体检的常昕不相信自己患上了缺铁性贫血，她又特地到医院去挂号检查，结果证实了血液里各项指标都偏低的事实。
在北京外企任部门经理的常昕刚刚过了而立之年。经济条件允许，她几乎吃遍了单位附近包括“俏江南”在内的精品川菜，还有高档的粤菜馆，几乎是怎么精致怎么来，什么新奇吃什么。
常昕反思自己的营养不良的成因，结论是：生活过得太精致了。好像很久没有嚼根黄瓜，吃个西红柿，喝碗玉米面粥了。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江苏、贵州、甘肃、北京等地的调查，我国目前有30%的人患有缺铁性贫血，也就是说几乎每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得了缺铁性贫血。在北京，几乎每两个成年女性中就有一个人患有缺铁性贫血，数量惊人。
营养不良的高危人群
同样在北京某外企任职的杨光也是如此。单身的时候吃得马虎大意，毫无节制，也患上了缺铁性贫血。多年后的今天，即将做妈妈了，她不敢再马虎了，便逼迫自己吃东西，开始有意识地进补红枣、花生和水果。结果，又因为吃水果过多，发现妊娠糖尿病症状，于是开始减少吃水果。几番折腾。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档案所在的北京外企服务公司每年组织体检，有相当一部分人患缺铁性贫血，大家都见怪不怪了。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筠表示，如果你平常感到有些疲劳，有些精神不好，或者思考问题反应不太快，你可能很少把它和缺铁性贫血联系在一起。而当你感觉到了，情况已经很严重了。
同样的营养不良症状不仅发生在女性身上。王峻在北京一家日资企业里做技术支持，他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脂肪肝几乎成了他这类型人的职业病。“出差的时候根本顾不上什么营养不营养，自己吃就希望快点，和客户吃就希望好点”，王峻说，以前不知道，总觉得价格贵就是营养好的，体检的时候，才发现不对劲。而其他男同事中患高血压和脂肪肝的也不在少数。王峻估计，在他们这样的外企里，患脂肪肝的人起码有1/5，比例低还是因为外企有一些年轻的做秘书的小姑娘将参数平均后降下来了，王峻认为，这是因为外企收入高，人们吃得好。
吃得好，不一定吃得营养。并且，老吃某一种营养食品，也会因为营养不均匀而导致营养不良。
所有的这些由吃的奢侈导致的营养型“富贵疾病”，一到每年一次的单位例行体检时就表露无疑。外企是这样，国家公务机关也是这样，“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已经是大家公认的集体“三高”。比如2003年国家某部委体检，结果1/3以上的人有高血脂，脂肪肝占1/4。专家给他们的定论是：营养知识缺乏、膳食不合理造成的营养不良症状。虽然该部委食堂的伙食标准令人艳羡，那么多好菜看上去琳琅满目的，可惜没有营养师的指导，吃的效果也仅仅只能起到果腹的作用。
中国居民的营养现状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危险阶段”了，中国营养学会秘书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翟凤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司白领、政府工作人员，乃至其他高学历以及高收入群体，这些最有条件营养充足的群体，已经成为了中国营养不良的“高危人群”。
食物太多，不知怎么吃了
如今，“病从口入”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是指吃了不干净的食物，今天则是吃得不合理。翟凤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包括心脏病等在内的大部分疾病，其实都跟膳食营养相关，以前吃细粮需要凭票供应的时候还没有出现这么集中的营养问题。
翟凤英介绍，中国目前一共进行过四次全国性营养调查，1959年，1982年，1992年和最近一次的2002年。上世纪50年代的问题是人们蛋白质不能够满足，所以政府不得不实行粮食供给制，以保证不同人的营养需要，那个时候细粮的供应不过是10%到20%；而80年代，人们基本吃饱了，但还是以粗粮为主。1992年，粗粮比例就下降了一半。2002年，粗粮比例又下降了一半。总的趋势是人们粗粮吃得越来越少，而吃动物性蛋白和油却越来越多。
卫生部疾病控制司非传染病预防控制管理处处长孔灵芝，曾参与组织了2002年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她介绍，如今农民的膳食质量提高较快，膳食结构已经趋向合理。反而城市恰好相反，最明显的是畜肉类和油脂消费过高，而谷类食物消费偏低。
翟凤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营养不良其实很少是因为经济因素，特别是在大城市里，反而是营养知识的普遍缺乏导致了营养的普遍不良。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反问：“我这么胖，怎么会缺营养？”
而营养知识也并不因为人们受过高等教育而自然获得。翟凤英说，营养学知识十分专业，即使是医生，如果没有受过专业的培训，也未必就很了解营养搭配。各种各样书籍中的健康指导也不是都百分百正确，必须有所鉴别。
“很少有人会由于营养不良去医院看病，因为营养缺乏在破坏人的免疫力后，通常都是慢慢造成疾病的。”
翟凤英认为，目前的营养不良状况，假如不采取措施进行干预，10年后，情况将更坏，届时，这些在中国城市里出现的营养不良症也会在农村出现，如今一些富裕地区的农村已经有了苗头。
立法改变营养危局
“尊敬的温家宝总理，国民营养状况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为国家的长远发展考虑，特向您提出尽快制订《中国营养改善法》的建议。理由如下……”
今年“两会”前夕，在中国营养学会的倡议下，46位知名专家学者联名致信温家宝总理，呼吁营养立法，改善中国居民的营养现状。
联名信上列出了一系列数字：近年来由于营养失衡引起的慢性病明显上升，与膳食营养相关的慢性病占死亡原因的70%，而高血压、糖尿病等上述慢性病住院医疗花费为827.3亿元人民币。专家们同时算了一笔账，每投入1元资金进行社区高血压的综合防治，仅此一项措施就可每年节省医疗费用7至8亿元。
记者采访中国营养学会秘书长翟凤英的时候，她的办公桌上正摊着给政协的提案，她已经连续三年上书了。她向记者举了个例子，说明从国家角度抓营养的必要性：日本在1947年经济极端低迷的情况下采取了国家干预营养的措施，颁布了一系列营养法规，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现在，“40岁以上的日本人比中国人矮，40岁以下的日本人平均身高都比中国人高”。
翟凤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国每10年进行一次营养状况调查，而在日本每年进行一次。而文革年代，即使是间隔这样长的调查工作，也曾经因为讲求营养是“封资修”被迫停止。翟凤英希望能够将定期调查也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除了营养立法外，建立稳定的营养专业人才队伍也是关键所在。日本人平均每300个人就拥有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营养师，而我国目前所有的营养师加起来也不过2000多人，平均每65万人才拥有一位。翟凤英说，以前一些医学院设立了营养专业，但是毕业生大都找不到对口的工作，被迫改行，有些地方，营养师甚至归食堂的大师傅管，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缺乏营养专业人才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翟凤英观摩过韩国的营养状况，那里70人以上就餐的食堂就必须配备营养师，菜种类并不多，三菜一汤，没有太多的选择，只是花样常常换，几乎是强迫人们摄取合理营养，达到均衡。
卫生部疾病控制司非传染病预防控制管理处处长孔灵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卫生部一直在考虑营养立法的问题，专家致信后，温家宝总理要求国务院法制办具体负责，国务院法制办已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并建议先制定营养行政法规，其中营养师的培养将是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