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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上午，在深圳布吉镇祥云苑小区一套昏暗的公寓里，35岁的罗永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等待着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的结束。
在这间略显狭窄的客厅里，正对大门的墙上张贴着一条几乎横贯客厅的横幅，上面写着“前三十年做贼，后三十年反盗”，这个坐在沙发上的体形瘦削的租客，用这句话来概括自己的前半生，并试图给自己的后半生指明方向。
在互联网上一段被频繁点击的演示视频里，罗永正用一张锡纸包住一根普通钥匙，伸进一把锁里旋转几下，锁便应声而开。前后不过六七秒时间。
1993年到2006年的13年时间里，罗永正那双短粗有力的手曾干过无数类似的事。但那时，他是一名横行中国众多城市的盗贼。
“那是段充满恐惧和狂妄的时光。”他如此形容自己的过去。
现在，他正走在一条与过往的黑色生涯进行对抗的道路上——除了为多家锁具企业提供防盗技术咨询服务外，他还在前年创建了公益性质的“中国防盗联盟协会”，时常开着那辆面包车到各地宣传防盗知识。
现在，“金盆洗手”的他希望能洗刷掉“神偷”时代犯下的罪恶。
入伙
直到现在，罗永正还记得自己被拉“入伙”的那一天。
那是一个停电的百无聊赖的下午，五金厂的工友“阿华”找到罗永正，邀请他去帮老乡“搬家”。于是，他们坐着另外两名年轻人驾驶的货车，将邻村一间杂货店的货物搬了个精光。完事后，“阿华”扔了两百元给罗永正，说是老乡感谢他的“辛苦费”。
一个多月后，罗永正才知道，这次“搬家”不过是场事先预谋好的洗劫。但此时，他已经去帮过几次忙了，每次事后都能领到两三百元。
那是在1992年，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广东发表了意义深远的“南巡讲话”，由此开启了中国经济延续多年的黄金时代。珠三角地区冒出的无数工厂，像永不满足的海绵一样，吸纳着满怀淘金梦想的内地农村青年。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终日埋首在工厂流水线上作业，也有不少人心怀理想却误入歧途。
在广州市白云区一个有一条臭水沟的村子里，来自广西的罗永正正做着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他在一家小型五金厂里给五金制品喷漆，每月工资两百元——但每到月末，钱总会被老板用各种理由扣得所剩无几。
在他来到广州的前一年，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将原先收容审查的对象由乞讨流浪者扩大到“三无人员”，那些没有身份证、暂住证和务工证的流动人员一旦被查到，就可能遭受到被强制遣返原籍的惩罚。
那时候，罗永正没有务工证，也办不起暂住证，才15岁的他甚至连身份证也没有。
在白云区那个终日弥漫着灰尘和摩托车喇叭声的混乱村子里，穿着迷彩服的联防队员四处搜寻着可疑人员。如果有人胆敢逃跑和反抗，结局只能是被一顿痛打后扔进收容站。
尽管小心翼翼，罗永正还是在一次外出时被联防队员捉个正着，被押到了当地派出所。当天晚上，在工厂老板交了300元罚款后，他被领了出来。在老板的一番训斥声中，他被告知，300元罚款会从他的工资里分期扣除。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躲避联防队员的追查，罗永正都呆在肮脏的工厂里。对他来说，那里才是安全的地方。如果不是那个停电的下午和工友“阿华”，他的生活或许会像无数普通打工仔一样平淡无奇。
金钱的诱惑彻底打败了这个懵懂少年心底里的恐惧。因“搬家”而有了钱的他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快感——在工友闲暇时的赌博活动中，年纪最小的他总是赌得最凶的那个。
但诱惑总与陷阱相伴。在一次赌博中，当罗永正输红眼后，赌友“黄毛”大方地借了他一千多块钱。在这笔钱也很快输掉后，“黄毛”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入伙”挣钱还债，要么剁掉一只手。罗永正选了前者。
那是一个实行金字塔式管理模式的盗窃团伙——在从不露面的“大哥”之下，是分别负责人员吸纳、日常管理和实施盗窃行动及销赃的两名“二哥”，而“二哥”下面还设置了技术、打手、踩点、搬运之类的多个独立分部。
在经历了不能问别人真实姓名、家庭情况、过往经历之类的帮规教育，以及攀墙、逃跑、打架之类的一番艰苦训练后，罗永正加入了这个充满危险、暴力、欺诈和欲望的犯罪团伙。
他能不间断地做80个俯卧撑，在30分钟内跑完5公里长途。通过考核的那天，私下被称为“光头仔”的头目给了他一台摩托罗拉寻呼机，拍着他的肩膀说：只要好好干就能挣大钱，“有了钱就什么都有了”。这让罗永正激动不已。
此后大半年里，罗永正整天背着书包，带着副平光眼镜，伪装成中学生模样在广州、花都、佛山等城市四处搜寻猎物。他的任务是“踩点”，包括物色盗窃对象、掌握事主出行规律，了解保安巡逻时间等情报。一旦摸清情况，他就立即打电话告知“光头仔”，由对方安排别的成员实施盗窃。
“千万不要小看盗贼的耐心。”罗永正说，为了掌握猎物行踪，他可以从早到晚地跟踪、蹲守、观察。他曾用三个月的时间多次到广州一家制衣厂刺探情况，最终让同伙顺利盗走了工厂次日要发放的全部工人工资。
不用外出时，他跟另外三名同伙就呆在“二哥”安排的免费出租房里，常常靠赌博打发时间。如果得到允许，他们就会出门闲逛、溜旱冰、吃宵夜，还不时会去工厂密集的地方找年轻女工套近乎。但每隔三个月左右，他们就会被安排到别的出租房藏身。
在当时工人每月只能挣到几百元时，罗永正的收入已经有两三千元之多了。在冷酷而忙碌的犯罪团伙里，罗永正对一切都感到满意，并企盼获得更多。
转型
1994年夏季，因为两名新手的加入，罗永正被安排到了另一间出租房，结识到了一位被称为“眼镜哥”的成员，并从此跨出了成就自己“神偷”名声的重要一步。
外表斯文，带着一副近视眼镜的“眼镜哥”是盗窃团伙里为数不多的技术部成员之一，负责研究从摩托车、汽车到防盗门、保险柜等各种锁具的开锁方法。由于研究成果直接决定着作案范围和成败，技术人员备受盗窃团伙重视——他们直接由一位“二哥”管理，能享受到远高于他人的优待。
一个闷热的夜晚，在试验了半天仍然无法打开一把锁后，“眼镜哥”离开桌子到一旁抽起了闷烟。无所事事的罗永正上前拿起开锁工具插入锁孔，试探着左右转动起来。
不一会，“啪”的一声轻微声响传出，锁被打开了。
因为这次阴差阳错的成功，罗永正成了“眼镜哥”的学徒，并为自己的犯罪生涯掀开了新的篇章。
在“眼镜哥”的传授下，他每天用万能钥匙、铁钩、螺丝刀，甚至锡纸之类的工具，试探着开启各种锁具。简陋的出租房，成了他提升自己业务技能的温床。
“眼镜哥”总是骄傲于自己的技术员身份。他对罗永正说：“美国人靠原子弹打败了日本，而我们就是制造原子弹的人。”
这让学徒罗永正热血沸腾，像着了魔终日锁不离手。
被送来研究的锁具不断更新着，而罗永正开启它们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到后来，他只用在电话里听团伙成员形容一下锁的形状，就能判断出能否将其打开。大多数时候，他能在20秒之内将锁具打开。
当同伙们羡慕地将他称为“神偷”时，“二哥”安排他出工了。
像写字楼里的白领一样，罗永正外出时也一副西装革履的模样，手里提着个笔记本电脑包，身上有时还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水味。但他的包里全是开锁工具。
他的犯罪足迹遍布广东、湖北、湖南、四川，甚至远至上海，而猎物同样五花八门，民宅、工厂、烟酒店、手机店，甚至连地下六合彩的庄家都会成为受害者。
每个月末，二哥都会递给他一个信封，里面往往装着上万元现钞。他开始为自己购买名牌服装，出省作案时，还用捡到的身份证住在干净的宾馆里。
1995年夏季，罗永正请假回老家为自己办了身份证。在这之前，他又有过一次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收容的经历——这名“神偷”没逃出联防队的天罗地网。在广州沙河一间收容所熬了一夜后，“二哥”花500元将他领了出来。
这次回乡，他穿着光鲜的服装，皮带上别着Call机，见到熟人便扔给对方几张钞票。这个曾经无人搭理的孤儿，在村民的眼里看到了尊重。
像“光头仔”当年为他展望的未来一样，他似乎拥有了一切。
膨胀的野心甚至还会让他干出点违反“帮规”的事，例如外出作案时，他有时会私下去捞点“外快”。这类举动有巨大风险，一旦被盗窃团伙头目知道，即便如他这样的骨干，也将面临严重后果。除了被痛打后清洗出局的风险，还随时可能被“大哥”设局陷害。
在罗永正昔日的众多同伙中，不少人突然间就失去了音讯。但没人会去关心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之间不存在友谊，那是个没有感情的世界”，罗永正说。
单干
1996年，罗永正的“事业”遭到了沉重打击。
那年4月开始，中国政府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行动。罗永正事后猜测，这场严打与迎接不久后的香港回归有关。
那年11月，他所在的盗窃团伙在警方的一场搜捕行动中土崩瓦解。包括“大哥”在内的数十名团伙成员几乎被一网打尽，而罗永正从报纸上第一次得知了“大哥”姓龙。据说“大哥”判刑后被押到了新疆劳改。
罗永正、“眼镜哥”和被称为“小滑头”的一名技术员成了漏网之鱼，他们逃窜去了浙江暂避风头。1997年4月，一则有人躲藏在货轮集装箱里成功偷渡的新闻报道给了他们启发。三人重返广东，从深圳罗湖偷渡到了香港，并计划着偷渡英国。
但到香港后，为了躲避香港警察盘查，这三名逃亡者不得不一直躲在沙头角的一处仓库改装的出租房里。他们长期过着昼伏夜出的日子，依靠手头的十余万元赃款度日。
两个多月后，他们在滂沱大雨中迎来了香港回归之夜。那个世人瞩目的晚上，三人忐忑不安地躲在出租房里，深怕高度戒备的香港警察会随时闯入。在此之前，他们听到了一则偷渡者被闷死在集装箱里的事件。恐惧打消了他们偷渡英国的计划。
1998年春季，“眼镜哥”和“小滑头”先后失踪，在一次夜间孤身外出时，罗永正被巡逻的香港警察抓住了。
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他被辗转关押在深圳、阳江、湛江和广西玉林的多间收容所里。最后，利用玉林收容所的一次疏忽，他逃脱了，并靠沿途偷盗回到了熟悉的广州。
这年年初，他的广西同乡，名震粤港的“世纪贼王”张子强犯罪集团被大陆警方摧毁，包括张在内的五名主要成员均在年底被处决。但报纸披露的张子强抢劫运钞车、绑架勒索富豪之类的行径却令罗永正大受鼓舞，他甚至将张当成了自己的“精神领袖”。
1999年夏天，在制衣厂、五金厂、玻璃厂做了大半年隐姓埋名的打工仔后，野心勃勃的罗永正重出江湖。
在这之后的四五年中，广州一直是罗永正的“犯罪天堂”。
那时，偷盗、抢劫的案件每天都见诸当地报纸。在曾被称为“文明在这里堕落”的广州火车站一带，终日游荡着盗窃、抢劫、诈骗、拐卖人口之类的违法人员，为了钱，这些人愿意干任何事。而在罗永正熟悉的沙河收容站大门外，只要诱之以利，就能从那些终日进出不绝的人群中找到肯卖命的角色。
不久后，罗永正便成了七八名盗窃分子的“大哥”，像过去所在的团伙一样，他也选了两名心腹管理“小弟”。
因为人手不多，他给团伙规划了重点偷盗高档小区和贵重物品商店的“精品路线”。当经他培训过的“小弟”们像秃鹫一样开始外出作案时，一笔笔赃款也随之而来了。罗永正说，最多的一个月，他收到了手下上交来的200万元。
以往做“小弟”的经历让罗永正练成了心如铁石的性格，并对手下实施着严酷的管理制度。他深谙欲望对人性的破坏，在他眼里，“小弟永远只能是青苹果，在成熟前就得摘掉”。在他那20多人的盗窃团伙里，每个月都有不少人失踪。这些人大多进了收容所，其中有些正是被他“设局”送进去的。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安排小弟去偷东西，然后打电话报警。”罗永正说。
钱来得太容易，往往守不住，对赌徒尤其如此。罗永正说，在自己最疯狂的时候，曾一夜间输掉了90万元。为了挣到更多的钱，他曾先后开过玩具和工艺品制造厂，但都在一年左右倒闭。
2003年3月，“非典”正在令全世界人心惶惶，在疫情发端地的广东省，无数人躲在家里盯着电视新闻。担心被传染的罗永正带着“小弟”们跑到江苏、重庆、贵州等地连续盗窃了三个月，直到疫情解除后才又回到广州。
当年6月，一名叫孙志刚的年轻人在广州一间收容站里被殴打致死，事件引发了广泛的愤怒。当月，一度曾让罗永正担惊受怕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了。
但严厉的看守所取代了收容站后，盗窃分子开始面临更高的风险了。“只要被抓住，哪怕只偷了一两千元，都可能坐上半年的牢狱”。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监控摄像头也正在安装在广州的街头巷尾，这令罗永正的“小弟”们越来越投鼠忌器。
2005年，嗜赌如命的罗永正的事业走上了下坡路。分给手下的钱越来越少，他那靠金钱和暴力维系的威望也越来越低。他甚至连早些年用黑钱购买的两栋房子都输掉了。
除了明目张胆的抱怨，“小弟”中开始有人跑路了。因为人手紧缺，罗永正不得不再次出马，他甚至从老家拉来一位只有17岁亲戚入伙。
2006年3月13日，在合伙到佛山一处副食品批发市场里“踩点”时，技艺不精的亲戚试图偷一辆摩托车被当场抓获。自以为没事的罗永正到派出所打探情况时，他那漫长的盗贼生涯被终结了——市场的监控摄像头拍下了他与亲戚出没的影像，警察认出了他。
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神偷”此时已经穷途潦倒，正欠着几万元赌债未还。
重生
因为有检举揭发的“重大立功表现”，在被法院从轻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后，罗永正被送进了广东省佛山监狱。
在监狱里，囚犯除了进行思想改造，还要定期参加劳动。罗永正的任务是编制藤椅。他那双曾经作恶多端的手捏上了长藤，开始在椅架上快速穿梭。
狭窄的牢房、枯燥的改造，还有失去自由的痛苦，都在时刻提醒着他，那个充斥欲望与放纵的世界已经远去。
当年管束过罗永正的狱警彭永强回忆说，在接触过的众多服刑人员中，“他是个善动脑筋的人”。
盗窃时需要的准确和速度被他贯注到了新的事业上。多年后，彭永强都还记得这名囚犯“做出来的产品质量很好，不用返工”。
罗永正昔日的狂妄心态被冰冷的监狱逐渐浇灭，而过去那种时刻提防被抓捕的心理恐惧也一点点消除了。他甚至能静下心来读书了。在监狱图书室提供的各种书籍中，他最喜欢《佛渡有缘人》、《禅师一枝花》之类的佛教书籍。
他学着善意地与周围的人打交道。他曾经提醒将手机系在腰间的彭永强说，这样容易被扒手偷去。
“过去一直生活在扭曲的世界里，那是早晚要遭报应的。”他这样总结自己的读书体会。
2009年5月12日，因为服刑期间的良好表现，获得减刑的罗永正被提前释放了。他记得那天正好是汶川地震一周年纪念日：“那是我重生的日子”。
在彭永强帮助下，罗永正成了中山市金点原子制锁有限公司的研发部技术顾问。公司董事长雷先鸣夸奖说，罗永正对锁具有着独到见解，是最好的“产品分析师”。
现在，除了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外，罗永正将大多数时间都投入到了“中国防盗联盟协会”的公益宣传活动中。他将之视为“赎罪”之举。
过去三年中，他曾接到过一些身份不明的人的电话，希望他再次“出山”。而他每次都采取同样的回应方式：挂断电话。
他当年创建的盗窃团伙早已烟消云散，两名心腹一人下落不明，另一人后来被发现浮尸河涌。
重归社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近几年，在外做宣传活动时，他曾多次被陌生人骚扰。他租下祥云苑的那套公寓后不久，同楼层一邻居悄然在门上贴了块警示牌，写着：现已安装24小时闭路电视及录影系统。
“黑道是走不通的。”罗永正试图用这句话为自己的荒唐往事画上句号。雨停之后，他就要去江苏南京，主持一场由企业安排的防盗技术培训活动。
在这间略显狭窄的客厅里，正对大门的墙上张贴着一条几乎横贯客厅的横幅，上面写着“前三十年做贼，后三十年反盗”，这个坐在沙发上的体形瘦削的租客，用这句话来概括自己的前半生，并试图给自己的后半生指明方向。
在互联网上一段被频繁点击的演示视频里，罗永正用一张锡纸包住一根普通钥匙，伸进一把锁里旋转几下，锁便应声而开。前后不过六七秒时间。
1993年到2006年的13年时间里，罗永正那双短粗有力的手曾干过无数类似的事。但那时，他是一名横行中国众多城市的盗贼。
“那是段充满恐惧和狂妄的时光。”他如此形容自己的过去。
现在，他正走在一条与过往的黑色生涯进行对抗的道路上——除了为多家锁具企业提供防盗技术咨询服务外，他还在前年创建了公益性质的“中国防盗联盟协会”，时常开着那辆面包车到各地宣传防盗知识。
现在，“金盆洗手”的他希望能洗刷掉“神偷”时代犯下的罪恶。
入伙
直到现在，罗永正还记得自己被拉“入伙”的那一天。
那是一个停电的百无聊赖的下午，五金厂的工友“阿华”找到罗永正，邀请他去帮老乡“搬家”。于是，他们坐着另外两名年轻人驾驶的货车，将邻村一间杂货店的货物搬了个精光。完事后，“阿华”扔了两百元给罗永正，说是老乡感谢他的“辛苦费”。
一个多月后，罗永正才知道，这次“搬家”不过是场事先预谋好的洗劫。但此时，他已经去帮过几次忙了，每次事后都能领到两三百元。
那是在1992年，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广东发表了意义深远的“南巡讲话”，由此开启了中国经济延续多年的黄金时代。珠三角地区冒出的无数工厂，像永不满足的海绵一样，吸纳着满怀淘金梦想的内地农村青年。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终日埋首在工厂流水线上作业，也有不少人心怀理想却误入歧途。
在广州市白云区一个有一条臭水沟的村子里，来自广西的罗永正正做着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他在一家小型五金厂里给五金制品喷漆，每月工资两百元——但每到月末，钱总会被老板用各种理由扣得所剩无几。
在他来到广州的前一年，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将原先收容审查的对象由乞讨流浪者扩大到“三无人员”，那些没有身份证、暂住证和务工证的流动人员一旦被查到，就可能遭受到被强制遣返原籍的惩罚。
那时候，罗永正没有务工证，也办不起暂住证，才15岁的他甚至连身份证也没有。
在白云区那个终日弥漫着灰尘和摩托车喇叭声的混乱村子里，穿着迷彩服的联防队员四处搜寻着可疑人员。如果有人胆敢逃跑和反抗，结局只能是被一顿痛打后扔进收容站。
尽管小心翼翼，罗永正还是在一次外出时被联防队员捉个正着，被押到了当地派出所。当天晚上，在工厂老板交了300元罚款后，他被领了出来。在老板的一番训斥声中，他被告知，300元罚款会从他的工资里分期扣除。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躲避联防队员的追查，罗永正都呆在肮脏的工厂里。对他来说，那里才是安全的地方。如果不是那个停电的下午和工友“阿华”，他的生活或许会像无数普通打工仔一样平淡无奇。
金钱的诱惑彻底打败了这个懵懂少年心底里的恐惧。因“搬家”而有了钱的他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快感——在工友闲暇时的赌博活动中，年纪最小的他总是赌得最凶的那个。
但诱惑总与陷阱相伴。在一次赌博中，当罗永正输红眼后，赌友“黄毛”大方地借了他一千多块钱。在这笔钱也很快输掉后，“黄毛”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入伙”挣钱还债，要么剁掉一只手。罗永正选了前者。
那是一个实行金字塔式管理模式的盗窃团伙——在从不露面的“大哥”之下，是分别负责人员吸纳、日常管理和实施盗窃行动及销赃的两名“二哥”，而“二哥”下面还设置了技术、打手、踩点、搬运之类的多个独立分部。
在经历了不能问别人真实姓名、家庭情况、过往经历之类的帮规教育，以及攀墙、逃跑、打架之类的一番艰苦训练后，罗永正加入了这个充满危险、暴力、欺诈和欲望的犯罪团伙。
他能不间断地做80个俯卧撑，在30分钟内跑完5公里长途。通过考核的那天，私下被称为“光头仔”的头目给了他一台摩托罗拉寻呼机，拍着他的肩膀说：只要好好干就能挣大钱，“有了钱就什么都有了”。这让罗永正激动不已。
此后大半年里，罗永正整天背着书包，带着副平光眼镜，伪装成中学生模样在广州、花都、佛山等城市四处搜寻猎物。他的任务是“踩点”，包括物色盗窃对象、掌握事主出行规律，了解保安巡逻时间等情报。一旦摸清情况，他就立即打电话告知“光头仔”，由对方安排别的成员实施盗窃。
“千万不要小看盗贼的耐心。”罗永正说，为了掌握猎物行踪，他可以从早到晚地跟踪、蹲守、观察。他曾用三个月的时间多次到广州一家制衣厂刺探情况，最终让同伙顺利盗走了工厂次日要发放的全部工人工资。
不用外出时，他跟另外三名同伙就呆在“二哥”安排的免费出租房里，常常靠赌博打发时间。如果得到允许，他们就会出门闲逛、溜旱冰、吃宵夜，还不时会去工厂密集的地方找年轻女工套近乎。但每隔三个月左右，他们就会被安排到别的出租房藏身。
在当时工人每月只能挣到几百元时，罗永正的收入已经有两三千元之多了。在冷酷而忙碌的犯罪团伙里，罗永正对一切都感到满意，并企盼获得更多。
转型
1994年夏季，因为两名新手的加入，罗永正被安排到了另一间出租房，结识到了一位被称为“眼镜哥”的成员，并从此跨出了成就自己“神偷”名声的重要一步。
外表斯文，带着一副近视眼镜的“眼镜哥”是盗窃团伙里为数不多的技术部成员之一，负责研究从摩托车、汽车到防盗门、保险柜等各种锁具的开锁方法。由于研究成果直接决定着作案范围和成败，技术人员备受盗窃团伙重视——他们直接由一位“二哥”管理，能享受到远高于他人的优待。
一个闷热的夜晚，在试验了半天仍然无法打开一把锁后，“眼镜哥”离开桌子到一旁抽起了闷烟。无所事事的罗永正上前拿起开锁工具插入锁孔，试探着左右转动起来。
不一会，“啪”的一声轻微声响传出，锁被打开了。
因为这次阴差阳错的成功，罗永正成了“眼镜哥”的学徒，并为自己的犯罪生涯掀开了新的篇章。
在“眼镜哥”的传授下，他每天用万能钥匙、铁钩、螺丝刀，甚至锡纸之类的工具，试探着开启各种锁具。简陋的出租房，成了他提升自己业务技能的温床。
“眼镜哥”总是骄傲于自己的技术员身份。他对罗永正说：“美国人靠原子弹打败了日本，而我们就是制造原子弹的人。”
这让学徒罗永正热血沸腾，像着了魔终日锁不离手。
被送来研究的锁具不断更新着，而罗永正开启它们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到后来，他只用在电话里听团伙成员形容一下锁的形状，就能判断出能否将其打开。大多数时候，他能在20秒之内将锁具打开。
当同伙们羡慕地将他称为“神偷”时，“二哥”安排他出工了。
像写字楼里的白领一样，罗永正外出时也一副西装革履的模样，手里提着个笔记本电脑包，身上有时还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水味。但他的包里全是开锁工具。
他的犯罪足迹遍布广东、湖北、湖南、四川，甚至远至上海，而猎物同样五花八门，民宅、工厂、烟酒店、手机店，甚至连地下六合彩的庄家都会成为受害者。
每个月末，二哥都会递给他一个信封，里面往往装着上万元现钞。他开始为自己购买名牌服装，出省作案时，还用捡到的身份证住在干净的宾馆里。
1995年夏季，罗永正请假回老家为自己办了身份证。在这之前，他又有过一次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收容的经历——这名“神偷”没逃出联防队的天罗地网。在广州沙河一间收容所熬了一夜后，“二哥”花500元将他领了出来。
这次回乡，他穿着光鲜的服装，皮带上别着Call机，见到熟人便扔给对方几张钞票。这个曾经无人搭理的孤儿，在村民的眼里看到了尊重。
像“光头仔”当年为他展望的未来一样，他似乎拥有了一切。
膨胀的野心甚至还会让他干出点违反“帮规”的事，例如外出作案时，他有时会私下去捞点“外快”。这类举动有巨大风险，一旦被盗窃团伙头目知道，即便如他这样的骨干，也将面临严重后果。除了被痛打后清洗出局的风险，还随时可能被“大哥”设局陷害。
在罗永正昔日的众多同伙中，不少人突然间就失去了音讯。但没人会去关心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之间不存在友谊，那是个没有感情的世界”，罗永正说。
单干
1996年，罗永正的“事业”遭到了沉重打击。
那年4月开始，中国政府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行动。罗永正事后猜测，这场严打与迎接不久后的香港回归有关。
那年11月，他所在的盗窃团伙在警方的一场搜捕行动中土崩瓦解。包括“大哥”在内的数十名团伙成员几乎被一网打尽，而罗永正从报纸上第一次得知了“大哥”姓龙。据说“大哥”判刑后被押到了新疆劳改。
罗永正、“眼镜哥”和被称为“小滑头”的一名技术员成了漏网之鱼，他们逃窜去了浙江暂避风头。1997年4月，一则有人躲藏在货轮集装箱里成功偷渡的新闻报道给了他们启发。三人重返广东，从深圳罗湖偷渡到了香港，并计划着偷渡英国。
但到香港后，为了躲避香港警察盘查，这三名逃亡者不得不一直躲在沙头角的一处仓库改装的出租房里。他们长期过着昼伏夜出的日子，依靠手头的十余万元赃款度日。
两个多月后，他们在滂沱大雨中迎来了香港回归之夜。那个世人瞩目的晚上，三人忐忑不安地躲在出租房里，深怕高度戒备的香港警察会随时闯入。在此之前，他们听到了一则偷渡者被闷死在集装箱里的事件。恐惧打消了他们偷渡英国的计划。
1998年春季，“眼镜哥”和“小滑头”先后失踪，在一次夜间孤身外出时，罗永正被巡逻的香港警察抓住了。
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他被辗转关押在深圳、阳江、湛江和广西玉林的多间收容所里。最后，利用玉林收容所的一次疏忽，他逃脱了，并靠沿途偷盗回到了熟悉的广州。
这年年初，他的广西同乡，名震粤港的“世纪贼王”张子强犯罪集团被大陆警方摧毁，包括张在内的五名主要成员均在年底被处决。但报纸披露的张子强抢劫运钞车、绑架勒索富豪之类的行径却令罗永正大受鼓舞，他甚至将张当成了自己的“精神领袖”。
1999年夏天，在制衣厂、五金厂、玻璃厂做了大半年隐姓埋名的打工仔后，野心勃勃的罗永正重出江湖。
在这之后的四五年中，广州一直是罗永正的“犯罪天堂”。
那时，偷盗、抢劫的案件每天都见诸当地报纸。在曾被称为“文明在这里堕落”的广州火车站一带，终日游荡着盗窃、抢劫、诈骗、拐卖人口之类的违法人员，为了钱，这些人愿意干任何事。而在罗永正熟悉的沙河收容站大门外，只要诱之以利，就能从那些终日进出不绝的人群中找到肯卖命的角色。
不久后，罗永正便成了七八名盗窃分子的“大哥”，像过去所在的团伙一样，他也选了两名心腹管理“小弟”。
因为人手不多，他给团伙规划了重点偷盗高档小区和贵重物品商店的“精品路线”。当经他培训过的“小弟”们像秃鹫一样开始外出作案时，一笔笔赃款也随之而来了。罗永正说，最多的一个月，他收到了手下上交来的200万元。
以往做“小弟”的经历让罗永正练成了心如铁石的性格，并对手下实施着严酷的管理制度。他深谙欲望对人性的破坏，在他眼里，“小弟永远只能是青苹果，在成熟前就得摘掉”。在他那20多人的盗窃团伙里，每个月都有不少人失踪。这些人大多进了收容所，其中有些正是被他“设局”送进去的。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安排小弟去偷东西，然后打电话报警。”罗永正说。
钱来得太容易，往往守不住，对赌徒尤其如此。罗永正说，在自己最疯狂的时候，曾一夜间输掉了90万元。为了挣到更多的钱，他曾先后开过玩具和工艺品制造厂，但都在一年左右倒闭。
2003年3月，“非典”正在令全世界人心惶惶，在疫情发端地的广东省，无数人躲在家里盯着电视新闻。担心被传染的罗永正带着“小弟”们跑到江苏、重庆、贵州等地连续盗窃了三个月，直到疫情解除后才又回到广州。
当年6月，一名叫孙志刚的年轻人在广州一间收容站里被殴打致死，事件引发了广泛的愤怒。当月，一度曾让罗永正担惊受怕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了。
但严厉的看守所取代了收容站后，盗窃分子开始面临更高的风险了。“只要被抓住，哪怕只偷了一两千元，都可能坐上半年的牢狱”。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监控摄像头也正在安装在广州的街头巷尾，这令罗永正的“小弟”们越来越投鼠忌器。
2005年，嗜赌如命的罗永正的事业走上了下坡路。分给手下的钱越来越少，他那靠金钱和暴力维系的威望也越来越低。他甚至连早些年用黑钱购买的两栋房子都输掉了。
除了明目张胆的抱怨，“小弟”中开始有人跑路了。因为人手紧缺，罗永正不得不再次出马，他甚至从老家拉来一位只有17岁亲戚入伙。
2006年3月13日，在合伙到佛山一处副食品批发市场里“踩点”时，技艺不精的亲戚试图偷一辆摩托车被当场抓获。自以为没事的罗永正到派出所打探情况时，他那漫长的盗贼生涯被终结了——市场的监控摄像头拍下了他与亲戚出没的影像，警察认出了他。
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神偷”此时已经穷途潦倒，正欠着几万元赌债未还。
重生
因为有检举揭发的“重大立功表现”，在被法院从轻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后，罗永正被送进了广东省佛山监狱。
在监狱里，囚犯除了进行思想改造，还要定期参加劳动。罗永正的任务是编制藤椅。他那双曾经作恶多端的手捏上了长藤，开始在椅架上快速穿梭。
狭窄的牢房、枯燥的改造，还有失去自由的痛苦，都在时刻提醒着他，那个充斥欲望与放纵的世界已经远去。
当年管束过罗永正的狱警彭永强回忆说，在接触过的众多服刑人员中，“他是个善动脑筋的人”。
盗窃时需要的准确和速度被他贯注到了新的事业上。多年后，彭永强都还记得这名囚犯“做出来的产品质量很好，不用返工”。
罗永正昔日的狂妄心态被冰冷的监狱逐渐浇灭，而过去那种时刻提防被抓捕的心理恐惧也一点点消除了。他甚至能静下心来读书了。在监狱图书室提供的各种书籍中，他最喜欢《佛渡有缘人》、《禅师一枝花》之类的佛教书籍。
他学着善意地与周围的人打交道。他曾经提醒将手机系在腰间的彭永强说，这样容易被扒手偷去。
“过去一直生活在扭曲的世界里，那是早晚要遭报应的。”他这样总结自己的读书体会。
2009年5月12日，因为服刑期间的良好表现，获得减刑的罗永正被提前释放了。他记得那天正好是汶川地震一周年纪念日：“那是我重生的日子”。
在彭永强帮助下，罗永正成了中山市金点原子制锁有限公司的研发部技术顾问。公司董事长雷先鸣夸奖说，罗永正对锁具有着独到见解，是最好的“产品分析师”。
现在，除了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外，罗永正将大多数时间都投入到了“中国防盗联盟协会”的公益宣传活动中。他将之视为“赎罪”之举。
过去三年中，他曾接到过一些身份不明的人的电话，希望他再次“出山”。而他每次都采取同样的回应方式：挂断电话。
他当年创建的盗窃团伙早已烟消云散，两名心腹一人下落不明，另一人后来被发现浮尸河涌。
重归社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近几年，在外做宣传活动时，他曾多次被陌生人骚扰。他租下祥云苑的那套公寓后不久，同楼层一邻居悄然在门上贴了块警示牌，写着：现已安装24小时闭路电视及录影系统。
“黑道是走不通的。”罗永正试图用这句话为自己的荒唐往事画上句号。雨停之后，他就要去江苏南京，主持一场由企业安排的防盗技术培训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