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游戏本质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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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儿童游戏本质无疑是个老生常谈而又难以形成共识的论题,笔者通过人性的解读这一新的视角试图对以往研究做出更高一级的综合进而完成这一论题的统一,即儿童游戏的本质在于人在潜意识中倾向于获得主动地位而对某一活动进行控制的体验。笔者遵循前人的研究传统,从生物学、心理学、文化学以及哲学四个视域来对这一假设进行论证,以验证其解释力度。
  【关键词】儿童游戏 人性 文化 主体性 反主体性
  作为现代儿童游戏观,儿童游戏是儿童生活的基本方式,是符合儿童天性的梦想世界的表征,是儿童精神世界与儿童文化的核心内容已被理论界所广泛认同。那么儿童游戏的本质是什么?笔者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的文献发现,前人所论述的儿童游戏的本质从学科的视域来关照可以分为生物性本质观、心理学本质观、文化性(社会性)本质观以及哲学本质观。
  但是,本质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决定其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是某类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特质,所以在面对儿童游戏本质的论述纷繁而不相统一的情况下,笔者试图从人性的视角对各派关于儿童游戏本质的理论作更高一级的综合,希望更进一步揭示儿童游戏的真正本质。
  一、儿童游戏的本质在于儿童潜意识倾向于取得主动的自我控制体验
  首先要说明的是,把游戏的实质归结为人性并非笔者首创,早在18世纪席勒就认为,游戏不只是“娱乐”或“玩耍”,而是人类自由本性和完整人格充分展现的途径和证明,游戏意味着“人的诞生”和“人性的复归”。[1]无独有偶,石小英在其博士论文《多维视角下儿童游戏意义的解析》中也写道:“游戏是根源于‘纯粹的人的本性’的活动,它与诸多机能的综合体‘人性’直接相连。”[2]由此可见,游戏是藉由人而发生的,因此从人的本性来探讨游戏的本质也就成为了可能。
  那么,所谓“人性”具体是指什么?考察心理学及哲学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并没有哪个学术组织或者流派比精神分析学派对此作出过更为精辟的论述。弗洛伊德在其后期著作《超越唯乐原则》中谈到:“人性中有一种强迫重复的原则,这是一种比它所压倒的那个唯乐原则更原始、更富于本能的东西。这种原则昭示着无意识努力的方向,即无意识中被压抑的东西本身的努力不外是要打破它自身所承受的沉重压力,并且力图使自己要么转变成有意识的东西,要么通过某种实际的行动释放出来,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能看出,人性最原始的本能就是人在任何时候都寻求一种取得主动地位的倾向。这种倾向使人通过各种途径追求一种控制感,尽管这些途径中有些本身是不愉快的体验,但是藉此人达到了主动控制的目的,仍然是产生了直接的愉快。因为对于某个系统来说的不愉快,同时对于另一个系统来说就是一种满足,而这种满足同样可以产生直接的愉快体验。”[3]在这里,弗洛伊德通过大量临床医学案例的佐证揭示了人性作为人类思维及活动最本源的力量是如何通过潜意识来发挥其作用的,进而从纯粹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哲学的最高目标,即人的自由,并为这一人类理想增添了微观而具体的内容,那就是追求自由作为人的本性其实质是无意识的作用要求人寻求一种内在的主动控制。
  所以,笔者认为儿童游戏的本质根植于儿童的天性之中,而儿童的天性在更为本质的层面上则源自人性,即人在潜意识中倾向于获得主动地位而对某一活动进行控制的体验。正是通过这种自主控制的体验,儿童才得以建构起其梦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桥梁,实现其生物适应的功能,进而从纯粹的游戏人发展成为特定时空背景下的文化人。
  二、多维视角下儿童游戏本质的阐释
  通过对以往儿童游戏本质相关文献的考察,通过归纳笔者发现研究者在论述该问题时所采用的解释框架可以分为生物学、心理学、文化学、哲学四个视域。笔者在此亦遵循前人的研究传统,通过联系背景和综观全体的方式从以上四个维度对本文假设进行阐述。
  1.从生物学视角观照:儿童游戏本质的人性论是从更为实质的层面上对生物性本质论的升华与完善
  生命活动中为何会出现游戏现象?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起始于19世纪。这一时期的游戏理论被称为经典游戏理论,其代表有“剩余精力说”“松弛消遣说”“预演说”以及“复演说”,这些理论均为达尔文“进化论”盛行时代所出现的对儿童游戏动机与意义认识的产物,体现了游戏的生物性本质观。
  19世纪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提出游戏理论的“剩余精力说”,他认为,动物发展到较高级阶段上时,机体的一切力量并不像下等动物那样消耗在实现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能量上面。由于较高的营养,机体中聚集着要求出路的剩余能量,所以当动物游戏的时候,它正是服从了这个要求。游戏是力量的一种非自然的练习。[4]与此相反,德国哲学家扎鲁斯提出“松弛消遣说”,认为艰苦的劳动之后,人们为了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放松才进行游戏。而德国心理学家格罗斯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游戏的动因,主张游戏是对未来生活需要的活动的准备,是本能的训练,这就是所谓的“预演说”(“生活准备说”)。 美国心理学家霍尔的“复演说”则认为,游戏是种族的过去活动习惯的延续和再现,将儿童对游戏的爱好和参与理解为生物进化复演规律的被动适应。[5]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通过系统研究游戏的起因及价值认为,游戏是儿童内部存在的自我活动的表现,是一种本能性的活动,是儿童内心世界的反映,通过游戏可以表现和发展神的本源。[6]
  尽管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在经典游戏理论中过于强调生物性原因而遭到学术界的广泛质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第一次以抽象的思辨方式肯定了儿童游戏的生理性机制,提出了游戏的本质是人的一种本能性活动这一假设。直到今天,游戏是儿童与生俱来的天性早已深入人心。不论“本能”还是“天性”归根结底都属于“人性”的范畴,所以儿童游戏本质的人性论是从更为实质的层面上对生物性本质论的升华与完善。
  2.从心理学视角观照:儿童游戏本质的人性论是心理学本质观的价值前提
  游戏是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除饮食与睡眠外最大的心理需求,它与儿童的心理活动密切相关,因此,从心理学视角探寻儿童游戏的本质应是研究儿童游戏的基本视角。
  游戏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后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直至此后的20年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在儿童游戏的研究领域中持续占据着主宰地位。其游戏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儿童已经具有成人基本的各种欲望,这些与生俱来的原始冲动形成了最初的本我,但是由于儿童生活的客观环境以及儿童有限的能力所代表的超我的限制,儿童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满足其内在的需求,因此儿童才借助游戏进入一个虚拟的梦想世界,于此儿童可以自由的实现其在现实世界中所不能满足的愿望,逃避现实世界的强制和约束,发泄其受压抑、被社会所不能允许与接受的冲动。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儿童平衡了本我与超我的矛盾逐渐形成了自我,进而形成健全的人格。”[7]在弗洛伊德的游戏理论中,游戏的作用是帮助儿童形成“自我”,游戏冲动来自于儿童内部需要与外部客观环境的矛盾。儿童迫切希望自己长成大人,因为在儿童的眼里大人在现实生活中时时处于主动的地位,他们有能力并且安排了儿童的生活,儿童也正是希望借助虚拟化的游戏来取得这样一种内在主动控制的体验,因为这种体验的满足感能够带给儿童直接的愉快,从而消除了其抑郁与焦虑,使儿童得以健康成长。
  20世纪70年代至今是游戏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以皮亚杰、维果斯基为代表的认知发展的游戏理论可谓独具特色而成为游戏研究领域的主流学派。皮亚杰从认识发生与认知发展的角度来阐述儿童游戏的动因,他认为:“游戏是智力活动的衍生物,儿童游戏的动力基础在于智慧的发展形式,即认知发展阶段。在游戏时,儿童并不能发展新的认知结构,而是不断巩固他们所获得的新的认知结构以及发展他们情感的机会,努力使自己的经验适合于当前存在的结构。”[8]
  心理学上关于游戏的研究实质是游戏的价值研究,即游戏在心理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研究,不同的心理学派根据自己的理论体系都不约而同地选择游戏作为实现儿童心理发展的工具。总的来说,通过游戏儿童能够获得情感、认知、社会性、意志、人格等方面的发展,那么游戏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的价值而其他活动没有呢?对于这一问题,心理学家们似乎基本上都是诉诸信念的,他们相信游戏与心理活动密切相关。而心理活动,尤其是幼儿这样社会化程度较低的人的心理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本能的色彩,所以不管是哪个学派的心理学关于游戏本质的论述都离不开人性本能的参与。
  3.从文化学视角观照:游戏孕育了文化的生成,游戏的社会性本质观同生物性本质观一样统一于游戏的人性本质观
  人类是生物性与社会性双重因素相互统一的复合体,这是对现代人性的一种基本的规定。所以,在儿童游戏的生物性本质观出现以后,作为它的对立面即儿童游戏的社会性本质观也应运而生,这一游戏观念最早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原苏联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维果斯基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游戏本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这两种游戏观表面上看似二元对立不可调和,但是从文化的起源角度进行分析时,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游戏孕育了文化的生成,游戏的社会性本质观同生物性本质观一样统一于游戏的人性本质观。
  在追溯人类文明的起源时,荷兰文化学家胡伊青加独辟蹊径,通过文化—史学的研究范式探讨了游戏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整个文化进程中都活跃着某种游戏因素,这种游戏因素产生了社会生活的很多重要形式,而处于最初阶段的文化就是被游戏出来的。它不是像婴儿从子宫脱离出来那样从游戏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产生出来并永远也不脱离游戏的。”[9]同样荷兰另一位文化学家赫伊津哈在探讨游戏与文化的关系时也提出:“游戏先于文化并创造了文化,文化是游戏的衍生物。游戏中极小的细节都带有文化的痕迹,文化在游戏中具有渗透性。因此,游戏是文化本质的、固有的、不可或缺的成分,是作为文化存在的现象。”[10]通过两位文化学家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起源上说,游戏是先于文化的,文化是在游戏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游戏作为文化的载体在创造文化的同时也就带有了文化的特质,但是游戏的最初动机是什么?答案显然不是文化,在文化尚未形成之时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恐怕只有借助于人的天性这一形而上的假设。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厘清这样一条思路:人具有游戏的天性,这种内在本性通过游戏实现了其外化的过程,文化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是其自身文化的主动建构者。
  4.从哲学视角观照:儿童游戏本质的人性论调和了游戏的主体性与反主体性的统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游戏理论的不断丰富以及对游戏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人们开始从哲学层面上对儿童游戏的本质作更为科学的探索,这些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游戏的主体性与反主体性的统一。
  “游戏的本质是人的主体性活动”这一观点的源头要追溯到康德和席勒,他们早在18世纪就提出游戏的核心在于人的主体性自由,而我国学者丁海东则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在我们国家有许多研究者开始尝试把游戏活动的本质概括为主体性活动,来探索建立一种更加科学的儿童游戏本质观。张燕曾学者撰文指出,游戏是儿童为了寻求快乐而自愿参加的一种活动,其实质就是在于儿童的主体性、自主性能够在活动中实现。刘焱学者在《幼儿园游戏教学论》一书中也较为详尽地解释了游戏的主体性本质。[11]对此持批判与反对态度的是德国哲学家加达默尔,他从哲学层面智慧地将游戏与艺术融为一体,运用现象学的观点加以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游戏具有一种独特的本质,它独立于那些从事游戏活动的人的意识。所以,凡是在主体性的自为存在没有限制主体视域的地方,凡是在不存在任何进行游戏行为的主体的地方,就存在游戏,而且存在真正的游戏。游戏的主体不是游戏者,而游戏只是通过游戏者才得以表现。”[12]加达默尔的游戏主体性移位(游戏成为主体,即反主体性)看似与“游戏的本质是人的主体性活动”相互矛盾,但从人性的深层分析,二者便完美地结合起来达到了内在的统一。加达默尔所强调是游戏的魅力使游戏者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甚至达到“忘我”的境界,但是这仅仅是一种表面的现象,深入到人的内部分析就会发现,游戏者沉浸在游戏中体验到的快乐必然是伴随着心理某一系统的满足,人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多种需要,但最迫切最基本的是要寻求一种主动控制感,而人沉浸在游戏中获得对世界的一种确定性控制,这正是人主体性的高度表现。但这一表现形式带有很大的潜在性,以至于给人一种主观意识和主体性不存在的假象。对于这一推论举一个最简单的生活常识便能一目了然:游戏时,如果哪个儿童破坏了游戏规则,那么其他儿童就会指出他的错误,告诉他游戏不是这样玩而应该怎样玩。所以,儿童在游戏时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游戏,人的主观意识只是在寻求心理满足这一更迫切需要时暂时潜藏了,一旦这种心理需要被破坏,主观意识便马上显现出来。
  从人性的角度理解游戏,能更好地澄清儿童游戏的内在价值,即儿童游戏的内在价值在于它不仅是儿童身心发展的工具,更是儿童的生命活动和存在方式,是自组织发展的最本源的动力。任何外在的价值都不会高于这个价值,这是一个儿童教育者应该秉持的基本立场。但是,在今天这个充满浮躁和功利化的社会中,我们的幼儿园里绝大部分的活动都被包裹上一层“游戏”的外衣,更有不少研究者提出“教学游戏化”“课程活动游戏化”等理念,但就其本质而言,他们都把儿童游戏作为儿童发展的工具,即赋予游戏一定的外在价值而把游戏转化为一种教育的手段或工具。这无疑使得游戏本身被异化,这样非但不能充分发挥游戏的工具性价值,还有可能导致其丧失本体性意义,这样本末倒置的做法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教育学院,重庆,4007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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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石小英.多维视角下儿童游戏意义的解析[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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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M] .林尘,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5]刘焱.幼儿园游戏教学论[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6]吴式颖,等.外国教育史简编[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
  [7]关少化.关注游戏:三种心理学派不约而同[J] .教学与管理,2009(11).
  [8][瑞]皮亚杰.儿童心理学[M] .吴福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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