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或者下雨天,爸爸在书房里吸着烟写稿子,卖臭豆腐的吆喝声沿着家门外的厦门街传来,爸爸顿时精神一振。我见状,一溜小跑出去,不多久,爸爸书桌上就多了一包香喷喷的臭豆腐。看着爸爸吃得津津有味,再看看那一摞摞的稿子,想着它们明天就出现在报纸上,那种感觉真的很妙。这算是我对新闻工作最初的认识了。
　　爸爸尹元甲是台湾资深报人,祖籍江苏镇江,1949年到台湾前已经是知名记者和编辑。小时候,我经常跑去报社玩,我的生活也就从此和爸爸的工作圈子牵扯不断,但爸爸从未对我说过要子承父业的话。
　　我上大三时,爸爸因为身体原因选择了退休。作为老新闻人,爸爸对媒体的关注并未因退休而减弱。他的子女中,除了我,大姐和两个女婿,都是记者。或许是偶然,也或许是我们的血液里,都流着父亲热爱新闻的血液吧。
　　第二年,我陪父亲回镇江探亲时在香港过境,父女俩专门找了家颇为地道的餐厅,点了四道菜。让我诧异的是,爸爸点了白酒后又要了瓶啤酒,然后倒给我,父女俩对饮,然后漫谈人生与理想。在那个情境里,我第一次感觉到,在爸爸心里,我已经是大人了,而爸爸的每一句表达和每一个表情,都传达着对我的信任和宽容。从那天起,我渐渐明白,爸爸的“不干预”是对我最大的信任和爱护。
　　而一旦我和爸爸站在同一个“战壕”,他显然希望我能成为一名得力干将。
　　念大学时,我在家做编辑版面的作业,爸爸坐在对面的沙发上看报纸。突然,爸爸说:“你贴歪了。”我一愣,没想到爸爸在“监视”,接着就撇嘴不相信他的判断。“不信你用尺子量量。做事情不能有一点儿马虎。”一量,我彻底服了,爸爸果然宝刀未老。我体会到他对工作的细致要求,绝不会因为只是小女儿的习作就稍有松懈。
　　从我开始跑新闻的第一天起,爸爸就成了我的忠实读者,从采访到撰文,他每一次都要进行彻头彻尾的评论。我的文章经常会登载在内地的《参考消息》上,镇江的亲朋好友来信的时候,经常提及,爸爸很开心,孩子受到重视有出息了,这恐怕是天底下所有父母都会有的“虚荣心”吧。在中风疾患日益严重的爸爸心底里,可能还会欣慰于孩子和他的“志同道合”。
　　我从报社时政记者做到广播和电视的主持人,在台湾渐渐有了知名度,可爸爸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只是,对我这个“战友”的要求却从未松懈。
　　这时,爸爸和我之间的话题,常围绕着政治和新闻。有一天,爸爸讲起了他的一次经历:爸爸曾任职《青年战士报》总编辑。
　　一天他休假,一位记者写了篇时评,结果惹火了当局要员。父亲虽然当天未当班,仍以“身为总编辑,在编务方面应负全责为由而引咎请辞”。
　　事隔多年,再听爸爸提起这件事,我不禁问:“会不会觉得自己当年太傻?应该由当班的副总编辑负责。”爸爸不带一丝遗憾地说:“我也应扛起责任。该扛,就要扛。做新闻工作的人,尤其要有担当。”事实上,爸爸那次负责的态度,得到了新闻界甚至文工会的一致支持。心底里,我也无数次对爸爸竖起大拇指。
　　2006年,我应邀成为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栏目的时事评论员。经常有人说我传承了爸爸的衣钵,我也曾一直试图找到爸爸对我事业的直接影响,但最后要感谢的,或许应该是爸爸的从容大度和对新闻事业的忠诚,于无心无形中“笼络”了我,让我如今能沿着他的脚印继续前行。
　　(王灿海摘自《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