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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25日清晨，内蒙古兴安屯垦区东北军的第三团抓住了四个可疑的人，经审问，他们中两个是日本人，一个是白俄翻译，另一个是蒙古人，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弱国无外交，团长关玉衡决定不把日本间谍上交，秘密处决……
一、弱国无外交，关玉衡决定不把日本间谍上交，秘密处决
1931年6月25日清晨，内蒙古兴安屯垦区东北军的第三团防地突然闯进了四个可疑的人，他们骑着马，左顾右看，有一个人好象还记录着什么。哨兵觉得他们可疑，急忙向三连长宁文龙汇报，宁文龙立即带领几个战士前去盘查。
宁文龙走近一看，这4个人中，有两个是日本人，一个是白俄翻译，另一个是蒙古人。
通过盘问得知，这两个日本人，一个叫中村震太郎，一个叫井杉延太郎。那个白俄是翻译，蒙古人是向导。
中村震太郎自称是“日本农学家”，进入中国东北进行土壤学调查。井杉延太郎自称是退役军人，跟着中村当助手。
宁文龙觉得，这个中村震太郎根本不像是什么农学家，反倒像是个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为了弄清他们的身份，宁文龙把他们4个人带回了团部。
其实，这个中村震太郎是日本帝国参谋部的情报人员，他受日本参谋部派遣，以“日本农学家”的身份来到中国东北，目的是“调查满蒙军用地理”情况，为侵略中国做准备。
中村震太郎到达中国后，又伙同日本退役骑兵井杉延太郎四处刺探军情。
经检查，中村震太郎等人除了携带军用地图、军用望远镜、三八式马枪一支和南部式自动手枪等物品外，还有许多文件和三本表册。那三本表册中，有两本分别记载着某些地方的自然情况和旗县人口、物产、军民分布等情况。更令人吃惊的是，第三本表册上面竟然清楚准确地记载着兴安屯垦区的兵力分布、枪炮种类和口径、官兵人数、将校姓名职务、部队驻扎地点、营房容量及坚固程度等内容。这些东西，无疑都是中村震太郎等人在中国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铁证。
此时，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团长关玉衡正在外面执行公务，闻知抓了几个间谍，他立即赶回团部，亲自审问。
审问开始时，中村震太郎以不会汉语为理由，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关玉衡又令部下改用日语审讯。
中村震太郎坚持说来东北是“调查土壤，考察农业，研究农业发展方向”。
关玉衡问：“既然是考察农业的，为什么携带武器和军事地图，又收集军事情报？”
中村震太郎虽然态度蛮横，但被问得张口结舌，无法解释他搞间谍活动的事实。
接下来，在审讯第二个日本人井衫延太郎时，井衫延太郎很快就承认了自己是军人，是曹长，已经退役，到这里是给中村震太郎陆军大佐当助手，收集屯垦军情报的。
傍晚，关玉衡召集部下军官召开紧急会议。关玉衡认为，中村掌握了我们兴安重要军事情报，把他们交到上面，上面也不好办，况且敌强我弱，弱国无外交。如果将中村一伙的案件上报，日本方面闻知后肯定动用各种手段将人犯索回，甚至有可能强词夺理，栽赃屯垦军。最后，大家一致决定，自古以来处死间谍都是理所应当的，待取得中村震太郎的口供后，立即将这一行四人秘密处死。
在进行第二轮审讯时，中村震太郎气焰更加嚣张，死不认罪，破口大骂。在审讯过程中，中村震太郎突然扑向身边的一个士兵，妄图夺枪进行反抗。
关玉衡猛然抽出指挥刀逼向中村震太郎，军官们也纷纷掏出手枪，推上了子弹。
面对这种情况，中村震太郎只好交代了自己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
当晚，中村震太郎在供词上签字之际，突然一拳朝身边的一名军官打去。由于用力过大，中村震太郎腕上的“三道梁”牌手表脱手而飞。官兵们蜂拥而上，将其打昏。
随后，关玉衡宣布成立以三连连长宁文龙和四连连长王秉义为队长的行刑队，立即执行对中村震太郎等四人的枪决任务。团部副官赵衡为监刑官。
6月27日凌晨，宁文龙、王秉义指挥行刑队把中村震太郎等四人秘密押到察尔森后山沟里，将这四个人秘密处决，并且焚烧了尸体、马匹和衣物。
6月27日一早，关玉衡带着警卫员赶到驻在洮南府的兴安屯垦区公署。他向代理督办高仁绂汇报了处理军事间谍的详细情况，并出示了重要罪证。当日，兴安屯垦区公署就把情况向正在北平的东北军副司令长官张学良作了汇报，张学良立即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二、世间总有可恨之人。贪小利司务长捡走中村手表，当铺换钱泄了密
中村大尉出发前，曾经电告日本驻东北各地领事馆，言明1931年6月末前后将结束对兴安屯垦区的侦察，然后进入洮南。然而，到了7月初仍无中村等人的消息。于是，日本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派人前往洮南一带探听消息。同时，关东军司令部也派员前往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一带查寻踪迹。洮南的满铁公所还成立了搜索本部，向各地派出探员搜索中村等人的行踪。
7月23日，齐齐哈尔满铁公所副所长佐藤鹤龟人的妻子从一名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妇女口中听说中村一行被屯垦军第三团的官兵处决后，驻齐齐哈尔日本领事、满铁会所以及日本特务机关纷纷出动，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甚至化装到现场调查，搜查证据，并密令当时在天津的日本间谍川岛芳子连夜赶回奉天，命令她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中村大尉的那块手表，以作为东北军“图财害命”的“证据”。
原来，关玉衡秘密处决四名间谍后，虽然遵照张学良将军的电令，在部队中实施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还是因为中村震太郎的那块“三道梁”牌手表泄了密。当时在审讯中村时，由于中村和审讯人员撕打，他的手表被打飞，落在门后。这块手表是日军军官专用的“三道梁”手表。恰巧，关玉衡的司务长李德保进门送夜宵，瞥见手表后，趁混乱中无人注意便捡起来拿走了。随后，他把手表押到大兴当铺，得到钱后就直奔洮南府翠花楼而去，在那里狂嫖乱赌。
川岛芳子化装成一个少爷，只身来到洮南府，又直奔齐齐哈尔，在当铺找到了那块“三道梁”手表。并查明了押表的人叫李德保，是东北军兴安屯垦军三团三连的司务长。
川岛芳子派收买来的地痞流氓给李德保捎信：“金明小弟经营药材、烟土，仰仗军爷照顾，住在朝日旅馆，略备薄酒，还有两位漂亮的东洋艺妓，请李长官赏脸。”一听说有女人，李德保借口买菜，兴冲冲地来到朝日旅馆。房间并没有什么金明少爷，却进来一位东洋女子，此人便是川岛芳子。川岛芳子略施小计，走了魂的李德保不但交出了押表的当票，还详细说了审讯处决中村的经过。川岛芳子看差不多了，就哄着李德保喝下一杯“春酒”，其实是一杯毒酒。就这样，李德保做了风流鬼。
三、日本人不依不饶，张学良说，中日交涉的外交案件60起之多，“你这是个小案件，没有什么”
日方找到那块手表后，以此为证据，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森纠一同会见了奉天省省长臧式毅，宣称东北军屯垦三团士兵图财害命，杀死了中村。日本内阁也就“中村事件”进行专门讨论，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
8月11日，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致电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指示其在同中方交涉时需提出四项要求：一、由东北地方长官臧式毅和荣臻向关东军司令官以最严肃的形式道歉；二、对中村及井杉赔偿100442万日元；三、对屯垦军团长关玉衡以下责任者处以严刑；四、保证解除对日本人到洮南地区事实上之封锁。
对于这些无理条件，中国东北官方采取消极搪塞、拖延避让的办法。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又发表了所谓的《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要求东北当局严惩当事人。
9月13日，日本当局再次威逼东北当局逮捕关玉衡，并要求将“中村事件”案有关原始材料全部调来。为应付日方的纠缠，当日，荣臻参谋长不得不派宪兵大张旗鼓地前往兴安屯垦区“拿办”关玉衡。
有人劝说关玉衡出走苏联暂避风头，关玉衡说：“我是关东男儿，死而何惧！”又表示，“中村间谍证据确凿，只要将原始证据调来，我去沈阳对质好了”，所以不待宪兵赶到，9月16日，关玉衡着便装去了沈阳，详细向东北军政要员汇报了一切，得到军政各界的理解和认同。
9月17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与关玉衡面对面对质。关玉衡拿出中村等四名间谍活动的全部证据，这使林久治郎无话可答。
1931年9月18日夜，蓄谋已久的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借此突然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此时，关玉衡正居住在沈阳宪兵副司令李香甫的家中，听到枪炮声接连不断，得知日本人已经攻占了北大营，省府人员已经转移。因为他身处被严密监视之中，李香甫与关玉衡商议，待局势稍有缓和再离开沈阳。
9月20日，关玉衡与李香甫二人化装后前往皇姑屯，听说兴安屯垦军已经撤往黑龙江，归马占山将军指挥，便改路到达北平。9月24日，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中央饭店召见关玉衡。张学良没有听取关玉衡对中村事件的报告，他说，中日交涉的外交案件60起之多，“你这是个小案件，没有什么”，遂委任关玉衡为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议，并批给他500大洋以作北平生活之需。
四、汉奸告密，关玉衡家人遭祸殃。关玉衡悲愤填膺，立志抗战到底
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以后，扬言要为中村报仇，下令通缉关玉衡及其家属。关玉衡是黑龙江省宁安县人，他的父亲在老家宁安闻讯后，如雷轰顶，惊吓而死。
1932年3月6日，日本军队占领宁安城后，由于汉奸告密，日军抄没了关玉衡的家产，对其母和姊妹逼供吊打，并将其四弟关瑞符抓走，严刑拷打后钉死在南江沿的火磨楼上。二妹夫也惨死在狱中。面对家毁人亡的悲惨情景，他的老母亲整日老泪纵横，绝望中病倒，不久双目失明。关玉衡在沈阳的家属到处逃难，直到1932年春，在救国会等组织帮助下才与关玉衡劫后重逢。
面对国难家仇，关玉衡悲愤填膺。他立志抗战到底，此生不驱逐日寇誓不罢休！他到北京后不久，便辞去军职，化名国尔家（寓意为有国才有家），去上海参加了朱庆澜先生领导的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工作，积极为抗日一线的义勇军筹措粮饷，发动后方民众支援抗日。
1932年6月，关玉衡又潜回东北的开鲁等地，发动民众，组建抗日武装。到达开鲁后,他化名郭化佳，组建起一支千余人的民众抗日武装。北平救国会将其编成辽北蒙边义勇军右路军，委任他为总指挥，展开游击斗争。他率领这支队伍在通辽地区多次重创日军和伪军，威震敌胆。
后来，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何梅协定》签定后，下令解散东北抗日义勇军。关玉衡部撤至古北口时，被国民党军刘汝明部缴械后遣散。关玉衡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只身回到北平。此后，他往返于上海、天津、北平等地，联络进关义勇军将领，从事募捐和发动民众工作，支援东北抗日斗争。
1936年初，关玉衡来到西安，张学良拍拍他的肩膀说：“你的头还长在肩上，为你干一杯吧!”委任他为少将炮兵师长、东北军驻西北军联络参谋，兼横山县县长。
“西安事变”后，关玉衡满怀爱国热情，组建了横山抗日后援会，亲任会长。他暗中向吕正操部送马匹和枪支，还与榆林地区八路军办事处达成修建横山至榆林公路的协议。国民党下令让他搜查共产党重要负责人的家，他走了过场，上报“没有可疑之处”。他还积极训练县保安队、民团，准备抗日武装。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关玉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诬陷，被解除县长职务。不久，地下党派人将他接到绥德三五九旅。在三五九旅，他看到了在警备团工作的大儿子关松军。
父子重逢，悲喜交集。17岁的关松军对父亲说，自己是为了打日本参加八路军的。关玉衡高兴极了：“好，这才象我的小子，好好干!”
关玉衡怀着重返抗日前线，打回家乡的急切心情离开绥德，来到西安，但国民党拒不安排他的工作。为生活所迫，他先后到新疆、北平、南京、桐陵等地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谋生。
1953年，关玉衡回到故乡黑龙江宁安城，受到当地政府的悉心照顾。他先在宁安县第一完小任教师，又当选为宁安县人大代表、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担任了宁安县电影公司副经理等职。
1956年，为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周总理在北京接见了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代表。关玉衡作为“中村事件”的当事人应邀参加。席间，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关玉衡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
1957年，关玉衡因在省人代会上提出建立宁安满族自治县的建议而被错划为右派，在宁安博物馆、文化馆被监督改造了8年。
1964年，组织上根据他认真自我改造、勤恳工作的表现，摘去了他的右派帽子。1965年11月，关玉衡病逝，享年68岁。
一、弱国无外交，关玉衡决定不把日本间谍上交，秘密处决
1931年6月25日清晨，内蒙古兴安屯垦区东北军的第三团防地突然闯进了四个可疑的人，他们骑着马，左顾右看，有一个人好象还记录着什么。哨兵觉得他们可疑，急忙向三连长宁文龙汇报，宁文龙立即带领几个战士前去盘查。
宁文龙走近一看，这4个人中，有两个是日本人，一个是白俄翻译，另一个是蒙古人。
通过盘问得知，这两个日本人，一个叫中村震太郎，一个叫井杉延太郎。那个白俄是翻译，蒙古人是向导。
中村震太郎自称是“日本农学家”，进入中国东北进行土壤学调查。井杉延太郎自称是退役军人，跟着中村当助手。
宁文龙觉得，这个中村震太郎根本不像是什么农学家，反倒像是个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为了弄清他们的身份，宁文龙把他们4个人带回了团部。
其实，这个中村震太郎是日本帝国参谋部的情报人员，他受日本参谋部派遣，以“日本农学家”的身份来到中国东北，目的是“调查满蒙军用地理”情况，为侵略中国做准备。
中村震太郎到达中国后，又伙同日本退役骑兵井杉延太郎四处刺探军情。
经检查，中村震太郎等人除了携带军用地图、军用望远镜、三八式马枪一支和南部式自动手枪等物品外，还有许多文件和三本表册。那三本表册中，有两本分别记载着某些地方的自然情况和旗县人口、物产、军民分布等情况。更令人吃惊的是，第三本表册上面竟然清楚准确地记载着兴安屯垦区的兵力分布、枪炮种类和口径、官兵人数、将校姓名职务、部队驻扎地点、营房容量及坚固程度等内容。这些东西，无疑都是中村震太郎等人在中国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铁证。
此时，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团长关玉衡正在外面执行公务，闻知抓了几个间谍，他立即赶回团部，亲自审问。
审问开始时，中村震太郎以不会汉语为理由，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关玉衡又令部下改用日语审讯。
中村震太郎坚持说来东北是“调查土壤，考察农业，研究农业发展方向”。
关玉衡问：“既然是考察农业的，为什么携带武器和军事地图，又收集军事情报？”
中村震太郎虽然态度蛮横，但被问得张口结舌，无法解释他搞间谍活动的事实。
接下来，在审讯第二个日本人井衫延太郎时，井衫延太郎很快就承认了自己是军人，是曹长，已经退役，到这里是给中村震太郎陆军大佐当助手，收集屯垦军情报的。
傍晚，关玉衡召集部下军官召开紧急会议。关玉衡认为，中村掌握了我们兴安重要军事情报，把他们交到上面，上面也不好办，况且敌强我弱，弱国无外交。如果将中村一伙的案件上报，日本方面闻知后肯定动用各种手段将人犯索回，甚至有可能强词夺理，栽赃屯垦军。最后，大家一致决定，自古以来处死间谍都是理所应当的，待取得中村震太郎的口供后，立即将这一行四人秘密处死。
在进行第二轮审讯时，中村震太郎气焰更加嚣张，死不认罪，破口大骂。在审讯过程中，中村震太郎突然扑向身边的一个士兵，妄图夺枪进行反抗。
关玉衡猛然抽出指挥刀逼向中村震太郎，军官们也纷纷掏出手枪，推上了子弹。
面对这种情况，中村震太郎只好交代了自己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
当晚，中村震太郎在供词上签字之际，突然一拳朝身边的一名军官打去。由于用力过大，中村震太郎腕上的“三道梁”牌手表脱手而飞。官兵们蜂拥而上，将其打昏。
随后，关玉衡宣布成立以三连连长宁文龙和四连连长王秉义为队长的行刑队，立即执行对中村震太郎等四人的枪决任务。团部副官赵衡为监刑官。
6月27日凌晨，宁文龙、王秉义指挥行刑队把中村震太郎等四人秘密押到察尔森后山沟里，将这四个人秘密处决，并且焚烧了尸体、马匹和衣物。
6月27日一早，关玉衡带着警卫员赶到驻在洮南府的兴安屯垦区公署。他向代理督办高仁绂汇报了处理军事间谍的详细情况，并出示了重要罪证。当日，兴安屯垦区公署就把情况向正在北平的东北军副司令长官张学良作了汇报，张学良立即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二、世间总有可恨之人。贪小利司务长捡走中村手表，当铺换钱泄了密
中村大尉出发前，曾经电告日本驻东北各地领事馆，言明1931年6月末前后将结束对兴安屯垦区的侦察，然后进入洮南。然而，到了7月初仍无中村等人的消息。于是，日本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派人前往洮南一带探听消息。同时，关东军司令部也派员前往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一带查寻踪迹。洮南的满铁公所还成立了搜索本部，向各地派出探员搜索中村等人的行踪。
7月23日，齐齐哈尔满铁公所副所长佐藤鹤龟人的妻子从一名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妇女口中听说中村一行被屯垦军第三团的官兵处决后，驻齐齐哈尔日本领事、满铁会所以及日本特务机关纷纷出动，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甚至化装到现场调查，搜查证据，并密令当时在天津的日本间谍川岛芳子连夜赶回奉天，命令她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中村大尉的那块手表，以作为东北军“图财害命”的“证据”。
原来，关玉衡秘密处决四名间谍后，虽然遵照张学良将军的电令，在部队中实施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还是因为中村震太郎的那块“三道梁”牌手表泄了密。当时在审讯中村时，由于中村和审讯人员撕打，他的手表被打飞，落在门后。这块手表是日军军官专用的“三道梁”手表。恰巧，关玉衡的司务长李德保进门送夜宵，瞥见手表后，趁混乱中无人注意便捡起来拿走了。随后，他把手表押到大兴当铺，得到钱后就直奔洮南府翠花楼而去，在那里狂嫖乱赌。
川岛芳子化装成一个少爷，只身来到洮南府，又直奔齐齐哈尔，在当铺找到了那块“三道梁”手表。并查明了押表的人叫李德保，是东北军兴安屯垦军三团三连的司务长。
川岛芳子派收买来的地痞流氓给李德保捎信：“金明小弟经营药材、烟土，仰仗军爷照顾，住在朝日旅馆，略备薄酒，还有两位漂亮的东洋艺妓，请李长官赏脸。”一听说有女人，李德保借口买菜，兴冲冲地来到朝日旅馆。房间并没有什么金明少爷，却进来一位东洋女子，此人便是川岛芳子。川岛芳子略施小计，走了魂的李德保不但交出了押表的当票，还详细说了审讯处决中村的经过。川岛芳子看差不多了，就哄着李德保喝下一杯“春酒”，其实是一杯毒酒。就这样，李德保做了风流鬼。
三、日本人不依不饶，张学良说，中日交涉的外交案件60起之多，“你这是个小案件，没有什么”
日方找到那块手表后，以此为证据，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森纠一同会见了奉天省省长臧式毅，宣称东北军屯垦三团士兵图财害命，杀死了中村。日本内阁也就“中村事件”进行专门讨论，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
8月11日，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致电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指示其在同中方交涉时需提出四项要求：一、由东北地方长官臧式毅和荣臻向关东军司令官以最严肃的形式道歉；二、对中村及井杉赔偿100442万日元；三、对屯垦军团长关玉衡以下责任者处以严刑；四、保证解除对日本人到洮南地区事实上之封锁。
对于这些无理条件，中国东北官方采取消极搪塞、拖延避让的办法。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又发表了所谓的《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要求东北当局严惩当事人。
9月13日，日本当局再次威逼东北当局逮捕关玉衡，并要求将“中村事件”案有关原始材料全部调来。为应付日方的纠缠，当日，荣臻参谋长不得不派宪兵大张旗鼓地前往兴安屯垦区“拿办”关玉衡。
有人劝说关玉衡出走苏联暂避风头，关玉衡说：“我是关东男儿，死而何惧！”又表示，“中村间谍证据确凿，只要将原始证据调来，我去沈阳对质好了”，所以不待宪兵赶到，9月16日，关玉衡着便装去了沈阳，详细向东北军政要员汇报了一切，得到军政各界的理解和认同。
9月17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与关玉衡面对面对质。关玉衡拿出中村等四名间谍活动的全部证据，这使林久治郎无话可答。
1931年9月18日夜，蓄谋已久的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借此突然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此时，关玉衡正居住在沈阳宪兵副司令李香甫的家中，听到枪炮声接连不断，得知日本人已经攻占了北大营，省府人员已经转移。因为他身处被严密监视之中，李香甫与关玉衡商议，待局势稍有缓和再离开沈阳。
9月20日，关玉衡与李香甫二人化装后前往皇姑屯，听说兴安屯垦军已经撤往黑龙江，归马占山将军指挥，便改路到达北平。9月24日，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中央饭店召见关玉衡。张学良没有听取关玉衡对中村事件的报告，他说，中日交涉的外交案件60起之多，“你这是个小案件，没有什么”，遂委任关玉衡为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议，并批给他500大洋以作北平生活之需。
四、汉奸告密，关玉衡家人遭祸殃。关玉衡悲愤填膺，立志抗战到底
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以后，扬言要为中村报仇，下令通缉关玉衡及其家属。关玉衡是黑龙江省宁安县人，他的父亲在老家宁安闻讯后，如雷轰顶，惊吓而死。
1932年3月6日，日本军队占领宁安城后，由于汉奸告密，日军抄没了关玉衡的家产，对其母和姊妹逼供吊打，并将其四弟关瑞符抓走，严刑拷打后钉死在南江沿的火磨楼上。二妹夫也惨死在狱中。面对家毁人亡的悲惨情景，他的老母亲整日老泪纵横，绝望中病倒，不久双目失明。关玉衡在沈阳的家属到处逃难，直到1932年春，在救国会等组织帮助下才与关玉衡劫后重逢。
面对国难家仇，关玉衡悲愤填膺。他立志抗战到底，此生不驱逐日寇誓不罢休！他到北京后不久，便辞去军职，化名国尔家（寓意为有国才有家），去上海参加了朱庆澜先生领导的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工作，积极为抗日一线的义勇军筹措粮饷，发动后方民众支援抗日。
1932年6月，关玉衡又潜回东北的开鲁等地，发动民众，组建抗日武装。到达开鲁后,他化名郭化佳，组建起一支千余人的民众抗日武装。北平救国会将其编成辽北蒙边义勇军右路军，委任他为总指挥，展开游击斗争。他率领这支队伍在通辽地区多次重创日军和伪军，威震敌胆。
后来，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何梅协定》签定后，下令解散东北抗日义勇军。关玉衡部撤至古北口时，被国民党军刘汝明部缴械后遣散。关玉衡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只身回到北平。此后，他往返于上海、天津、北平等地，联络进关义勇军将领，从事募捐和发动民众工作，支援东北抗日斗争。
1936年初，关玉衡来到西安，张学良拍拍他的肩膀说：“你的头还长在肩上，为你干一杯吧!”委任他为少将炮兵师长、东北军驻西北军联络参谋，兼横山县县长。
“西安事变”后，关玉衡满怀爱国热情，组建了横山抗日后援会，亲任会长。他暗中向吕正操部送马匹和枪支，还与榆林地区八路军办事处达成修建横山至榆林公路的协议。国民党下令让他搜查共产党重要负责人的家，他走了过场，上报“没有可疑之处”。他还积极训练县保安队、民团，准备抗日武装。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关玉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诬陷，被解除县长职务。不久，地下党派人将他接到绥德三五九旅。在三五九旅，他看到了在警备团工作的大儿子关松军。
父子重逢，悲喜交集。17岁的关松军对父亲说，自己是为了打日本参加八路军的。关玉衡高兴极了：“好，这才象我的小子，好好干!”
关玉衡怀着重返抗日前线，打回家乡的急切心情离开绥德，来到西安，但国民党拒不安排他的工作。为生活所迫，他先后到新疆、北平、南京、桐陵等地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谋生。
1953年，关玉衡回到故乡黑龙江宁安城，受到当地政府的悉心照顾。他先在宁安县第一完小任教师，又当选为宁安县人大代表、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担任了宁安县电影公司副经理等职。
1956年，为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周总理在北京接见了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代表。关玉衡作为“中村事件”的当事人应邀参加。席间，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关玉衡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
1957年，关玉衡因在省人代会上提出建立宁安满族自治县的建议而被错划为右派，在宁安博物馆、文化馆被监督改造了8年。
1964年，组织上根据他认真自我改造、勤恳工作的表现，摘去了他的右派帽子。1965年11月，关玉衡病逝，享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