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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的杜甫研究；《杜甫全诗译注》； 讲谈社学术文库；仇兆鳌《杜诗详注》
摘要：日本的杜甫研究于20世纪后半期由吉川幸次郎推向顶峰。目前，日本有两大杜甫全诗译注规划正在进行，有望以此为契机再度激活杜甫研究。其一即为松原朗本人发起并参与规划和执笔的讲谈社学术文库丛书《杜甫全诗译注》，该著严格遵循仇兆鳌《杜诗详注》注解，专设“补充说明”一栏以介绍最新研究成果，该著以“面向21世纪之杜甫诗注”为学术目标、以严格确保学术品格为编辑方针进行编译。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6-0042-08
一、近代日本的杜甫研究（一）近代日本的杜甫研究谱系
杜甫诗集东渡日本的时期，一般认为是在平安时代的后期（即11世纪后半期）。在记录大江匡房（1041～1111年）谈话的《江谈抄》中，业已可见《注杜工部集》的书名。然而，将杜甫诗集作为正式文学作品来接受，却始见于自日本南北朝时代至室町时代的中世纪禅宗寺院。其中，虎关师炼（1278～1346年）对杜甫的颂扬与宣传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①。
到了江户时代，杜甫的文学已在知识人之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松尾芭蕉（1644～1694年）可为一例：松尾芭蕉被尊为“俳圣”，即俳句界中世界圣人般的人物，俳句的文学形式与汉诗不同，但他竟能将吸收于杜甫的养分灵活自如地应用在自己的俳句文学创作中。
明治时代以降，杜甫研究作为一门近代学问，即于如此传承基础之上得以展开，而其中尤以以下三人所作贡献为大。换言之，近代日本的杜甫研究，可谓由此三人所开创。
首位开山者即为铃木虎雄先生（1878～1963年）。铃木虎雄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学院汉学专业。1908年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学院助教授，1910年升任教授，1938年荣休后荣膺京都帝国大学名誉教授。被誉为日本近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开拓者的铃木虎雄，培养出了吉川幸次郎等学者。而其杜甫研究著作则有《杜少陵诗集》全4卷（1922年，国民文库刊行会），此部著作至今仍可谓日本唯一的杜甫全诗译注。此外，1978年日本图书中心复刻了此部《杜少陵诗集》，改称为《杜甫全诗集》全4卷并出版发行，通行至今。
位列第二的杜甫研究开拓者则可谓吉川幸次郎先生（1904～1980年）。吉川幸次郎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系文学专业，师从狩野直喜和铃木虎雄。1928年至1931年，吉川幸次郎与仓石武四郎曾一起赴北平留学（顺及：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有《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1947年至1967年吉川幸次郎担任京都大学文学系教授，而执教京都大学之“最终讲义”即为其《杜甫的诗论与诗歌》。荣休后吉川幸次郎先生荣膺京都大学荣誉教授。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6期松原朗近代以来日本的杜甫研究——兼及《杜甫全诗译注》吉川幸次郎著作中仅个人独立著作就已超50部，以下只列举其两种全集性著作：《决定版吉川幸次郎全集》（全27卷，筑摩书房1984-1987年出版）；《吉川幸次郎遗稿集》（全3卷，筑摩书房1995年出版）。
而关于杜甫，吉川幸次郎个人独立著作即有下列七种，而其中之最者非皇皇20册《杜甫诗注》莫属，遗憾的是其生前仅有下列5册得以出版：
《杜甫私记》，筑摩书房1950年出版，1965年改版。
《杜甫笔记》，创元社1952年出版；另由新潮文库1954年出版，并于1970年改版。
《杜甫ⅠⅡ世界古典文学全集（28-29）》，筑摩书房1967年至1972年出版。
《杜甫诗注》第1至3册，筑摩书房1977年至1979年出版。
吉川幸次郎辞世后，日本出版了其以下三套遗稿：
《杜甫诗注》第4至5册，筑摩书房1980年至1983年出版。
《杜诗论集》，由筑摩书房作为《筑摩丛书》1981年出版。
《华音杜诗抄》（附有朗读录音带），筑摩书房1981年出版。
而位列第三的杜甫研究开拓者乃黑川洋一先生（1925～2004）。黑川洋一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专业，师从吉川幸次郎与小川环树两位先生。黑川洋一毕生执教于大阪大学，1989年荣休后荣膺大阪大学名誉教授。
黑川洋一先生有关杜甫研究的个人独立著作则有如下七种：
《杜甫》，岩波书店1957年至1959年出版之《中国诗人选集》系列其一，全2卷。
《杜诗》，岩波书店1963年到1966年以“岩波文库”方式出版，全套8册。黑川洋一从铃木虎雄所著杜甫全诗译注《杜少陵诗集》中，精选了其中由乾隆御定《唐宋诗醇》所收杜诗的三分之一，编纂而成。
《杜甫》，筑摩书房1973年出版之《中国诗文选15册》其一，乃杜甫评传。
《杜甫研究》，创文社1977年出版之《东洋学丛书》其一。
《与杜诗同行》，创文社1982年出版。
《杜甫中国古典鉴赏》，角川书店1987年出版；其部分则另以《杜甫》为名，由角川索菲亚文库2005年再版。
《杜甫诗选》，岩波书店1991年出版之《岩波文库》其一。
由以上三位杜甫研究先进之先行研究可知，日本京都大学自有一套杜甫学研究谱系，此谱系乃由铃木虎雄先生所首创，20世纪后半期经由吉川幸次郎先生推向高峰，再经黑川洋一先生继承发展，从而成就了传承有序的完整研究谱系。然盛极则衰，吉川时代也被认为是达到了杜甫研究的饱和点，随后日本的杜甫研究也就渐次偃息了下去。
（二）近年来日本的盛唐与中唐文学研究概况
由杜甫研究而及盛唐文学研究，则可顺及回顾日本之盛唐与中唐文学研究概况。
若论东瀛之盛唐文学研究，就李白而言，则有早稻田大学的松浦友久先生；就王维而言，则有岛根大学的入谷仙介先生。然自两位先进身后，日本盛唐文学研究就未必能够梅开二度了。 承继于盛唐文学研究，日本的中唐文学研究登上了历史舞台。自上述两位集大成者之后，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则明显转移至中唐文学之上。如1990年日本则设立“中唐文学会”，并创办学会学术杂志《中唐文学会报》；而2000年则另创办发行了《白居易研究年报》等，从中可窥日本唐代文学研究之转向。时至今年，则有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川合康三先生等人出版的《韩愈诗译注》第一册，亦可视为日本转向重视中唐文学研究之佐证。
日本唐诗研究之所以出现了由盛唐到中唐的重点转移，追溯其因，可总括为以下五点：一则确因日本盛唐诗歌之基础性研究已告一段落；二则相对于盛唐诗歌研究而言，中唐诗歌依然尚有众多领域需做基础性研究；三则由于中唐乃“唐宋变革”起点，因可预见，中唐文学自身即已孕育有其后文学方向的若干萌芽；四则仍需顾虑到，以往由于兼有“盛唐”与“中唐”之传统称呼，并将传统称谓之“盛唐”看作唐诗顶峰时期，因而就忽略了对中唐应有的注意，如今则已从此传统认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五则除上述缘由之外，就日本之中唐文学研究而言，仍应特别顾及日本所特有之两大因素：
其一，江户中期荻生徂来（1666～1728）学派提倡吟诵盛唐诗歌，故而李攀龙编选的偏重于李杜之《唐诗选》被指定为入门书籍而广受传阅。从《唐诗选》之流通情况则可判明，此类偏重李杜之传统倾向一直持续至1970年代为止。而自彼以降，此独尊盛唐之势即被急速扭转了过来，并延续至今。
其二则与日本中古（即平安时代）的文学研究相关。一般认为，平安时代《源氏物语》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古典文学达到了巅峰，关于《源氏物语》的研究则一直持续至近代，且经久不衰。如此一来，由于限定于“和文系列”的文学研究渐近于饱和，就需将同时代之“汉文系列”文学亦纳入研究视野之中。而成立于1983年的“和汉比较文学会”即为体现此种需要之个例。加之白居易乃平安时代最喜闻乐见之汉诗诗人，因而当时平安时代日本的“和文学”研究者们也就从白居易乐府开始转入研究日本平安一代文学，而同时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亦与之相呼相应，继而得以产生一个良性循环。
若论今日日本中唐文学研究之盛行，上述两大特有因素则不可不及。
二、近年来日本的杜甫研究状况有论者认为，日本近年来之杜甫研究正处于从偃旗息鼓走向重新发展的转折点之上。
首先来看日本当下杜甫研究成果的出版情况。当前业已出版的杜甫研究专著中，则当以后藤秋正、古川末喜、谷口真由美等三位学者的著作为代表，三位全力撰写杜甫论文，且各自皆有著述结集付梓。北海道教育大学返聘教授后藤秋正先生出版的杜甫研究专著有：
2011年10月研文出版社《东西南北之人——杜甫的诗歌和诗歌语言》；
2012年11月研文出版社《何日是归年——杜甫诗话》；
2014年9月研文出版社《山青花欲燃——杜甫诗话（续）》。
佐贺大学古川末喜教授出版的杜甫研究专著则有：
2008年8月知泉书馆《杜甫农业诗歌研究——8世纪中国的农事与生活之歌》；
2014年12月知泉书馆《杜甫的诗歌与生活——现代训读文的解读》。
而长野县立短期大学谷口真由美教授出版的杜甫研究专著为：
2013年2月汲古书院《杜甫的诗性葛藤与社会意识》。
此外，另有一册与杜甫相关的文库丛书值得一读，即岩波书店于2012年10月出版的“岩波新书”系列之《杜甫》，作者系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川合康三先生。此书虽为面向普通读者所编纂之文库口袋读本，然书中所表现出的卓越的杜甫评述，对杜甫研究方家亦可谓开卷有益。
除上述所举杜甫研究专著以外，或可忝列方家的还有2013年10月研文出版社出版的由笔者本人编著的《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三百年杜甫研究论文集》，刊有10篇日本学者及4篇中国学者之杜甫研究论文。
其次可看日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杜甫全诗译注的两大规划。
其一是吉川幸次郎生前计划出版的共20册的《杜甫诗注》，先生生前已由筑摩书房出版了其中五册，仙逝后岩波书店又出版了包括生前既出五册的总计十册，现还在陆续出版，并规划将其20册完全发行。吉川先生遗稿只保有10册左右，而这10册则由兴膳宏先生进行补写，这将是一个宏伟大气的计划（但第10册之后如何出版目前则尚无定论）。
另一个规划则是由笔者本人作为计划发起人之一的《杜甫全诗译注》，该书业已列入日本讲谈社之“学术文库”，全套4册计3700页，已于2016年6月出版了第一册，并于2016年10月业已出齐了全四册。其编著方针有二：一要完全依据仇兆鳌《杜诗详注》注解，二要力争做到日文译注简明扼要。本译注编译委员会调集日本37名学者共同执笔，其中4名校对负责人已从各自角度对全书原稿完成了审阅与调整。
三、《杜甫全诗译注》的编译说明由于《杜甫全诗译注》是由编译委员会37名成员集体编译，或会因执笔人各自为政而损及全书之整体统一性，因此必须执行通用编译基准，由此确定了共同采用同一本具有高度信赖性之注释用书的编译方针。早在该书规划之际，发起同仁就决定采用清代仇兆鳌（1638～1717年）之《杜诗详注》为注释基准用书。在此基础上，以“词语释义”及“补充说明”的形式补充介绍最新研究成果，以此确保本书面向21世纪之杜甫诗歌注释的学术品质。
藉此，采用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则几为唯一之选。成书于清中叶的《杜诗详注》，集历代优秀注释成果之大成，书名“详注”名副其实，仇著确系详细周密之杜诗注释，至今仍被视为代表“中国标准”的杜甫诗注。无论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中之杜诗现代汉语解释，亦或韩成武教授等之《杜甫诗全释》，原则上皆遵循仇兆鳌《杜诗详注》，此亦众所周知。
（一）仇氏《杜诗详注》之特色
作为截至清中叶杜诗注释的集大成之作，仇氏《杜诗详注》并非仅为简单拼凑，实显示出仇氏本人独特的精彩见解。最为精彩之处即为，当历代解释出现对立纠纷之际，仇氏并非仅仅将各家说法简单罗列出来，而是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如此考量既可见其对注释文责态度之认真严肃，亦可窥其集大成之抱负。所以该书虽为清代中期之作，但即以当今学术标准苛求之，仇注亦可谓见解独到，令人叹服。 为正确传达出对杜诗解释的真意，仇氏可谓颇具匠心。他并非仅仅解释“语义”，还揭示出“句意”和“大意”。在揭示诗歌之大意方面，他不仅继承了明代单复《读杜诗愚得》和邵宝《刻杜少陵先生分类集注》以降明代杜诗注释的传统，还能将奥义难传的杜甫诗歌，转换理解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生活情景以示后人，其意义颇为重大。中国当代詹锳先生等《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引用前人串解的做法，即类似于仇氏《杜诗详注》，即将过去李白诗注中不足之处，以“大意”和“串解”作以补充。
仇氏所自负的《杜诗详注》的特长之处，于其卷首“凡例二十则”己有揭示：①《杜诗会编》（唐宋以后之杜集编纂）；②《杜诗刊误》；③《杜诗编年》；④《杜诗分章》（组诗解题）；⑤《杜诗分段》；⑥《内注解意》；⑦《外注引古》；⑧《杜诗根据》（各诗体之诗法）；⑨《杜诗褒贬》；⑩《杜诗伪注》；《杜诗谬评》；《历代注杜》；《近人注杜》；《杜赋注解》；《杜文注释》；《诗文附录》；《少陵大节》；《少陵旷怀》；《少陵谥法》；《少陵逸事》。
以上二十则凡例中，对于杜诗解释特别重要的则有⑤《杜诗分段》、⑥《内注解意》、⑦《外注引古》三则。且引仇氏三则原文如下：
⑤《杜诗分段》：诗经古注分章分句。朱子集传亦踵其例。杜诗古律长篇，每段分界处，自有天然起伏。其前后句数，必多寡匀称详略相应。分类千家本，则逐句细断，文气不贯。编年千家本，则全篇浑列，眉目未清，兹集于长篇既分段落，而结尾则总拈名段句数，以见制格之整严，仿诗传“某章章几句”例也。
⑥《内注解意》：欧公说诗，于本文只添一二字，而语意豁然。朱子注诗，得其遗意，兹于圈内小注先提总纲，次释句义。语不欲繁，意不使略。取醒目也。共有诸家注解，或一条一句，有益诗旨者，必标明某氏，不敢没人之善，攘为己有耳。
⑦《外注引古》：李善注文选，引证典故，原委灿然。所证之书，以最先者为主，而相忝者则附见于后。今圈外所引经史诗赋，各标所自来，而不复载某氏所引。恐冗长繁琐，致厌观也。其有一事，而引用互异者，则彼此两见，否则但注已见某卷耳。
第⑤则《杜诗分段》乃将长篇杜诗分段后，继以解析作品的结构。传统性注释大多拘泥于片言只语之训诂，而忽略了对作品整体的把握，仇氏则深知此弊。就换韵古体诗而言，因其换韵之处与意义段落相对应，故而理解还算容易。而相对于古体诗，杜甫的长篇排律诗歌一韵到底，得益于仇氏之分段解析，其整体解析由此变得更易理解。由此看来，仇氏分段解析之意义就颇为重大。
《杜诗详注》因其书名之“详注”二字，或易使人误解其重点在训诂。实则不然，揭示出对长诗的整体理解才是其特色所在。在第④则凡例《杜诗分章》中，仇氏对构成组诗之各篇题意都予以揭示，如《秦州杂诗二十首》《秋兴八首》等，可为佐证。第⑤则凡例《杜诗分段》亦如上文对仇氏分段分析所述。最能体现《详注》特征的乃第⑥则凡例《内注解意》，其并非对细部进行训诂，而是揭示出句意乃至上下联以及段落大意，相当于今日所谓串解。
事实上，在仇氏之前的中国，如此揭示诗篇大意的手法曾一度颇遭轻视，哂为不过是一种迎合初学入门者的“低俗”做法（日本过去同样亦有轻视诗歌大意之倾向，但近四十年来，给古典诗文添加现代语义解释，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一般做法了）。清代考据学讲究回避空虚的议论，将确凿的证据禁欲般严格地层层累积起来，视之为“高雅”之学；而那种轻视解析诗歌大意的倾向，则正与清代考据学“轻释义、重考据”的传统一脉相承。此外，揭示诗歌大意还很容易暴露出诗歌解释的矛盾之处，故而诸多作注之人一般都不敢再作串解。由此看来，仇氏于《杜诗详注》中专设《内注解意》一项、且积极揭示出诗歌大意之做法，真可谓颇具见地的冒险之举。
就揭示诗歌大意此点，笔者认为尚需再作补充说明。仇氏《杜诗详注》揭示诗歌大意之法，毋庸讳言继承了明代杜诗注释的传统。然而此种所谓的传统进入有清一代，曾被鄙为明代学术之陈规陋习而一度遭到了否定。因为我们应该可以注意到，作为清初杜诗注释代表的钱谦益《钱注杜诗》以及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等都不曾揭示诗歌大意。由钱朱二人的做法来看，仇氏揭示大意之法并非只是对明代杜诗注释传统的单纯继承，而是将此种传统主动且自觉地复活起来了。与此同时，他也并未忘记准备应对考据派的对策，以此来回应来自众人“预料中的批判”。
仇兆鳌应对批判的第一对策是，将《内注解意》对大意的提示定位在对朱熹《诗集传》方法的继承这一点上。他在第⑥则“凡例”中说：“朱子注诗，得其遗意，兹于圈内小注先提总纲，次释句义。语不欲繁，意不使略。取醒目也。”（此句意为：对于句子中难以理解的部分，朱熹的做法是，先在上面画一个圈，再附上简短的注释揭示其概要，然后再来解释这一整句话的意思。语义要简约，解释要贴切，着重于使人明白要点。）《杜诗详注》将揭示大意与经学权威朱熹之《诗集传》相结合，如此一来，就使得揭示大意的做法得以正当化。而仇氏之所以将此种正当化论述在《杜诗详注》中明确加以记载，是因为他要将此部《杜诗详注》呈献给欲借朱子而治天下的康熙皇帝，此中深意又怎可忽视。
仇氏的第二个对策是以训诂手法来充实杜诗释义，以防患于未然，防止《杜诗详注》遭人唾弃为“面向初学者之通俗读物”。第⑦则凡例之《外注引古》即在说明杜诗的用典情况，仇氏有云：“李善注文选，引证典故，原委灿然。所证之书，以最先者为主，而相忝者则附见于后。”众所周知，李善对《文选》的注解乃是对于集部著述的一个最权威的注释，此点毋庸讳言。而仇氏则特别强调说，《杜诗详注》乃是依据“优先使用先行注释用例”这种科学的方法来用典的，意在表明仇氏本人就是在继承李善注释《文选》之良法。换言之，就是宣告《杜诗详注》即相当于“杜诗中之李善注”，从而将《杜诗详注》擢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通过揭示《外注引古》的原则，仇氏也将自己的《杜诗详注》从众多忽略训诂的明代杜诗注释著作中剥离开来，其高下自现，无需言表。 历经如此精心周到功夫之后，《杜诗详注》以确凿的训诂和用典对比为基础，并依据诗歌大意来追索杜诗核心诗意，从而获得了一种能够充分引导读者正确理解杜诗的说服力。在历代汗牛充栋之杜甫诗注之中，仇氏《杜诗详注》至今仍可得到青睐，盖缘于此。
（二）本丛书针对仇氏《杜诗详注》“问题注释”而采取的补充说明
《杜诗详注》的确可称为一部经过精心筹备的杜诗注释用书。如若细心精读，该书解释的结构框架大体是清楚的，但偶尔亦有不甚明了之处。本书在实际译注中发现并解决了以下三个具体问题。
问题之一：有的情况下，《外注引古》中所引典故之注释隐于文内而未明言，使人难以察觉。在此情况下，本书将参照其文内注释以进一步明确仇氏的解释。
如《三川观水涨二十韵》，原注“天宝十五年七月中避寇时作”，描写的是杜甫率家人自奉先北去鄜州避难途中遭遇暴雨之情形：
及观泉源涨，反惧江海覆。漂沙圻岸去，漱壑松柏秃。
乘陵破山门，迥斡裂地轴。交洛赴洪河，及关岂信宿。
应沈数州没，如听万室哭。秽浊殊未清，风涛怒犹蓄。
《杜诗详注》于此段落《内注解意》中，有一个颇为中肯的解释：“此记川水之涨。江海覆有似倒流也。漂沙，言其突冲。漱壑，言其横撼。破山，言其高涌。裂地，言其深入。赴河及关，言其势急。数州沉没，言其害大。秽浊四句，忧水涨未平，亦以起下。”
上文“漱壑”之语令人费解。据仇氏解释之大意“漱壑，言其横撼”可知，“漱壑”之意为：河水的大浪猛烈地冲撞并撼动着沟壑，然“漱”字本身并无“横撼”之意。
于是本丛书编者又查看了《外注引古》的用典说明，其解曰：“江赋：漱壑生浦”。若仅止步于此解释，则“漱”字之意仍然不甚明确。所幸阅读《杜诗详注》之后即可获得其他途径以供佐证。江淹《江赋》收于《文选》，而《文选》正文则是与《文选》注释不相分离之一整体。关于上面“漱壑”二字，李善注释中有“周礼曰：善为沟者水漱之。郑玄曰：漱，啮也。”
综上可知，仇氏之判断依据是：杜甫“漱壑松柏秃”乃据江淹《江赋》“漱壑生浦”一句而来，由此可推知仇氏乃是参照了文选李善注“郑玄曰：漱，啮也”这一注释，从而向读者直接提示出“漱壑，言其横撼”之此番大意来。
《杜诗详注》对注释解析得如此细心周全，自令人称道，然难免亦有少许令人遗憾之处。今日一般读者阅读江淹《江赋》“漱壑生浦”之时，读者自己何以如仇氏般悟出其背后所隐藏之李善之注也。况仇氏作注之际，即便所设定之读者乃饱学鸿儒，亦宜将李善注解增附其后方更为稳妥。从此点来看，《杜诗详注》似有考量不周之处。
问题之二：有的情况下，由于仇氏引用《外注引古》时篇幅过于短小，以致仇氏注释的真意有时令人难以捉摸。此时，本书将参照引用部分的上下文加深对《杜诗详注》注解之理解。
下文乃长安时代之杜甫为求得翰林学士张垍之注意而献呈的一首诗。张垍乃盛唐著名宰相张说之次子，因娶玄宗之女宁亲公主为妻而得以晋为驸马都尉。诗之末尾如下：
赠翰林张四学士垍
……无复随高风，空余泣聚萤。此生任春草，垂老独漂萍。傥忆山阳会，悲歌在一听。
此处“任春草”之意颇费思量。《杜诗详注》释为“春草叹卑微”，如此，则“此生任春草”之意即为“自己这一生尽活在居于人下的悲叹之中了”。但仅仅如此解释，“任春草”之意依旧不甚明朗。因此，有关“任春草”之解，各家说法错综纷纭，莫衷一是。下文仅列举一些有代表性者。
〇九家注：春草，言不实流落。漂泛，如萍之在水也。赵（次公）云：此言任春时之草生几度，更不管年华之去耳。此憾慨之言。
〇黄鹤注：此生弃掷，如春江野草任车马践踏。
〇杜诗镜诠：言随遇而安。
〇全释：此生勤奋苦读，任凭池塘春草风光诱人。却不料年纪将老一事无成。
◎杜甫全集校注207页：周甸（《杜释会通》）曰：“春草贱物，漂萍无定踪，言贱固委之命矣。老而踪迹不定，实可伤也。”邵宝（《刻杜少陵先生分类集注》）曰：“言此生弃掷如春江野草，任从车马践踏也。独漂萍，言萍草无根，任风漂泊也。”赵次公曰：“此言任春时之草生几度，更不管年华之去耳。此憾慨之言”。
最后所举为萧涤非等之《杜甫全集校注》，将周甸、邵宝、赵次公三说合一，却并无明确结论。此外，周甸和邵宝皆将春草释为贱物，此点意见相同；赵次公却认为春草象征反复再生的生命力，与以上两人看法完全不同。
那么日本之注释如何呢？铃木虎雄和吉川幸次郎的注释可代表日本学者之意见。
〇铃木虎雄注释：依照愚见，“任春草”所用乃《楚辞》“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之典。意即：即使春草生长，自己也流浪在外不回故乡。
〇吉川幸次郎注释：“春之草”一方面在夸耀大自然的生命力，一方面在嘲笑怀才不遇的流浪儿。《楚辞》中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之句。意即吾辈此生即便任萋萋春草嘲笑，也要流浪在外。
关于“任春草”之句，不同解释有如此之多，要在其中选择唯一正解又谈何容易。且看仇氏是如何解释的呢？
仇氏于《内注解意》中所揭示之大意仅为“春草叹卑微”，此与原诗“任春草”间之上下关联并不十分明显，所以仍需继续参考氏于《外注引古》中所示梁元帝《药名诗》“况看春草歇”一句。即使如此，此句仍尚未足以显示出必要的上下文脉关系，故而我们只能很遗憾地认为，仇氏之引用意图依旧不明。
若将此句上下文脉也引用出来，即为下句：“戌客恒山下，常思衣锦归。况看春草歇，还见雁南飞。”此句诗意为，诗歌主人公出征来到北方的恒山，一边祈求着自己立下战功衣锦还乡，一边看着天空尽是大雁南飞，而今年春天的野草又将这样白白地枯萎。若沿此思路来解释杜甫诗句“任春草”，其意即变为“人生没有任何成果，就这样失意落寞地虚掷光阴”。仇氏是在此见解基础之上，引用梁元帝的“况看春草歇”句，虽然我们能够看出仇氏力争要做出的这一双倍的努力，然而遗憾的是，仇氏用典毕竟引用篇幅过于短小，实际上并未能够成功向读者明确表达出其本人所要竭力表达的真正用意。所以我们从这种未尽完美的缺憾上也可看出《杜诗详注》的确尚有注解不全之处。 问题之三：有的情况下，《杜诗详注》的大意和用典皆不明确。或曰：是否因杜诗原意不明故而仇注之意亦未能表现出来？这一说法是不成立的，须知《杜诗详注》乃仇氏进献康熙帝之杜诗注释，其注解注定要力求完美，因此很难相信仇氏竟会有意随便就“回避”费解之处。换言之，此处大意和用典皆不明确的部分，很有可能是仇氏本人认为没有必要向读者再做解释说明的部分。有鉴于此，本书就必须找出当时通行的解释作何解。按照经验推测，仇氏胸中已有的解释乃宋代之注，参考最多的即是《九家集注杜诗》。本书现在依据《杜诗详注》来编译注，也首先要以《九家集注杜诗》作为参照。
本书现所译注之杜诗，完全忠实于《杜诗详注》之注解作为编译方针，故而无论全文通解亦或词语释义，尽皆出自《杜诗详注》之解。如此来看本书之注仇氏《杜诗详注》，甚或将给予读者类似“郑玄之注《礼记》”与“朱子之注《诗经》”一般的感受来，而这其实正是我们所要努力追求的编著方针。
当然，自仇氏之作问世至今，从众多杜甫研究积累中可以看出，《杜诗详注》的确还有些许亟需修正和补充之处。就此类亟需修正补充之处，本套丛书于编写中既已制定如下相应方针：一些小问题，则于“词语释义”环节中介绍各种不同观点及新观点；而就某些大问题则专设“补充说明”一项来充实解释。
（三）本丛书根据杜甫传记研究而补充采用的若干最新成果
本丛书在编著过程中，亦就杜甫传记研究追加补充了若干新见解。如下文三例所示，皆为杜甫传记研究之相关重要成果，因此类新观点会影响波及众多对杜甫诗歌的理解与诠释。
1.关于杜甫任官的新见解
杜甫是因天宝十年向皇帝进献“三大礼赋”而获得官僚资格，所谓“献赋出身”。自获得官僚资格开始又经三年守选，至天宝十四年冬终获授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官衔。此番最新见解是由兰州大学王勋成教授《杜甫初命授官说》②及河北大学韩成武教授等人《杜甫献赋出身而未能立即得官之原因考》③这两篇论文提出来的。
2.关于杜甫“工部员外郎”一职的新见解
首先要说明的是，“检校工部员外郎”并非一个从属于节度参谋的京官官衔，而是编制于朝廷内部奉职的一个职事官。而据此见解，杜甫之所以离开四川，就是为了就任长安京师工部员外郎这一官职。这一观点所依据的是陈尚君教授论文《杜甫离蜀后的行止试析——兼论杜甫之死》④。另有王勋成教授论文《杜甫授检校工部员外郎之始末》⑤，同样也认为杜甫的检校工部员外郎是一个编制于朝廷内部就职的职事官，这个看法与陈尚君教授相同。
3.关于《旅夜抒怀》之考证
本书在个别问题上亦采用了若干新见解和新观点，在此仅举一则笔者本人的研究成果。
《旅夜抒怀》所记之地并非永泰元年（765）之忠州，此诗乃大历三年（768）春杜甫离开夔州奔赴江陵之际描写湖北的诗作。详见松原朗于《关于杜甫〈旅夜抒怀〉诗的写作时期》⑥所提出的考证，其中部分内容已译为汉语论文《试论杜甫〈旅夜抒怀〉诗的写作时期》⑦。
根据以上所述编译方针与方法，我们这个由37位日本杜诗研究者组成的编译集体相信，本套《杜甫全诗译注》丛书于日本杜诗研究上一个高峰暌违八十年之后，在全面总结20世纪日本杜诗研究基础之上，一定能成为一套面向21世纪、反映中日两国杜诗研究新成果的跨世纪的杜诗译注，敬请期待。
（补注：截至本文发表时，拙编《杜甫全诗译注》（全四册）2016年10月已由日本讲谈社出版社出齐全套四册。）
注释：
①参照黑川洋一《日本的杜甫》，收入黑川洋一《杜甫研究》，日本东京创文社，1976年。
②王勋成教授《杜甫初命授官说》见《唐代文学研究》11辑，2006年。
③韩成武等《杜甫献赋出身而未能立即得官之原因考》，见《杜甫研究学刊》2008年第3期。
④陈尚君《杜甫离蜀后的行止试析——兼论杜甫之死》，收入陈尚君《唐代文学从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⑤王勋成《杜甫授检校工部员外郎之始末》，见《唐代文学研究》第3辑，2008年。
⑥松原朗《关于杜甫〈旅夜抒怀〉诗的写作时期》，见《中国文学研究》第16期，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1990年。
⑦松原朗《试论杜甫〈旅夜抒怀〉诗的写作时期》，见《杜甫研究学刊》总第42期，1994年。
（责任编辑：武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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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珊）
摘要：日本的杜甫研究于20世纪后半期由吉川幸次郎推向顶峰。目前，日本有两大杜甫全诗译注规划正在进行，有望以此为契机再度激活杜甫研究。其一即为松原朗本人发起并参与规划和执笔的讲谈社学术文库丛书《杜甫全诗译注》，该著严格遵循仇兆鳌《杜诗详注》注解，专设“补充说明”一栏以介绍最新研究成果，该著以“面向21世纪之杜甫诗注”为学术目标、以严格确保学术品格为编辑方针进行编译。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6-0042-08
一、近代日本的杜甫研究（一）近代日本的杜甫研究谱系
杜甫诗集东渡日本的时期，一般认为是在平安时代的后期（即11世纪后半期）。在记录大江匡房（1041～1111年）谈话的《江谈抄》中，业已可见《注杜工部集》的书名。然而，将杜甫诗集作为正式文学作品来接受，却始见于自日本南北朝时代至室町时代的中世纪禅宗寺院。其中，虎关师炼（1278～1346年）对杜甫的颂扬与宣传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①。
到了江户时代，杜甫的文学已在知识人之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松尾芭蕉（1644～1694年）可为一例：松尾芭蕉被尊为“俳圣”，即俳句界中世界圣人般的人物，俳句的文学形式与汉诗不同，但他竟能将吸收于杜甫的养分灵活自如地应用在自己的俳句文学创作中。
明治时代以降，杜甫研究作为一门近代学问，即于如此传承基础之上得以展开，而其中尤以以下三人所作贡献为大。换言之，近代日本的杜甫研究，可谓由此三人所开创。
首位开山者即为铃木虎雄先生（1878～1963年）。铃木虎雄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学院汉学专业。1908年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学院助教授，1910年升任教授，1938年荣休后荣膺京都帝国大学名誉教授。被誉为日本近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开拓者的铃木虎雄，培养出了吉川幸次郎等学者。而其杜甫研究著作则有《杜少陵诗集》全4卷（1922年，国民文库刊行会），此部著作至今仍可谓日本唯一的杜甫全诗译注。此外，1978年日本图书中心复刻了此部《杜少陵诗集》，改称为《杜甫全诗集》全4卷并出版发行，通行至今。
位列第二的杜甫研究开拓者则可谓吉川幸次郎先生（1904～1980年）。吉川幸次郎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系文学专业，师从狩野直喜和铃木虎雄。1928年至1931年，吉川幸次郎与仓石武四郎曾一起赴北平留学（顺及：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有《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1947年至1967年吉川幸次郎担任京都大学文学系教授，而执教京都大学之“最终讲义”即为其《杜甫的诗论与诗歌》。荣休后吉川幸次郎先生荣膺京都大学荣誉教授。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6期松原朗近代以来日本的杜甫研究——兼及《杜甫全诗译注》吉川幸次郎著作中仅个人独立著作就已超50部，以下只列举其两种全集性著作：《决定版吉川幸次郎全集》（全27卷，筑摩书房1984-1987年出版）；《吉川幸次郎遗稿集》（全3卷，筑摩书房1995年出版）。
而关于杜甫，吉川幸次郎个人独立著作即有下列七种，而其中之最者非皇皇20册《杜甫诗注》莫属，遗憾的是其生前仅有下列5册得以出版：
《杜甫私记》，筑摩书房1950年出版，1965年改版。
《杜甫笔记》，创元社1952年出版；另由新潮文库1954年出版，并于1970年改版。
《杜甫ⅠⅡ世界古典文学全集（28-29）》，筑摩书房1967年至1972年出版。
《杜甫诗注》第1至3册，筑摩书房1977年至1979年出版。
吉川幸次郎辞世后，日本出版了其以下三套遗稿：
《杜甫诗注》第4至5册，筑摩书房1980年至1983年出版。
《杜诗论集》，由筑摩书房作为《筑摩丛书》1981年出版。
《华音杜诗抄》（附有朗读录音带），筑摩书房1981年出版。
而位列第三的杜甫研究开拓者乃黑川洋一先生（1925～2004）。黑川洋一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专业，师从吉川幸次郎与小川环树两位先生。黑川洋一毕生执教于大阪大学，1989年荣休后荣膺大阪大学名誉教授。
黑川洋一先生有关杜甫研究的个人独立著作则有如下七种：
《杜甫》，岩波书店1957年至1959年出版之《中国诗人选集》系列其一，全2卷。
《杜诗》，岩波书店1963年到1966年以“岩波文库”方式出版，全套8册。黑川洋一从铃木虎雄所著杜甫全诗译注《杜少陵诗集》中，精选了其中由乾隆御定《唐宋诗醇》所收杜诗的三分之一，编纂而成。
《杜甫》，筑摩书房1973年出版之《中国诗文选15册》其一，乃杜甫评传。
《杜甫研究》，创文社1977年出版之《东洋学丛书》其一。
《与杜诗同行》，创文社1982年出版。
《杜甫中国古典鉴赏》，角川书店1987年出版；其部分则另以《杜甫》为名，由角川索菲亚文库2005年再版。
《杜甫诗选》，岩波书店1991年出版之《岩波文库》其一。
由以上三位杜甫研究先进之先行研究可知，日本京都大学自有一套杜甫学研究谱系，此谱系乃由铃木虎雄先生所首创，20世纪后半期经由吉川幸次郎先生推向高峰，再经黑川洋一先生继承发展，从而成就了传承有序的完整研究谱系。然盛极则衰，吉川时代也被认为是达到了杜甫研究的饱和点，随后日本的杜甫研究也就渐次偃息了下去。
（二）近年来日本的盛唐与中唐文学研究概况
由杜甫研究而及盛唐文学研究，则可顺及回顾日本之盛唐与中唐文学研究概况。
若论东瀛之盛唐文学研究，就李白而言，则有早稻田大学的松浦友久先生；就王维而言，则有岛根大学的入谷仙介先生。然自两位先进身后，日本盛唐文学研究就未必能够梅开二度了。 承继于盛唐文学研究，日本的中唐文学研究登上了历史舞台。自上述两位集大成者之后，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则明显转移至中唐文学之上。如1990年日本则设立“中唐文学会”，并创办学会学术杂志《中唐文学会报》；而2000年则另创办发行了《白居易研究年报》等，从中可窥日本唐代文学研究之转向。时至今年，则有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川合康三先生等人出版的《韩愈诗译注》第一册，亦可视为日本转向重视中唐文学研究之佐证。
日本唐诗研究之所以出现了由盛唐到中唐的重点转移，追溯其因，可总括为以下五点：一则确因日本盛唐诗歌之基础性研究已告一段落；二则相对于盛唐诗歌研究而言，中唐诗歌依然尚有众多领域需做基础性研究；三则由于中唐乃“唐宋变革”起点，因可预见，中唐文学自身即已孕育有其后文学方向的若干萌芽；四则仍需顾虑到，以往由于兼有“盛唐”与“中唐”之传统称呼，并将传统称谓之“盛唐”看作唐诗顶峰时期，因而就忽略了对中唐应有的注意，如今则已从此传统认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五则除上述缘由之外，就日本之中唐文学研究而言，仍应特别顾及日本所特有之两大因素：
其一，江户中期荻生徂来（1666～1728）学派提倡吟诵盛唐诗歌，故而李攀龙编选的偏重于李杜之《唐诗选》被指定为入门书籍而广受传阅。从《唐诗选》之流通情况则可判明，此类偏重李杜之传统倾向一直持续至1970年代为止。而自彼以降，此独尊盛唐之势即被急速扭转了过来，并延续至今。
其二则与日本中古（即平安时代）的文学研究相关。一般认为，平安时代《源氏物语》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古典文学达到了巅峰，关于《源氏物语》的研究则一直持续至近代，且经久不衰。如此一来，由于限定于“和文系列”的文学研究渐近于饱和，就需将同时代之“汉文系列”文学亦纳入研究视野之中。而成立于1983年的“和汉比较文学会”即为体现此种需要之个例。加之白居易乃平安时代最喜闻乐见之汉诗诗人，因而当时平安时代日本的“和文学”研究者们也就从白居易乐府开始转入研究日本平安一代文学，而同时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亦与之相呼相应，继而得以产生一个良性循环。
若论今日日本中唐文学研究之盛行，上述两大特有因素则不可不及。
二、近年来日本的杜甫研究状况有论者认为，日本近年来之杜甫研究正处于从偃旗息鼓走向重新发展的转折点之上。
首先来看日本当下杜甫研究成果的出版情况。当前业已出版的杜甫研究专著中，则当以后藤秋正、古川末喜、谷口真由美等三位学者的著作为代表，三位全力撰写杜甫论文，且各自皆有著述结集付梓。北海道教育大学返聘教授后藤秋正先生出版的杜甫研究专著有：
2011年10月研文出版社《东西南北之人——杜甫的诗歌和诗歌语言》；
2012年11月研文出版社《何日是归年——杜甫诗话》；
2014年9月研文出版社《山青花欲燃——杜甫诗话（续）》。
佐贺大学古川末喜教授出版的杜甫研究专著则有：
2008年8月知泉书馆《杜甫农业诗歌研究——8世纪中国的农事与生活之歌》；
2014年12月知泉书馆《杜甫的诗歌与生活——现代训读文的解读》。
而长野县立短期大学谷口真由美教授出版的杜甫研究专著为：
2013年2月汲古书院《杜甫的诗性葛藤与社会意识》。
此外，另有一册与杜甫相关的文库丛书值得一读，即岩波书店于2012年10月出版的“岩波新书”系列之《杜甫》，作者系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川合康三先生。此书虽为面向普通读者所编纂之文库口袋读本，然书中所表现出的卓越的杜甫评述，对杜甫研究方家亦可谓开卷有益。
除上述所举杜甫研究专著以外，或可忝列方家的还有2013年10月研文出版社出版的由笔者本人编著的《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三百年杜甫研究论文集》，刊有10篇日本学者及4篇中国学者之杜甫研究论文。
其次可看日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杜甫全诗译注的两大规划。
其一是吉川幸次郎生前计划出版的共20册的《杜甫诗注》，先生生前已由筑摩书房出版了其中五册，仙逝后岩波书店又出版了包括生前既出五册的总计十册，现还在陆续出版，并规划将其20册完全发行。吉川先生遗稿只保有10册左右，而这10册则由兴膳宏先生进行补写，这将是一个宏伟大气的计划（但第10册之后如何出版目前则尚无定论）。
另一个规划则是由笔者本人作为计划发起人之一的《杜甫全诗译注》，该书业已列入日本讲谈社之“学术文库”，全套4册计3700页，已于2016年6月出版了第一册，并于2016年10月业已出齐了全四册。其编著方针有二：一要完全依据仇兆鳌《杜诗详注》注解，二要力争做到日文译注简明扼要。本译注编译委员会调集日本37名学者共同执笔，其中4名校对负责人已从各自角度对全书原稿完成了审阅与调整。
三、《杜甫全诗译注》的编译说明由于《杜甫全诗译注》是由编译委员会37名成员集体编译，或会因执笔人各自为政而损及全书之整体统一性，因此必须执行通用编译基准，由此确定了共同采用同一本具有高度信赖性之注释用书的编译方针。早在该书规划之际，发起同仁就决定采用清代仇兆鳌（1638～1717年）之《杜诗详注》为注释基准用书。在此基础上，以“词语释义”及“补充说明”的形式补充介绍最新研究成果，以此确保本书面向21世纪之杜甫诗歌注释的学术品质。
藉此，采用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则几为唯一之选。成书于清中叶的《杜诗详注》，集历代优秀注释成果之大成，书名“详注”名副其实，仇著确系详细周密之杜诗注释，至今仍被视为代表“中国标准”的杜甫诗注。无论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中之杜诗现代汉语解释，亦或韩成武教授等之《杜甫诗全释》，原则上皆遵循仇兆鳌《杜诗详注》，此亦众所周知。
（一）仇氏《杜诗详注》之特色
作为截至清中叶杜诗注释的集大成之作，仇氏《杜诗详注》并非仅为简单拼凑，实显示出仇氏本人独特的精彩见解。最为精彩之处即为，当历代解释出现对立纠纷之际，仇氏并非仅仅将各家说法简单罗列出来，而是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如此考量既可见其对注释文责态度之认真严肃，亦可窥其集大成之抱负。所以该书虽为清代中期之作，但即以当今学术标准苛求之，仇注亦可谓见解独到，令人叹服。 为正确传达出对杜诗解释的真意，仇氏可谓颇具匠心。他并非仅仅解释“语义”，还揭示出“句意”和“大意”。在揭示诗歌之大意方面，他不仅继承了明代单复《读杜诗愚得》和邵宝《刻杜少陵先生分类集注》以降明代杜诗注释的传统，还能将奥义难传的杜甫诗歌，转换理解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生活情景以示后人，其意义颇为重大。中国当代詹锳先生等《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引用前人串解的做法，即类似于仇氏《杜诗详注》，即将过去李白诗注中不足之处，以“大意”和“串解”作以补充。
仇氏所自负的《杜诗详注》的特长之处，于其卷首“凡例二十则”己有揭示：①《杜诗会编》（唐宋以后之杜集编纂）；②《杜诗刊误》；③《杜诗编年》；④《杜诗分章》（组诗解题）；⑤《杜诗分段》；⑥《内注解意》；⑦《外注引古》；⑧《杜诗根据》（各诗体之诗法）；⑨《杜诗褒贬》；⑩《杜诗伪注》；《杜诗谬评》；《历代注杜》；《近人注杜》；《杜赋注解》；《杜文注释》；《诗文附录》；《少陵大节》；《少陵旷怀》；《少陵谥法》；《少陵逸事》。
以上二十则凡例中，对于杜诗解释特别重要的则有⑤《杜诗分段》、⑥《内注解意》、⑦《外注引古》三则。且引仇氏三则原文如下：
⑤《杜诗分段》：诗经古注分章分句。朱子集传亦踵其例。杜诗古律长篇，每段分界处，自有天然起伏。其前后句数，必多寡匀称详略相应。分类千家本，则逐句细断，文气不贯。编年千家本，则全篇浑列，眉目未清，兹集于长篇既分段落，而结尾则总拈名段句数，以见制格之整严，仿诗传“某章章几句”例也。
⑥《内注解意》：欧公说诗，于本文只添一二字，而语意豁然。朱子注诗，得其遗意，兹于圈内小注先提总纲，次释句义。语不欲繁，意不使略。取醒目也。共有诸家注解，或一条一句，有益诗旨者，必标明某氏，不敢没人之善，攘为己有耳。
⑦《外注引古》：李善注文选，引证典故，原委灿然。所证之书，以最先者为主，而相忝者则附见于后。今圈外所引经史诗赋，各标所自来，而不复载某氏所引。恐冗长繁琐，致厌观也。其有一事，而引用互异者，则彼此两见，否则但注已见某卷耳。
第⑤则《杜诗分段》乃将长篇杜诗分段后，继以解析作品的结构。传统性注释大多拘泥于片言只语之训诂，而忽略了对作品整体的把握，仇氏则深知此弊。就换韵古体诗而言，因其换韵之处与意义段落相对应，故而理解还算容易。而相对于古体诗，杜甫的长篇排律诗歌一韵到底，得益于仇氏之分段解析，其整体解析由此变得更易理解。由此看来，仇氏分段解析之意义就颇为重大。
《杜诗详注》因其书名之“详注”二字，或易使人误解其重点在训诂。实则不然，揭示出对长诗的整体理解才是其特色所在。在第④则凡例《杜诗分章》中，仇氏对构成组诗之各篇题意都予以揭示，如《秦州杂诗二十首》《秋兴八首》等，可为佐证。第⑤则凡例《杜诗分段》亦如上文对仇氏分段分析所述。最能体现《详注》特征的乃第⑥则凡例《内注解意》，其并非对细部进行训诂，而是揭示出句意乃至上下联以及段落大意，相当于今日所谓串解。
事实上，在仇氏之前的中国，如此揭示诗篇大意的手法曾一度颇遭轻视，哂为不过是一种迎合初学入门者的“低俗”做法（日本过去同样亦有轻视诗歌大意之倾向，但近四十年来，给古典诗文添加现代语义解释，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一般做法了）。清代考据学讲究回避空虚的议论，将确凿的证据禁欲般严格地层层累积起来，视之为“高雅”之学；而那种轻视解析诗歌大意的倾向，则正与清代考据学“轻释义、重考据”的传统一脉相承。此外，揭示诗歌大意还很容易暴露出诗歌解释的矛盾之处，故而诸多作注之人一般都不敢再作串解。由此看来，仇氏于《杜诗详注》中专设《内注解意》一项、且积极揭示出诗歌大意之做法，真可谓颇具见地的冒险之举。
就揭示诗歌大意此点，笔者认为尚需再作补充说明。仇氏《杜诗详注》揭示诗歌大意之法，毋庸讳言继承了明代杜诗注释的传统。然而此种所谓的传统进入有清一代，曾被鄙为明代学术之陈规陋习而一度遭到了否定。因为我们应该可以注意到，作为清初杜诗注释代表的钱谦益《钱注杜诗》以及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等都不曾揭示诗歌大意。由钱朱二人的做法来看，仇氏揭示大意之法并非只是对明代杜诗注释传统的单纯继承，而是将此种传统主动且自觉地复活起来了。与此同时，他也并未忘记准备应对考据派的对策，以此来回应来自众人“预料中的批判”。
仇兆鳌应对批判的第一对策是，将《内注解意》对大意的提示定位在对朱熹《诗集传》方法的继承这一点上。他在第⑥则“凡例”中说：“朱子注诗，得其遗意，兹于圈内小注先提总纲，次释句义。语不欲繁，意不使略。取醒目也。”（此句意为：对于句子中难以理解的部分，朱熹的做法是，先在上面画一个圈，再附上简短的注释揭示其概要，然后再来解释这一整句话的意思。语义要简约，解释要贴切，着重于使人明白要点。）《杜诗详注》将揭示大意与经学权威朱熹之《诗集传》相结合，如此一来，就使得揭示大意的做法得以正当化。而仇氏之所以将此种正当化论述在《杜诗详注》中明确加以记载，是因为他要将此部《杜诗详注》呈献给欲借朱子而治天下的康熙皇帝，此中深意又怎可忽视。
仇氏的第二个对策是以训诂手法来充实杜诗释义，以防患于未然，防止《杜诗详注》遭人唾弃为“面向初学者之通俗读物”。第⑦则凡例之《外注引古》即在说明杜诗的用典情况，仇氏有云：“李善注文选，引证典故，原委灿然。所证之书，以最先者为主，而相忝者则附见于后。”众所周知，李善对《文选》的注解乃是对于集部著述的一个最权威的注释，此点毋庸讳言。而仇氏则特别强调说，《杜诗详注》乃是依据“优先使用先行注释用例”这种科学的方法来用典的，意在表明仇氏本人就是在继承李善注释《文选》之良法。换言之，就是宣告《杜诗详注》即相当于“杜诗中之李善注”，从而将《杜诗详注》擢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通过揭示《外注引古》的原则，仇氏也将自己的《杜诗详注》从众多忽略训诂的明代杜诗注释著作中剥离开来，其高下自现，无需言表。 历经如此精心周到功夫之后，《杜诗详注》以确凿的训诂和用典对比为基础，并依据诗歌大意来追索杜诗核心诗意，从而获得了一种能够充分引导读者正确理解杜诗的说服力。在历代汗牛充栋之杜甫诗注之中，仇氏《杜诗详注》至今仍可得到青睐，盖缘于此。
（二）本丛书针对仇氏《杜诗详注》“问题注释”而采取的补充说明
《杜诗详注》的确可称为一部经过精心筹备的杜诗注释用书。如若细心精读，该书解释的结构框架大体是清楚的，但偶尔亦有不甚明了之处。本书在实际译注中发现并解决了以下三个具体问题。
问题之一：有的情况下，《外注引古》中所引典故之注释隐于文内而未明言，使人难以察觉。在此情况下，本书将参照其文内注释以进一步明确仇氏的解释。
如《三川观水涨二十韵》，原注“天宝十五年七月中避寇时作”，描写的是杜甫率家人自奉先北去鄜州避难途中遭遇暴雨之情形：
及观泉源涨，反惧江海覆。漂沙圻岸去，漱壑松柏秃。
乘陵破山门，迥斡裂地轴。交洛赴洪河，及关岂信宿。
应沈数州没，如听万室哭。秽浊殊未清，风涛怒犹蓄。
《杜诗详注》于此段落《内注解意》中，有一个颇为中肯的解释：“此记川水之涨。江海覆有似倒流也。漂沙，言其突冲。漱壑，言其横撼。破山，言其高涌。裂地，言其深入。赴河及关，言其势急。数州沉没，言其害大。秽浊四句，忧水涨未平，亦以起下。”
上文“漱壑”之语令人费解。据仇氏解释之大意“漱壑，言其横撼”可知，“漱壑”之意为：河水的大浪猛烈地冲撞并撼动着沟壑，然“漱”字本身并无“横撼”之意。
于是本丛书编者又查看了《外注引古》的用典说明，其解曰：“江赋：漱壑生浦”。若仅止步于此解释，则“漱”字之意仍然不甚明确。所幸阅读《杜诗详注》之后即可获得其他途径以供佐证。江淹《江赋》收于《文选》，而《文选》正文则是与《文选》注释不相分离之一整体。关于上面“漱壑”二字，李善注释中有“周礼曰：善为沟者水漱之。郑玄曰：漱，啮也。”
综上可知，仇氏之判断依据是：杜甫“漱壑松柏秃”乃据江淹《江赋》“漱壑生浦”一句而来，由此可推知仇氏乃是参照了文选李善注“郑玄曰：漱，啮也”这一注释，从而向读者直接提示出“漱壑，言其横撼”之此番大意来。
《杜诗详注》对注释解析得如此细心周全，自令人称道，然难免亦有少许令人遗憾之处。今日一般读者阅读江淹《江赋》“漱壑生浦”之时，读者自己何以如仇氏般悟出其背后所隐藏之李善之注也。况仇氏作注之际，即便所设定之读者乃饱学鸿儒，亦宜将李善注解增附其后方更为稳妥。从此点来看，《杜诗详注》似有考量不周之处。
问题之二：有的情况下，由于仇氏引用《外注引古》时篇幅过于短小，以致仇氏注释的真意有时令人难以捉摸。此时，本书将参照引用部分的上下文加深对《杜诗详注》注解之理解。
下文乃长安时代之杜甫为求得翰林学士张垍之注意而献呈的一首诗。张垍乃盛唐著名宰相张说之次子，因娶玄宗之女宁亲公主为妻而得以晋为驸马都尉。诗之末尾如下：
赠翰林张四学士垍
……无复随高风，空余泣聚萤。此生任春草，垂老独漂萍。傥忆山阳会，悲歌在一听。
此处“任春草”之意颇费思量。《杜诗详注》释为“春草叹卑微”，如此，则“此生任春草”之意即为“自己这一生尽活在居于人下的悲叹之中了”。但仅仅如此解释，“任春草”之意依旧不甚明朗。因此，有关“任春草”之解，各家说法错综纷纭，莫衷一是。下文仅列举一些有代表性者。
〇九家注：春草，言不实流落。漂泛，如萍之在水也。赵（次公）云：此言任春时之草生几度，更不管年华之去耳。此憾慨之言。
〇黄鹤注：此生弃掷，如春江野草任车马践踏。
〇杜诗镜诠：言随遇而安。
〇全释：此生勤奋苦读，任凭池塘春草风光诱人。却不料年纪将老一事无成。
◎杜甫全集校注207页：周甸（《杜释会通》）曰：“春草贱物，漂萍无定踪，言贱固委之命矣。老而踪迹不定，实可伤也。”邵宝（《刻杜少陵先生分类集注》）曰：“言此生弃掷如春江野草，任从车马践踏也。独漂萍，言萍草无根，任风漂泊也。”赵次公曰：“此言任春时之草生几度，更不管年华之去耳。此憾慨之言”。
最后所举为萧涤非等之《杜甫全集校注》，将周甸、邵宝、赵次公三说合一，却并无明确结论。此外，周甸和邵宝皆将春草释为贱物，此点意见相同；赵次公却认为春草象征反复再生的生命力，与以上两人看法完全不同。
那么日本之注释如何呢？铃木虎雄和吉川幸次郎的注释可代表日本学者之意见。
〇铃木虎雄注释：依照愚见，“任春草”所用乃《楚辞》“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之典。意即：即使春草生长，自己也流浪在外不回故乡。
〇吉川幸次郎注释：“春之草”一方面在夸耀大自然的生命力，一方面在嘲笑怀才不遇的流浪儿。《楚辞》中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之句。意即吾辈此生即便任萋萋春草嘲笑，也要流浪在外。
关于“任春草”之句，不同解释有如此之多，要在其中选择唯一正解又谈何容易。且看仇氏是如何解释的呢？
仇氏于《内注解意》中所揭示之大意仅为“春草叹卑微”，此与原诗“任春草”间之上下关联并不十分明显，所以仍需继续参考氏于《外注引古》中所示梁元帝《药名诗》“况看春草歇”一句。即使如此，此句仍尚未足以显示出必要的上下文脉关系，故而我们只能很遗憾地认为，仇氏之引用意图依旧不明。
若将此句上下文脉也引用出来，即为下句：“戌客恒山下，常思衣锦归。况看春草歇，还见雁南飞。”此句诗意为，诗歌主人公出征来到北方的恒山，一边祈求着自己立下战功衣锦还乡，一边看着天空尽是大雁南飞，而今年春天的野草又将这样白白地枯萎。若沿此思路来解释杜甫诗句“任春草”，其意即变为“人生没有任何成果，就这样失意落寞地虚掷光阴”。仇氏是在此见解基础之上，引用梁元帝的“况看春草歇”句，虽然我们能够看出仇氏力争要做出的这一双倍的努力，然而遗憾的是，仇氏用典毕竟引用篇幅过于短小，实际上并未能够成功向读者明确表达出其本人所要竭力表达的真正用意。所以我们从这种未尽完美的缺憾上也可看出《杜诗详注》的确尚有注解不全之处。 问题之三：有的情况下，《杜诗详注》的大意和用典皆不明确。或曰：是否因杜诗原意不明故而仇注之意亦未能表现出来？这一说法是不成立的，须知《杜诗详注》乃仇氏进献康熙帝之杜诗注释，其注解注定要力求完美，因此很难相信仇氏竟会有意随便就“回避”费解之处。换言之，此处大意和用典皆不明确的部分，很有可能是仇氏本人认为没有必要向读者再做解释说明的部分。有鉴于此，本书就必须找出当时通行的解释作何解。按照经验推测，仇氏胸中已有的解释乃宋代之注，参考最多的即是《九家集注杜诗》。本书现在依据《杜诗详注》来编译注，也首先要以《九家集注杜诗》作为参照。
本书现所译注之杜诗，完全忠实于《杜诗详注》之注解作为编译方针，故而无论全文通解亦或词语释义，尽皆出自《杜诗详注》之解。如此来看本书之注仇氏《杜诗详注》，甚或将给予读者类似“郑玄之注《礼记》”与“朱子之注《诗经》”一般的感受来，而这其实正是我们所要努力追求的编著方针。
当然，自仇氏之作问世至今，从众多杜甫研究积累中可以看出，《杜诗详注》的确还有些许亟需修正和补充之处。就此类亟需修正补充之处，本套丛书于编写中既已制定如下相应方针：一些小问题，则于“词语释义”环节中介绍各种不同观点及新观点；而就某些大问题则专设“补充说明”一项来充实解释。
（三）本丛书根据杜甫传记研究而补充采用的若干最新成果
本丛书在编著过程中，亦就杜甫传记研究追加补充了若干新见解。如下文三例所示，皆为杜甫传记研究之相关重要成果，因此类新观点会影响波及众多对杜甫诗歌的理解与诠释。
1.关于杜甫任官的新见解
杜甫是因天宝十年向皇帝进献“三大礼赋”而获得官僚资格，所谓“献赋出身”。自获得官僚资格开始又经三年守选，至天宝十四年冬终获授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官衔。此番最新见解是由兰州大学王勋成教授《杜甫初命授官说》②及河北大学韩成武教授等人《杜甫献赋出身而未能立即得官之原因考》③这两篇论文提出来的。
2.关于杜甫“工部员外郎”一职的新见解
首先要说明的是，“检校工部员外郎”并非一个从属于节度参谋的京官官衔，而是编制于朝廷内部奉职的一个职事官。而据此见解，杜甫之所以离开四川，就是为了就任长安京师工部员外郎这一官职。这一观点所依据的是陈尚君教授论文《杜甫离蜀后的行止试析——兼论杜甫之死》④。另有王勋成教授论文《杜甫授检校工部员外郎之始末》⑤，同样也认为杜甫的检校工部员外郎是一个编制于朝廷内部就职的职事官，这个看法与陈尚君教授相同。
3.关于《旅夜抒怀》之考证
本书在个别问题上亦采用了若干新见解和新观点，在此仅举一则笔者本人的研究成果。
《旅夜抒怀》所记之地并非永泰元年（765）之忠州，此诗乃大历三年（768）春杜甫离开夔州奔赴江陵之际描写湖北的诗作。详见松原朗于《关于杜甫〈旅夜抒怀〉诗的写作时期》⑥所提出的考证，其中部分内容已译为汉语论文《试论杜甫〈旅夜抒怀〉诗的写作时期》⑦。
根据以上所述编译方针与方法，我们这个由37位日本杜诗研究者组成的编译集体相信，本套《杜甫全诗译注》丛书于日本杜诗研究上一个高峰暌违八十年之后，在全面总结20世纪日本杜诗研究基础之上，一定能成为一套面向21世纪、反映中日两国杜诗研究新成果的跨世纪的杜诗译注，敬请期待。
（补注：截至本文发表时，拙编《杜甫全诗译注》（全四册）2016年10月已由日本讲谈社出版社出齐全套四册。）
注释：
①参照黑川洋一《日本的杜甫》，收入黑川洋一《杜甫研究》，日本东京创文社，1976年。
②王勋成教授《杜甫初命授官说》见《唐代文学研究》11辑，2006年。
③韩成武等《杜甫献赋出身而未能立即得官之原因考》，见《杜甫研究学刊》2008年第3期。
④陈尚君《杜甫离蜀后的行止试析——兼论杜甫之死》，收入陈尚君《唐代文学从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⑤王勋成《杜甫授检校工部员外郎之始末》，见《唐代文学研究》第3辑，2008年。
⑥松原朗《关于杜甫〈旅夜抒怀〉诗的写作时期》，见《中国文学研究》第16期，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1990年。
⑦松原朗《试论杜甫〈旅夜抒怀〉诗的写作时期》，见《杜甫研究学刊》总第42期，1994年。
（责任编辑：武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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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