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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太平洋的革命友谊
杜波伊斯（1868-1963）是美国著名的黑人领袖，晚年思想日益左倾。从二十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外交开始主张世界革命，对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物质和道义上的大力援助和支持。当时，美国黑人作为世界黑人的一部分，对“美帝国主义”发起了攻击，引起中国的关注。
1959年，杜波伊斯已定居加纳，在他91岁生日之际，应毛泽东邀请，来到中国庆生。杜波伊斯来到中国后，看到了中国人的变化，尤其是看到了中国妇女的解放，颇为震惊，开始确信中国将会领导发展中国家走向社会主义。1962年他再次访华。这两次访华，杜波伊斯对中国都赞誉有加。作为世界闻名的黑人领导人，杜波伊斯从此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盟友。
1963年杜波伊斯去世后，中国迫切需要找到一名新的美国黑人领导人来支持中国的国际斗争。就在这个时候，罗伯特·威廉出现了。他主张武装自卫和暴力革命，1961年因被指控绑架一对白人夫妇开始了在国外的流亡生涯。他和家人先飞到加拿大，然后去了古巴。在居留古巴期间，威廉两次致信毛泽东，请求中国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斗争。中国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声明：“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1963年9月至11月，威廉和夫人应邀访问北京、杭州、上海等地，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后来由于在古巴受到排挤和批评，1965年，威廉全家搬到中国，被奉为贵宾，受到热情招待。威廉一家曾和毛泽东共进晚餐，并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亲切会谈，进入到政府高层的圈子。
威廉来华以后就成为中国主张的世界革命的黑人代言人，也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毛主席的思想行事。中国政府鼓励威廉继续宣传“反帝反修”、世界革命，并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些信息连同《罗伯特·威廉在中国》等材料不断向美国黑人乃至亚非拉第三世界广泛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总之，中国和毛泽东对威廉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威廉在1967年编辑的“十字军战士报”中所写的那样：“这是毛泽东的时代，是世界革命的时代，美国黑人的自由斗争是不可阻挡的世界运动的一部分。毛泽东是第一位把我们人民的斗争提高到世界革命同盟高度的世界领导人。”
毛泽东思想指导美国黑人闹革命
毛泽东思想影响了威廉，威廉的思想又影响了很多黑人民权组织。威廉还建立了“革命行动运动”组织，并担任主席。通过威廉的间接影响，中国对该组织也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该组织领导人斯坦福认同中国农民的起义，认为农民起义帮助共产党取得了胜利。
该组织宣扬的游击战还引用了毛泽东的名言：“敌進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他们相信城市中的游击战不仅可能，而且能在90天内获胜，而把大众和革命纪律结合起来是胜利的关键。他们还把自己城市中的黑人游击队和中国的红军相对比，赞同毛主席对党和人民军队制定的革命伦理道德，制定了自己的行为规范。这些规范与《毛主席语录》非常相似，有些甚至直接来自毛主席的三大纪律中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该组织制定了12点计划，呼吁发展自由学校、全国黑人学生组织、步枪俱乐部、黑人农民合作社等，不仅是为经济发展，也是为维持黑人社会和游击队力量。
“革命行动运动”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地下组织在秘密活动着，被美国主流媒体视为图谋对白人发动战争的首要极端主义组织，遭到了打压并逐渐消亡。该组织虽然在实践上并不成功，但在理论上有自己的贡献。他们在毛泽东思想中找到了革命的黑人民族主义的理论根据，并把毛泽东思想和黑人世界革命结合起来，尤其是培养了牛顿和西尔等一批骨干力量，为后来黑人的激进运动尤其是黑豹党的活动提供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黑豹党是60年代美国一个活跃的黑人左翼激进政党，1966年10月15日由休伊·牛顿和博比·西尔在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创立。该党多位领导人被处死、暗杀、长期监禁，因而显得比较神秘。
值得注意的是，该党无论从外在形式上还是从内在思想上该党都直接模仿了毛泽东思想。外在形式表现为口号和行动：他们借用了毛泽东提出的耳熟能详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为人民服务”、“所有权力归人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口号，《毛主席语录》成为黑豹党的必读书目，他们几乎是人手一本。黑豹党的多位重要领导人都非常崇拜毛泽东，视其为世界“伟大领袖”。1969年后，卡迈克尔、克利弗、牛顿等黑人领导人相继访华。1971年，牛顿应邀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率黑豹党代表团访华，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回国后被美国媒体广泛关注。
内在的思想方面：毛泽东的暴力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等思想也深深改造了黑豹党的意识形态。中国的成功范例为黑豹党成员发展自己的独特计划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使他们摒弃了马列主义中不适合黑人现实的一些理论观点。
美国黑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误解”
毛泽东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吸引力呢？因为毛泽东向黑人民族证明不需要等到客观条件成熟再起来革命，这对黑人激进分子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很多美国激进黑人认为自己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与历史上深受异族统治及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压迫的苦难的中国有相似的经历和相似的感受。而毛泽东开出的这种迥异于西方白人的药方正好可解他们的困境，可谓对症下药，容易引起共鸣。由此黑人激进分子把中国看作了第三世界革命的榜样，把毛泽东思想视作行动的指南。
但中国的作用也不能过于夸大。首先，虽然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在黑人激进政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这种影响是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古巴革命及其他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一起发挥作用的，不能单独强调中国。其次，中国和毛泽东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少数黑人精英身上，大部分激进分子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著作还是一知半解，他们大都只是选取自己感兴趣的或者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进行阅读和利用。例如，《毛主席语录》对他们来说只是游击战小册子，而“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他们根本读不下去。
除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实用主义，其目标上的理想主义也是重要的特征。当时美国黑人接触到的毛泽东思想是以高度理想化的面貌出现的，显然与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是两回事。他们追求的是一个光辉灿烂的乌托邦未来和一种实现这一理想的快速、实用的方式。这个“体现出共产主义美德”的“毛主义乌托邦”，最令人感动的是人人平等。而当时中国的贫穷、落后以及“文革”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和破坏他们根本看不到。即使在中国住了三年多的威廉也是如此。
可见思想文化的跨国转介由于语言不通、文化隔膜以及政治等因素会出现很多遗漏、错误和误解，这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因此，美国黑人接受的毛主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美国激进黑人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也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解”，并非完全的真实。
（环球网2016.12.12、澎湃新闻网2015.12.18等）
杜波伊斯（1868-1963）是美国著名的黑人领袖，晚年思想日益左倾。从二十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外交开始主张世界革命，对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物质和道义上的大力援助和支持。当时，美国黑人作为世界黑人的一部分，对“美帝国主义”发起了攻击，引起中国的关注。
1959年，杜波伊斯已定居加纳，在他91岁生日之际，应毛泽东邀请，来到中国庆生。杜波伊斯来到中国后，看到了中国人的变化，尤其是看到了中国妇女的解放，颇为震惊，开始确信中国将会领导发展中国家走向社会主义。1962年他再次访华。这两次访华，杜波伊斯对中国都赞誉有加。作为世界闻名的黑人领导人，杜波伊斯从此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盟友。
1963年杜波伊斯去世后，中国迫切需要找到一名新的美国黑人领导人来支持中国的国际斗争。就在这个时候，罗伯特·威廉出现了。他主张武装自卫和暴力革命，1961年因被指控绑架一对白人夫妇开始了在国外的流亡生涯。他和家人先飞到加拿大，然后去了古巴。在居留古巴期间，威廉两次致信毛泽东，请求中国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斗争。中国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声明：“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1963年9月至11月，威廉和夫人应邀访问北京、杭州、上海等地，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后来由于在古巴受到排挤和批评，1965年，威廉全家搬到中国，被奉为贵宾，受到热情招待。威廉一家曾和毛泽东共进晚餐，并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亲切会谈，进入到政府高层的圈子。
威廉来华以后就成为中国主张的世界革命的黑人代言人，也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毛主席的思想行事。中国政府鼓励威廉继续宣传“反帝反修”、世界革命，并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些信息连同《罗伯特·威廉在中国》等材料不断向美国黑人乃至亚非拉第三世界广泛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总之，中国和毛泽东对威廉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威廉在1967年编辑的“十字军战士报”中所写的那样：“这是毛泽东的时代，是世界革命的时代，美国黑人的自由斗争是不可阻挡的世界运动的一部分。毛泽东是第一位把我们人民的斗争提高到世界革命同盟高度的世界领导人。”
毛泽东思想指导美国黑人闹革命
毛泽东思想影响了威廉，威廉的思想又影响了很多黑人民权组织。威廉还建立了“革命行动运动”组织，并担任主席。通过威廉的间接影响，中国对该组织也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该组织领导人斯坦福认同中国农民的起义，认为农民起义帮助共产党取得了胜利。
该组织宣扬的游击战还引用了毛泽东的名言：“敌進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他们相信城市中的游击战不仅可能，而且能在90天内获胜，而把大众和革命纪律结合起来是胜利的关键。他们还把自己城市中的黑人游击队和中国的红军相对比，赞同毛主席对党和人民军队制定的革命伦理道德，制定了自己的行为规范。这些规范与《毛主席语录》非常相似，有些甚至直接来自毛主席的三大纪律中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该组织制定了12点计划，呼吁发展自由学校、全国黑人学生组织、步枪俱乐部、黑人农民合作社等，不仅是为经济发展，也是为维持黑人社会和游击队力量。
“革命行动运动”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地下组织在秘密活动着，被美国主流媒体视为图谋对白人发动战争的首要极端主义组织，遭到了打压并逐渐消亡。该组织虽然在实践上并不成功，但在理论上有自己的贡献。他们在毛泽东思想中找到了革命的黑人民族主义的理论根据，并把毛泽东思想和黑人世界革命结合起来，尤其是培养了牛顿和西尔等一批骨干力量，为后来黑人的激进运动尤其是黑豹党的活动提供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黑豹党是60年代美国一个活跃的黑人左翼激进政党，1966年10月15日由休伊·牛顿和博比·西尔在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创立。该党多位领导人被处死、暗杀、长期监禁，因而显得比较神秘。
值得注意的是，该党无论从外在形式上还是从内在思想上该党都直接模仿了毛泽东思想。外在形式表现为口号和行动：他们借用了毛泽东提出的耳熟能详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为人民服务”、“所有权力归人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口号，《毛主席语录》成为黑豹党的必读书目，他们几乎是人手一本。黑豹党的多位重要领导人都非常崇拜毛泽东，视其为世界“伟大领袖”。1969年后，卡迈克尔、克利弗、牛顿等黑人领导人相继访华。1971年，牛顿应邀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率黑豹党代表团访华，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回国后被美国媒体广泛关注。
内在的思想方面：毛泽东的暴力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等思想也深深改造了黑豹党的意识形态。中国的成功范例为黑豹党成员发展自己的独特计划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使他们摒弃了马列主义中不适合黑人现实的一些理论观点。
美国黑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误解”
毛泽东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吸引力呢？因为毛泽东向黑人民族证明不需要等到客观条件成熟再起来革命，这对黑人激进分子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很多美国激进黑人认为自己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与历史上深受异族统治及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压迫的苦难的中国有相似的经历和相似的感受。而毛泽东开出的这种迥异于西方白人的药方正好可解他们的困境，可谓对症下药，容易引起共鸣。由此黑人激进分子把中国看作了第三世界革命的榜样，把毛泽东思想视作行动的指南。
但中国的作用也不能过于夸大。首先，虽然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在黑人激进政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这种影响是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古巴革命及其他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一起发挥作用的，不能单独强调中国。其次，中国和毛泽东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少数黑人精英身上，大部分激进分子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著作还是一知半解，他们大都只是选取自己感兴趣的或者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进行阅读和利用。例如，《毛主席语录》对他们来说只是游击战小册子，而“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他们根本读不下去。
除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实用主义，其目标上的理想主义也是重要的特征。当时美国黑人接触到的毛泽东思想是以高度理想化的面貌出现的，显然与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是两回事。他们追求的是一个光辉灿烂的乌托邦未来和一种实现这一理想的快速、实用的方式。这个“体现出共产主义美德”的“毛主义乌托邦”，最令人感动的是人人平等。而当时中国的贫穷、落后以及“文革”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和破坏他们根本看不到。即使在中国住了三年多的威廉也是如此。
可见思想文化的跨国转介由于语言不通、文化隔膜以及政治等因素会出现很多遗漏、错误和误解，这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因此，美国黑人接受的毛主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美国激进黑人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也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解”，并非完全的真实。
（环球网2016.12.12、澎湃新闻网2015.12.1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