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说“不行”，爱说“不行”，是邓小平工作中的一大特点。这体现的不仅是一种语言风格，更是一种做人做事的态度，一种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思维方式。
　　邓小平的许多谈话都能体现出他的这种态度和作风。1980年6月27日，他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的意见，开门见山：“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上来就说“不行”，似乎让人难以接受，但单刀直入、直接否定，让人们明确知道为什么不行，后面的工作反而好做了。
　　邓小平不仅对下面不对的东西敢于说“不行”，对上面不对的东西也敢于说“不行”。1977年5月，邓小平尚未复出，就针对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说法，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
　　在外交场合，对外国人，邓小平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经常用“不行”表达自己坚定的原则立场。1977年8月，时任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他带来的所谓处理台湾问题的方案实际上比福特、基辛格时代后退了。邓小平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后来，万斯却向日本政府和台湾当局通报，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有所“松动”，“表现了灵活性”。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毫不客气地说：美国人想用这样的手法来骗人，怎么行？不行！这是政治问题。
　　（摘自《北京日报》 李也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