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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制度经济学勉为其难地解释了城乡统筹发展中政府作用和制度变迁的必然性，解释“养儿防老”时总是苍白无力，我们提出“新制度经济学与反按揭谁解释了谁”的疑问，说明新制度经济学是不自恰的。
关键词：反按揭；社会目标；和谐社会；新制度经济学
当城乡统筹改革方兴未艾时，人们对于养儿防老的担忧有所下降，但城乡统筹并没有消除对房价急剧上升的恐惧，于是，人们对养儿防老的担忧突增。究竟怎样解释城乡统筹、养儿防老和反按揭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找不到最好的解释办法和理论依据，次优的选择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部分原理，首先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三者的关系，当新制度经济学不能很好的解释事物现象时，就足以说明新制度经济学是不自恰的。
一、新制度经济学原理的社会目标适用性纵览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与凡勃伦、康芒斯经济学者研究的旧制度经济学相比较而言的，从凡勃伦的制度分析——“本能”和“习惯”→技术和礼仪→“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康芒斯的“集体行动”→“交易”→“法律调节”→加尔布雷斯的“丰裕社会”、“新工业国”和“新社会主义”，再到科斯的“企业分析”→“交易成本”→“产权安排”→威廉姆森的“组织纵向一体化”等，直至诺斯的“制度变迁”和近年来的“制度演化博弈”，这条发展路径充分说明了新、老制度经济学的血缘关系，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体上是一脉传承的[1]。沿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发展路径中的社会目标（相对于经济目标而言），以及这个社会目标中城乡统筹价值、养儿防老因素和反按揭之间的关联成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和制度演化博弈中包含了大量的“制度因素”，其定义的“正式制度”是指各种宪法、法律、法规、规则以及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签订的契约等,必须由权威机构予以颁布实行,拥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一旦触犯，会受到相应的惩罚；“非正式制度”通常被指为在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不为人们主观意志所转移的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包括意识形态、道德观念、风俗习惯、行为准则、自行强制的操作规则等，非正式制度“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及选择偏好，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令人不得不随众和随大流。新制度经济学也许在这一点上吸收消化了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理论并加以发现” [2]。
20世纪80年代中期，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广泛吸收了人类行为理论、社会学理论中最新发展的学科，结合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创建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基石，形成制度分析的基本范畴和分析框架，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吸收人类行为学、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就大大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涵盖的领域和对问题的分析力、解释力，极大的拓展了经济学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力度和深度，当科斯本人及威廉姆森、张五常、德姆塞茨、阿尔钦、诺斯等经济学家仅仅把目光集中于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分析等所谓主流经济学认可的研究领域时，新制度经济学将如何解释个体的逆向选择问题？又怎样解释“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令人不得不随众和随大流”的社会现实？我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等主流经济学相比本质变化可以概括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使社会目标取代经济目标成为主旋律，实现由经济目标主导向社会目标主导的回归，当然社会目标中一定包含经济目标，那么我们就要用新制度经济学具体分析其社会目标中城乡统筹、养儿防老和反按揭之间的血缘命脉，以此衡量新制度经济学是否是自恰的。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城乡统筹、养儿防老和反按揭的解释
1.新制度经济学对城乡统筹发展的阐释
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是从新古典正统理论那里继承了市场、供求、边际主义、生产要素等概念，是古典、新古典统经济学的扬弃，当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市场的有限理性和制度变迁相结合的原理时，他们就注重了整个社会变迁的“和谐”过程，准确地说是“自然过程”，因为“自然过程”往往是“和谐的”（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新制度经济学把经济学引向了社会化的方向，指出制度和政府支持对市场运行的重要性足以解释为什么城乡统筹改革是在国家的推动下产生的“自上而下的”的经济变革形式，这种变革符合法国学者戈特曼1957年提出“大都市连绵带”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城乡统筹的核心所在，“经济制度的组成和转变只能在选择政府的基础上作解释，现在制度的存在都是在局限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中国的整个产权制度结构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3]
新制度经济学在勉为其难地解释了乡统筹发展的政府作用和制度变迁的必然，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中国现实中“三农问题”、城乡发展寻求突破的现实，但研究发现，城乡统筹不仅仅包含经济目标，恰恰相反，是为了寻求整个中国社会城与乡村和谐的社会目标，这个目标中包括经济繁荣、政治文明、文化发达、精神富足的“四化社会”,四大直辖市统筹改革试验的不同重点却被一个城乡统筹吸纳了所有需要积极融合的要素。对此，新制度经济学如何解释城市反哺农村？如何解释有差别、分阶段、分层次性的城乡和谐？又如何解释农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非经济、非理性行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是大市场，甚至不自觉的以城市的市场为模板，企图把农村抛除在新制度经济学解释的范畴之外。这不得不说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缺憾。
2.养儿防老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社会问题解释的盲区
新制度经济学立足于西方社会，西方社会对于养儿防老的概念几乎等于零，在中国社会中却远远无法解释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注意不是作用）；从心理学角度讲，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与拥有的财富、金钱并不成正比，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之后，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却往往得不到满足，秉持“养儿防老”观念的老人，一旦社会角色发生转变，如退休、失去工作，就会有权利丧失的失落感，自卑感、孤独感等负性情感随之而来，他们会希望从儿女身上得到补偿。“非正式制度”中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当然能够涵盖“养儿防老”这个习俗，然而“养儿防老”在很多场合、很多领域、很多过程、很多作用上都远远高于市场对社会的推动力，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风俗习惯、行为准则、自行强制的操作规则等只不过是为了其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作铺垫，并非是适时分析历史现状、社会现实的，只是理论本身的需要而已。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如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奴隶制废除，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认为奴隶制不符合人性，与‘天赋人权’相悖；受文化的自身影响，社会习惯自身发生的变化”[4]。中国社会的“养儿防老”属于哪种社会价值目标？我们用制度经济学自然无法断定，“一方面，经济学仍旧是非历史的；另一方面，当涉及历史、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矛盾时，经济学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不同的文化和政府为中心的解释”[5]。养儿防老就是典型的历史、社会关系和现实矛盾的交集节点，在一定程度上高于任何正式制度、法律法规、市场经济规律，这就是为什么新制度经济学解释“养儿防老”时总是苍白无力，这也证明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不自恰。
3.新制度经济学与反按揭谁解释了谁
新制度经济学与反按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经济学家们又是怎样求证的，它们之间的经济学原理是什么？是交易费用原理的运用还是制度变迁的需要？是产权经济学的使然还是非正式制度的推动？新制度经济学怎样给与解释？“反按揭的内涵‘按揭’一词，对今天的广大消费者来讲已不陌生，它是一项在消费者购买商品房等高档消费品时，只要预付一定比例的首付款，即可拥有该消费品，剩余款项由银行支付，消费者在约定年限内按月向银行归还一定数额货币的贷款业务……，在约定的年限内，消费者仍享有该房的正常居住权，期满后银行拥有该商品房的所有产权，并进行处置，从中赚取利润的一项特殊的信贷业务。”[6]由此可见，反按揭的经济学原理是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原理的运用与拓展，当然新制度经济学也能对此分析，但这不能说明示新制度经济的本身理论结构的自恰性，倒是一种继承性。这就无法证明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反按揭时是自恰的。如果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那么反按揭难道比按揭的交易费用更高？金融机构反按揭的实际交易费用（耗费和盈利）并不比按揭的金融机构在交易费用方面有很大改善，那么为什么还要推行反按揭呢？中国的现状是起源于、适应于西方社会的新制度经济学能解释的么？我们只能认为起码在中国新制度经济学解释反按揭时也存在着不自恰。
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城乡统筹、养儿防老和反按揭时是不自恰的，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现实迫切需要我们的经济学家重新考察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经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达到功能最优的理论，不仅在于资源配置方面，也在于生产关系方面。” [7]
作者单位：重庆文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黄少安，张卫国.新老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从“本能、习惯”到“交易成本”[J].江海学刊，2006，6：53.
[2]刘学强.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力[J].特区经济，2001，5：47.
[3]李重芬,徐元康.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01，7：43.
[4]王寅.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进展[J].南京经济学院学报，1998，6：13.
[5]张红凤，高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缺陷[J].国外理论动态，2004，4：33.
[6]曾德国.缓解我国老龄化问题的有效措施——反按揭方式的应用探讨[J].农业经济，2007，3：56.
[7]郭夷.范式综合语中国经济学的构建[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1998，3：26.
关键词：反按揭；社会目标；和谐社会；新制度经济学
当城乡统筹改革方兴未艾时，人们对于养儿防老的担忧有所下降，但城乡统筹并没有消除对房价急剧上升的恐惧，于是，人们对养儿防老的担忧突增。究竟怎样解释城乡统筹、养儿防老和反按揭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找不到最好的解释办法和理论依据，次优的选择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部分原理，首先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三者的关系，当新制度经济学不能很好的解释事物现象时，就足以说明新制度经济学是不自恰的。
一、新制度经济学原理的社会目标适用性纵览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与凡勃伦、康芒斯经济学者研究的旧制度经济学相比较而言的，从凡勃伦的制度分析——“本能”和“习惯”→技术和礼仪→“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康芒斯的“集体行动”→“交易”→“法律调节”→加尔布雷斯的“丰裕社会”、“新工业国”和“新社会主义”，再到科斯的“企业分析”→“交易成本”→“产权安排”→威廉姆森的“组织纵向一体化”等，直至诺斯的“制度变迁”和近年来的“制度演化博弈”，这条发展路径充分说明了新、老制度经济学的血缘关系，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体上是一脉传承的[1]。沿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发展路径中的社会目标（相对于经济目标而言），以及这个社会目标中城乡统筹价值、养儿防老因素和反按揭之间的关联成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和制度演化博弈中包含了大量的“制度因素”，其定义的“正式制度”是指各种宪法、法律、法规、规则以及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签订的契约等,必须由权威机构予以颁布实行,拥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一旦触犯，会受到相应的惩罚；“非正式制度”通常被指为在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不为人们主观意志所转移的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包括意识形态、道德观念、风俗习惯、行为准则、自行强制的操作规则等，非正式制度“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及选择偏好，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令人不得不随众和随大流。新制度经济学也许在这一点上吸收消化了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理论并加以发现” [2]。
20世纪80年代中期，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广泛吸收了人类行为理论、社会学理论中最新发展的学科，结合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创建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基石，形成制度分析的基本范畴和分析框架，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吸收人类行为学、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就大大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涵盖的领域和对问题的分析力、解释力，极大的拓展了经济学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力度和深度，当科斯本人及威廉姆森、张五常、德姆塞茨、阿尔钦、诺斯等经济学家仅仅把目光集中于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分析等所谓主流经济学认可的研究领域时，新制度经济学将如何解释个体的逆向选择问题？又怎样解释“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令人不得不随众和随大流”的社会现实？我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等主流经济学相比本质变化可以概括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使社会目标取代经济目标成为主旋律，实现由经济目标主导向社会目标主导的回归，当然社会目标中一定包含经济目标，那么我们就要用新制度经济学具体分析其社会目标中城乡统筹、养儿防老和反按揭之间的血缘命脉，以此衡量新制度经济学是否是自恰的。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城乡统筹、养儿防老和反按揭的解释
1.新制度经济学对城乡统筹发展的阐释
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是从新古典正统理论那里继承了市场、供求、边际主义、生产要素等概念，是古典、新古典统经济学的扬弃，当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市场的有限理性和制度变迁相结合的原理时，他们就注重了整个社会变迁的“和谐”过程，准确地说是“自然过程”，因为“自然过程”往往是“和谐的”（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新制度经济学把经济学引向了社会化的方向，指出制度和政府支持对市场运行的重要性足以解释为什么城乡统筹改革是在国家的推动下产生的“自上而下的”的经济变革形式，这种变革符合法国学者戈特曼1957年提出“大都市连绵带”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城乡统筹的核心所在，“经济制度的组成和转变只能在选择政府的基础上作解释，现在制度的存在都是在局限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中国的整个产权制度结构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3]
新制度经济学在勉为其难地解释了乡统筹发展的政府作用和制度变迁的必然，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中国现实中“三农问题”、城乡发展寻求突破的现实，但研究发现，城乡统筹不仅仅包含经济目标，恰恰相反，是为了寻求整个中国社会城与乡村和谐的社会目标，这个目标中包括经济繁荣、政治文明、文化发达、精神富足的“四化社会”,四大直辖市统筹改革试验的不同重点却被一个城乡统筹吸纳了所有需要积极融合的要素。对此，新制度经济学如何解释城市反哺农村？如何解释有差别、分阶段、分层次性的城乡和谐？又如何解释农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非经济、非理性行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是大市场，甚至不自觉的以城市的市场为模板，企图把农村抛除在新制度经济学解释的范畴之外。这不得不说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缺憾。
2.养儿防老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社会问题解释的盲区
新制度经济学立足于西方社会，西方社会对于养儿防老的概念几乎等于零，在中国社会中却远远无法解释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注意不是作用）；从心理学角度讲，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与拥有的财富、金钱并不成正比，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之后，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却往往得不到满足，秉持“养儿防老”观念的老人，一旦社会角色发生转变，如退休、失去工作，就会有权利丧失的失落感，自卑感、孤独感等负性情感随之而来，他们会希望从儿女身上得到补偿。“非正式制度”中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当然能够涵盖“养儿防老”这个习俗，然而“养儿防老”在很多场合、很多领域、很多过程、很多作用上都远远高于市场对社会的推动力，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风俗习惯、行为准则、自行强制的操作规则等只不过是为了其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作铺垫，并非是适时分析历史现状、社会现实的，只是理论本身的需要而已。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如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奴隶制废除，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认为奴隶制不符合人性，与‘天赋人权’相悖；受文化的自身影响，社会习惯自身发生的变化”[4]。中国社会的“养儿防老”属于哪种社会价值目标？我们用制度经济学自然无法断定，“一方面，经济学仍旧是非历史的；另一方面，当涉及历史、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矛盾时，经济学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不同的文化和政府为中心的解释”[5]。养儿防老就是典型的历史、社会关系和现实矛盾的交集节点，在一定程度上高于任何正式制度、法律法规、市场经济规律，这就是为什么新制度经济学解释“养儿防老”时总是苍白无力，这也证明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不自恰。
3.新制度经济学与反按揭谁解释了谁
新制度经济学与反按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经济学家们又是怎样求证的，它们之间的经济学原理是什么？是交易费用原理的运用还是制度变迁的需要？是产权经济学的使然还是非正式制度的推动？新制度经济学怎样给与解释？“反按揭的内涵‘按揭’一词，对今天的广大消费者来讲已不陌生，它是一项在消费者购买商品房等高档消费品时，只要预付一定比例的首付款，即可拥有该消费品，剩余款项由银行支付，消费者在约定年限内按月向银行归还一定数额货币的贷款业务……，在约定的年限内，消费者仍享有该房的正常居住权，期满后银行拥有该商品房的所有产权，并进行处置，从中赚取利润的一项特殊的信贷业务。”[6]由此可见，反按揭的经济学原理是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原理的运用与拓展，当然新制度经济学也能对此分析，但这不能说明示新制度经济的本身理论结构的自恰性，倒是一种继承性。这就无法证明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反按揭时是自恰的。如果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那么反按揭难道比按揭的交易费用更高？金融机构反按揭的实际交易费用（耗费和盈利）并不比按揭的金融机构在交易费用方面有很大改善，那么为什么还要推行反按揭呢？中国的现状是起源于、适应于西方社会的新制度经济学能解释的么？我们只能认为起码在中国新制度经济学解释反按揭时也存在着不自恰。
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城乡统筹、养儿防老和反按揭时是不自恰的，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现实迫切需要我们的经济学家重新考察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经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达到功能最优的理论，不仅在于资源配置方面，也在于生产关系方面。” [7]
作者单位：重庆文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黄少安，张卫国.新老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从“本能、习惯”到“交易成本”[J].江海学刊，2006，6：53.
[2]刘学强.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力[J].特区经济，2001，5：47.
[3]李重芬,徐元康.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01，7：43.
[4]王寅.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进展[J].南京经济学院学报，1998，6：13.
[5]张红凤，高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缺陷[J].国外理论动态，2004，4：33.
[6]曾德国.缓解我国老龄化问题的有效措施——反按揭方式的应用探讨[J].农业经济，2007，3：56.
[7]郭夷.范式综合语中国经济学的构建[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1998，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