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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的肇始和三十余年的流变，也是中国经济向市场化探索、实践乃至形成中国特色模式的过程。
回顾三十余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国企改革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中心环节，其改革的成败关乎国民经济的走向和命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探索中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其中国有企业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改革历程。
《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走访经济学界专家及国企内部人士，梳理发现学界和业界普遍将此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改革背后烙印着时代发展需求的痕迹，而最终共同呈现出一种“国企改革的中国范式”。
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3年）：初步试水“扩权让利”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宋养琰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指出，建国之初，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当时以前苏联模式为蓝本，初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自此，我国的国企诞生，实行高度的国有化、计划化，有助于迅速实现资源的集中利用，也有助于构建国民经济体系，加速工业化进程。
随着改革开放，国企原有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其高度垄断、效率低下、创新不足、产权不清、政企不分等弊端日益凸显，最终走向经营不善、严重亏损的困境。
这一阶段改革以“放权让利”、“两权分离”为重点，着力于调整和规范国家与企业间的委托经营关系。首先体现在1979年政府让渡生产自主权、原料采购权等14项经营权给企业。
更为关键的变革发生在1987到1992年，由于触及企业产权问题，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应运而生。宋养琰分析：一种思路主张将国企改革限制在原有财产关系之内，进一步推进经营权改革。相对应地，期间国企经历了两轮承包和租赁改革。同时存在动辄国企所有权改革的大胆主张，于是有了股份制改革与之对应。
尽管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国企经营权层面改革，是一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能受益的“帕雷托改进”。但由于股份制发育不足，并未触及所有权改革，所有者虚置的根本弊端并未消除，加之承包制所固有的承包基数确定随意、承包者行为短期化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国企改革一度陷入摇摆、徘徊、迷茫之中。
第二阶段（1993至2002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
国企改革开始致力于调整和规范国家与企业间的出资关系，应当以党的第十四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届时，《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首次提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产权结构改革，将国企打造成“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
此后，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明确了国有经济“抓大放小”的调整目标，重点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带头作用。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推动企业调整重组。以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加快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改组步伐。
“特别是1998到2000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企改革历程研究课题组组长张林山对《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说：“国企实施了改革脱困三年攻坚，通过债转股、技改贴息、政策性关闭破产等一系列措施，为企业减负，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经过几年实践，国企布局和结构取得了积极进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国企在“三大行业”、“两类企业”中有明显加强，总量增加，质量提高，且管理大有改善，从而促进国企在这些部门较快发展。更现实的是一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和资源枯竭的部门退出了市场。不仅推动了国企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也促进了企业优胜劣汰机制的建立。
长远来看，放开搞活了一大批中小民营企业。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提供的数据，1997年以来，各地、市、县级的国有小企业的60%左右转为民营企业，并给以借贷放宽支持，促其发展。
至此，国有企业真正开始走向市场，成为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然而由于大量中小国企兼并重组、大批国企员工下岗分流，部分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第三阶段（2003至2013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
依照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央、省、市（地）三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相继挂牌成立，经本级人民政府授权，分别代表其对所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国有资产监管组织体系初步建立。
这一阶段改革以“建立出资人制度”为重点，着力于调整落实政府层面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职责。
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许保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国资委成立后，不断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进入由出资人主导的新阶段。
在分批核定大部分国企主业的基础上，依照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原则，通过联合重组、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等系列举措，促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重点行业集中，加快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
业内普遍将其看做是，国企进入黄金发展期的开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得以加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得以落实，国有企业规模迅速扩大，经济效益、运行质量显著提高。
在过去三十余年的国企改革史中，各层面作了大量探索、实践、设计、调整，形成了独特的改革轨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魁将其概括为“国企改革的中国范式”。他分析概括了这一范式的特点：
第一，长期遵循实用主义思维，在很长时间里刻意回避产权改革，但不断推行激进的控制权改革；
第二，长时间的激进控制权改革自发地走向渐进的产权改革，使产权改革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特性，导致国企改革较多地对内部人依赖和由内部人主导；
第三，产权改革渐进地和摇摆不定地推进，具有机会主义特征和不确定性，并且与企业的业务、资产、债务重组交互推进；
第四，很多母子型结构和集团化的国企选择碎片化的、各自突围的产权改革方式，即保留母公司的国有制不触碰，子孙公司等下级法人实行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产权改革；
第五，借助非国有企业崛起带来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国企改革，同时充分利用非国有企业崛起，为国企产权改革和重组提供的缓冲作用；第六，激进的控制权改革和渐进的产权改革导致了巨大的企业改革成本，改革时间拖延之长又极大地增加了改革成本，对整个社会都构成一定的代价，这种代价不仅体现在经济支付方面，也体现在公平正义方面。
回顾三十余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国企改革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中心环节，其改革的成败关乎国民经济的走向和命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探索中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其中国有企业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改革历程。
《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走访经济学界专家及国企内部人士，梳理发现学界和业界普遍将此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改革背后烙印着时代发展需求的痕迹，而最终共同呈现出一种“国企改革的中国范式”。
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3年）：初步试水“扩权让利”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宋养琰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指出，建国之初，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当时以前苏联模式为蓝本，初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自此，我国的国企诞生，实行高度的国有化、计划化，有助于迅速实现资源的集中利用，也有助于构建国民经济体系，加速工业化进程。
随着改革开放，国企原有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其高度垄断、效率低下、创新不足、产权不清、政企不分等弊端日益凸显，最终走向经营不善、严重亏损的困境。
这一阶段改革以“放权让利”、“两权分离”为重点，着力于调整和规范国家与企业间的委托经营关系。首先体现在1979年政府让渡生产自主权、原料采购权等14项经营权给企业。
更为关键的变革发生在1987到1992年，由于触及企业产权问题，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应运而生。宋养琰分析：一种思路主张将国企改革限制在原有财产关系之内，进一步推进经营权改革。相对应地，期间国企经历了两轮承包和租赁改革。同时存在动辄国企所有权改革的大胆主张，于是有了股份制改革与之对应。
尽管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国企经营权层面改革，是一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能受益的“帕雷托改进”。但由于股份制发育不足，并未触及所有权改革，所有者虚置的根本弊端并未消除，加之承包制所固有的承包基数确定随意、承包者行为短期化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国企改革一度陷入摇摆、徘徊、迷茫之中。
第二阶段（1993至2002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
国企改革开始致力于调整和规范国家与企业间的出资关系，应当以党的第十四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届时，《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首次提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产权结构改革，将国企打造成“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
此后，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明确了国有经济“抓大放小”的调整目标，重点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带头作用。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推动企业调整重组。以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加快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改组步伐。
“特别是1998到2000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企改革历程研究课题组组长张林山对《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说：“国企实施了改革脱困三年攻坚，通过债转股、技改贴息、政策性关闭破产等一系列措施，为企业减负，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经过几年实践，国企布局和结构取得了积极进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国企在“三大行业”、“两类企业”中有明显加强，总量增加，质量提高，且管理大有改善，从而促进国企在这些部门较快发展。更现实的是一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和资源枯竭的部门退出了市场。不仅推动了国企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也促进了企业优胜劣汰机制的建立。
长远来看，放开搞活了一大批中小民营企业。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提供的数据，1997年以来，各地、市、县级的国有小企业的60%左右转为民营企业，并给以借贷放宽支持，促其发展。
至此，国有企业真正开始走向市场，成为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然而由于大量中小国企兼并重组、大批国企员工下岗分流，部分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第三阶段（2003至2013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
依照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央、省、市（地）三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相继挂牌成立，经本级人民政府授权，分别代表其对所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国有资产监管组织体系初步建立。
这一阶段改革以“建立出资人制度”为重点，着力于调整落实政府层面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职责。
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许保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国资委成立后，不断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进入由出资人主导的新阶段。
在分批核定大部分国企主业的基础上，依照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原则，通过联合重组、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等系列举措，促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重点行业集中，加快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
业内普遍将其看做是，国企进入黄金发展期的开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得以加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得以落实，国有企业规模迅速扩大，经济效益、运行质量显著提高。
在过去三十余年的国企改革史中，各层面作了大量探索、实践、设计、调整，形成了独特的改革轨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魁将其概括为“国企改革的中国范式”。他分析概括了这一范式的特点：
第一，长期遵循实用主义思维，在很长时间里刻意回避产权改革，但不断推行激进的控制权改革；
第二，长时间的激进控制权改革自发地走向渐进的产权改革，使产权改革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特性，导致国企改革较多地对内部人依赖和由内部人主导；
第三，产权改革渐进地和摇摆不定地推进，具有机会主义特征和不确定性，并且与企业的业务、资产、债务重组交互推进；
第四，很多母子型结构和集团化的国企选择碎片化的、各自突围的产权改革方式，即保留母公司的国有制不触碰，子孙公司等下级法人实行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产权改革；
第五，借助非国有企业崛起带来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国企改革，同时充分利用非国有企业崛起，为国企产权改革和重组提供的缓冲作用；第六，激进的控制权改革和渐进的产权改革导致了巨大的企业改革成本，改革时间拖延之长又极大地增加了改革成本，对整个社会都构成一定的代价，这种代价不仅体现在经济支付方面，也体现在公平正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