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劼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这位生在成都、长在成都、书写成都、建设成都的成都作家、学者，在绝大多数成都人眼里，远不如成都的熊猫、宽窄巷子能代表成都的文化。不知道这是李劼人的悲哀，还是成都的悲哀？
在现代文学史上，川籍作家郭沫若、巴金、沙汀、艾芜等都比李劼人更具有影响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六大家“鲁郭茅巴老曹”，川籍作家就占据了两席。但他们与李劼人不同，李劼人可以称之为四川作家，而郭沫若等只能称之为川籍作家。川籍作家的一些作品即使描绘了四川的风土人情，如巴金的《家》《春》《秋》；即使用了四川方言描绘了部分四川风土人情，如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但他们却没有运用四川市井百姓的思维方式刻画出最具四川风味的风土人情。只有李劼人的小说，无论是小说中的风土人情，还是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还是那种关注现实、关注历史而唯独不关注理想的叙述方式，都深得四川人日常生活状态的精髓，尤其是四川人“摆龙门阵”思想的精髓。可以说，李劼人笔下的四川社会是最能体现四川人文特征的文化景观，尤其是以四川方言刻画四川人民日常生活，显示了李劼人对四川社会百科全书式的知识。
李劼人在观察表现四川的市井社会时，和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通常对现实社会作阶级剖析的方法不同。李劼人始终站在“四川人”的角度，以“四川人”的语言和方式来认识和描绘“四川人”的世界。他描绘“四川特定地域文化”背景中四川人的命运，通过对“四川地域文化”背景中四川人的生存和生活状态的描述，揭示四川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精神方面潜移默化的变迁，以及在这过程中“四川地域文化”对四川人人性的影响。李劼人笔下展开的四川市井生活图卷是具有独创性的，他的作品不但从语言和思想方面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世界，而且展示了在历史大变迁的时代四川人精神思想的变化。李劼人在创作中，没有选取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的社会阶级剖析的方式来反映四川人民生活，而是在四川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描绘“四川地域文化”背景中四川人的命运，通过对“四川地域文化”背景中四川人的生存和生活状态的描述，揭示四川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精神方面潜移默化的变迁，以及在这过程中“四川地域文化”对四川人性情的影响。李劼人站在“四川人”的角度，以“四川人”的语言和方式来描绘“四川人”世界的作家，他的小说中刻画了大量带有典型的四川地域文化特征的人物形象。
1935—1937年，李劼人的几部被誉为“大河小说”的长篇小说陆续出版。其后不久，郭沫若曾撰文《中国左拉之待望》，高度评价了李劼人及其长篇系列小说，称赞他的小说是“四川大绸”，是“小说的近代史”，至少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称赞李劼人是“这样写实的大众文学家，用着大众语写着相当伟大的作品的作家”。但遗憾的是，李劼人这些作品发表以后，在文坛上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和反响，郭沫若也很为他不平，说他“却好像很受着一般的冷落”。
反倒是远离大陆文化中心的香港，海外的日本、法国等地，均有学者对他进行高度评价。如身居香港的曹聚仁上世纪50年代盛赞李劼人“五十万字的巨著《大波》，写辛亥革命时期的成都动态，这是扛鼎的大力作，无论取材、组织以及描写，都非茅盾的《子夜》所能企及；比之巴金的作品，那更高得多。”至于李劼人不被注目的原因，他认为是李劼人的小说为“有着政治成见的人所不快意的”，“若干政见很深的文艺批评家，不独不曾读李氏的小说，几乎连李劼人的姓氏也不甚了解呢”。香港的另一位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将李劼人与沈从文、巴金、茅盾、老舍等七人称为中长篇小说七大家，認为他的才华仅次于老舍与沈从文。1960年，日本汉学家竹内实就在日本《文学界》发表文章《埋没的作家》，高度赞扬了李劼人及其作品，同时也分析了李劼人被埋没的原因，一是他的代表作出版时恰是抗战爆发前后，“国防文学”论战正是十分激烈的时期，所以小说的题材不符合时代的潮流；一是当时的作家身在成都，孤立地从事着文学活动，远离当时文坛中心上海。在竹内实看来，李劼人被埋没就是因为生不逢时。
但是，战争也许并不是李劼人被冷落的原因。李劼人的经历与创作，与和他同时代的老舍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处，但二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却相去甚远。老舍曾在英国担任汉语教师，李劼人曾留学法国；老舍没有直接参与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甚至对“五四”运动也采取旁观的态度，但又始终身怀忧国忧民之心。李劼人在解放之前，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多次拒绝邀约出任政府官员，坚守着自己自由知识分子的情怀，他做教育、办实业、搞创作，始终秉持对贫弱者的关怀，坚守正义的立场。老舍熟悉北京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通过对北京市民生活的全景式刻画对中国转型期的文化作着冷静客观的审视；李劼人熟悉四川人民的世态人情，他擅长描写四川人民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对四川人民的习俗、道德和生活方式作了精确的刻画。老舍的小说从取材、人物性格、小说语言方面都具有浓郁的“京味”，他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语言，写出了“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李劼人的小说则运用四川人民颇具特色的方言，刻画出了清末民初四川人民务实又达观、真诚又坦率，坚强又隐忍，爱生活也懂生活、随遇而安等等性情特征，并将小说中虚构的世态人情与真实的历史人物事件交织书写在一起，纵横捭阖，生动精彩，深得四川人“摆龙门阵”的精髓，李劼人的作品有着浓浓的“四川风味”。
老舍作品的“京味”，经过熟悉北京文化的学者的反复解读，他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仅仅是北京的文化符号，也是中国的文化符号，为所有中国人所熟知。但李劼人作品的“川味”，外地人读不懂，读得懂的四川人却没有多少人去解读、分析、介绍，但至今研究仍不够充分，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们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这位现代文学史上成就卓著的四川作家。
参考文献
[1]李劼人全集[M].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
[2]李劼人研究学会，李劼人故居文管所.李劼人的文品和人品[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3]李劼人研究学会，成都市李劼人故居纪念馆.李劼人研究[M].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
李玉兰（1977—），女，民族：汉；籍贯：四川宜宾；学历：硕研；研究方向：中国文学。
在现代文学史上，川籍作家郭沫若、巴金、沙汀、艾芜等都比李劼人更具有影响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六大家“鲁郭茅巴老曹”，川籍作家就占据了两席。但他们与李劼人不同，李劼人可以称之为四川作家，而郭沫若等只能称之为川籍作家。川籍作家的一些作品即使描绘了四川的风土人情，如巴金的《家》《春》《秋》；即使用了四川方言描绘了部分四川风土人情，如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但他们却没有运用四川市井百姓的思维方式刻画出最具四川风味的风土人情。只有李劼人的小说，无论是小说中的风土人情，还是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还是那种关注现实、关注历史而唯独不关注理想的叙述方式，都深得四川人日常生活状态的精髓，尤其是四川人“摆龙门阵”思想的精髓。可以说，李劼人笔下的四川社会是最能体现四川人文特征的文化景观，尤其是以四川方言刻画四川人民日常生活，显示了李劼人对四川社会百科全书式的知识。
李劼人在观察表现四川的市井社会时，和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通常对现实社会作阶级剖析的方法不同。李劼人始终站在“四川人”的角度，以“四川人”的语言和方式来认识和描绘“四川人”的世界。他描绘“四川特定地域文化”背景中四川人的命运，通过对“四川地域文化”背景中四川人的生存和生活状态的描述，揭示四川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精神方面潜移默化的变迁，以及在这过程中“四川地域文化”对四川人人性的影响。李劼人笔下展开的四川市井生活图卷是具有独创性的，他的作品不但从语言和思想方面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世界，而且展示了在历史大变迁的时代四川人精神思想的变化。李劼人在创作中，没有选取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的社会阶级剖析的方式来反映四川人民生活，而是在四川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描绘“四川地域文化”背景中四川人的命运，通过对“四川地域文化”背景中四川人的生存和生活状态的描述，揭示四川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精神方面潜移默化的变迁，以及在这过程中“四川地域文化”对四川人性情的影响。李劼人站在“四川人”的角度，以“四川人”的语言和方式来描绘“四川人”世界的作家，他的小说中刻画了大量带有典型的四川地域文化特征的人物形象。
1935—1937年，李劼人的几部被誉为“大河小说”的长篇小说陆续出版。其后不久，郭沫若曾撰文《中国左拉之待望》，高度评价了李劼人及其长篇系列小说，称赞他的小说是“四川大绸”，是“小说的近代史”，至少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称赞李劼人是“这样写实的大众文学家，用着大众语写着相当伟大的作品的作家”。但遗憾的是，李劼人这些作品发表以后，在文坛上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和反响，郭沫若也很为他不平，说他“却好像很受着一般的冷落”。
反倒是远离大陆文化中心的香港，海外的日本、法国等地，均有学者对他进行高度评价。如身居香港的曹聚仁上世纪50年代盛赞李劼人“五十万字的巨著《大波》，写辛亥革命时期的成都动态，这是扛鼎的大力作，无论取材、组织以及描写，都非茅盾的《子夜》所能企及；比之巴金的作品，那更高得多。”至于李劼人不被注目的原因，他认为是李劼人的小说为“有着政治成见的人所不快意的”，“若干政见很深的文艺批评家，不独不曾读李氏的小说，几乎连李劼人的姓氏也不甚了解呢”。香港的另一位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将李劼人与沈从文、巴金、茅盾、老舍等七人称为中长篇小说七大家，認为他的才华仅次于老舍与沈从文。1960年，日本汉学家竹内实就在日本《文学界》发表文章《埋没的作家》，高度赞扬了李劼人及其作品，同时也分析了李劼人被埋没的原因，一是他的代表作出版时恰是抗战爆发前后，“国防文学”论战正是十分激烈的时期，所以小说的题材不符合时代的潮流；一是当时的作家身在成都，孤立地从事着文学活动，远离当时文坛中心上海。在竹内实看来，李劼人被埋没就是因为生不逢时。
但是，战争也许并不是李劼人被冷落的原因。李劼人的经历与创作，与和他同时代的老舍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处，但二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却相去甚远。老舍曾在英国担任汉语教师，李劼人曾留学法国；老舍没有直接参与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甚至对“五四”运动也采取旁观的态度，但又始终身怀忧国忧民之心。李劼人在解放之前，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多次拒绝邀约出任政府官员，坚守着自己自由知识分子的情怀，他做教育、办实业、搞创作，始终秉持对贫弱者的关怀，坚守正义的立场。老舍熟悉北京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通过对北京市民生活的全景式刻画对中国转型期的文化作着冷静客观的审视；李劼人熟悉四川人民的世态人情，他擅长描写四川人民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对四川人民的习俗、道德和生活方式作了精确的刻画。老舍的小说从取材、人物性格、小说语言方面都具有浓郁的“京味”，他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语言，写出了“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李劼人的小说则运用四川人民颇具特色的方言，刻画出了清末民初四川人民务实又达观、真诚又坦率，坚强又隐忍，爱生活也懂生活、随遇而安等等性情特征，并将小说中虚构的世态人情与真实的历史人物事件交织书写在一起，纵横捭阖，生动精彩，深得四川人“摆龙门阵”的精髓，李劼人的作品有着浓浓的“四川风味”。
老舍作品的“京味”，经过熟悉北京文化的学者的反复解读，他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仅仅是北京的文化符号，也是中国的文化符号，为所有中国人所熟知。但李劼人作品的“川味”，外地人读不懂，读得懂的四川人却没有多少人去解读、分析、介绍，但至今研究仍不够充分，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们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这位现代文学史上成就卓著的四川作家。
参考文献
[1]李劼人全集[M].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
[2]李劼人研究学会，李劼人故居文管所.李劼人的文品和人品[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3]李劼人研究学会，成都市李劼人故居纪念馆.李劼人研究[M].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
李玉兰（1977—），女，民族：汉；籍贯：四川宜宾；学历：硕研；研究方向：中国文学。